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阅读教程3翻译

大学英语阅读3翻译

第一篇：Be kind to commuters Enumerate. 列举，枚举:

paradoxical adj. 矛盾的；诡论的；似非而是的 adolescence 青春期 instinct 本能 frat 大学联谊会 ditto 同样的

camaraderie友情

introspection 反思 introspective 内省的 defray 支付 moot 空谈 myth 虚构

leftover 吃剩的话

breakaway 分离 逃脱 detached 分离的 torn 扯开

autonomy 主权 概述

人们往往可以列举出一个大学生住校的各种优点。然而，作者想揭露的是走读生其实过得并不轻松。他们的生活是矛盾的，他们本来要去独立地探索大学生活，但是他们和父母在一起就没有可能保持其独立性。 课文

你们可能认为走读生过得很轻松。我们有一个全自动洗衣机，在柜子中有全新的牙膏，还有一个塞满别人买单的食物的冰箱。除此之外，电话账单有人会付，即便在微波炉中，晚上也会有为我们准备的食物。你嘲笑，那不是大学，那是永久的青春期。

所以我们看似是被宠坏的孩子，但一切远没那么简单。走读学生过着矛盾的生活。比如你，来到大学，开始认识自己；学会认识自己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当父母无法放弃他们作为父母本能般的监管时，维持独立是很难的。如果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在我期末考试前，我该怎么办？事实是，做一个无法脱离家庭的人就跟一个和你不喜欢的人同居寝室一样困难。

我们的问题很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我们很难去享受俱乐部，大学生联谊派对，舞会，因为我们要急着赶回家或者去搭末班车。同样的，你会意识到你来不及做经济法律课的预习因为已经截止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每个人都需要和室友一起过夜。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错过了很多活动：一种由晚上抱佛脚复习产业心理学，闲谈谁和谁一起睡觉，谈论明星，分享心里话，畅谈毕业来的比想象得要快而产生的友谊。诚然，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加入这些活动，但是我们跟不上这种上大学学术生活的日夜节奏。我们这类人永远无法真正如我们室友们那样享受大学生活。

然后是时间安排的问题。走读生比住读生更需要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很多人走读是为了节省费用，我们中有很多人花了许多时间去工作来赚学费。当然，处理我们这种错综复杂的时间安排教会我们效率，知识上课写笔记所没有的。除了走读生还有谁能完美地在一辆飞驰过黑暗隧道的公交车上绘制出离散概率分布图，况且还有一些邋遢鬼笨重地移动着你的课本？还要和工作回来的父母，快要迟到的弟弟，还有喜欢漂洗丝袜的妹妹共用一个浴室，以至于练就一个3分钟洗澡的冲刺，熟练程度超越所有在课堂里学

到的东西。但是当碰到卡车起火或者在门口撞见酒鬼，40分钟去学校的时间将变成2小时时，这之前的工作都是空谈。

那种说走读生可以离开校园丛林回家是很幸运的说法就像神话般，事实上，你们住校的人在这方面是轻松的：至少你们可以逃脱窗外的尖叫，逃脱家庭派对的压力。当我们有不好的心情是，我们没有逃避的地方。辛苦劳累的一天的结束只是另一个开始。首先有漫漫回家之途，公共骑车上的空调似乎是与季节相反的。还有父母无数的恼人的叮嘱。当我们时不时被提醒“你起晚了我们要不要提醒你”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到独立。当然还有外婆，她在距离我们家三幢房子的距离外热了饭菜，然后看着我们吃，啧啧地说我们睡眠不足。那意式卤汁面的滋味真是棒极了，但是如果可以一个人吃那就更棒了。

当需要离开家的时候更痛苦，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离开家。住校生可以在校园有独立空间。诚然，每个家庭都很难割舍离家的孩子，但是到毕业的时候他们会归来。但是走读者并没分离。我们不能忽视家庭的情况。这和感恩节回家，看着爷爷渐渐老去是不透光的。这使得毕业的分别更加感伤。

为孩子准备生活也是很麻烦。他们也在给我们主权和提我们做那些本来一直做的事情之间徘徊。当学校距离家千里之外，他们看不到孩子熬夜到六点去打论文或者随心地喝酒——尽管我想他们失眠时候一定会想。在家你的行为很自然地被监视，我很感激我的母亲会为我没有准时回家而担心，但是我很担心我没有能在图书馆准备我第二天的课堂演讲。“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了”准时一个遭受挫折的父母对一个把家当做食宿所的孩子所说的。但是我们应该去了解教授，交新朋友，去接触新的领域——但这一切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学校才能做到。

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年轻的成年人，热情地希望在学校过上独立的生活而不是像父母眼中的只是拿一个文凭而已。我依旧相信我获得的是优等教育，但我也很遗憾，我错过了一些大学的传统的大学经历。所以我并不认为走读生是过着轻松生活的软骨头。我们只是被夹在学术和家庭中间，然后努力去解决这两个问退。

2.The American Man

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美国男人”，似乎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几十年或 者十年恒常不变的品质。 当今的美国男人不再是 1630 年来到新英格兰的快乐的农民了。他们不再 是老脑筋，他们不再以内向的性格为荣，他们不会坐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教堂 里连做三遍祷告。在南方，富裕的受母亲制约的种植园主也发展壮大了，但 这两种“美国男人”都不像之后东北部发达起来的贪婪的铁路承包商。而不 计后果、为所欲为的西部文明移民也不像他们。 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年代，公认的模范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举个例子 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样一种美国人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大多数人认可 的模范。这就是 50 年代的男人。 上班起早贪黑，干活尽职尽责，养家糊口，遵规守纪。里根就是这类人 的典型——固执而坚忍不拔。这类人弄不懂女人的心，却颇为赏识女人的身 体；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化观的美国部分幼稚而乐观。他们大都有坚忍不拔、 信心十足的品质，但在他们魅力十足、虚张声势的外表下，还有另外的三个 特征：孤立、清贫、被动。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敌人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50 年代的男人喜欢橄榄球，好斗，他们维护美国，从不流泪，只是默默 奉献。但在这些男人的身上，善于接纳和对人友善的品质消失了。他们的个 性缺乏洋溢感。他们还缺乏同情心，正是这点怂恿了他们对越战的狂热；就 像后来的里根，他的头脑中缺乏那种我们称之为“和平之心”的东西，这使 得他对萨尔瓦多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对这里的老人、失业者、上学的孩子， 乃至对穷人都铁石心肠、残暴野蛮。 50 年代的男人清楚地知道男人该是什么样，

