毛泽东与马克思《资本论》

毛泽东与马克思《资本论》

谭乃彰 转自：东方红网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在查阅和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重要课题。文章有三部分：一、毛泽东读《资本论》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也提供一些珍贵资料；二、毛泽东读《资本论》主要是研究唯物辩证法，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辩证法矛盾规律即基本规律及其理论体系，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三、毛泽东读《资本论》是为设计和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毛泽东读《资本论》的基本情况

毛泽东逝世后，国内外谣传他没读《资本论》。事实恰恰相反，从中央档案馆毛泽东藏书看，他是经常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经常阅读和研究《资本论》？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①]《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了毕生精力，整整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写作的一部划时代的主要科学著作。这部著作，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唯一的道路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曾为这一卷写过书评。他指出，“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②]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又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指出，“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④]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当时有的中央机关，比如马列学院就成立了学习《资本论》小组。

从中央档案馆毛泽东的藏书来看，现在保存下来的，有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三卷本，共两套。从批注尤其划杠来看，毛泽东通读三大卷，而重点是第一卷。第一卷是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揭示剩余价值的起源、本质和秘密，构成《资本论》的核心和基础，而它的结构也是严密的。马克思在世时，也修改过。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⑤]后来，恩格斯也说，《资本论》“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⑥]《资本论》第二卷，是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两卷，是未完成稿。马克思逝世后，是恩格斯整理出版的。

毛泽东与马克思《资本论》

从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藏书看，毛泽东不仅反复阅读郭大力、王亚南译的两套《资本论》；还读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九册），也用红蓝铅笔划杠、圈、点等符号；毛泽东还读过一九五四年英文版《资本论》。

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王学文在延安时他听张闻天说，毛泽东在阅读郭大力、王亚南译的三大卷《资本论》之前，读过郭沫若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王慎明（王思华）和侯外庐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玉枢、右铭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册，右铭、玉枢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下册。令人可惜的是，这些著作以及其它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在战争年代都遗失了。

从批注来看，毛泽东通读或者重点读《资本论》有四次：一九三八年，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三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据毛泽东的身边秘书说，毛泽东经常翻阅《资本论》查找某些理论观点或者某些要研究和论述的问题。这也是他的习惯。毛泽东他每次外出召集重要会议或调查研究，要带很多书籍，当然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重要著作，尤其少不了《资本论》。这个情况表明，毛泽东在外出时也非常重视读《资本论》。

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列宁一样，批注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毛泽东划的符号比较多，有圈、点、曲线、杠、双杠、三角等十几种类型。在一些书页的底部的注释中也划上符号。这些符号表示理论要点，思考问题，研究方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等。从有些书页上密密麻麻的，表示音节的逗号来看，毛泽东是在朗诵式地阅读，仿佛使人听到琅琅的读书声。

毛泽东读《资本论》，虽然批注不多，但含义深远。比如，他在《初版序》（1867年）上边批注：“距1847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21年。”如何理解这个批注中的“21年”呢？在此，毛泽东联想起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三版序言》一段论述：“我们这一世界观，它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始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期，以至‘资本论’出世，就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其影响于愈益广大各界。现在它已超出欧洲范围，在所有一方面有无产者，他方面有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那些国度里，它都引起了注意并获得了拥护。”[⑦]毛泽东批注中的21年，就是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的“经过二十余年的潜伏时期”。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共产党宣言》开始问世，到《资本论》出世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些语句下边划横杠符号。毛泽东的批注，不仅是他想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这段论述，也联想起恩格斯一八九○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这个《序言》说，《共产党宣言》“有它自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又说“响应者还是廖廖无几”。[⑧]这样看来，毛泽东的批注是联想起恩格斯的两段论述。这两段论述是说《共产党宣言》问世，热烈欢迎者“人数尚少”“廖廖无几”；21年后马克思《资本论》出世，这部伟大著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才迅速“愈益扩大”，“已远超出欧洲的范围”。与此同时，毛泽东写这个批注也联想起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部著作的一段论述：“现在，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的证明了的原理。”[⑨]毛泽东很重视逻辑学的科学假设，他在延安时说过，“假设之必要性”[⑩]毛泽东想起列宁这段论述，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假说；21年后，《资本论》问世，唯物主义历史观已被马克思论证为科学原理。因此，列宁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由一整块钢板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的怀抱。”[11]总之，从毛泽东读《资本论》这个批注来看，他对《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么熟知、非常深入和融合贯通。

