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下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下）

陆铭 高虹 佐藤宏

? 2012-12-12 14:47: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同时，我们在回归中控制有关城市特征的变量，以捕捉劳动力需求因素和劳动力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从需求角度看，部分城市可能会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吸引更多劳动者的流入，并且由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户籍制度，流入更多的可能是高技能劳动者，而非低技能劳动者。另外，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由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增加城市的资本积累。因此，一个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往往和城市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资本积累本身也部分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在表3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城市1996-2000年间平均的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同年间平均GDP的比值，以及城市1996-2000年间平均物质资本投资总额占同年间平均GDP的比重。之所以选择多年的平均值，主要是因为投资在不同年份间波动很大，用平均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量的波动。回归中使用的CHIP样本搜集于2002年和2007年，用2000年之前的数据可以部分减少逆向因果关系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而1996年以前的数据由于缺失样本过多而被舍弃，并且我们认为，更近年份的投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固定资本投资的系数却显著为负。这说明，与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其他GDP构成（如消费和净出口）的城市相比，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内投资的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更低。已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往往给予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更多的激励，因此，更高的

国内投资／GDP比重往往缺乏就业创造能力，甚至是不利于就业的。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城市1996-2000年间的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平均值及其平方项，以考察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发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呈U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三产的比重通常是逐步提高的。在早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并不利于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体仍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吸收就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但随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会不断提高。一方面，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高技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因此吸收了大量高技能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并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如高技能劳动力对餐饮、保姆等服务具有更高的消费需求，由此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城市的就业概率。通过计算U型曲线的拐点我们得知，在分别用城市总人口和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方程中，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拐点分别为1.2l和1.23。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产业中，第三产业的产值高于54.8%-55.1%以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才会提高就业概率。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大约有18.82%-23.86%的回归样本处于拐点的右边。因此，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更有利于就业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预期，未来中国的就业创造将越来越依赖于第三产业。

除了需求因素以外，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等作为同时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也被纳入回归分析中。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干预对就业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另一方面，政府投资

挤出了私人投资，降低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这些因素都是不利于就业的。此外，相对更高的政府财政支出可能通过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水平，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政府财政干预也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因素。类似地，更好的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方便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同时也可被看作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省会城市也没有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概率。

五、模型的拓展：规模对就业效应的异质性

之前的IV Probit结果是将不同受教育年数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得到的是城市规模对所有劳动者就业影响的一个平均效应，并没有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人加以区分。然而，不同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中所获的收益可能并不相同。在这一节，我们将全部劳动力人口按照个人受教育年数，分为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在9年到12年之间以及大于12年三组，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影响的异质性。在所有的回归中，我们均控制了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特征。为节省空间，我们仅报告了城市总人口数量的对数和城市大学生数量的对数对就业的影响。表4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效应异质性的Probit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以城市总人口数量还是城市大学毕业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的最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大都会显著提高其就业概率。然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来说，城市总人口规模对其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城市大学生数量对劳动者个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却接近于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技能劳动者更多地从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中获得好处。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观测的供给因素的影

响，特别是高技能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了城市规模系数向下的偏误，因此在Probit回归中，城市规模对较高技能劳动者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控制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观测的需求和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同样用1953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作为2000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在表5中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异质性的IV Probit估计。表中报告的是用Newey's两阶段方法计算的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偏效应，而其显著性

水平是根据IV Probit极大似然估计下的经过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差所得。

我们发现，最高技能水平和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显著获得了好处，但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得益最多。平均来说，城市人口规模或城市大学生规模每增加1%，会使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的劳动者就业概率提高0.07-0.08个百分点。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来说，这一效应是0.03-0.04个百分点。而对于中等技能水平即受教育年数处于9-12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就业的影。向并不显著。

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受益程度不同，这主要与城市的职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有关。最低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主要集中于餐饮、保姆等低技能的服务业，而城市规模的扩大，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会增加城市对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我们将所有就业人口按照其所属的行业分为制造业、低技能服务业和高技能服务业三类，分别计算三组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我们发现，低技能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最低，为10.82年，低于制造业的11.00年以及高技能服务业的13.07年。因此，低技能服务业吸收了最多比例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更高的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获益。中等技能的劳动者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就业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选择进入规模较大的城市，从集聚中获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和运输成本下降的好处。地方政府也会出于税收、就业等因素的考虑，鼓励制造业企业进入城市，使得城市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但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出于保护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的考虑，服务业的比重将提高，尤其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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