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对国家和民族民运的思考（信仰与血性问题）

今天这个题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苦难辉煌》这本书了，我们把前面讲的简单一些，迅速的进入主题。

写这本书最大的动力不是为了给年轻人、老干部看的，而是一本我写给自己内心的书，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这个党为什么能搞成?1921年建党时仅仅50余人，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军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的部队最后只剩了800人，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政党、军队的力量从哪里来的?这里面的必然性在哪里?

我们在今天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这么大的成就：2004年经济总额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经常讲新中国以全世界最瞠目结舌的速度完成这种脱贫致富。我们建国之初人均50美元，今年人均5000美元以上，

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人均要达到6800-7000美元。 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别人上百年走过道路，当然我们30年也积累了别人上百年积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谁看好?没人看好。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力量。列宁写过有关中国革命的书不少，但都是谈辛亥革命的。列宁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主义革命，建立共和，这是最大的事情，至于中国搞社会主义，列宁根本就不看好。当年斯大林也是这样认为，他说真正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清一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除此之外，中国当时的思想界泰斗梁启超、政界泰斗孙中山都认为中国不适合走共产主义道路。当时中国社会有3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共的成立就是增加了1个，仅此而已。我们今天总结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是因为这个党成功了，所以它的成立就变得特别重大了。

中国共产党必然能成功吗?哪里有这么多的必然?我们是把本来偶然性最终变成必然。当年中共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建党两个中坚的人物“南陈北李”——南面的陈独秀和北面的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中共的党史上是非常遗憾的。当年中共一大召开仅有13位代表参加，最年轻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仅有19岁，比他资深的李大钊、邓中夏同志因有事而未来参加。我们看看中共一大这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就知道这个党的道路何其艰难。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是历史机遇、重大的成功、辉煌的地位、深远的意义?什么都没有!前面是无尽的叛卖，是血与火的考验。大家看有脱党的、开除的、牺牲的，13位代表加起来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民族共和国主席。这个党何其艰难，它是那么的幸运吗?前面就是康庄大道、光辉前途吗?什么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只是当年中国政治舞台边缘的力量，而这股力量能够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

在中共的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毛泽东，没有一个人的地位能够取代、超过他，他具有最为重大的作用。就像小平同志讲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个人，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建设中解决了关键性的问题，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存在?毛泽东当年写：“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存在?至关重要的就是这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湘粤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西苏区，全部是在各个白色政权的结合部，中央苏区的发生、发展、扩大，充分利用了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当然这里的细节，由于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来不及详细的剖析。如果详细剖析就会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发展，并

取得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和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认识透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始结合，毛泽东思想产生。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选择经历了14年，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4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撞得头破血流，磕得鼻青脸肿，最后发现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不是共产国际指定领导人，不是党的上级领导指定他来接班的，而是党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只有这个道路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最为重大、无人取代的贡献，在此之前，党的所有的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向忠发、博古，谁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都没有那么深刻，大家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导中国革命。只有毛泽东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质来指导中国革命，我们党真正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确定自己的纲领，规范自己的路线，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的，由此中国革命才能够胜利。毛泽东具备极高的历史自觉。什么叫做历史自觉?就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毛泽东同志贯穿一生的这种主动精神，一辈子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一辈子不甘愿被规律左右，一辈子主张小人物打倒大人物，一辈子主张打破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的桎梏，就是这种巨大的历史自觉，把毛泽东同志从一个湖南农家的普通的农民子弟，推动成新中国集建党、建国、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同志自己讲，党内大的处分就挨过八次。但他从来没有受一次处分就上诉、告状、放弃，他接受党的处分，然后再通过长期工作，证明你对我处分是错的。1927年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始探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党给他奖励吗?党给他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在这个处分之下，毛泽东继续探索。这是巨大的历史自觉，如果没有这种历史自觉，他前面的沟沟坎坎这么多，早就回头了。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巨大的历史自觉，把这种普通的农家子弟一直推成为新中国最为关键的领袖。