毛泽东与马克思《资本论》

毛泽东读《资本论》是通读和重点相结合的。在通读之前，他认真和深入地阅读了马克思在世时写的《初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以及《法文版序言与跋》，因为这是《资本论》的纲要，划了比较多的符号，尤其是《第二版跋》。三大卷《资本论》，第一卷是毛泽东阅读的重点；而各大卷里，也有他阅读的重点，比如恩格斯说，《资本论》第三卷，“伟大”，“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只要书一出来，党内的庸人习气也会再次受到久久不会忘记的打击”。又说，“如雷鸣电闪”，“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12]这一卷“对地租的分析在理论上是极其完备”。[13]而毛泽东也是把这一部分作为重点来读，也划了些符号。

二、毛泽东读《资本论》主要是研究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读《资本论》，主要是研究其中的唯物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4]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5]在马克思逝世后，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恩格斯致信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说，马克思“早就想写《辩证法大纲》。”[16]但是非常遗憾，他的愿望终未实现。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17]列宁这段话是说，马克思没有留下哲学形式的辩证法大纲，而留下了《资本论》的经济学形式的辩证法的大纲。从列宁的《哲学笔记》来看，他是计划要写哲学形式的辩证法大纲的，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作了非常重要的研究。他指出，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8]又指出，辩证法的实质称为“辩证法的核心”。[19]但是，列宁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写作哲学形式的辩证法大纲的任务。

历史发展到毛泽东阶段，他在列宁研究的基础上联系丰富的革命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研究《资本论》的辩证法呢？从他读《资本论》在经济范畴上划些符号来看，他是通过马克思论述这些经济范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三大卷《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是比较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货币和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关系，等等。马克思说，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20]这些成双成对的经济范畴，都是辩证法矛盾规律的表现形式。可以说，矛盾规律是马克思《资本论》从开头到结束的主轴线。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他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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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1]就是说在研究工作中，马克思是从具体到抽象，在占有材料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辩证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而他的叙述方法是相反的，是从抽象到具体，把辩证分析的整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再现出来。说明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有助于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矛盾规律。

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而这一章，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尤其是价值形式这一部分，比较抽象，又不易理解。恩格斯建议马克思修改过。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说，“谁能辩证思维，谁就能理解它。”[22]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价值形式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它“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23]毛泽东在“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这个题目划横道符号。马克思指出，“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马克思在分析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矛盾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统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毛泽东在这段论述划横道符号。马克思这段文字是以经济范畴形式论述辩证法矛盾规律的两个方面：统一价值表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一方面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这方面是矛盾规律的同一（或统一）性；另一方面是同一价值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也就是对立（或斗争）性。同一（或统一）和对立（或斗争），构成矛盾规律的两个方面。

第二，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值形式在同一价值表现“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是以“20码布=1件上衣”这个等式为基础的。他指出，“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的表现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这段论述，是说在统一价值的表现中，相对价值形式起主动作用，而等价形式起被动作用。

第三，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值形式在同一价值表所起的主动作用和被动作用是互相转化的，这主要看一个商品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马克思指出，“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毛泽东在这段论述划横道符号。在商品市场大潮的交换中同一价值表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主动作用和被动作用，是根据它们所处的地位的变动而不断地变换和转化的；而为个转化，也是矛盾和斗争引起的。

以上三条，是马克思以经济范畴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论述辩证法矛盾规律的主要内容。矛盾规律，是《资本论》的主要方法。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矛盾论》，正是以马克思《资本论》这个主要方法为理论基础，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划时代地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历史任务。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经济学形式写的辩证法大纲；那么七十年后，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是以哲学形式写的辩证法大纲。因此，可以说《矛盾论》和《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的姊妹篇；而列宁的《哲学笔记》，则是这个发展史上的中介。

毛泽东在《矛盾论》开头就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4]他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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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六个方面论述了矛盾规律的主要内容。他说，“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了，我们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25]

