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日本经济 - 图文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二战后初期重建和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之后，于八十年代末期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创下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

一、日本经济持续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1991、1995和1996三个财政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2.5%以上外，其他财政年度都在2%以下，1998年出现了1.1%的负增长。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调整，日本经济的多数经济指数都呈现衰退迹象。据日本总理府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了1.2%，以后又连续两个季度比上季分别下降0.5%和1.1%，这种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表明目前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状态。

（二）通货紧缩特征明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就曾开始表现出一些通货紧缩现象，进入新世纪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有资料显示，1999年和2000年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5%和0.6%，2001年头9个月，该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这种物价连续两年以上持续下降的状况，不仅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战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实属罕见。日本政府从去年起不得不公开承认：“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

（三）民间内需严重不足

过去10年中，占其GDP近6成以上的民间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据日本总

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除1995年上升0.1%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1997年跌幅达到2.1%。2001年除4-6月略有上升外，1、3两个季度也均为负增长。

（四）财政负担空前沉重

截止2001年度财政预算计，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内债务已达到666万亿日元，约为日本GDP的130%以上，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为此日本前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曾惊呼日本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五）不良债权久拖不决

自1992年起，日本银行虽然已经处理了一些不良债权，但因经济持续不振、破产企业增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仍有增无减。到2001年9月，仅按银行法确定为“风险管理债权”的不良债权，就从1996年的28.5万亿日元增至达31.8万亿日元，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不良债权，数目更多。据日本兴业银行估计，经济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就得新增加5.6万亿不良债权。

（六）失业人口屡创新高

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从2.1%上升到4.7%；失业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4万增加到1999年的317万；2001年年平均失业率也在5%上下，今年2月日本完全失业率又创新高，达到5.3%的历史高位。如果加上日本特有的“隐形”失业，目前日本失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二、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

（一）“泡沫经济”的“负面遗产”大伤日本经济的内需“元气”

1985年，美国为“敲打日本”，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共同签署推动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上升。日本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财富以

几何级数急剧膨胀，到八十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国民对余暇需求将迅速增强，于是在1987年出台了“休养地法”和第四次“综合开发计划”。政府这一诱导性决策，诱导民间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引发“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时代，由于地价与股票价格相互促进，企业“抵押能力”急剧膨胀。这一“虚拟循环”带来的“泡沫”繁荣于1989年到达顶峰而破灭。“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直接恶果是：股市急剧暴跌和不动产大幅萎缩，企业、个人资产总额严重缩水。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从八十年代末期的38915.87直线下挫，到2001年9月10日东京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0195.69点的最低记录。东京证券市场一部市值从过去峰值的606万亿日元下降到目前的296万亿日元，10年间东京股市大约损失市值达300万亿日元以上。日本地价也从1992年以后持续下降，到2001年初，日本平均地价比上年下落4.9%，其中商业用地比上年下降7.5%，仅为1999年9月的18%；居住用地比上年下降4.2%，目前价格已与峰值时期相比下降了约70%，蒸发掉的资产总值约为800万亿日元以上，相当于目前日本实际GDP的1.6倍。在资产全面缩水的背景下，企业负债恶性膨胀，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加之实体经济因经济扩张时期进行超常规模的设备投资而严重过剩，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供给严重过剩，需求空前萎缩的萧条状态。

（二）政府经济政策失误扼杀了阶段性景气复苏

“泡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经济决策部门不能准确地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并及时拿出正确的经济对策，也是日本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迷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在1992年10月至2000年12月期间，政府急于刺激内需共追加补充预算11次，金额达130兆日元。按凯恩斯学说，当经济收缩时，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刺激经济迅速上升，但在日本经济没有找到真正“病根”的情况下，套用西方经济的传统方法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给日本财政累计了巨额财政赤字。其次是轻视了资产缩水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泡沫经济初期，政府对资产价格的严重缩水视为经济周期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没有及时拿出应有的经济对策，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恶性膨胀。直到1995年上半年，在日本经济仍然不见回升的情况下，政府仍然认为“泡沫经济”崩溃的负面影响在1993年基本结束，造成当时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日元升值和阪神大地震，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三，1996年由于阪神地震带来的内需扩大，景气状况明显有所

回升，但当时执政的桥本政权没有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刺激景气继续扩大，而是在处理好景气回升与改革的关系时出现严重失误，将3%的消费税提高到5%，这样给来之不易的民间需求泼上一盆“冷水”。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萧条。第四，1998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和物价下跌并存的状况，但日本政府否认日本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日本从2000年9月始，物价全面下跌，其他各项景气指数也纷纷下滑，“通货紧缩”逐渐成为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

（三）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高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缺乏对经济增长的后续拉动力。战后日本通过大量引进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来实现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一技术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重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现实应用，而轻基础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效应，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技术模式恰好相反，美国是将基础科学、高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放在首位，在科研开发方面投入的经费比例远远超过日本，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高新产业创造“新经济奇迹”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日本金融手段不利于高新产业的发展。战后日本一直实行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政策，直接金融不够发达，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必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很难及时筹到开展事业所需的资金。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也意识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称之为“金融大爆炸”的金融改革，并开始由间接金融为主向直接金融为主的方向过渡，但由于“泡沫经济”后遗症在日本影响深重，个人投资家对金融市场的恐惧很难在短期解决，加上保护投资者机制尚不健全，所以日本金融市场的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三是日本保守的流通体制和行业的高度垄断经营，使其流通体制盘根错节，中间商层次过多，不仅增加了产品的销集成本，也加大了新产品的推广难度。特别是少数垄断性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以及执政党对其提供的利益保护，人为地提高行业进入成本，抑制正当竞争，严重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运用。这是日本新兴行业发展迟缓的制度性根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及美国新经济的大发展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技术模式对经济起飞中的国家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后工业化的期，这一模式已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四）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战后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曾作为“赶超型”经济的成功典范，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终结，中国及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日本没有及时按照这一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仍然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这样在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步加速的背景下，传统经济体制逐步开始演变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这是日本经济深陷入困境、长期不能自拔的深层原因。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限过大，具体表现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对低效部门进行政策性保护，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原则，导致企业缺乏开拓和创新精神，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在这一体制下，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特有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间互相持股等制度，这一制度尽管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化和密切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但终身雇佣制最大的弊端是阻碍人才流动，制约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年功序列制的最大弊端是全体员工在没有突出贡献的状况下同样按工龄加薪，其结果是企业丧失开拓创新精神；企业间相互持股虽然有效地阻止了外资收购日本企业，但却人为地抬高了股份，使日本的市场经济扭曲成大财阀垄断的畸形市场经济，大股东不注重投资回报，而只是一味地追求相互之间发展业务关系，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金融领域，由于资金融通受制于政府，政府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资金进入银行等金融系统，然后再按政府的意志支持特定产业。结果作为经济运行血液的金融机构完全处在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形成日本银行所特有的“保护船制度”，易造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状况，最终导致银行坏帐日益严重。

三、短期看，美国经济转暖和世界IT市场的动向将从外部对日本经济带来有利刺激，但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存在种种障碍，而排除这些障碍并非易事，所以，今后2至3年，日本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一）“新经济”重新进入上升周期尚需时日