男人的职责是什么，但他们 自身孤立和片面的观念弄得他们危机四伏。 到了 60 年代，又出现了另外一类男人。越战的荒废和暴虐让他们质疑， 自已是否真的知道一个成年男人是什么样子?如果成年等于越战，他们对成 年还有一丝一毫的向往吗?同时，女权运动激励男人们开始真切地审视女人 ，迫使他们开始理解 50 年代男人苦苦逃避的担忧和苦楚。随着男人们开始正 视女人的过去和她们的感受，一些人开始留意并专注他们自己的所谓“女性 ”的那一面。女权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敢说，当代男人或多或少地都 曾卷入其中。 这场运动留下了某些美好的东西，我是说男人们开始习惯于迎合并培养 自己的女权意识。这一点很重要。可是我也觉察到哪里出了问题。过去的二 十年中，男人变得越发体贴和绅士了。但经历了这场运动，他们却变得越来 越不自由了。一个男孩，能让自己的妈妈还有自己的同居女友高兴，他就是 好男孩。 到了 70 年代，我开始觉察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可 以称之为“软男人”现象。时至今日，有时你看看窗外的人群，没准其中一 半的年轻男性都是被我称之为“软”的男人。他们很可爱，他们令人钦佩。 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对破坏地球和发动战争不感兴趣。从他们的所有本性 和生活方式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待生活温和友善的态度。 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快乐。你很快就会发觉他们身上缺乏活力。他们 在维护生命，而不是真正地给予生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你会经常看到这 些男人和强壮的女人在一起，而那些女人又恰恰是活力四射。 我们这里有一位优雅的年轻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他优于他的父辈， 他对全世界和平相处深表赞同，然而他本人却了无生气。 毕业于 60 年代的、那些强壮的给予生命的女人，或者说继承了老一辈精 神的女人，她们生育了维护生命但却不能给予生命的男人，她们的作用可谓 不可或缺。 我记得 60 年代有一款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这样说：“男人越说不，女人 越说是。”我们承认抵抗潮流是需要勇气的??要么蹲监狱，要么移民加拿 大，这和应征入伍开赴越南战场差不多。但是二十年前的女人会说，自己绝 对更喜欢既温柔又能容纳对方的男人。 所以男人的成长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偏爱的影响。不能容纳对方的男 人总是被视为暴力，能够容纳对方的男人往往得到赏识。 在那个年代，一些活力四射的女人会选择温柔的男人作情人，兴许在某 种程度上也会选他们做儿子。90 年代的现在，她们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夫妇中“阳刚”之气并没有被重新分配，哪怕只是一两次。年轻男人有各种 各样的理由选择更强健的女人，而女人们也开始心仪更温柔的男人。这种现 象在当时看来不失为好的安排，然而，在我们忍受这种现象足够长的时间之 后，我们发现那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在早期的男人聚会中，当这些男人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第一 次了解到了这些“软”男人的苦痛。1980 年，新墨西哥州的喇嘛会社邀我去 给他们作报告，只给男人讲。这是他们第一次聚会，大约有四十人参加。每 一天我们都专注于一个希腊神或一个老故事，接着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聚在一 起谈心。年纪小一点的男人讲话时，五分钟之内就会哭出来，这种情形司空 见惯。这些男人的悲痛和苦恼让我震惊不已。 他们苦痛的一部分源于远离他们的父亲，他们敏锐但只是部分地感受到 婚姻或两性关系中的麻烦。他们已经学会了容纳对方，但这仍不足以帮他们 度过婚姻的难关。每一种关系都会偶尔需要一种强烈的东西：男人该有，女 人也该有。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年轻人往往又英雄气短了。他努力酝酿， 但往往很快又会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为了爱情，为了生活。 “软”男人会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我把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看 得同等重要，我会照料你，我会安慰你。”但是他想要什么却说不出口，一 说到这个话题他就卡壳。他空有决心，可惜，没胆。 在《奥德赛》中，赫耳墨斯命令奥德修斯，一旦自己逼近喀耳刻(某一 种母权力量的代表)，他要么举剑，要么亮剑。起初，许多年轻人很难分清 什么是亮剑，什么是伤人。一个男人，一个被赋予 60 年代某种特殊精神和情 怀的肉体，一个居然在圣克鲁斯郊外的树上生活了一年的人，当

他手中握剑 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已经举不起胳膊。他已经深深地牢记不能伤人，于是 他不但举不起剑，甚至都不敢看一眼剑上反射的阳光。然而，亮剑并不一定 等于战斗，它同样可以表示一个可喜的决断。 变得温柔，变得能容纳，变得“向女性发展”，许多美国男人所选择的 这一历程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历程。但是，前方路漫漫，何处

是终点?

4 、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at Good Was It? 当我们还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幸运的话，有时候父母会告诉我们有关外面的世界的事。有时我们能从其他的地方得到外界的知识。我们被焦虑和恐惧所包围，希望我们不要长大后生活在这个我们看到的糟糕的世界上。我们渴望着充满活力的生活，我们希望有能够将我们从乏味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办法。我们期待着出现奇怪事件的迹象，我们在未知的人群中搜寻着不平凡的面孔。

这只是六年前，从我真正活着算起。当然在六年之前我也活着——我已经23岁了，但是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了活着。而且我不知道，因为没人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活着。我——一个郁郁不乐，躁动的，典型的高中生。但是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黑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在那之前，我的头脑一直被禁锢在这具仿佛是别人的躯体内。我的头脑里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精神——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或科学家，虽然说我的肤色不允许我这样。我仿佛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在白人的世界里，我的存在感比影子还低。作为一个生长在贫民窟里的年轻人，和许多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不存在于书籍，电影里，甚至被政府所忽视。我期待着被当作人的那一天。有一天，通过一个奇迹般的事件，我被视作人。 在1960年那个骚动的夜晚我们家购买我们的第一台电视机。我的母亲已习惯于在她做女仆工作的地方看下午肥皂剧。在她不工作的日子里，除了肥皂剧没有什么能让她满足。尽管买的时候价格很高，但她还是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视机。 我觉得母亲爱看的肥皂剧很乏味。肥皂剧里充斥着怀孕，流产，虚伪，不忠以及酗酒的剧情。所有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白人，他们和仆人住在这栋有着长楼梯以及有着带天井的院子的大房子里。（在院子里，他们每天喝很多酒。）但是我的母亲，带着一天的疲劳，靠在椅子上休息着，看着上面那些做过头发的女人们的动作，听着每一句台词，考虑着每次的暗示以及语调的变化。在看这些肥皂剧的时候，她把自己当作剧中人物之一。她把自己放到每一个她看到的场景中，她的头发变成金色，她的衣服变得时髦，她粗糙黝黑的皮肤变白变光滑了。她的丈夫变得英俊，”有才华，机智，文雅，迷人。然而，当她转身看坐在她身边穿着汗衫的父亲翘着臭脚，脸上的表情总是很悲剧。然后，她叹息道，走出去到厨房，她很失落，觉得这不是真的。我的母亲，一个真正伟大的女人。她毫无怨言的养育了八个自己的孩子以及六个邻居家的孩子。但她认为自己比不了那些肥皂剧上的人物。她服从自己的灵魂，成为“美丽的白人”的忠实胆小的支持者。有一次她问我是否认为白人天生更聪明，更漂亮，更好。（这一块儿不会翻译）一个从来没有丢下任何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欺骗我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虚伪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喝过酒。她甚至不敢责怪白人强迫让她相信白人的理念：如果她长得不像他们那样，想的不想他们那样，那就是不存在。黑色不止是我母亲的肤色，它就像一面挡住她的墙。 当然，写肥皂剧脚本的人总是使黑人女佣坚定，可靠，并在最后关头想到补救的方法，但我的母亲，工作将近四十年的女仆，（不会翻译）和其他人一样，至少在她的白日梦，她认为她是自由的。 六年前，三心二意的看着我母亲的肥皂剧，（不会翻译），民权运动走进我的生活。就像是未来的好兆头，马丁路德金博士出现在电视上，我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黑人的面孔。而且，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的灵魂被他所震动了，当时，他正被押上警车，因为领导了在阿拉巴马州一个有领导的抗议游行。我爱上了他游行时严肃而又坚定的表情。当“We Shall Overcome”这首歌在我耳边

