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华关于人口红利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负债 人口老龄化 人口转变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韩国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人口红利”被普遍认为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国外社会科学，2003）。那么，何谓人口红利？它是如何产生的？有人口红利，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是否还应该有“人口负债”或“人口亏空”（以下统称为人口负债）？如果是，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判断一个人口进入或退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也即如何从理论上对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进行必要的数量界定？世界上哪些国家较早进入人口红利时代？中国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阶段的？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能享用多久？今天的人口红利是否必然意味着未来的人口负债？等等。学界已经对这其中的某些问题展开研究，但认识上并未取得一致（于学军，2003；王德文等，2004），而对另一些问题则还没有涉及。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1、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及其由来

人类再生产类型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第一阶段），最终转变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第二阶段）。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

而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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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昉，2004）。

然而，在进入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晚期，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经济增长将受阻。这时重又出现人口负债。

从这里的分析可看到，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当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将出现人口负债，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人口红利才会出现。因此，“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人力投资，是未来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在人口转变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则可视作是在偿还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红利，因而可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负债”。

2、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数量界定

人口负担的轻重是衡量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唯一尺度。在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也需要使用这一判别尺度。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当总抚养比低于某一限度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反之，当总抚养比高出某一限度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这里牵涉到一个人口负担轻重的判别标准问题。

实际上人口负担的轻与重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参照人口”或“标准人口”（以下统称为标准人口）而言，其人口负担是轻了还是重了。离开“标准人口”谈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向现代静止人口类型转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陈友华，2004），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时一定要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对于一个现代静止人口，无论抚养比是多少，我们既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也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而只能认为该人口处在“盈亏平衡”期。其次，所谓“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相对于标准人口而言，其抚养比是低了还是高了。第三，抚养比低于或超出“标准人口”抚养比多少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或“人口负债”期。在这里，笔者武断地把抚养比低于或超过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即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

但如果真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会遇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现代静止人口的确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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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二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与现代静止人口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世界人口要实现现代静止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以现代静止人口的抚养比作为研究目前世界各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考，有时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研究的帮助不大。所以，选择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的生命表人口（静止人口是一种生命表形式的人口）作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照是合适的。

在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数量界定时，首先遇到的是标准人口的具体选取问题。在实际选取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前述因素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预期寿命差异悬殊，在选择标准人口时要兼顾到世界各国的情况；二是所提出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能适用。2001年时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67岁，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预期寿命所达到的水平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可能变动情况，笔者在此选择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之所以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主要是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瑞典的生命统计质量很高，与日本一起被誉为是世界上生命统计质量最高的两个国家；二是在瑞典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因此，人口死亡率是一个未受“人为干扰”因素影响的“自然”死亡率；三是1957年瑞典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2.5岁（其中男70.8岁，女74.3岁），略高于目前世界人口所达到的预期寿命水平，更与中国目前所达到的预期寿命水平非常接近。表1给出了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该生命表人口中0～14岁、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24%、21.28%与15.61%）为标准人口的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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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国、日本、中国三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比较研究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现代人口转变的国家，也是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同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2000年前后半个世纪法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变动情况在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下面分析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从图1与表2中可看到：在1950年时法国处在微薄人口红利期。从1950年开始法国由人口红利期经由1955年的盈亏平衡期的过渡，于1960年转变进入人口负债期，然而1960～1975年间法国人口负债程度很轻。在1975～1985年间法国又经历从人口负债期经由1980年前后盈亏平衡期的过渡而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不过1985～1990年法国的人口红利微薄。从1990年开始法国又从人口红利时期转变进入1995年的盈亏平衡期，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从2015年开始逐渐转变到2020年的人口负债期，且人口负债随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增多。

日本是世界上现代人口转变过程最短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了现代人口转变，在1950～1955年人口转变的早期，日本进入到人口负债阶段。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转变，日本从1955年的人口负债期经由1960年的盈亏平衡期最终转变进入1965年的人口红利期，日本的人口红利持续了40多年，从2005年开始日本将从人口红利期经由2010年的盈亏平衡期的过渡，于2015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且人口负债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增加。到2050年时日本极可能将成为世界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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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负债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即开始了现代人口转变的过程，随即也进入了人口负债期，在1950～1980年间中国的人口负债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从1980年开始中国由人口负债期经由1985年的盈亏平衡期的过渡，最终转变到1990年时的人口红利期。与日本一样，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将持续40多年，从2030年开始中国将从人口红利期经由2035年盈亏平衡期的过渡，于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且人口负债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增加，但2050年前人口负债的严重程度不及日本和法国。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Revision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03Revision，http://esa.un.org/unpp.

4、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构成及其意义

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彼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两者在变动时间上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而在其变动方向上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因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人口红利既可能是由少儿抚养比低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老年抚养比低带来的。人口负债也一样，既可能是由于少儿抚养比高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老年抚养比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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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抚养比低，未必出现人口红利；相反，少儿抚养比高，也未必出现人口负债。同样，老年抚养比低，未必出现人口红利；相反，老年抚养比高，也未必出现人口负债。至于出现的是人口红利、盈亏平衡、还是人口负债，则取决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者的共同作用。至于这一点，已经在表2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由于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与人口红利相对应，这里也可以引入两个概念：少儿人口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所谓少儿人口红利，即为少年儿童人口负担轻，而老年人口红利即为老年人口负担轻。与这两概念相对应的还有少年儿童人口负债与老年人口负债，其含义分别为少儿抚养比高与老年抚养比高。