从日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看，美国经济恢复和世界IT市场能否走强是日本经济能否

尽早恢复的重要因素。目前日本政府已将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产业作为今后5年拉动经济的主导产业，日本国内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潜力，但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毕竟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历史上任何技术革命、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IT技术也一样，尽管它的发展和普及的速度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但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目前，“新经济”对传统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才刚刚开始。这个融合的过程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另从目前世界IT市场供求状况看，仍然处于阶段性饱和态势。有统计表明，去年世界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出现首次下降；移动电话也没有因为因特网的发展而兴起大面积更新换代的热潮。由于电脑和移动电话行业停滞不前，半导体芯片的需求也在下降。据美国某权威机构预测，信息产业至少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能停止衰退，2003年会加快复苏势头，但若要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可能要到2004年以后。由此可见，外部力量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短期和有限的。

（二）消除通货紧缩，启动内需面临重重困难

历史经验证明，通货紧缩往往要经过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为稳定物价，刺激经济发展，日本政府从2001年以来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预算，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遗产税、赠与税的税率，废除股票交易中的双重课税制度，旨在促进个人投资。二是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下调中央银行利率，诱导利率接近零，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以“通胀”治“通缩”的金融政策；允许上市公司收购自身股票，以支持股份，稳定金融市场等。三是加速处理不良债权。2001年以来，日本内阁均把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中心环节加以推进，小泉内阁还确定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具体时间表。尽管如此，从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以上对策都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国家长期债务重负已使政府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很小，并且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由于金融市场的利率已接近零，再无下调空间，加上“惜贷”问题依然存在，将使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放松银根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同时，东京股市长期徘徊于11000-12000点的低位，目前还看不出向上迹象，在此情况下，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其刺激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效果无疑是有限的。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毕竟是一剂苦口良药，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企业增加，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其结果还将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促使新的不良债权的产生，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上述恶性循环。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良债权的产生与日

本传统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将大大增加不良债权处理的难度。

（三）“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日本经济的深层“病根”在于日本自身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的结构改革，日本经济就难以从根本上获得新生。但结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立体化工程，改革方案的全面启动和付诸实施将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首先，日本现有经济体制是颇具“钢性”的政治经济混合体，政经两界均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但是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也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改革现有经济体制等于向既得利益阶层开刀，这一“解体性手术”既是改革的本质所在，也是改革的重大难题。桥本执政期间曾以“六大改革”著称，但尚未全部实施便被推翻而流产；小渊也曾提出“景气优先”执政路线，也基本上是无果而终。目前正在进行的小泉号称为“无圣域的改革”，其主张主要是要清除银行系统坏账，缩减政府赤字，解除经济管制，并没有在改革的本质问题上拿出高见。为此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日本进行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日本社会中的深层问题。其次就是要解决这些非本质问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进展。财政风险因不断还本付息的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巨额不良债权还在不断产生；过剩生产能力更难以在短期消化。因此有专家预言解决日本实体经济中投资、人员及债务“三大过剩”问题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再次，改革与景气恢复形成强烈矛盾。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振兴10年低迷的日本经济，但结构性改革将直接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失业人口，无法避免地引发“社会阵痛”。这种将以牺牲景气恢复为代价的改革在日本上不并未得到完全认同，日本国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未达成共识。因此如何处理好结构改革与恢复经济的关系，如何让在野党和民众从较为长远的眼光理解和消化改革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阵痛”，将是小泉内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第四，从一个较长远的时期看，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还涉及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民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等结构性问题，这些课题的解决都说明日本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之，日本经济不仅要解决扩大内需、处理不良资产、再建国家财政等各种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这一过程无疑是长期和艰难的。

【参考文献】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刊，2002年3月刊。 2002年3月8日日本总理府网页http://www.esri.cao.go.jp。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日本财务省2001年2月发表的《中期展望报告》。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日本国土资源厅2001年3月公布。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1]

2003-4-30 王洛林 余永定 李薇

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经济陷于停滞的10年。在80年代，生气勃勃的日本经济是世界各国羡慕的对象，并引起美国的恐惧。曾几何时，日本经济却一蹶不振，丧失了整整的10年。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则重振旗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日美经济表现的鲜明对照，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认真研究90年代日美经济发展的轨迹，重新认识所谓“日本模式”及其经验教训。

一、日本经济的衰退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75%，通货膨胀率为0.57%。自1997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经济更是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在1999年初一度接近

5%(4.9%)，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2000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虽然实现了2.4%的正增长，使1999财年(截至2000年3月底)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0.5%(见图1和表1)。但是至今人们对日本经济是否真正走出停滞的阴影仍疑虑重重。为了分析日本9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对其GDP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状况进行考察(见表2)。

图1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说明:图中数据是自然年数据。若按财年计，1998和1999财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9%和0.5%。所用物价上涨率指标是GDP缩减指数。 资料来源:EAEP，Vol.11，February 2000. 表１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项目 GDP增长5.1 3.8 1 0.3 0.6 1.5 5.0 1.6 －2.5 0.2 率 2.31 2.67 1.74 0.61 0.17 －0.64 －1.44 0.27 0.33 －0.3 物价上涨2.11 2.09 2.16 2.49 2.89 3.14 3.35 3.39 4.11 4.75 率 失业率 说明:表中数据是自然年数据。若按财年计，1998和1999财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9%和0.5%。所用物价上涨率指标是GDP缩减指数。 资料来源:EAEP，Vol.11，February 2000；日本银行国际部2000年12月22日，http://jin.jcic.or.jp. 表２ 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状况 (%) 年份 项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居民消费 住宅投资 设备投资 库存投资 政府支出 净出口 说明:1998、1999年为财政年度数字，其余为自然年数字。1998和1999财年政府支出增长数字为公共消费开支增长速度数字。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计算》(1998、2000年)。 从表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呈明显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4.4%降到1998年的0.6%，直到1999年才出现恢复势头。居民支出的下降同泡沫经济的破灭有关。泡沫经济破灭后，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下降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巨大消极影响。从1994年开始，日本的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开始缓慢回升，并在1996年达到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最高值。但是，日本政府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经济已走出低谷。1997年日本政府提出不合时宜的重整财政政策，对消费者开征消费税，导致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锐减。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之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信心下降，进一步造成消费支出的下降。此外，长期以来议而不决的各种经济改革(就业制度、退休制度等)产生的不确定性也是导致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住宅投资的增长速度由1990年的4.8%降到1997年的-15.7%，直至1999年才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迹象。与消费需求不同的是，住宅投资需求变化的波动性比居民消费需求要明显得多(见表2)。[2] 20世纪90年代日本私人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更为明显。造成投资支出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①“泡沫经济”破灭后造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债权。为了避免不良债权的进一步增加，同时也为了满足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金融机构减少了给企业的贷款。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企业只好压缩投资。②“泡沫经济”破灭后股市暴跌，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也日益困难。③90年代以来，日本公司投资效益下降的趋势日益明显，资本—产出率(实际资本同实际GDP之比)不断上升，[3]利润率不断下降。实际借贷成本由于物价水平的下降等原因而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亏损、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企业主动减少投资支出。[4] 4.4 2.5 2.1 1.2 2.4 1.9 2.1 2.9 1.1 0.6 1.2 5.6 4.8 -8.5 -6.5 10.9 8.5 -6.5 13.9 -15.7 -10.9 5.2 9.5 6.3 -5.6 -10.2 -5.3 4.3 -9.5 -2.5 3.2 -107.9 260.5 1.4 0.7 -27.0 56.8 -58.1 -37.3 -128.5 -369.8 28.9 3.2 2.8 7.5 8.4 3.1 1.8 4.3 -5.6 -5.5 123.2 39.5 8.4 -12.5 -38.6 -71.0 404.2 13.6 -6.0