响起，我母亲的肥皂剧已经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影响了。马丁路德金的人生，似乎很高大，很非凡。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坚毅与真诚，我相信他。他承受了很多，因为他坚持非暴力，爱和情谊这些简单的信念。也许大多数男人无法坚持这些信仰，但是金博士不顾家庭以及他自身的危险也要达到这些目标。他就是我等待很久的那个英雄啊。

金博士承诺的不是给每个黑人一个牧场风格的房子和一亩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最后的自由。他并没有承诺为每一个家庭两辆车，而是让我们拥有自由行走的权利。他没有承诺有一天，（不会翻译），而是让我们拥有自由居住，自由求职的权利。他没有说，我们每个黑人都要像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一样;但他说，我们有权利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由于这场运动，由于一个新奇的，充满想象力的信念唤醒人类精神，由于“黑与白在一起” -（不会翻译）我比以前更加坚定的奋斗，找到了机会成为我自己，而不只是影子亦或是一个数字代号。在此之前，我没有超出过填饱肚子的生存理由。现在我有了奋斗的理由时，耶稣说过我们不能光靠面包而活。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曾战斗过、努力过，也曾斋戒过、祈祷过，更曾诅咒过、悲伤过。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像重生了一样，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种认识使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去大学，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 对于我来说，存在的部分意义是了解此刻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差异。它是保证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的能力。它是能够告诉我是被谁冤枉的。它提醒我要保护我以及我爱的人。这意味着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要注意选择加入哪一部分，并且知道当这部分不适合我的时候如何更改到另一个部分。知道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参与，到处走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场运动至少给了我这些。 L9 TheKillion 在下面这个令人恐怖的数学故事中，作者伊恩?弗雷泽描述了killion这一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数字是怎样威胁人类生命和怎样挑战数学家的。那么，真存在像killion这样的东西吗？作者写的这篇有关数学的和计算的恐怖事件的意图何在呢？ 8月6日，星期五。午后，第八电视台新闻采访节目的晚间新闻主持人玛西?张，拿起了演播室五楼领薪水窗口上的信封，然后在餐厅里买了火腿色拉，在餐车上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坐电梯回到了十楼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在桌边坐下来后，她撕开了信封，那是她跟电视台新签约后，电视台答应在春季里给她的第一次薪水。她朝支票看了一眼，就惊吓得晕倒在地了。头还没碰到桌面时，她就死了。几分钟后，电视台记者克里?可可拉恩，玛西的同事和朋友来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她，看了看她仍然紧紧抓在手里的支票，也瘫到在地上，死了。接待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她是来看看为什么玛西不回她的电话。之后这栋楼的保安也死了。是清洁女工发现这堆尸体后把保安叫上去的。 事情到此还没结束。三个警察、一个消防员、一个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来自西奈山的一位病理学家也接二连三地添加到了这张死亡名单上了。感到震惊的公众健康官员拜访了位于普林斯顿的灾祸防止所。由于这种严酷的预言性，当该所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也倒地死亡了，这种挑战的严重性也显而易见了。四十八小时后，该所接管了这件事情的科学家们非常肯定，罪魁祸首就是玛西星期三下午拿了的那张支票。他们透过朦朦胧胧的安全玻璃查看支票。支票被隔成几个部分，哪个科学家都看不到它的全貌。又过了四十八小时后，利奥?维登塔尔博士，该所所长，弄清楚了他手手头上的东西是什么。在向媒体发布的讲话中，他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这张致命的支票上有超级毒素或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疾病。相反，他说：“玛西?张和其他十一位受害者几乎可以肯定是死于他们都朝支票看了。由于计算机的错误，给玛西的支票上的钱数弄得异常的大。显然，计算机在玛西的支票上开的美元数是致命的，即one killion。所谓killion，正如每个数学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大到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数字。”

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人们就知道数字的容量非常大。古希腊人能数到一百万，古罗马人能数到亿和万亿。几乎等到十五世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金色的文艺复兴

并改变亮度。目前，或许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激光光束，只不过从环绕别的星座运行的行星上发出的信号传到地球时就太弱了，我们也就看不到了吧?” 瑞佐情不自禁地霉出了好奇的神情。 “检查这种光源的光语，进而确定这种光究竟是自然星体发出的还是人造的激光光束，那就相当简单T。” “你试过?” 我.点了点头。 “接着呢?”

我慢条斯理，使得他屏住呼吸，迫切想知道下文。“毫无结果。但我检验的每颖变星都是

实实在在的星座。”

他反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道:“哈，你一直是在开玩笑。是吧。” “不错，”我说，“的确是这样。”

置身于遮风档雨的国顶崖内，时光在流逝。我早就悄悄带来了一台手持式望远镜随身放

着，打算随时进行观察，但天公往往不作美。总是迫切想找点事做做的瑞佐于是开始替我安装一台电子图像放大器。

我们与外界的惟一联系就是每周从双多主拉中心所传来的无线电报。收发电报往往随意变换频率，以便信息不容易遭到截取和干扰。而且，我们发出无线电的时段受到严格限定。

慢慢熬过数周后，我们获悉我们的一颗载人卫星在武力威胁下被红方强行登占。而我们的太空站工作人员击毁了红方的两颗无人操纵间谋卫星。双方在位于北极的一座冰岛上发生了交 火，并且，有六个国家正在进行核弹试验。

