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应该“去意识形态化”看中国变化

西方应该“去意识形态化”看中国变化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全世界传统媒体都面临着巨大危机，“纸媒已死”也逐渐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新媒体的兴起也对政治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但在西方媒体眼中，依旧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认为新媒体并不能动摇中国的“审查制度”。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有多深？作为新媒体以及与新媒体同时代兴起的新型智库，在化解误解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本文为8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上的主旨演讲，特此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

京校友会上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

非常感谢邀请。今天能来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终于实现了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因为十多年前，我曾申请LSE，但失败了。所以首先向大家致敬，为能在那么优秀的大学里曾生活和学习过。

从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亲历说起

几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总编辑巴伯到人大重阳。那天上午，他刚采访完李克强总理。在重阳，他问到：作为新型智库，你们能影响中国决策层吗？我说，当然，我们很努力地在提升决策影响力。

整个下午，英国最有权力的媒体人与中国一家新型智库负责人，聊得非常愉快。我很坦率地批评：“过去36年，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当历史学家翻阅资料时，会发现你们对中国的巨大进步几乎没有记录，难道不为此觉得羞愧吗？”

巴伯回答说：“不！不！我们FT不是这样的。” 结果三个星期后，FT今年唯一一次报道中国智库产业，把我所在的研究机构歪曲成了一家民族主义的、房地产商资助的中国新型智库。我真想往英国发一份

律师函，现在看来，没必要了。因为它已卖给日本人了。

结合我自己将近10年的媒体人经历，以及与《金融时报》的接触和它的现状，我再确认了几个关于媒体的新观点，权当是对本次演讲的开场假设：

第一，全球纸媒面临着巨大危机，互联网冲击是纸媒危机的重要原因。

过去10年，报纸广告在全球广告支出比重已从30%降至15%，杂志广告比重从13%降至7.3%。在中国，2014年已经有超过30家纸媒停刊或者破产，报纸和杂志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陷入困境。《纽约时报》已经确定从2016年起不再出纸版。“媒体”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崛起导致传统媒体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媒体人“无冕之王”的无形皇冠已被摘除。

第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传播变革，也增加了媒体作用的消极性。

媒体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演变成民主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人们在享受信息更自由、更高效、更快捷的同时，谣言、谎言、互联网犯罪、隐私漏洞、洗钱、恶搞、“手机低头族”，也在改变、冲击甚至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更糟的是，互联

网正在政治化，个体力量的膨胀，促成了民众的快速集聚，很容易反抗现有社会秩序。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背后都是互联网的力量。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同样受到冲击。 中国要完成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化使命，让民众享受信息平等和自由，但中国又必须规避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冲击，避免“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事件。

由此看，我们谈论“媒体、智库与政治民主化”的议题时，实际上面临着两难（dilemma）。要承认媒体权力本身对政治运行的制衡作用，即新闻理论中的“第四权”，但媒体本身也需要“被制衡”。谁来治理新媒体，怎么治理，这是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中国媒体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通常只被集中在前者。很多人认为，中国媒体权力受到抑制，中国有宣传部，还是“审查”制度，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制度没区别。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错误，恐怕也是偏见，或者，至少对中国复杂性的不了解。

2008年，温哥华华人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

“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中国变化

几年前，我曾问鲍勃·伍德沃德——就是当年报道“水门事件”的那位著名《华盛顿邮报》记者：“Bob，白宫会不会给你打电话？”已经60多岁的Bob立刻回答：“不！从不！”然后，几秒钟后，他悄悄说，“但是他们会给我老板打电话。”我也曾问过奥朗德总统，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应付媒体。

可能在座各位会说，那叫“政治化妆”（Spin），与中国媒体“审查”不同。

好吧，同样是人群抗议，在西方叫“骚乱”，在其他国家则叫“革命”；同样是非法暴力，在美国叫“恐怖主义”，在中国叫“无声反抗”，还能更双重标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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