20世纪90年代日本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出口增长速度，但进口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一般而言，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进口增长速度较慢或为负，反之则相反。因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往往与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变化。在199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了71%。1997年当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时，净出口增长速度又猛升至404%。90年代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也对日本的贸易状况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日本政府并未把日元汇率的变动作为影响日本外贸状况的手段。

在日本GDP中，消费所占比重最高，然后依次是设备投资、政府支出、[5]住宅投资、净出口和库存投资。以1995年为例，日本的消费、政府支出、设备投资、住宅投资、净出口和库存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9.4%、18%、16%、54%、1%和0.2%。在以后的各年中，日本总需求构成也并未发生很大变化。由于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远高于其他成分，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因而，GDP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相对稳定，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总需求成分。

在正常情况下，设备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对GDP增长速度的影响应仅次于消费增长速度变化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而且非常不稳定，是造成GDP增长速度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在90年代，有5年设备投资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见图2和表3)。

政府支出是设备投资需求之后的第三大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支一再被用来弥补其他需求部分的不足，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5年超过了设备投资的贡献。除在1997年，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见图2和表3)。

由于净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小(1%～2%)，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有很大变化才能对GDP的增长速度产生较大影响。一般而言，净出口的变动对日本GDP变动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1997和1998年，净出口的增长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见图2和表2)。

图2 日本总需求中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项献

说明:1997年以前数字为自然年数字，1998和1999年为财政年度数字。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1998和2000年。

表３ 1990年以来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及其 各个构成部分对增长的贡献 (％) 年份 项目 GDP 居民消费 住宅投资 设备投资 库存投资 政府支出 净出口 说明:1997年以前数字为自然年数字，1998和1999年为财政年度数字；此表中1996及1997年数字与表1不一致，原文资料如此。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计算》(1998、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泡沫经济破灭到1997年前半年是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尽管泡沫破灭后的种种后遗症使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日本人对于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仍缺乏充分认识，对于推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改革措施缺乏必要的决心。自1997年第四季度起，日本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似乎这时日本人才认识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1997年日本政府执行所谓“财政重建政策”，不良债权拖而不决造成国内金融危机的加深，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自1997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1998财年日本GDP比上财年下降1.9%。在这个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赢利状况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表现得极为突出。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物价下降，实际利率上升。风险的增加则使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在私人部门负债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因资金短缺和融资成本上升而破产的数量大大增加。[6]对于那些仍然还在挣扎的企业来说，物价的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5．1 3.8 1．0 0．3 0．6 1．5 3．9 0．8 －1．9 0．5 2．6 1．6 1．2 0．7 1．1 1．2 1．7 0．6 0．4 0．7 0．3 －0．5 －0．3 0．1 0．4 －0．3 0.7 －0．8 －0．5 0．2 2．0 1．2 －1．1 －1．9 －0．9 0．8 1．5 0．7 －1．7 －0．4 －0．2 0．3 －0．5 －0．1 －0．3 0．2 0．0 0．0 －0．6 0．1 0．5 0．4 1．2 1．4 0．6 0．3 0．8 －1．0 0．2 0 －0．0 0．9 0．6 0．2 －0．3 －0．8 －0．8 1．3 0．3 －0．2 下降则导致公司利润率[7]的下降，而后者又导致企业对GDP增长预期的恶化。[8]1998年9月份日本大藏省的数字显示，1998年第二季度，公司利润下降34%，大中型公司对前景的信心下跌到历史最低水平(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在1998财年的前6个月中，日本公司破产的债务高达7.93万亿日元，比前一个时期增长33.8%，[9]大公司的倒闭使就业环境恶化。1998年，劳动力市场需求疲软，对于每100个求职者只有61个空缺(1998年1月)。就业状况的恶化和工资增长缓慢增加了消费者对职业的不安定感，消费者信心自1997年第四季度以来显著恶化。因而，居民进一步提高了储蓄偏好，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在1998财年仅达到0.4%。由于消费者信心恶化和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居民的住房投资明显减少。住房开工数量在1997年第二季度后逐月下降，在1998年初更是下降16.3%。[10]与此同时，预期增长率的下降则导致企业投资的下降。而银行的惜贷使投资前景尚好的企业不得不压缩投资。由于不良债权的拖累，日本的信贷紧缩继续发展。在1998年前三个季度日本各银行的贷款逐月下降。[11]1998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支出比上年同期下降11%。1998年全年固定资产支出(设备投资)则比上年下降1.7%。在整个1998年，政府开支的增长对经济免于遭受更为严重的衰退起到关键作用。

在经过从1997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之后，在1999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开始恢复正增长。在1999年第一季度，日本的实际GDP增长按年率计，达到7.9%。[12]在1999财年结束之时，日本的大公司大多扭亏为盈。由于经济增长前景好转，自由资金流量(Free cash flow)增加，企业设备投资开始增加。在1999年，尽管日本GDP各季度增长速度波动较大，但毕竟实现了正增长。2000年10月3日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终于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已实现复苏。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3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经济又陷入战后最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

二、日本的货币政策及政策工具

在日本，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概念是M2+CD；[13]基础货币则由现金(Cash money)和存款银行存放在日本银行的准备金(Deposit money)两个部分构成。

日本银行几乎同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都有交易关系。日本银行为客户开立了经常账户。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些账户进行结算和彼此的金融交易。金融机构同日本银行之间的所有交易都是通过这些账户进行的。存款银行在日本银行的这些账户上的存款余额即为准备金或称准备存款(Reserve deposits)。准备存款没有利息，故存款银行一般只在日本银行存放法定准备率所要求的最低限量存款。

日本银行还从事票据[14]再贴现和对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15]的业务。日本银行能够同金融机构进行票据(Bills)和证券(Securities)的买卖。票据买卖主要是指买卖金融机构所持的票据和出售日本银行发行的票据。证券买卖主要是指日本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政府债券的买卖。

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存入政府在日本银行的经常账户。而政府的所有支出都是通过开具政府支票从这个账户支取的。日本银行作为政府的代理，还负责政府债券的发行、付息、赎回和登记等事宜。日本银行不得承销(Underwrite)一年以上的政府债券，也不得向政府提供一年以上的贷款。日本银行可以承销用于政府短期现金管理的政府短期证券(FBs)，但不得承

销政府短期贴现国债(TBs)。[16]