自然，我们收不到任何邮件。只有被轮换下来时，到了默多主控中心我们才能拿到信件。我免不了很想念妻子格拉里以及两个孩子，他们住在旧金山，而时旧金山曾出现的大爆炸和放 射性尘埃，只好尽量不去想了。

“我妻子硬是通着我几乎耗尽所有的钱财在家中修了一个防空洞”，瑞佐时我说，“那鬼防 空洞比我们的房子搞得还要漂亮。有帮人总觉得天灾人祸注定会要选个时候降临到头上，我妻子是那帮人的头头。要是不打仗，她竟反而觉得不可思议。” 我一声不吭。 天晴了，好天气保持了一段时间(在南极漫长的冬季里白昼和黑夜无从分辨)，我把时间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监测气象探测仪，一部分用来观察恒星。圆屋顶完全被埋在雪中，但我们通过积雪插进了一根伸向空中的“通气管”。

“圆屋顶蛮像一艘潜艇，只不过我们是在冰雪中而不是水中”，瑞佐说道，“但愿我们不会 沉底。”

“数据显示我们平安无事。” 他面含·限怒:“数据还曾证明过飞机永远不能飞离地面呢!”

又来了几股风暴，但等到风暴再次平息时，瑞佐已给我装好了图像放大器。这时候，用我自己带的微型望远镜观察起来几乎达到了那种专业设备的效果。我甚至可以做洋洋地躺在床 上，眼观放大器显示屏，遥控着整台装置。 果然如此。

开始，这只不过出于一种好奇心，但接着就成了怪癖。

我碰巧在观察研究一颗造父变体星，它属于体积极其巨大、光度相当强的那种星座，其闪烁极有规律，甚至可以用来校表。我们之所以注意到它，是因为对于一颗造父星来

说，其距离 近得出奇—仅仅相距 700光年，这种距离通过测定其闪动的次数就能轻而易举地枯算出来。

在我的劝说下，瑞位帮我安装了一台分光仪。我们不顾体面地在圆顶屋的备用零件箱里搜寻有用的东西，终于拼装出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可以将恒星发出的光分解成构造波长，以此告近我们大量有关恒星的化学成分和表面温度的信息。 起初，对于我的观察我简直难以相信。

这颗恒星的光语，竟然像一道宽宽的彩虹，其中交织着一些细细的深色线条。这其实也很正常。我们一般称之为吸收光语线;像太阳的光谱里就有成千上万条这样的吸收光谱线。但其 中有一条异常明亮的放射线。从所有的物理原理和化学原理来讲，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的确如此。

我们对于这颗恒星扫描了不下几十次，也反复不断地查看自己的各种仪器，我还花了好几卜卜时在微线轴读出器上查阅了“公认的”光谱数据。光谱目录表中居然也找不到这条明亮的攻射线，而我们所有的仪器又毫无问题。 但这条明亮的放射线清清楚楚摆在眼前，千真万确!

“这就怪了，”我说道:“带有数条明亮光语线的恒星，我以前倒看过不少，但从未见过这 种在吸收光谱线里出现一条异常明亮放射线的恒星!真是闻所未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单波长 以及那种具有精确能量的特型原子呢?为什么这种波长放出能量而其他波长并不如呢?”

瑞佐坐在床位上，咦哎地喷着香烟。低矮的圆屋顶下顿时烟雾缭绕，“这也许正是几周前 你跟我提起的一种激光信号。”

我皱着眉头望了他一眼:“好了，好了。我说正事呢。对此我真是迷惑不解。”

“听我说，别忘了你说过什么搞无线电的宇航员尖起耳朵听，却一无所获;你也还说过我 们只有观察才是，观察吧!”一种报复的感觉使他自鸣得意。 我摇摇头，又重新回到气象仪器上。

但瑞佐仍不罢休:“假如某颗造父变星附近的行星上存在着智慧物体，而他们也猜测别的 行星上的智慧物体会出现宇航员;这些宇航员对于他们的行星会十分好奇，对吧?所以，他们 就发出与他们行星脉动相对应的激光信一号。当你注意这颖行星时，自然就看到他们所发的信号。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算了吧，”我咕味道:“玩笑开够了??”

“跟你说，”他仍不罢休:“我们把那种波长接入示波镜中观察，看看是否会出现明确的信 号，说不定会打出‘领我见见你们的头’之类字眼。”

我没理他了，然后注意起军队方面的情况。气象仪运行起来真是无可挑别，但按要求我们每隔12小时就得仔细检查仪器一遍。因此，我查看了仪器，想定下神来，而瑞佐在笨手笨脚地鼓捣一只光电管示波器。

“来了，来了”，他终于说道:“我们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说什么。”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示波器上的荧光屏。荧光屏上显现出一条均匀稳定、渐渐倾抖、略带绿色的线条。

“没有信息”，我说道。 瑞佐夸张地耸了耸肩。

“如果让显示器保持两天都打开，就不难发现线条会进行一次从峰.点到零讯点的周期性交 替跳跃”，我告诉他，“从明亮到暗淡，恒星的脉动变化以两天为间隔。” “快增大功率”，他说着，并马上拨动显示器前面的几个旋钮。 线条仍丝毫没有变化。

我问道:“扫描速度是多少?’’

“每厘米一毫微秒。”也就是说，显示屏上一厘米的刻度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秒。三十二年里

有多少秒，就相当于一秒里有多少毫微秒。

“哎哺，如果灵敏度这么高的仪器都无法获取信号，那就别指望有什么信号了。”我说。

瑞位点了点头。戏谑就此打止了，他显出几分若有所失。我又回到气象仪器上，但再也无法凝神静气。不知什么原因，我也觉得失望。我想，潜意识里，我一直在指望瑞位真正会获取 别的恒星所传发的信号。真傻!我暗自说道。但那明亮的放射线又怎么解释?我再次盯着那台 显波镜。

骤然间，那根平稳均匀的线条突然开始变成了千千万万个上上下下颠簸移动的峰点和零讯点。

我双眼紧紧盯住。

瑞佐又躺回到床位上看一本杂志。我想喊他，但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似的。我眼睛仍停留在闪闪烁烁的显示屏上，伸出手，碰了他一下。 他抬头一看。

“天哪!”瑞佐轻轻地说道。

好长一段时间，我俩目不转睛静静地盯着显示镜荧光屏上那上下抖动的线条。此时，我们的圆顶小屋里蒙上了一层淡绿色的奇光。它有凡分拼森怪诞，却又妩媚撩人，让人昏昏欲睡。 这条线不停地上下跳跃，它急促不清、结结巴巴地诉说着。它在千千万万的峰点和连续变换，快得眼睛几乎都跟不上。它忽上忽下，召唤我们，向我们诉说，上上，下下，止不住、静不下，不断地闪烁，把未知的信息传达给我们。

“难道是??人?!”瑞佐惊惑不已。笼革在一片绿光之中，他那张脸猛然布一满了皱缤，苍 老而憔悴:带有几分疑惑不解，又夹杂着几分惧怕。 “还能是什么?”我听到自己在说，“没有其他任何解释。” 我们俩静静地坐了很久很久。

终于，瑞位问道:“现在我们干嘛?”

