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基层选举实验

1980年的基层选举实验

1980年的基层选举实验

那一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

当紧的事儿一件接一件。但最棘手的还是生产队干部的选举工作。

生产队干部的选举，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村六十条）早有明文规定。生产队干部应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年。

然而那个年代，公社的各项工作，早已违背了六十条的精神，包括生产队干部的任用，都是公社说了算。用谁不用谁，是由包队干部和公社共同决定的。

社社如此，多年如此。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从没有人过问检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唤醒了人们。这种使用干部的方法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谁来当队长，这个权一定要交给社员。

这次生产队干部选举的事，公社党委专门讨论过几次。一致认为应该坚决贯彻新六十条精神，由社员无记名投票，实行大海选，谁票多谁当选。

这可是一件大事，闹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公社领导都深入下去现场帮助指导。

我和另两位同事走进了一个不到二百口人的生产队。这里地处半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并不算好。学大寨的年头里，社员们筑地埂、修梯田，填小沟，一块块平展展的土地出现在眼前，粮食产量也连年增加。这变化，引起县社领导的关注，小山村一时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有一年，全县干部近千人还来这里参观学习。

这些成绩，公社看在眼里，社员记在心上，邻队也还佩服。

原来的队长是一个中年汉子。小时候没念过书，长大了喜欢赌博。“文化大革命”中，毛遂自荐，挑起了生产队队长的担子，一干就是十几年。

他敢作敢为，管理严谨。春种、夏锄、秋收样样工作走在前头。

当了队长后，不仅自己改掉了赌博的恶习，只要发现了赌博问题，他必要严处。

但他也有一些毛病，让社员无法承受。他作风粗暴，口无遮拦。骂人从头到脚，能连三代祖宗。特别是骂妇女，什么难听的话他都能说出口。

他很少和社员一起劳动。即便到了地里，安排完营生便扬长而去。

这一切，社员们敢怒而不敢言。

事实上，那时候干部和社员关系紧张的状况还不只个别。

生产队长官不大，权不小。

我们县当时广为流传着这样两句顺口溜，一句是“惹下支书出村住，惹下队长紧得受，惹下保管不开库，惹下会计把工漏”。另一句是“干部吃得四两粮，又娶媳妇又盖房。社员吃得四两粮，拄得棍子托得墙”。

这些话虽然有些言词过激，有些打击面太宽，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社员对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和行为的不满。

选举，考验着队干部，考验着社员，也考验着公社领导。

我们顶着闲言碎语，在全公社认真学习贯彻新六十条，开展了一次民主选举。

眼前进行的是头一个队，我们格外谨慎，格外小心。

开会前，我们还是和队长见了面。向他讲清了选举的政策依据，选举办法。并要求他能正确对待。

他说：“十几年了，真的累了，实在不想干了。”他又说：“除了我，谁也选不上，谁也当不了。”

话不多，分量很重，难以琢磨。

晚饭后，我们在学校召开了社员大会。到会的社员特别多，我实在有些惊奇。

清点人数，核实选票，推选计票人、监票人，投票，一切非常顺利。

计票开始了，一屋子的人静悄悄。人们用耳倾听着唱票员的声音，用眼注视黑板上的一笔一画。

得票的人只有两人。

起初，“正”字，交替上升。画完两个“正”字后，一个的票停滞不前，而另一个直线上升。

此时，坐在火炉旁的他有些吃不住了。眉头紧皱，本来黝黑的脸，变得发紫，汗珠滚滚而来，布满了两腮。

我的心也咚咚地跳起。我说不清是盼他当选，还是盼他落选。落选了，他又会怎么样。

就在选举结果即将分晓的一刻，性情急躁的他，顺手拿起了火炉上的小火盖，猛地站起来，环顾四周。

他要砸向一个人，那分明是选票超过他的人。

坐在他身旁的公社副主任，眼疾手快，迅速夺下了火盖。

他愤然离去，边骂边走。

我紧追其后，耐心劝说。

他能听进去吗？他不仅不听我的劝解，还骂起了公社、骂起了我们。

秩序良好的选举会场顿然紧张起来。

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这不该发生的一幕。而得票多的那位站起来说：“只要人家还愿意当，我情愿退出。”一个中年男子说：“那不能，这世道能由他吗？”

人们担心，如果选举不算数，日后必遭打击报复。

我们三人，走出会场，简单商议，统一了认识。

当场宣布选举有效，并公布了选举结果。

那一夜，我们就住在了村里。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农村的工作多难啊！办一件群众拥护的事多难啊！难怪，这么多年，队干部的选举工作落实不了。我又想，为何他几次向公社反映自己不愿干了，选举时却又变卦了。

那个夜晚，很长、很长。那个夜晚，难熬，难忘。

次日早饭后，我决定再找他坐坐，谈心。希望他能正确对待昨晚的选举。

他没有来，他一定还在生我们的气，生社员们的气。

我们找到了新当选的队长，听了听他的意见，并对当前工作做了安排。

他说：“你们不要为难，人家想当还让人家当吧。”

多么淳朴的语言，多么善良的心地。

这是社员大会，这是民意，这是选举结果。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他表示，愿意挑起担子，和社员们一起奋进。

这是一个1961年毕业的初中生。大小队会计同时兼任已有多年。为人忠厚老实，言词不多，在村里威信很高，社员们都说他是正经人。

出村的路口，恰巧碰到了原来的队长。

他对着我们高声叫喊：“我要到县里告你们去。”

我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那是你的自由，只要县里否定这次选举，我就服从县里的决定。” 他又说：“老子不当，谁也当不成。”我又说：“你不是说早就不想干了吗。”

几天后，另一路传来消息，一个党支部的选举会上，多年的老支书，全县为数不多的女支书也落选了。她，小脚老人，辛辛苦苦，从扫盲开始就出了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妇女代表，区县劳模，有多个头衔。

这是一个由四个生产队组成的大队，大队设立了党支部。四个生产队就是今天的四个自然村。虽相离不远，但也得爬山过沟，开会办事自然不便，更何况那时开会常常是在夜间。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党员们觉得该让老人休息了。

老人有些想不通，党员为啥不选她，公社为什么要搞选举。

然而，她却忘记了党章，忘记了党员的权利。

她认识的领导多，她要向上面反映。

哪一级，哪一位领导能说这是错的呢？

细想，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公社、县上，以至再上，各级都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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