在日本银行的资产中，最大项目是政府债券，其次是购入的票据，再次是贷款。政府债券往往占总资产的3/5以上。在其负债中，最大项目是银行券，其次是金融机构存款。后者的数额约为前者的1/10。

日本货币政策的法定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把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惟一最终目标(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日本银行并未这样做，而是坚持综合考虑各种经济指标，然后由日本银行董事会的成员通过投票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动(如是否提高隔夜拆借利息率等)。[17]在确定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币值稳定、低通货膨胀率或低失业率等)之后，货币当局还需在两种中间目标(最终目标无法直接控制，中间目标可以“直接”控制)中进行选择:利息率目标或货币供应量目标。[18]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货币当局一般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90年代许多货币当局则以利息率水平为中间目标。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利息率。日本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不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控制准备金来控制货币供应，而是通过参与货币市场[19]的各种交易活动影响货币市场的利息率与流动性，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并最终影响公众的经济活动。

长期以来，公定贴现率政策是日本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公定贴现率是日本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为商业票据再贴现收取的利息率。[20]公定贴现率的变动具有所谓“成本效应”。由于从日本银行所获贷款的成本变化，货币市场上的各种资金供求关系都将发生变化，并进而导致各种短期利息率的变化。例如，隔夜拆借利息率(Overnight call rate)和三月期CD利息率这两种最重要的短期利息率一般都随公定贴现率的变动而变动。[21]改变公定贴现率将影响整个货币市场的利息率水平和结构，并进而影响经济的活动水平。公定贴现率还有所谓“宣布效应”。由于公定贴现率是政府货币政策变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公众将根据公定贴现率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在实现金融自由化之后，货币市场利息率更多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但公定贴现率仍对货币市场利息率发生影响。有时公定贴现率也随市场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认可市场利息率的变动(Tachi，1993)。此外，公定贴现率的变动还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经济活动。

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公定贴现率变动对货币市场利息率结构从而对日本实质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其变动主要是发挥“信号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越来越放在无担保银行间隔夜拆借利息率上面。同公定贴现率不同，隔夜拆借利息率不能由日本银行完全直接控制。同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相似，日本银行主要通过改变同业拆借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间接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影响同业拆借市场流动性需求的重要原因是日本银行规定的准备金要求。确定商业银行准备金是否满足日本银行的规定要求有一套计算方法。但无论如何，到每个月的月底，商业银行必须使日本银行认可它们确实已满足规定的准备金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它们就要受到日本银行的处罚，并使自己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当商业银行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满足日本银行规定的准备金要求时，它们就要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资金以满足准备金要求。而日本银行可以通过在同业拆借市场上购进各种债券和商业票据为同业拆借市场提供流动性(与此相对应，商业银行通过出售所持有的债券和票据从日本银行获得流动性)，从而影响同业拆借市场上流动性的供给。而流动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对比关系便决定了同业拆借市场上隔夜拆借利息率的高低。

公开市场操作是一般发达国家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传统上，公开市场操作的目标是改变货币供应量，而不是改变利息率(但利息率会受到影响)。从理论上说，日本银行可以通过改变基础货币量来改变货币供应量。从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基础货币量(即现金+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对政府所提供信贷(主要是所持政府债券)+所持外国资产+对存款银行提供信贷+所持其他净资产-政府在日本银行的存款等。从资产运用角度看，日本银行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所持政府债券和外汇储备[22]的数量改变基础货币量。基础货币量的变动则可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影响货币供应量。

日本银行公开市场操作(Takewaki，1991)[23]的直接目标是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由于准备金的变化，金融机构不但要相应调整在借贷市场上的借贷行为，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还必须相应调整在同业拆借市场的借贷行为，从而导致同业市场上各种利息率的变化。

由于债券市场相对不发达，日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市场操作。1981年日本银行开始在公开市场出售短期政府证券(FBs)以吸收过量的流动性。80年代末，日本银行又实验在公开市场上以回购方式买卖CP，以加强对短期市场利息率的控制并通过对金融机构准备金的调节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在日本，作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的金融工具还有政府短期贴现债券和长期国债等。在日本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政府债券交易主要是通过谈判进行的，因而公开市场操作也叫“债券操作”(Bond operations)。 准备率也是日本银行可以运用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最高准备率曾从10%上升到20%。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准备率的变动是比较频繁的，不同类型存款有不同准备率。90年代初最高的存款准备率已降到2.5%(Takewaki，1991)。

为了摆脱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不景气，并使商业银行保持较高的贷—存利差以增强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日本银行从1991年7月起开始降低公定贴现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见表4)。在降低公定贴现率的同时，日本银行也在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传统货币政策手段。但是，日本政府发现越来越难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的方法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换言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来越具有内生性。基础货币的增加往往伴随货币乘数的下降。例如，1995～1997年日本基础货币的年均增长速度从1992～1994年间的1.5%上升到7.9%。但在此期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2%。[24]又如，1997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最近的增长速度(即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按年率计超过50%。[25]然而，1998年2月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量同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0.6%；3月份又下降1.6%。由于占日本贷款30%的日本城市银行力图压缩资产而不愿发放新贷款，1998年3月贷款量比1997年同期下降14.4%。[26]

由于公定贴 现率对货币市场利息率变动的影响力日趋减弱，货币乘数的急剧降低，日本银行把货币政策的主要中间目标转向无担保银行间隔夜拆借利息率。1998年9月9日日本银行将隔夜拆借利息率的目标水平由接近公定贴现率的水平(0.5%)降至0.25%的超低水平。此后，在1999年3月3日，日本银行将隔夜拆借利息率进一步降至0.03%。在扣除货币经纪商佣金后，利息率实际为零。日本经济进入所谓零利息率时期。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主要通过买进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券(JGBs)，[27]其次是买进商业票据

(Commercial bills和CPSs)向同业拆借市场注入资金，使同业拆借市场上流动性的供给大于需求，从而保证了零利息率的实现。直到2000年8月，日本银行将隔夜拆借利息率上调到

0.25%，零利息率时期才告结束。

在降低利息率的同时，日本银行仍试图通过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来增加货币供应量，还增加了国债的购买量。本来日本银行每月两次在国债二级市场上(公开市场上)买进4000亿日元的日本国债(JGB)。1998年日本银行把月国债购买量增加到6000亿日元。[28]

表４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利息率政策 (%)

日 期

1990年8月30日 1991年7月11日 1991年11月14日 1991年12月30日 1992年4月1日 1992年7月27日 1993年2月4日 1993年9月21日 1995年4月14日 1995年7月7日 1995年9月8日

1998年9月9日 1999年2月12日 1999年3月3日

2000年8月11日

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日本银行也注意到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挤出效应”导致长期国债利息率出现上升趋势时，日本银行和大藏省便采取相应措施以抑制利息率的上升。在1999年第一季度，由于国债的过量发行，日本最重要的国债——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度从1998年9月的0.7%上升到2%以上。正是

公定贴现率

6．0

5．5 5．0 4．5 3．75 3．25 2．5 1．75 1．0 0．5

0．25 0．15 0．03 0．25

隔夜拆借利息率(目标)

＜1．0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商业票据向同业拆借市场注入资金，使隔夜拆借利息率由0.25%下降到0.15%。