11.superhumans

如果外星超人来到地球上，那么他们与我们人类之间会产生一种什么关系?所谓 “超人’，其实就是指来自其他行星的一种假设的人类，他们的文明较之于人类更发达。 甘·拉文分析研究了其伦理道德。一个最让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外星超人对我们人 类会有所眷顾关照吗?或者他们仅仅是把我们当做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作者的分析发 人深省。

? 如果从种种差异判别，特别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看，外星人自然应列入“超人”之 类。我想，这正是畅梢科幻小说里经常出没的人物形象。例如，在现实中，我们按人类常规不难设想出有的人简直能创造出隔山运木之类的奇迹。想想和人个头差不多的“蜘蛛侠”(外星 超人)飞檐走壁;其力大无比，人们不堪一击，如此等等。还想想我们人类可说是拿外星人无计可施;虽说热核能武器威力无比，但外星人居然安然无恙，真令人难以置信。超人凭感官就 能对物体进行透视，或者能直接看到根本不为我们一般人所知的信号，或者我们明知已有但得借助精密仪器才能看到的信号。自然，时下人

们总认为这类超人天生就具有神奇的信息处理特 异功能。把这些特征跟“超人”联系起来，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人们所议论的外星人的“超人”一面(毫无疑问这已引起爱思索的读者或电视观众的关 注)，并不在于他们极其人性化的特征，而在于他们那非凡的善解人意的能力。然而，这些特是否具有某种道德性的意义则要取决于外星人的心理。他们用这些神奇的力量可能会干些什 么?按理说，这些具有超人能量的外星人很有可能会超乎想像地乐善好施、心地友善、慷慨大 方。但情况并非如人所料。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人类必须持有这种意念:避免致使外星人干出 一些不考虑我们人类利益的不测事件。倘若外星超人真是刀枪不入，此举实属画蛇添足;但如 果我们认为外星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像一个前景看好的候选人往往在核轰炸问题上遭到人们的责难那样)，那么就有一个尤为可取的原则:人们不要有任何冒犯外星人之举。

外星超人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种种可能数不胜数:想像外星人做超级清扫夫，把地板弄 得纤尘不染，效率奇高，乐此不疲;或者是当超级建筑工，他们会用源源不断、唾手可得的各种建筑材料给你建造摩天大楼，短短几个小时即可大功告成，甚至你想什么时候完工就完工; 或者是，倘若外星人数量有限，就不难想像会形成通常由于人们切身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各种人类社会问题，或许还会引发战争、造成世界分割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等等，不一而 足(，在我看来，上面所有这一切自然均为人类问题;只是难以从中看出有什么根本的道德含 义，)假如人们所议论的这些外星超人果真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大包大揽人类无穷无尽的需 求，那么由于地球资源医乏、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人类于是就生活在休 摸作品中的伊甸园里，我们为争夺有效资源所产生的种种纠纷变得毫无意义，进而还会导致人们与世无争、相安无事。这样一种情况下，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生活如此安逸舒适，我们 人类还能欣欣向荣吗?不难想像，会出现一种自我否定的道德观，即要求我们从自身的长远利 益出发，避免过度沉溺于外星人的服侍。’生活中常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形:从家里到上班的地 方只要走一会儿就到了，虽然人们也正需要走路这种运动，可一旦家里有车，就谁也抵档不住 开车去上班的诱惑。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而这又似乎与人类最根本的道德利益不挂钩。

但是或许人们可以这么推测:那些能力高超、貌似人类的外星人很可能并不会因效劳于人 类而获得莫大的快慰，而人们却指望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不折不扣、卑躬屈膝的服务。自然，还有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可能，那就是:外星人断然要奴役我们人类，或者是把人像牛一样好 好养起来作为他们的美味佳肴。我们得好好想想这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可能性。这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这个人们议论的外星人确实刀枪不入，人们拿他毫无办法;另外一种是他 们并非如此。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显然，两种情形里不知还会有多少不同的各种可能。姑且一个一个地考虑一番吧。

“脆弱”一词如用在此处，所要表达的用意甚为差强人意，因为此词往往用于莱种事物受到伤害或损害的情况。但仍要进一步区别下面这两种情况:(1)通常的含义—遭到杀害、 受伤、肢体功能受队等等情形;(2)特定的含义—指人们可以截住不给对方希望得到的种神受用及物品。这种差别具有重要意义，不难想像这样一种情况:某一种生物时另一种生物根 东就谈不上施害(因为对方本身可说是刀枪不入、法力无边)，而他们对惟独只有我们人类所 能给予的东西则情有独钟。浅而言之，外星人与人类的关系多少有点像人类男人和女人间的关系:两性当中，男人伤害女人、杀害女人等等情况，比女人反过来伤害男人、杀害男人的情况要多得多;但帷有女人能给予男人那种他们如有办法不肯将就的东西。因此，尽管现在“性别 大战”方兴未艾，但男人与女人仍尽力密切为伴、和睦相处，甚至可说是男女两性关系的主要特点。人们不难看到，人与外星人的关

系多少也是如此。倘若这样，人类与外星超人有望达成 知睦相处、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

但如果人类在外星超人眼里就犹如蚂蚁在我们眼里一样，那又会怎样呢?假设外星人如此 枝艺高超，我们人类在其衬托下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那么也就会引.发两个这样的问题:其 一，这是否可能;其二，如果可能，则又会有什么后果?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还比较容 易。二些哲学家可能倾向于这样论证:既然外星超人有义务在观念上把我们人类当做水来看 侍，我们就应该改变习惯，对蚂蚁采取更友善的态度。2争议必然会朝另一端发展下去，虽然 不会让我们感到舒服，但似乎更为合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人时我们不负任何责 任。在他们眼里，我们地球人类顶多只不过是一些引发科学好奇心的物体，就像我们看待蚂蚁一样(且不计其阻挠价值)。坦率地说，我们从中充其量可找到的自我心理安慰又有多少!