毛泽东说，矛盾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26]那么，矛盾规律的要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27]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三十日，毛泽东在《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中指出，“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28]毛泽东这段论述极为重要，虽然文字不长，但是他对辩证法（两分法）的要点讲得提纲挈领，通俗易懂，为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辩证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明确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 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29]在〈矛盾论〉发表二十八年后，毛泽东这个批注进一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或基本规律；而质与量、否定与肯定、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以及联系、发展等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这些范畴，也只有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才能予以说明。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杭州讲话》又一次指出，“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他还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么写，不要写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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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八六七年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到一九六五年《杭州讲话》，毛泽东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规律。这个重大的结论，前后经历了九十八年时间，其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形成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简明扼要，结构严密。可以说，这个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不是凭空而来，是毛泽东在总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个辩证法理论体系表明，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主要标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我国陆续出版毛泽东著作以来，毛泽东的卓越理论和辉煌业绩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而在理论方面，尤其是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很快形成高潮，出版研究性著作也比较多。比如，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它对争取解放的全世界人民来说，是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思想武器。”[30]一九八六年，日本《人民新报》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的文章说，列宁的晚年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命题，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完成了；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涉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问题，则由毛泽东的《实践论》做了“精湛地”“解释和说明，从而发展了认识论”。[31]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指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在革命的德国共产党内成了教科书，这些著作是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著作”。[32]一九八四年，美国哲学家诺曼·莱文出版的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指出，“辩证法的漫长历程现在把我们带到了中国。”“毛泽东的成功结束了辩证法思想上一个将近两个世纪的时代。我们已经考察了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的唯心主义形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形式、恩格斯的作为物理学和哲学、以及列宁的重新黑格尔化的形式，现在我们来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席卷了从巴黎到北京及其以外的世界。不管人们如何描述这两个世纪的剧变，它的全球性以及它所带来的重大结构变化，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反帝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范例。本书不能忽略毛泽东，事实上，他告诉人们这场运动的必然结论。”“从巴黎到北京，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两世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辩证法既表现为哲学，又表现为政治——革命战略。”“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辩证法的政治——革命策略的提炼”。“为了理解辩证法，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没有结束辩证法自身的演进；他只是结束了辩证法的特殊阶段”；“虽然毛泽东对这个新的哲学和策略的启程又是有着重要贡献的”。[33]令人深思的是，一九九七年《辩证法内部对话》这部书在中国出版时，作者诺曼·莱文在《致中国读者》中说，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的产物。”[34]

如上所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35]历史表明，《资本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

三、毛泽东读《资本论》是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读《资本论》是结合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毛泽东从他带的《资本论》第三卷抄录了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最后结论中有关对资产阶级经济学重商主义的评论和批判部分。马克思指出，“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毛泽东把抄录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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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拟个题目：“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36]作为会议学习文件。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研究的是经济的表面现象，而不是经济的内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经济领域是商品流通领域。”[37]重商主义者根本不懂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他们是从商业资本家立场出发，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利润又是在流通领域中贱买贵卖发生的。他们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们把货币当着流通的目的，货币是人们从事活动的动机和目标。重商主义还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科学。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它是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开始的。马克思这段论述告诉人们，是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和分配，而不是相反。因此，研究解决交换（流通）和分配问题，必须从生产出发。毛泽东摘录和印发马克思这段论述，其目的是解决当时在经济工作存在的错误倾向问题。

毛泽东在读《资本论》的同时，他也非常关注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中的动向问题，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资本论》的灵魂。一九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涉及有关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争论问题的谈话中背诵《资本论》有名语句：“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个语句，在保存下来的郭大力、王亚南译的两套《资本论》毛泽东都划有符号。毛泽东就是利用马克思这个经典语句来论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他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选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38]

毛泽东是精通《资本论》的。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写过九篇重要文章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中一篇文章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马克思这些话，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中论述人和自然之间关系说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蜜蜂建筑蜂房和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9]毛泽东利用《资本论》中这个例子，在马克思论述的人类劳动改造大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40]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设计的“大图样，总图样”，就是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而“小图样，”“分图样”，是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以实现“大图样，总图样”。毛泽东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的目的，是在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实践要求和历史经验，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各种阶级关系，设计和制定中国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客观实际和自觉的能动性的统一，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而王明等老爷们“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须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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