1998年以来日本大藏省和美国政府多次对日本银行加以批评，认为日本银行应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则担心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死灰复燃，拒绝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美国希望日本进一步实行扩张性政策，以防止美元的进一步下跌)，日本银行从原有的立场后退，开始直接购买政府短期债券。面对经济形势的重新恶化，2000年3月通过公开市场，加大操作力度，日本银行恢复零利息率政策，并开始实行事实上的以通货膨胀率大于零为目标的货币政策。

三、日本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到1996财年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万亿日元。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96年日本议会通过法律，决定从1997年开始执行日本财政重建计划。然而1997财年开始执行并延续到1998财年的财政紧缩政策，特别是增加消费税的政策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日本政府放弃了刚刚开始实施的财政重建计划。1998年4月20日，桥本内阁宣布了一项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16.65万亿日元(1281亿美元)的“综合经济对策”。该项综合经济对策有三大支柱: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临时减税刺激国内需求；改善国家的经济结构、增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提供便利以加速不良债权的处理。大藏省人士估计，新的综合对策将能使日本1998年的名义GDP提高两个百分点。[29]

在提出上述综合经济对策之后，日本政府又把财政政策的重心转到永久性减税上。小渊惠三原首相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提出，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将由65%降低到50%。法人税(公司税)的税率也将由46%降到40%。政府将增发国债为减税、增支计划融资。日本政府希望减税将能刺激居民消费并帮助企业恢复销售和利润水平。[30]

1998年11月16日，小渊首相宣布了一项23.9万亿日元的紧急综合对策。其中包括增加8.1万亿日元支出用于公共工程；减少6万亿日元税收(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将由50%降到40%，法人税最高税率也降到40%)；1万亿日元用于就业创造；5.9万亿日元用于增加信贷以缓解信贷紧缩。日本企划厅宣称，这项综合对策将使日本经济在1999财年增加2.3个百分点。 1999年11月，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新生经济对策”。在总额为18万亿日元的这项支出中，7.4万亿日元用于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金融困难，6.8万亿日元用于“社会资本整备”，其他支出则分别用于住宅金融、加强物流效率和竞争力、发展IT产业等等。从日本政府经济对策的内容可以看出，政府的财政政策不仅以刺激经济增长作为目标，而且越来越多地把短期刺激政策同结构改革、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改善结合起来(见表5)。 表５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主要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

日期

名称

金额(万亿日元)

1992年8月20日 1993年4月13日 1993年9月16日 1994年2月8日 1995年4月14日 1995年9月20日 1998年4月24日 1998年11月16日 1999年11月11日 2000年秋

综合经济对策

综合经济对策推进措施 紧急经济对策 综合经济对策

日元升值紧急经济对策 经济对策 综合经济对策 紧急经济对策 经济新生对策 经济新生对策

10．7 13．2 6 15．25 7 14．22 16 17 18 12

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制约因素是所谓“挤出效应”: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条件下，增发国债必然对利息率产生上升压力；利息率的上升又会挤掉私人需求，特别是私人投资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上节已经指出，由于国债的过量发行，在1999年第一季度，日本最重要的国债——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并带动了其他利息率的上升。例如，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率和公司借贷成本都出现上升势头。利息率的上升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同时，利息率的上升会导致日本资本由美国向日本的回流和日元升值，从而进一步对日本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1999年2月日本银行实施零利息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抵消“挤出效应”。日本银行的零利息率政策，以及日本财政部和有关机构采取的增加国债需求量的措施，使日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息率上升的势头得到抑制。

在20世纪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日本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在1999年之所以能实现正增长，主要是靠政府公共工程开支的刺激实现的。但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国债的积累将必然为日本经济的未来增长带来严重消极影响。目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财政状况最差的国家。由于日本的国债余额已高达GDP的130%左右，政府已很难继续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国债余额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进一步的财政赤字将导致长期利息率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由于“挤出效应”而大大削弱。同时，由于日本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债务余额过高将使未来经济因债务负担过重而崩溃。

早在1997年2月，日本大藏省生计局就在一份题为《财政健全化目标》的文件中指出:日本在21世纪将迎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未曾有过的超高龄社会。依现在的财政结构，在超高龄化社会下，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其结果必定是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崩溃。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对财政结构进行改革已迫在眉睫。[31]如果债务余额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可理解为财政赤字对债务余额之比高于经济增长

速度)，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就会越来越高。当债务余额对GDP之比超过某一限度之后，居民对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彻底丧失信心，政府也将无法通过出售国债的办法来偿还债务。从理论上说，国债利息率将上升到无限大，其结果将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彻底崩溃。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在当时确定的财政重建目标是:①实现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不再上升。②在实现前一目标之后，实现债务余额不再上升。

在1997年，日本大藏省对日本财政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数量分析。1997年，日本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91.2%，一般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对GDP之比为5.4%。大藏省的分析指出，假定此后日本GDP的增长速度为3.5%，且财政赤字对GDP之比每年减少0.3%，到2003年，日本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将达到98%的最高峰，此后，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将逐渐下降。2005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对GDP之比将降到3%。届时，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将下降到97.7%。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使财政赤字每年减少0.7%。到2003年，日本将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与此相对应，日本的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将降为86.2%。决定债务余额与GDP之比的变化趋势的关键因素是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在1997年以后，日本经济不但没有按大藏省预想的那样实现3.5%的年均增长，反而出现负增长。在今后数年中，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似乎仍不可能超过2%。与此同时，由于连年实行力度极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的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由1997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10%。21世纪前5年日本已不能实现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不再增加的目标。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日本国债余额对GDP之比将很容易迅速超过150%甚至200%。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所谓“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崩溃”就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不再继续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经济就可能重新下滑。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样会使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迅速上升，同样将会导致经济灾难。应该说，日本政府暂时还不能把财政重建列入议事日程。但日本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运用空间很小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的根本出路就只剩下一条，即大力推进结构改革。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结构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的结构改革目标是独立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是不能在短期内见到效果的，是针对“供给方的”。但是，结构改革的实行往往也会对需求及短期经济状态产生严重影响。因而，如何协调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结构改革措施，是日本政府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

由于极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未使日本经济像原来期望的那样恢复景气。目前，日本政府又开始重新考虑先由桥本提出、后被小渊放弃的财政重建政策。小泉政府的财政重建政策与桥本当年的政策并无很大区别，但理论依据却有变化。日本政府官员最近搬出了所谓李嘉图等价原理来指导自己的财政政策。李嘉图等价原理认为:减税政策对于刺激消费是无效的，因为担心在未来会被迫交纳更多的税赋，公众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当前的消费。因而，日本政府准备出台的新财政政策是增税、减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通过增税、减支来刺激经济的思路听起来十分令人费解。很难设想，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衰退的困境。但是，1997年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否定之否定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经验教训:不大力推行结构改革，仅凭借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一国经济是难以走出通货收缩困境的。

四、日本经济结构的改革

在当前的经济文献中，人们对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或restructuring)的内涵并无严格的定义。最广义的结构改革可理解为除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旨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各种措施。最狭义的结构改革则可理解为经济上的制度性改革。在这里，为讨论方便，我们将按最广义的理解来讨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日本结构改革的范围十分广泛，以下我们仅就其中的几项进行讨论。