能否那样打比方来描绘外星人跟我们人类的关系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与蚂蚁的差别，不只是稍有不同，而是分属不同的种类，这就使得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特 别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具有意识，或准确地说，具有自我意识，并由此产生其他一切心理品质的生物;而蚂蚁，我们则设想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内心感情生活及什么意识了。我们这么“设 想”，但我们是否果真就了解呢?这就很难说了。就拿人类胚胎来说吧!胚胎是否有意识?某 些人用脑电图测试之类的手段就断言胎儿是不具有意识的，甚至还证实了这一点。时此，我肯定是支持上述看法，但我这一看法并不是因为自己多么精通这些别出心裁的科学仪器设备所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确实无法回忆起自己还处在胎儿阶段时对事物是否留有任何记忆，而 那些我难以接受其观点的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胎儿有意识，毫无疑问地也不至于在大脑中留下明显的记忆痕迹，而这就肯定无法充分证明胎儿具备意识的存在。但是说到蚂蚁，其问题显然与此不同。在某些奇妙细微的方面，它们的行为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但要想像蚂蚁能按人一样思维办事，那我们发现这将会是毫无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不同于我提出的胎儿意识试验，那么做肯定存在欠缺:我们努力想像蚂蚁的意识，却得不出任何有趣的结论，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局限性，而不是蚂蚁的局限性。 还有可能，我们人类与这些微不足道的蚂蚁根本就无法“息息相通”。不管我们能否认定他们是否具有意识，但终归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行为与局限，假设蚂蚁真的具有意识，假设蚂蚁的确聪明到知道如何修筑蚁象，当它们朝某方向排队前行时，众蚂蚁都规规矩矩排成队伍跟在蚁王后，这是因为蚂蚁一心想要跟随蚁王，领会自己在谋求共同福利中出力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有所感触吧?是否以至于必然要赋予蚂蚁种种权力呢?实际上，我 想人们不致如此。与其念念不忘地认定蚂蚁是具有意识、充满智慧的生灵，我们人类为何不对 蚂蚁的“处世哲学”忽略不计呢?对于像蚂蚁一样乐于献身事业的人(除了短暂地进行科学观 测)，难道我们不应该钦佩地多看几眼?这难道不是构建道德规范的元素?

我似乎的确可以想像到，外星超人完全有可能持有我们人类这种观点。那些人类自认为辉煌灿烂的文化、智慧、道德等等诸如此类的伟绩，对于外星人来说，简直是不足挂齿;而这并 不是因为其智商和理解力的局限，而是相比之下，我们人类所取得的成就根本不足为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看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生物会张开羽翼(域的什么东西)来保护我们，赋予我们权利等等。

13.halloween party

思。美国大学字典里说，“袋熊是 澳大利亚三种打洞有袋动物中的任意一种，有点像美国土拨鼠。”这名字只是赫佛福特不加权衡的一种做事方法。

没做太多的说服工作，学生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今天，根本就没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想清洁女工会记得很清楚。

当然，今天我也不会忘记被称作“伙计”。 3.28星期三 又有一天空闲。

我走进闹市区一家餐馆，这是我开始做三明治厨师以来第一次进餐馆。出于好奇心，我要了一份总会三明治，只是想看看它做得有多好。当时是中午，我也知道厨师房里的男女厨师在 这个时候一定很忙，但是我还是要了一份。

三明治看起来很精致，配料也新鲜。我对三明治师傅大加赞赏，但我想那女招待以为我不正常。

我真正想去吃饭的地方是牡垢饭馆。我想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来，在众多的女招待中叫一位我喜欢的给我拿来菜单。在酒吧吃过牡垢之后我想吃点那种填料编鱼片。旁边放点色拉，配上 樱桃蕃茄、黄瓜片，上面加点蓝色奶酪调料。我知道这个地方的一些内部秘密。比如说，我知道昨天一位顾客在海鲜杂脍汤里发现一颗图打(他对此深感不快)。不过我也知道，总的说来， 这里的公共卫生很好，在这里工作的人很细心。我只是想看到，一顿饭菜做出来要像一件作品一样，而且是由我认识的人制作的。

总有一天，我会以一名顾客的身份在那里就餐，那么那里发生的事情会逃不过我的眼睛。

4.1星期日 整天都是繁重不变的工作。

每日甚至每周的节奏是十分的熟悉，以致到现在这种节奏该令人厌烦了。然而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接连不断的定单和顾客都是各式各样，以致我很少觉得我以前经历过这些。在每日结 束时，清洗我(给顾客)盛莱的铝盘是很枯燥的活儿。如果可能，我乐意逃过这事。然而，即竺查遣丝鱼鱼哟丝遐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悬念，我什么时候才能洗完盘子收工回家。每次总有女 鱼待送来最后的点菜单，收好的盘子又取出来盛菜。3

要是我干这一行一直到退休，我不知道我要用完多少只面包，多少只离首。 4.6星期五

我们第一次停了下来。我原想着要带上工作服、手套，现在我带上T。我是惟一一个戴手 套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从卡车车厢拿出一个很大的绿色或橙色的塑料桶。为了拿起来方便每个 捅的上部有一个洞。

斯迪夫带我到了第一家院子，“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他说道，一边把后门三个垃圾捅里的 东西倒进他的塑料桶内。然后，他身子一闪，跳入桶内并将里面的东西珠下去。“这样我们一 趟就可清掉更多住户的垃圾。”他说道，同时一跳，又一闪，他就从捅里边出来了。他背起桶子，又去了邻里一家住户。

这就是训练过程。

他告诉我要清掉哪些片的垃圾。我们这一组有三个人，可是街道只有两边。所以斯蒂夫进行了一番调遣，解决了谁干哪一片儿的问题。4大多数时候，他让肯尼干一边而我千另一边，而他来回穿梭以清掉我们前面几家的垃圾。他还移动卡车。

在途中，我不知道我会在第一家住户的垃圾桶里看到什么，但我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时，桶里满是垃圾。这就对啦，我想。

我下不了决心像斯蒂夫那样跳到捅子里去然后又出来。于是，我用我带着手套的手使劲往下压，以便有更多的地方装后面垃圾箱的垃圾。清摔了两户的垃圾，塑料桶就

装满了。我哼了 一声，把桶举到了肩上(这似乎比把它背到背上要容易一些)，直奔卡车。所有的小孩—以 及许多的大人—都想至少把一个垃圾桶扔进环保车正张开的柑夹里面，然后拉下杠杆压紧。 我把我的第一捅垃圾扔进去之后，便有一种成就感。

就当清洁工而言，有一点，就是你清掉一桶垃圾之后，你就完全了解这份工作了。之后帷一的事情就是弄清楚路线，锻炼肌肉，加快速度。我以前绝不可能想像有些捅子会有多重。大 部分时候我把三户的垃圾装到一个桶里，因为这是一路上最好的省时办法。然而有时几堆垃级加在一块太重，我将它抬到腰部都很吃力，更别说扛到肩膀上了。5我不得不一路找着这些垃圾桶或横过草地花到卡车旁。当然在路上拖垃圾捅发出的声音说明力气小。斯蒂夫时此抱以耐 心的微笑，而肯尼就假装没看见。这也使我意识到，虽然他们一次也没拖过垃级捅，但也有几次他们俩写骂咧咧的说背着的桶子太沉了。于是我知道根本没有习惯于背这样重的东西一说。

