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2013年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

任志强2013年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

2013年1月6日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谈到社会责任问题时表示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活儿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儿，本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去奢求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老把这个社会责任推给别人，说你替我承担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任志强在论坛现场质疑蔡洪滨，“如果光华学院没有和我们协议，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给你的财产都收回去？那我就发大财了，我们当时捐500万的房子，现在可能值五千万了。说我们的社会责任应该是所有人共同起来为你想建立的社会去努力，这里头没有精英和不精英之分。” 以下是任志强演讲全文，文字未经本人审阅。 什么是社会责任？谁能给我一个明确定义吗？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单独的因为分工而独立，所以你必须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胡耀邦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活儿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儿，本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

就变成社会责任。我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鼓动所有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面前的墙推倒。

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刚刚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讲到我们的五千年历史，在我们的宋朝、清朝，都曾经是世界上大国之一，当然可能没有罗马帝国更大，但是那个时候是皇权与皇权的竞争，在同一种制度之下显出我们的强大。我们面对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的民主制度去对抗？在这样一种竞争之下，我们面对的首先是制度问题。刚才李金华副主席给我们讲到他的一番感慨，如果他这样的官员都只能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如果这么一个高官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任何问题，那么它将说明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办法监督我们政府的权利，决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它关进笼子。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去奢求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老把这个社会责任推给别人，说你替我承担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如前几期我参加光华的年会，因为张维迎当院长，但我跟他签的合同好像还没有完全履行。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一种方式来寻求我们想建立的社会。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你要为民主社会努力奋斗。当然，你也可以设想，这个社会，必须像何教授讲的是一个三纲五常的社会，你就为此尽责任。总之，如果你梦想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你要为此承担你所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谢谢！

有几个东西我没太听懂，第一个没有听懂，如果光华学院没有和我们协议，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给你的财产都收回去？那我就发大财了，我们当时捐500万的房子，现在可能值五千万了。如果你们在内部交接的时候没有和张维迎交接好，那不是我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我手里有协议。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懂的就是说，我说我们的社会责任应该是所有人共同起来为你想建立的社会去努力，这里头没有精英和不精英之分。我们的教授提出来说，有人说或者精英们说，我们现在要求民主不够资格，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没有水平。那么，用何教授的话说，是不是一百年以前，我们就不应该共和？如果一百年以前，我们就有资格共和，今天为什么没有权利进行民主呢？我们的老百姓资格一百年以前就具备了。何教授说，可能我们现在用一些非正规渠道的一些特殊教育

来提高人民的觉悟，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民主。我可能搞糊涂了，只有制度才能绝对非制度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何教授说，八荣八耻，八荣八耻一出来我们就应该反对它，为什么是爱国家，而不是爱祖国，如果一个外国人入籍了，怎么办？为什么是爱人民，不是爱公民，我没有搞懂。所以，我认为八荣八耻一条都不符合现代的价值。

之所以有这样一些争论，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人民一个发言权，像胡舒立女士说的，我们的媒体也不敢发言，都得说八荣八耻多好，没有人敢说八荣八耻不够好，这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哀，原因是制度问题，由于制度问题，最后导致人民的思想混乱，就不可能拥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比如国外有宗教，没有人把宗教打倒，不管遇到什么苦难和问题的时候，宗教都能发生作用。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稳定国家的四大支柱之一就是宗教。何教授刚才提到我们有三纲五常，历史上有过，它在几千面都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作用。但是，后来我们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制度上不允许了，不管五四运动，北大是先锋，又是新文化运动，把爷爷奶奶，祖祖辈辈的东西都推翻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我们本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结果没了，是制度原因把它弄没了。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去建立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你说什么它都会有人反对，比如有人说把你写的

稿子篡改了，都会发生，传播出来的东西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在社会中，民众中一定是混乱的，怎么提高社会责任感。有一本书叫《从贪婪到慈善》，可能讲的就是我们蔡院长想讲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本书是一位记者主要针对的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征求了47位专家对他们两人对话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不会有慈善。比尔盖茨想用慈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在上市的时候打出一个牌子，我这个企业是为了广泛的实施社会责任，不是为了赢利，有股民买你的股票吗？我们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之后才能说，哪些事情是我们额外要做的，是为了挽救我们这个社会不够完整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慈善。这两者的关系之间如果混为一谈，认为慈善是一个法定责任，这个国家可能就没救了。所有人就像易纲说的，没有考上大学，没有住上房子都怪政府，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法要了。所以，先要确定你的本身的责任是什么，完了以后才能谈额外你要承担什么和社会相关的责任。比如说阿拉善，我们有19个基金，改进基金，评定基金，到阿拉善基金多了去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是不是能改变我们的企业地位，改变不了。在上市公司里头，我们有一篇叫做企业社会责任篇，每年登一大堆，但是有人看吗？它只是看你和报表相关，和赢利相关的一部分，社会责

任是证监会要求必须写的，写完了没有人看，因为所有人问我问题的时候都说你没有尽社会责任，错了，我们尽的社会责任多了去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人们并不关心社会责任，只倾向于他们所关心的内容。

这可能就是我们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基础。如果最终我们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公益永远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公益要低很多很多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制度很悲哀？拼命强调的社会责任，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拼命强调，他们的公共捐助远远比我们大的多的多的多。可以看看，美国有多少社会捐助，除了巴菲特以后，居民最出名的是一个主在一个租用的小房间穿着破衣服的人捐了100亿美元。所以，我们不解决社会制度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共识的问题，很难谈到你用社会责任的办法，或者说用潜意识的办法教会人们提高觉悟，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金华说我们开发商不人道，买一个房子质量不合适，在日本从来不是开发商管质量，是生产单位管质量，只有中国把建筑商生产的质量推给开发商，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出了毛病。责任都应该是建筑施工队负，怎么让我们开发商负？要避免这个问题，我推行了一条叫质量担保，这是在建设部挂号的，到目前为止有十几个单位执行了，我们的首都机场都执行了，但是开发商没有执行。既然我执行了质量担保，你凭什么管我要质量问题，全世界都在执行质量担保，为什

么中国不执行质量担保的政策。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制度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为它要保护农民工，这就是他们不敢发质量担保制度的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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