(一)动用公共资金核销不良债权

20世纪90年代前期，金融机构和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的态度是一掩盖、二拖延，希望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不动产市场价格的回升，不良债权问题将自动得到解决。1995年以后，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突然恶化，一系列大银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尽管如此，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反对由国家注入资金解救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始终不敢动用公共资金来解决不良债权问题。1997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陷入严重通货紧缩，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日本朝野才形成共识:不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经济就无法好转，而要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就必须大量动用公共资金。

1.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认真清查。根据金融监督厅1998年7月17日的公报，日本各银行、合作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总额为35.21万亿日元。所有金融机构的问题债权总和为87万亿日元。不良债权总额(35.21万亿日元)对总贷款余额(668.47万亿日元)之比为5.26%。

2.日本政府在1998年2月制定了稳定金融职能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政府于3月底开始向一些银行注入资本金。在1998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了投入30万亿日元公共资金处理破产银行债权债务(其中17万亿用于存款保险，即保护存款人，13万亿用于补充资本)的计划，7月提出了金融重振整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过渡银行制度整顿金融机构，处理不良债权。8月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与重振金融相关的六项法案(“金融六法”)。

1998年10月12～16日，日本国会审议了政府提交的有关重建日本金融体系的9项法案[32](相应撤销了早先通过的某些法案)，把日本政府向银行提供的公共资金由30万亿日元增加到60万亿日元，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者，18万亿日元用于处理金融机构倒闭后的清算(建立过渡银行的相关事宜)。25万亿日元用于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原来确定的数目是13万亿日元)，使日本19家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5%。[33]在6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中，有7万亿是政府的交付国债，3万亿是政府出面担保的从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借款。政府将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普通股、优先股和次级债券的方式向银行注入资本金(25万亿日元)。

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日本金融机构在处理不良债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1998财年日本17家主要银行处理了10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到1999年3月底，这17家银行的不良债权减少到20万亿日元，占贷款余额的5.9%。[34]

在处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由于需要从收入中大量提取准备金，日本大多数主要银行都处于亏损状态。不良债权的处理在一段时间曾使银行借贷问题恶化，加重了通货紧缩现象。然而，随着不良债权的核销和股市的回升，2000年日本大多数金融机构已实现扭亏为盈，银行的惜贷情况也大大好转。但是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还远未解决。据英国《经济学家》2001年8月4～10日的报道，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坏账和可疑账)仍高达150万亿日元。看来，

日本政府仍未找到解决不良债权的根本出路。 (二)加速实行金融体制改革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但在9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大加速。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金融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严格的分业和利息率管制。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从利息率自由化和金融业务自由化两方面进行的。日本的利息率自由化遵循了从长到短、从大到小这样一种时序。换言之，利息率自由化先从长期金融商品或工具(如定期存款)开始，以后才是短期金融商品；先从大额金融商品(如大额存款单)开始，以后才是小额金融商品。到1994年日本已基本实现利息率自由化。日本的业务自由化也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是通过建立某种特定类型的子公司有步骤地进入对方某一业务领域的。“按业态建立子公司的模式”，普通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证券公司和信托银行的业务领域；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普通银行和信托银行的业务领域；信托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证券公司的业务领域，但不可以建立银行子公司。

1996年以后，随着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严重恶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识到，造成大量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是日本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政府对银行和其他金融体系监管不严，对竞争力弱的金融机构保护过多。为了避免不良债权问题的重演，日本政府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实行了所谓的“东京大爆炸”。其目标是在2000年之前，建立起一个既“健全和稳定”，又具“竞争性和创新力”的金融体制。为此，日本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①加速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进程。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实现金融机构由分业到兼业的转变。[35]而不是如从前那样，通过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其他业务领域。②实现资产交易自由化。对经纪人佣金实行自由化(这是“伦敦大爆炸”的主要内容)，取消证券交易税，解除对上市和非上市股票投资的限制，解除或放松对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限制，把货币的“通过银行的自由”兑换变为“全面的自由”兑换等等。③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强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要求金融机构公开不良债权数额和详细的资产负责表(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使金融机构的会计实践和标准合乎国际惯例。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日本建立了直属于内阁的金融监督厅，把金融监督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④加强了日本银行的独立性。

(三)着手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系列会社和主银行制度是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重要特点。日本的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分别属于大约100家系列会社的成员。系列会社的成员是独立法人，但它们通过相互参股而互相联系起来。一个系列会社成员公司的大量股份往往掌握在另外的成员公司手里。同一系列会社成员公司之间是不会有什么竞争的。此外，通过交叉持股(塞康德，1999)[36]和贷款，大公司又同属于同一系列会社的某个银行，即主银行建立了长期业务关系。在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企业可以期待主银行的及时救助。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大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融资，大银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关照作为自己持股对象的老客户。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又迫使公司和银行抛售自己所持有的对方股票。大公司与其主银行之间的关系大大削弱。

系列会社这样一种复杂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主银行制度使日本公司缺乏透明性。外部机构

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无法对这些公司的价值进行正确评估，这就影响了它们对日本公司投资的积极性。缺乏透明性更是导致一系列公司丑闻的发生，从而进一步损坏了日本大公司的形象。

在美国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股东是公司所有者，经理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经理的目标是为股东赚取利润。在日本作为系列会社成员的大公司的所有者——代理人关系是不清楚的。据说公司是为全体员工和国家存在的。公司管理者自己任命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股东除在年终获得一点红利外，对公司的管理毫无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缺乏对于经理的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是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严重问题。

日本公司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终生雇佣制度。这种制度导致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把公司由一个关乎雇员终生、包罗万象的小社会变成仅仅是雇员根据契约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中从事工作的地方。大量裁减冗员是难以避免的。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公司管理的许多中间层次已变得十分多余，精简管理层更是势在必行。此外，为了降低成本，创造更强的激励机制，公司的年金制度将由规定年金提取额型改变成规定年金贡献额型。工资制度也将从注重年资型改变成注重与岗位相联系的能力型。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公众认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担心导致社会不安定，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相应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然而，与这种犹豫不决相伴随的各种不确定性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严重消极影响，成为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例如，工人知道终生雇佣制度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改革并未真正展开。工人并不知道将选择什么。不确定性使工人对未来充满疑虑和不安全感。这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少。工人需要知道未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越拖日本的结构问题越严重(Roach，1998)。 (四)努力发展信息产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纺织、造船、摩托车和照相机行业打败美国(塞康德，1999)。80年代日本又对美国的核心工业汽车和信息技术产业发起进攻。美国汽车工业陷于崩溃的边缘。日本又在机床、机器人、视听设备、通讯终端、计算机周边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产业半导体等领域一一战败美国。美国仍能固守的惟一硬件阵地是计算机。然而，90年代美国在高新技术的争霸战中转败为胜，夺回世界半导体市场(新型芯片设计、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半导体加工和测试仪器)；在个人电脑和操作系统、电视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确立领先地位；并重新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1994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首次把美国排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首，日本却落在新加坡之后为第三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从日本方面来说，①日本失去了它在七八十年代享有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如对国内市场的有效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相对开放的市场等。②广场会议之后，日元的持续升值，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美国制造商得到喘息时间，并最终大举反攻。③日本的产业政策出现错误。在不同的时期，日本政府都要挑选某些行业作为发展的扶植对象。日本的产业政策在过去一直是相当成功的(塞康德，1999)。但是，80年代通产省却在产业发展方向或实施途径上犯下一些严重错误。例如，为了同IBM争夺计算机市场，通产省确定了两个大型国家攻关项目:超级电脑项目和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在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之后，日本在研制超级电脑上取得很大进展，但在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却没有达到目的。个人电脑和工作站处理能力的迅速提高，使日本的研究方案成为一个过时的方案。④日本的教育体制、人文环境等，不