少年儿童人口红利，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投资不足转化而来的（减少数量为更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两者之间的差额），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就好像时下流行的负债消费一样。少年儿童人口红利既然可以看作是负债消费，那么，人类因为减少对生育（数量）的投资而提前享用的这部分红利，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加倍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

少年儿童人口负债，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过度投资（即超出更替生育水平的那一部分）而引起的，这可看作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投资。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或投资收益，人类因为增加对生育（数量）的投资，在未来自然会有所收获，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人口红利。

老年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的过度投资后在现时的一种收益或回报。同样，老年人口负债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的投资不足后在现时的一种连本带息的债务偿还现象。

无论是人口负债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支付上出现错位的结果。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都会经历少儿期、成年期与老年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大部分属于消费人口、消费和生产人口、消费人口。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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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

5、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在中国的意义

无论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还是从总抚养比上考察，中国目前都处在劳动人口负担最轻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中国正在分享所谓的“人口红利”。国外甚至有人将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归结为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但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19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是前人（主要指20世纪50～70年代的劳动人口）超额付出后的一种收益（可看作前人对生育投资的一种回报，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意），也是过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回报，还是现代人减少对生育投资的必然结果（如生育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家庭与社会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相应地减少），同时还应看作是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负债消费（如现代人将本来应用于对生育的部分投资改用作生产与消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口红利部分是要我们未来偿还的（对未来的预支部分）。具体由三种人来偿还：一是由下代人来偿还，其结果是加重了下代人的负担，这与可持续发展所遵循的代际公平原则是相违背的；二是通过转移支付，也就是通过人口迁移的办法，由移民来偿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国际人口迁移极少的国家，因而这仅适用于地区层面）；三是人口红利的享用者偿还，其结果是这部分人在年老以后的生活品质因此而下降（陈友华，2004）。

那些在推行计划生育以后生育孩子的父母，由于生育数量的减少（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使得他们抚育孩子的负担减轻，因而他们从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许多“收益”，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与产出是对称的，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产出。对生育投入的减少，意味着将来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收益”也随之减少。当推行计划生育时期生育孩子的父母进入老年时，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时，将不再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从子女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对政府与社会的依赖，这对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很不健全的中国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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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严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数急剧减少，在城市与少部分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这部分独生子女在其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得到了来自父辈、祖父辈过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至少比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得到更多的物质上的满足），也就是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即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红利。然而，这红利中的部分是需要在今后的人生中逐步偿还的。一方面，当这部分独生子女成年以后，无论是在经济的供养方面、还是可利用的家庭人力资源供给方面，他们都将面临父辈们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现实的种种压力与生育观念的代际间传承与演进，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少生或不生孩子，因而会陷入与以往“越生越穷与越穷越生”完全相反的“越生越少与越少越怕生”另一种陷阱。而当他们年老以后，来自于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将因此而大大减少。因此，独生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快乐的童年与青少年（至少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负担沉重的中年与孤独凄凉的晚年。

6、结果与讨论

（1）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在人口转变的初期，总抚养比将逐年上升，并逐渐达到顶峰，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进行，总抚养比在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下降，并逐渐进入谷底，随后总抚养比又从谷底逐年向上爬升，当爬升到峰顶后，又开始下降至盈亏平衡区，并最终在盈亏平衡区稳定下来。因此，在整个人口转变的过程中，总抚养比的变化似正弦曲线的一段（函数Sin （x ）在0至450度范围内的变动曲线），当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初期，总抚养比的变化似正弦曲线的一段（函数Sin （x ）在450至540度范围内的变动曲线），而当进入后人口转变的中后期，总抚养比在盈亏平衡区逐渐稳定下来。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将出现人口负债。只有在人口转变的中期，人口红利才会出现。因此，“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

（2）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大约一直要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初，前后历时40多年，2010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这与于学军（2003）的研究结果非常相近，而与王德文等（2004）对中国人口红利出现与消失时间的判断相距较远。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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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会因此而加速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成对经济增长产生遏制作用的老年人口负担。现在三四十岁的一代人，三四个兄弟姐妹抚养一两个老人，自己则仅有一两个孩子。这样少的被抚养人口，自然可以使我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但是当这代人年老以后，局面就倒了过来。中国通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人口转变。同样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这是一种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还潜伏着问题与挑战。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在二三十年后将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

（4）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也会在国家和地区间发生转移。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就是通过青壮年源源不断的流入，从而保证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也即分享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红利，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超额利润，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然而对于那些流出地而言，却难以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成果，可能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流失，而且可能还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还得比发达地区偿还更多的人口负债（这其中的部分人口负债是替发达地区偿还的）。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去理解“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内涵。

（5）中国出生率的下降首先归功于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但是面对人口下降的惯性，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可以不让人生孩子，却无法强迫人家生孩子。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现实很值得中国人去回味与思考。因此，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主要不是对付最近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人口上涨，而是对未来必然出现的人口下降的趋势进行“缓煞车”。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调整生育政策还为时不太晚。如果使中国生育政策逐渐过渡到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出生率适当上升，在未来出生的人到中国人口高峰过去之后，正好进入工作年龄，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可能维持。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大城市即使调整生育政策，也会面临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看看发达国家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如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无一例外。北京、上海等也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农村的高出生率，在一定程度上可看成是一个良性的补偿。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歧视农村的“超生”人口，而且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成为未来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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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南方周末，2005）。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2

[2]陈友华。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陈友华。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4；4

[4]国外社会科学。适时兑现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2003；2

[5]南方周末。关于人口的思考：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2005-03-03

[6]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5

[7]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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