这个工作和我曾注意到的赫佛福特城镇环卫工作者在家乡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千得卖劲又快，他们可能比我们清理垃圾的线路要长。但他们的工作只是将住户的纸极箱或垃 圾筒从街边抬到卡车上。他们不用穿过院子走那么一截额外的路程，不用扛着或背着垃极捅，也不用将垃圾从筒里装入捅内，从而避免了身体与垃圾的直接接触。垃圾车的司机就坐在驾驶 室里。也许他也曾在肮脏的卡车施厢里当过多年垃圾工。在这里他和组员一起清除垃圾。现在我们仍然感到与赫佛福特城镇人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以前不曾感觉到的。

所有的时候都是斯蒂夫负责，他指示我们该去哪，他密切地关注我们。并不断地向前移动卡车以便我从院落里将垃圾弄到街道上就不用走太长的路，这是他一年多来每天要做的事。他 时这一条线路的每家每户都十分清楚。(我们是这一地区帷一的垃圾清理队，自由垃圾站的其 他卡车到本县的其他镇作业，而横跨全县的D斗den地区则由另一公司提供服务)。清早他说到 要我紧跟上他曾把我吓坏了。看看他的肌肉和行动方式，我就知道我就要接受一次考验。但是 一天快要过去了，我发觉我不必害怕他。我干得没有他快，也没有肯尼快。但是，他一次也没找我的碴，相反他树立了一个榜样。

在第一天，我就弄清楚了关于这个工作的两件神秘的事情:一是我们在哪里吃中餐。答案 是我们根本就没吃，我们一直干到把工作做完。然后我们把车开回去，打卡考勤。然后回家想吃啥就吃啥。我幸亏早餐吃得很饱。

另一件神秘的事情，就是工作时如何解决生理功能问题。严格地说，Dryden是一个住宅 区。这一带既无加油站也无咖啡馆。在一些街道的尽头有些树木，但是他们却分隔很远。似乎 也没有住户会请他们进屋。但是高兴的是我们随身带着些装备。下一次我要是看见一个清洁工跳入一个空旷的地方，那里的垃圾已搬到了卡车的后厢，而他似乎在注视他前面育曲的金属屏 障时，我就会明白他不是在找裂缝，而是在小便。

3:30之后，我们才开车回到工场。我知道我已干了一天的活。今天我在垃圾桶里看到的东西并没有破坏我的胃口。晚上我饱吃了一顿，并且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没剩。今后我不会给 清洁工增加额外的负担了。

20.蹼丝工人 阿格尼丝·斯梅德利

? 在1928年到1941年混乱的几年里，阿格尼丝·斯梅德利作为一家德国报刊的战地 记者到中国旅行。她用她的“第三只眼睛”观察，并且设法弄清真相。半个世纪以后的 今天读她的报道并分享她的看法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 我在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去南方，其真正的原因是去研究丝绸行业数百万“缘丝民工”一 的命运。当时丝绸行业中美国的市场正不断被日本占领。然而我不想以权威的广州丝绸行会的客人身份去参观产丝区。因为这个行会毕竟就像一个赤裸上身、开怀大笑、宽大的裤带之上突 出个大肚皮的弥勒佛。后来我发现岭南基督大学的一群教授在从事该行业的研究。一位年轻的专家正要前往顺德丝绸地区，开始为期六个星期的调查旅行。我便和他一起去T广州丝绸行 会，在那里他与一位多疑的行会官员吵起来了，最终获准乘坐行会的轮船进入数百万民工辛苦劳动的地区。在那里，南洋的百万富翁们建立T许多大型的缘丝厂，纺纱工人全是年轻女性。

次日，我和那位年轻专家登上T轮船。船上的其他乘客就是那二三十名行会商人。轮船用 装甲钢板和机枪来保护商人，免遭“盗匪”的抢劫。我了解到，“盔匪”是一些农民，为了谋 生，在一年的某一段时间拦路打劫。

我曾计算过，假如这些“盗匪”袭击并掠夺了我们乘坐的这条轮船，他们能弄到足够全村 吃上数月的食物。吃饭的时候，商人们坐在桌旁弯腰耸肩，吃着丰盛的食物，把鸡骨头扔到地上。他们谈论着丝绸、金钱、市场以及他们的公司的亏损情况。丝绸行业的生计的确举步危 难。但是，如果说有亏损，很明显，这些钱根本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腰包。我有点思念杰西·詹姆斯。

那些人对我的年轻同伴很敬畏。但是当他谈到那些丝绸民工和缘丝女工时，他的话语里便表露出敌视和轻蔑。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为什么对成千上万的缘丝女工，似乎有着特别的 丝鱼止他告诉我，在全中国，这些女人以女同性恋者而臭名昭著。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她们就会用一部分工资买通丈夫并劝他们纳妾。像这样一个结了婚的女孩会做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生一个儿子，然后又回到工厂，不再与丈夫在一起生活。政府曾颁布法令禁止妇女通过行贿逃婚。但是妇女们漠然处之。

“她们太富裕了—这便是麻烦之根源!”我的年轻同伴解释道。“她们一个月挣钱可多达 11美元，于是就变得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了。”他补充到，她们也靠这钱来赡养父母、兄妹和 爷爷奶奶。

“她们挥霍无度!”他大声说，“我每次去电影院，必定看到她们手拉手，成群结队地坐在一起。”

煤丝厂曾经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直到1927年，这些组织才被禁止。他指责道， 这些卑都的女人秘密组织“妇女会”来逃避法令。她们甚至敢为争取较短工作时和较高工资而 罢工。由于家人强迫她们结婚，因此，不时地会有两三个女孩集体自杀。

几周以来，我和我的同伴要么步行，要么坐小船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个又一个集镇。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衣服就如同外科医生的手套粘在身上，汗水浸湿了帽糖 和鞋子。晚上我们要么在乡村客栈投宿，要么在祠堂挂起坟帐，搭起帐篷。道路上都是光着膀子的民工队伍，盛满蚕茧的大篓子在竹扁担两头上下晃悠，把他们的腰都压弯了。集镇散发出 蚕茧的气味。一束一束的、未加工的丝线堆至仓库的屋棣。养蚕的浅盘子在每个村庄都随处可见。那些光着上身、面容憔悴、操心劳神的农民不分昼夜地喂养，照看他们的蚕。2

我的同伴，首先是出于好奇，后来，当我问到这些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便开始饶有兴趣地替我翻译。她们的家就是一些空荡荡的泥巴地面的小屋，木板上铺一块旧席子，并围上一 块棉布，便成了床。棉布曾是白色的，原来当蚊帐用。家里通常就只有一个泥土小灶和一两件厨具，一张窄板凳，有的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时数百万人来说，这便是家。少数家庭有几裸桑 树。因为桑树也属于他们的财富。但是几乎所有的家庭，