利于鼓励创新。这也是导致日本在高新技术竞争中失利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在高新技术竞争中失利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竭力主张政府不应有任何产业政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事实是，美国之所以能在90年代在代表21世纪发展方向的一系列产业中重新取得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干预，特别是推行了一条比较隐蔽但却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

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竞争中失利，必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必然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消极影响。因而，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是同高新技术发展势头减弱密切相关的。

五、21世纪的日本经济

日本首相21世纪目标委员会在2000年1月发表报告，提出全球化、全球化素质

(Globalliteracy)、IT革命、科学进步以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日本需在21世纪面对的五大挑战。报告认为，日本传统的协商一致体制(Ringi system)规则不清、责任不清、决策程序耗时费力、个人创造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已不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日本应把规则和制度建立在国际普遍接受和明确表述的标准之上；日本应划清职责和责任的追究；日本应使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更加快捷；日本应更加重视个人创造性和思想的价值；日本应发展成一个创新观念和活动不受先例、陈规、既得利益和其他消极因素禁锢，其成员在失败之后可以再重新尝试的社会。报告认为，在全球化的新世纪中，日本必须培养出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因特网等)和可以流利使用英语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双向交流的一代新人。有无全球化素质，是关系一个国家兴衰的大问题。报告指出，日本在信息技术革命领域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日本急需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廉价高速信息通道，使每一个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都可以同因特网实行24小时连接。报告还提到，日本必须更加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报告指出，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进程速度最快的国家。在201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4。日本必须解决发挥青年人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沟通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思想，发展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建立高质量的养老设施等问题。

日本经团联(Economic Council)在2000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目前的日本经济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巨额公共债务和三个“过多”(过多设备、过多劳力、过多负债)，正确的政策将使日本经济从复苏走向新的增长道路，走向经济新生(日本经济委员会，2000)。为此，日本政府必须确立以下三个政策目标:IT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高效的再生型社会经济和繁荣、无忧虑的老龄社会。报告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些具体措施。如集中资金和人力资源促进IT革命，把由政府投资发展的光缆网络投入商业使用；改善信息和通讯网络的性能，增加带宽，提高信号传输速度；降低入网费用，加速发展移动终端和数字化传播；改善投资环境，把更多的国际信息和网络公司吸引到日本；积极参与对因特网的全球管理；同其他国家合作实现IT产品的标准化；推动分销系统的标准化、无接缝化和无纸化；发展回收、处理垃圾的有效技术，保护环境不受破坏；加强护士人员的培养，改善护理服务；帮助护理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在社区基础上使老年人继续发挥创造精神；改革劳动力市场，消除年龄歧视等等。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在实行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战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终于全面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然而，在90年代，在美国经济出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同时，日本经济却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之中。日本人痛定思痛，重新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赶超战略、产业政策等等进行全面的检讨。从当前日本学术界的动向来看，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日本模式”持批评态度，主张学习崇尚自由竞争，强调个人创造力的“美国模式”。但是，也有一部分著名日本人士认为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日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从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日本正在向美国模式靠拢，但并未放弃自己的许多特点，而是在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尽管90年代经济发展遭受到严重挫折，日本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大国。日本经济的巨大潜力任何人都不应低估。认真研究日本经验，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日本经验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本未来的发展轨迹，从而更好地为自己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定位。在21世纪，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同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余永定:《分析中国财政稳定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2000年第6期。 2.日本经济委员会:《迎接IT革命下的充满活力的新十年》，日本经济企划厅2000年6月。

3.[德]塞康德(1999):《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中国铁道出版社。 4.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10，1998. 5.Bank of Japan:Annual Review 1995. 6.NRI:Quarterly Economic Review，各期。

7.Roach Stephen S.(1998):“Global Restructuring:Lessons， Myths and Challenges.”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search，June 12，1998. 8.Tachi，R.(1993):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Economy，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3.

9.Takewaki，K.(1991):Banking and Finance in Japan，Routledge，1991. 10.The Nikkei Weekly，October 19，1998.国家利益再思考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世界住房》2001年第10期。

[2]20世纪90年代，日本住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相关程度明显高于与设备投资的相关程度(见表2)。

[3]这一比率已由1970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2.7。相比之下，美国的比率几十年来都是2.1。见《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11日。

[4]可见日本的需求不足是同供给方的问题(效率下降)密切相联的。

[5]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设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比政府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要高2～3个百分点。

[6]根据日本帝国资料库1998年4月15日发表的统计数字，1997年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日本企业倒闭事件共17439起，比上年增加17.4%。见《国际金融消息报》1998年9月23日。

[7]更准确地说是经营利润/固定资产率。

[8]统计证明在日本，企业的预期增长率与上一年前半期的利润/固定资产率有紧密的相关关系。见NRI:Quarterly Economic Review，May 1998，Vol.28 No.2第2页。 [9]The Nikkei Weekly(1998).

[10]消费者信心是用消费者情绪指数(comsumer sentiment index)衡量的。见NRI:Quarterly Economic Review，May 1998，Vol.28 No.2第6页。 [11]The Nikkei Weekly(1998).

[12]The Nikkei Weekly，July 5，1999. [13]CD即定期存款单。

[14]必须是已由金融机构贴现过的、被事先指定为可接受的票据。

[15]抵押品是政府证券、政府担保的债券、金融债券等某些地方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 [16]政府短期证券本应在市场销售，但由于利息率过低，只好主要由日本银行购买。政府短期贴现债券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下，用于偿还到期的国债。 [17]2000年11月3日与日本银行总裁秘书的谈话。

[18]之所以要在这两种目标中进行选择是因为:以利息率为控制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能过于剧烈；反之，以货币供应量为控制目标，利息率的波动可能过于剧烈。二者的同时稳定不可兼得。

[19]日本的货币市场分为同业拆借市场和公开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包括短期拆借市场(CALL市场)和票据贴现市场。公开市场包括如下市场:Gensaki市场(附有回购协议的债券市场)、定期存款单市场(CD市场)、政府短期贴现国债市场(TB市场)和政府短期证券市场(FB市场)、日元银行承兑票据市场(BA市场)、公司短期债券市场(商业本票或CP市场)。 [20]日本银行给金融机构贷款收取的利息率一般同其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率相同，故称为再贴现率。

