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 - 前言 -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前言

（一）春秋名义

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着在周之春秋。」二则说：「着在燕之春秋。」三则说：「着在宋之春秋。」四则说：「着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则难以肯定。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 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殷本纪说：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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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孟子离娄下也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

为什么叫「春秋」呢？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

说文夂部说：「夏，中国之人也。」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戏鬲「夏」作「■」为证。

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秋，禾谷熟也。」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

冬，说文《（冰本字）部云：「四时尽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臣天子霝冬」，「霝冬」卽「灵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井（邢）人安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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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王」，乃三代恒辞。

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

商钟铭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 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而在传世彝器中，乐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但这条的「冬」宇，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一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诗经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春秋修其祖庙。」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

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卽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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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后来别的书也叫做「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绿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漠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日「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漠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杀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绿、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卽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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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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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二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羣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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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读左札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粱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卽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卽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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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卽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讙如楚，迥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斲丧，这是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裹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遣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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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说，公羊写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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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以后，谷梁传又在公羊传后。据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固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周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着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辚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适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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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勖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他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舆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说得更透澈：「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卽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卽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冒始启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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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 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成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釆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卽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傅无关，卽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啰苏芜秽，使人读他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共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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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颖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舆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着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八）左传在西汉的流传

左传的成书年代在公羊、谷梁之前，而在西汉却没有「立学官」。虽然没有「立学官」，但有两种传本。一种是孔壁藏本，一种是民间私传本。先说孔壁藏本。这事见于汉书楚元王交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这封信，对学术史说，是件重要文献，可是不少人误解了，因为刘歆在这信中加了些插句。我们若用破折号把插句标出，这封信的原意便显露出来了。现在我先把移让太常博士书有关文字抄录重新标点于下：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壤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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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而未发。……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张心澄伪书通考把这段文字读懂了。他说：

所云「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卽逸礼、书及春秋左氏。下文云「皆古文旧说，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皆指此三书。故下文云「得此三事」也。因「书十六篇」之下加「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数语，以说逸礼及书（或专指书——原注）之经过，与下文「丘明所修」一语为「春秋左氏」之说明同。但「天汉……」数语较长，读者不察，以为文气已断，下文乃另一事，与孔壁无关。然下文「及春秋左氏」之「及」字，卽表示上之逸礼、书及此春秋共三书。此犹可谓舆上文「及鲁恭王」之「及」字用法同，为另一段之证。但下文「皆古文」之「皆」，明指三书。若专言春秋左氏，何来一「皆」字乎？……惟其辞颇闪烁，读者易误会。故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言春秋左氏传出孔壁，而王充论衡言之，许慎说文叙则言春秋出孔壁，皆对歆移书读法不同之故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王充论衡案书篇说：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二十篇，左氏传也。

这裹要说明一点，古人用对古书「佚」和「亡」有分别。「佚」就是刘歆让博士书「逸礼」的「逸」，正和论语微子篇的「逸民」，而许慎说文作「佚民」一样。逸礼和佚春秋意卽未立于学官的礼和春秋，西汉时只是公羊、谷梁得立学官，左传未得立，所以王充称左氏传为佚春秋。亡是亡失，书已无存。这是汉人用「佚」或「逸」和「亡」的区别。后人则把「佚」和「亡」混同起来，不能用以解释两汉之书。孔子壁中所发现的左传，司马迁曾采以作史记，吴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司马迁所说「春秋古文」，就是这壁中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也曾论及此事。到刘向、刘歆整理古书时，在中秘书（意卽皇家图书馆）发现这书，更加重视。刘向作说苑、新序和列女传，采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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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左传故事和文字，足为坚强的证据。刘歆尤其爱好左传，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可以看出。刘向父子一家人喜爱左传，见于马总意林所引桓谭新论：

刘子改、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子政是向之字，子骏是歆之字。足见父子和其全家都熟读左传。自然，孔壁中的左传是用作者当时文字，所谓「古文」写的。刘氏全家要诵读它，不能不改写为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左传孔壁本的下落。

左传还有民门传读本，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在战国末年，不但韩非子采用了不少左传文字，就是陷害韩非的李斯，也用左传。他在上韩王书说：「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附见韩非子存韩篇）这明明是用左传僖公五年文。至于西汉，引用左传者不胜数，刘师培左盦集有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可惜引用并不完备。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盖当高帝之时，故汉廷谟诰，皆引其（左传）文。」可见左传自成书后一直有诵读引用者。至于其传授、训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曾经采择两汉有关记载，加以叙述。吴承仕为之疏证。下文所引括号内的都是吴承仕疏证文字：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傅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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