为了弄到钱或吃的，都预先把蚕茧卖掉。如果桑树未长好，他们就完了。不管我们走到哪，情况都一样。操丝工人被商人用来作抵 钾，永远也还不清债。

只有当我们接近大集镇，那里的嫌丝厂喷出蚕茧的恶臭，我们才看到了较好的家庭和不那么操心劳神的面孔。这些家庭的女儿们都是缘丝工。尽管这里的工业化和其他地方的一样精 糕，可就在那里我才开始明白工业化对那些女工来说意味着什么。3在整个国家，只有在这些 地方，生女孩是件开心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女孩是主要的家庭支柱。她们有单严的独立的姿 态，反映出她们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我开始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被指控为女同性恋者。她们设法不把自己有年严的地位和已婚妇女的低下地位作比较。4她们的独立对官僚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人身的侮辱。

当我们参观完操丝厂后，我的同伴对这些女工的憎恨变得更加明显。长长的队列中，女孩们穿着光亮的黑茄克和长裤子，坐在滚烫的蚕茧缸前，她们滚烫的手指在缸里一闪一闪地抽 丝。有时候队列中传出的一句话，使整个工厂的女工大笑起来。我同伴的脸色会变得铁青。

“他们称我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你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恶魔!她们嘲笑你的衣服、头发和眼

一天晚上，我们俩坐在老祠堂的门口。在祠堂的石头建的空空的大堂里，我们已搭起了帐篷。运河的对面可以看到一家嫌丝厂高高的围墙，很快穿着黑色制服的女工们从工厂涌出来， 每人手里拿着锡制饭盆。所有女工都穿着木制凉鞋，凉鞋由一根皮带跨过脚趾拴着，走起路来啪啪作响。她们发亮的黑发梳在后面，一根发辫垂于腰际。在颈背处，可看到发辫上缠着大约 两三英寸宽的红丝带，色彩非常好看。

当她们长长的队伍涌过横跨运河的桥梁，经过祠堂门口的时候，我感到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

我极力要求同伴替我翻译，但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懂她们的方言。他很是生气，于是起身朝集镇走了。他走T之后，我走下台阶。一群女孩围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拿7麦芽糖果 给她们吃。她们洁白的牙齿一闪一闪，用明显的不连贯的方言惊叫着。她们接过糖，开始嚼， 然后审视我的衣服，瞪大眼睛看着我的头发和眼睛。我也盯着她们看，很快我们相互大笑起来。

她们中有两个人挽着我的胳膊，开始拉着我上了石板街。其他人跟着，一路开心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们来到了一个女孩的家，并受到她父母和两个大眼睛弟弟的欢迎。他们身后 的小屋里已挤满了另外一些女孩和好奇的邻居。方桌中央燃着一根蜡烛，方桌的四周摆满了板凳。他们让我坐在贵座上，按习俗给我倒了一杯茶。

然后我们开始了奇怪的谈话。即使我懂得最标准的普通话，我也不可能听懂这些女孩说些啥。因为她们的话与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说的话都不一样。我断断续续学过一些汉语—在 满洲、北京和上海—但是每一次，我刚一开始，就又不得不去一些新的地方，因而我前面所 学的东西就几乎变得无用了。上海有其自己的方言，我曾在上海学到的语言在北京会引起大笑，而在南方就绝对没用了。只有传教士和领事官员才有可能花上一年时间在北京语言学校学 习汉语。记者们不得不这里、那里，到处奔波。

于是，我就用手势和动作与这些缘丝女工交谈。她们指着孩子，问我有没有小孩。没有? 也没有结婚?她们似乎很感兴趣，也很惊讶。为了解释，我抽出钢笔，从口袋里拘出笔记本，设法让她们了解我的想法，挑别地审视她们，然后开始写。这里一片欢腾。

站在门边的一个男人用普通话问了我一些事情，我能听懂他的话。他告诉满屋子拥挤的人们，我是一个美国人、记者。是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过，也曾当过工人。当他翻译这 个的时候，她们似乎觉得难以置信。

女孩们挤着坐在板凳上，其他人一排排地站在她们后面。我通过运用我极少的几句普通话和许多手势了解到了她们中一些人每个月能挣到8美元或9美元，有些人能挣11美元。她们 一天工作10小时，而不是我同伴说的8小时。她们曾经每天工作14小时。

我的话硅硅巴巴地说不下去了，便在笔记本上画一些自然的图形来补充。她们是如何获得 10小时工作日的?我画了一个煤丝厂的草图，又画一个大胖子男人站在上面大笑着;第二幅 图也一样，只是这个胖男人在哭泣，因为一排女孩子手拉手围着工厂站着。她们对这几幅画叽 叽喳喳说了一气，然后一个女孩大声说出了两个字，所有人便开始表演罢工。她们叉着双甘，

仿佛拒绝干活，而有些人把手肘搁在桌子上，垂下头，好像不肯动。她们大笑起来，开始手挽 手，把我拉到国圈里。我们大家都手拉手，排成完整的队伍，开怀大笑。是的，她们就是这样获得了10小时工作日!

我们站在那里时，一位女孩突然用甜美的高音唱起歌来。歌声戛然而止，整个房子里的人用歌声做了回答。她一次又一次地用歌声提出问题，其他人便做了回答。我站在那，心潮澎 湃，却因为听不懂而失望。

奇怪的歌唱结束了，她们又开始要求我唱歌。她们想要听一首歌，我想到了马赛曲，我就唱了。她们大声喊道再来一首，我便试着唱了国际歌，同时，仔细观察她们的反应。她们根本 就不知道这一首歌。于是我想，说这些女孩有共产党基层组织是不真实的!房子里出现了一阵 小小的骚动，我看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竹笛站在门边。他把笛子放到嘴边，笛子开始发出轻轻 的低沉的声音。接着笛声升高，甜美的女高音紧跟而至。接着女声停止。笛声升得更高，又加入了一个男声。他在讲述着某个传说。当他停下时，女声又唱了起来。那肯定是一首民歌，一 些当地人世代流传的歌，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民间音乐共同的特点。5

就这样，我与那些我根本就不会说她们语言的人度过了一个夜晚。当我返回祠堂时，很多人陪我一起走，一路上还有人提着灯笼照明。我经过寂静的石院来到我的房间睡觉。村里的更 夫彻夜打着铜锣，大声地报时。锣声从远处响起，穿过祠堂的墙壁，然后再渐渐消失，告诉大家平安无事。

我躺在那，想着这些普通人的旧事，想着全世界普通人的善良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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