[21]这两种利息率一般比公定贴现率略高，但差额很小。1995年隔夜拆借利息率一度等

于公定贴现率，同为1.75%。见Bank of Japan(1995)。一般认为，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政策无法影响长期利息率(如政府债券的长期收益率)。

[22]国内资金余额的转移是通过日本银行的外汇结算账户进行的。日本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可以改变外汇储备从而影响基础货币量。但日本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主要目的是影响日元汇率，而非出于货币政策的需要。

[23]日本银行也可通过贷款政策(lending policy)影响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积累。所谓贷款政策除指公定贴现率政策外，还指日本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限额的变动。在日本由于短期债券市场不够发达，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对日本银行贷款(以及短期拆借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因而日本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政策的变化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从而对整个经济的资金供给状况具有很大影响。见Takewaki(1991)。

[24]根据《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8年4月号统4计算。 [25]CD即定期存款单。

[26]见The Nikkei Weekly(1998)。

[27]所买进的日本政府债券(JGB)的期限包括10年期、5年期、2年期和1年期等。 [28]从1998年起，日本的另一个政府金融机构信托基金局每月购买2000亿日元的国债。 [29]日本大使馆提供的《综合经济措施摘要》1998年4月24日。 [30]BBC国际互联网消息，1998年8月7日。

[31]这也是1996年12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的内容。在该决议中，财政健全化的目标有三个:(1)使现代人的受益和负担实现均衡；(2)实现国债余额对GDP之比不再上升；(3)实现国债余额不再上升。

[32]这些法案是:《重建金融职能紧急措施法》、《金融重建委员会设置法》、《存款保险修改法》、《金融重建委员会设置法相关法律的制定》、《债券管理回收业特别措施法》、《最终抵押债权转让顺利实施临时措施法》、《竞争手续顺利实施法》、《特定竞争手续调查评价法》、《早期健全金融职能紧急措施法》。见《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10月12～17日。

[33]见The Nikkei Weekly(1998)。 [34]《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5月25日。

[35]在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下，证券子公司和银行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同由母公司建立子公司的模式相比，证券子公司一旦发生问题更为不易波及银行子公司。

[36]主银行对客户企业的持股份额不得超过5%。同一系列会社成员公司可能持有主银行

70%～80%的股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

2011年03月21日09:35中国经济网邵明豪我要评论(3) 字号：T|T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1992至2001年的10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6％左右。2001年，日本经济再度出现0.6％的负增长。像日本经济辉煌时期引起世界瞩目一样，日本10年来的经济低迷，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日本的实践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经济问题。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与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地位的变化，造成日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尖锐，日本的产品出口更加困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贸易的限制措施，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并采取反倾销、使日元升值等措施，以减少日本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英、法、西德和日本5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达成降低美元汇价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1985年，原来1美元兑换263日元，当年即降到200日元以下，1986年又降到152日元，1987年更进一步降到121日元。两年间日元升值1倍以上。这一状况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困难，有的不得不宣布破产，使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下降。像自然界一切事物一样，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有其客观必然性。

第一，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大规模的设备投资，曾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但当时，这个因素的作用大大减弱，日本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迫使企业不得不削减设备投资。1998年度日本的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比1997年度缩减了12.4％。日本企业的过剩设备和过剩投资。造成国内供大于求的局面，阻碍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科技创新的后劲不足。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引进欧美国家的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和创新而取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因此，在当今需要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日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后盾。日本科研经费投入虽然也不少，但是80％以上来自私人企业，因而长期重技术开发，轻科学研究。而且，在广泛吸收和引进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方面，日本的吸收能力远不及美国。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日本在战后形成的追赶欧美型的产业结构，日益暴露其局限性。主要问题在于相对优势产业、相对劣势产业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生产能力和效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日本产业结构上的“三重构造型”。劣势产业方面的输入低于优势产业的

输出，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带来日元升值的压力；优势产业必须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如此循环，造成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国内各部门成本的提高，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创立。

第四，经济体制调整失误。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战后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政府实施了广泛的国家规制。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以及信息化和全球化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当初政府建立规制的基础已开始弱化，规制体系的消极作用日益显露。国家规制的大量存在，使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后发效应的消失和“制度疲劳”的出现，使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带来的问题暴露无遗。

第五，金融机构存在巨额不良债权。高新技术要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有金融业、尤其是风险投资的大力支持。“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权包袱。到1998年9月末，经审核，日本所有银行不良债权总额高达730270亿日元。这使得银行不愿意向企业贷款，并干方百计地收回以前放出的款项，从而造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筹资困难，致使许多企业破产。

第六，财政危机严重，削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日本一直奉行凯思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日益失去平衡，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大型景气对策的不断出台使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总之，日本经济增长停滞并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综合性、体制性问题。放松企业管制，改革经济体制，才是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出路之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政府为遏制经济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其政策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在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中，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的地位，并将财政政策主要目标定位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上，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为了刺激经济，从1992年财政年度开始，日本政府连续推出四个“综合经济对策”，扩大财政支出。其中1992年支出13.4万亿日元，1994年支出16.3万亿日元，1995年支出14.2万亿日元。四年总共支出54.6万亿日元。与此同时，还先后于1993年推出“紧急经济对策”，1995年推出“日元升值紧急经济对策”，分别追加财政支出6万亿日元和4.6万亿日元。

第二个特征是，将货币政策保持在对付日元升值及金融坏账、对外贸易摩擦等次级经济政策目标上。具体表现是不断运用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干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促使利率、外汇供求有利于稳定日元汇率的变化。从1993年9月至1995年6月，日本银行九次调低官定贴现率，将该贴现率由6％调至0.5％，创下了战后以来最低贴现率纪录。调低贴现率的目的十分明确，主要在于抑制日元升值。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在1994年、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期间，还广泛地运用了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大量抛出日元，购入美元。80年代末到如年代初泡沫经济的教训促使日本决心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并认识到必须提高和强化日本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个特征是，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需求一边，刺激需求而非改善供给的意向非常明确。这一期间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项下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在住宅等耐用消费品方面的需求。以1993-1994年财政年度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为例，其内容尽管多达13项，但占大头的支出用于如下目标：

(1)扩大基础部门投资；(2)促进民间设备投资；(3)促进中小企业投资；(4)通过增加住宅优惠贷款、降低住宅贷款税等手段刺激住宅需求。这些目标，全都属于需求方面的目标。

日本经济衰退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发展中解决经济问题。 日本政府想要通过改革走出经济困境，但在经济不景气，环境偏紧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必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甚至可能因此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许多经济问题要在发展中才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与坚持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二）坚持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防范财政奉献和金融风险。世界经济大国无一不时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日本政府在1985年日元升至、出口压力增大时，决定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注重扩大国内需求。但20实际90年代日本国内需求一直没有启动起来，经济衰退由此逐步加重。中国一定要充分注重国内需求，把扩大和开拓国内市场做为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来抓。

（三）提高经济活力和企业竞争力，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配套性。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和经济再生计划，主要是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提高企业自主性和加快技术创新，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民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解决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正面临入世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快改革，提高基业的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资料来源：选自：邵明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消费导刊》，2009年08期。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rgo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