还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的准将旅长，衣锦还乡不成问题。朱德同志不甘心，一门心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跑到上海找到陈独秀想入党，把陈独秀吓了一跳。陈独秀把朱德同志劝走了，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党可不能让军阀参加啊。”他把朱德归为军阀一类。朱德在国内无法入党。朱德打听到在中国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就约了几个好友从上海坐船到法国，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到了法国，别人告诉他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又从巴黎坐火车赶到柏林，最后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苏联学习之后，回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奠基，但当时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没有朱德。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原因，朱总司令带的力量太少了。南昌起义主力叶挺十一军八个团，贺龙二十军六个团，朱德率领南昌市公安局500人不到，起义部队南下后，这500人都跑光了，朱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朱德没有部队，组织交给他临时管理叶挺十一军二十五师，3000人左右，留在三河坝垫后。后来部队主力全军覆没，领导人分散突围，只剩下三河坝2000余人。南昌起义在当时是非常尴尬的，两三万人的起义队伍最后只剩下三河坝的2000多人。当时怎么办?队伍一片混乱，关键这是叶挺的队伍，叶挺到南阳去了，朱德这时站出来控制住队伍，说：“我们不能散，我们队伍有人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后来官兵回忆说：“我们当初之所以有办法，是因为勉强听取了这位老同志的意见。反正大家都走投无路了。这位老同志说他有办法，那就跟着他看看，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没办法我们再走不晚。”所以朱德当时把叶挺的部队控制住是很勉强的。起义的队伍都穿着短衣短裤，南昌的8月1号天气非常的热，跟着朱老总一直走到10月底还是短衣短裤。没有备装、没有食

品、没有药品、没有弹药，什么都没有。所以一边走一边撤，一边走人一边跑。都看着这老同志也没有什么办法，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宁队伍只剩800人。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这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的时刻，这800人如果散掉，南昌起义片甲不留。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奠基啊?就在安徽天心镇稻田的土坎上，朱德站上去说：“大军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可以跟我走，不要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当时举了个例子：1905年俄国军失败了，但1917年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大家从朱德这种激情中，感觉到一种信仰的力量。没有人相信革命还会成功，就这么一个旧军队过来的旧军人，他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这800人跟着他信了。所以陈毅同志就讲，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众情绪低落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这是司令最伟大的地方。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这支800多人的队伍里面，没有几个人想到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从朱德身上都感受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谁能够想到，起义过程中没有担负主要领导，不是开路先锋就是垫后、从头到尾在打杂的朱德，最后是他收拢南昌起义残部，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南昌起义如果成功，能当总司令的人比比皆是，根本轮不上朱德，他当时连领导班子都没进去。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的全部价值在失败中展现了，这是历史提供的机缘。西方有句话叫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危机要毁灭旧的权威，危机中要诞生新的权威。朱老总的全部权威在危机中诞生，当初党的指示是分散突围，没有任何组织告诉朱德，你收留的残部将来要上井冈山，你将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基的第一人，朱德完全凭借着历史的自觉。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栗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镇800人的队伍里面，朱德稳住的这800人最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主力。你说这800人是残兵败将?还是燎燎的火种?全在一念之间。当时师长、团长全部走光，他们认为手下只剩800人，这种残兵败将没法收拾，赶紧脱离队伍，另找别的出路去了。朱德留下来了，把这800人变成了燎原的火种。解放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有一段回忆，他说：“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起义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来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军的队伍，战斗力由此大增，这不是“朱毛会师”的重大意义嘛。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17个集团军，头等作战主力的军都能够联系上红四军28团，在今天它依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这就是南昌起义的重大贡献。 有句话这样说：“人的一生纵然漫长，但是关键时刻只有几步。”朱德凭借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成为谁都无法颠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泰斗，这种历史地位是在历史最艰难的时刻奠定的。

我们再来看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对于中国共产党到底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有段评价比较贴切，他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我自己想了个我认为更合适的比喻：打开一个手电筒去照射的时候，顶多十几米光线就散了;而要是一束激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烧穿一块钢板。激光的能量就在于激光的高度聚焦。周恩来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是通过大量的组织协调完成党内力量的聚焦，把党内脾气各异、兴趣各异、性质各异的人结合起来，把个人恩怨抛开，完成党的力量的聚焦，使松散的团体变成了坚强的、能够夺取政权的党，周恩来为此做了重大贡献。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长征之初，1934年10月红军出发之前，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了一

封信，表示自己不跟着队伍走。毛泽东同志在信里写：我自愿带领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和红九军团二十师留下来，坚持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交给了中央负责人博古。博古同志当年28岁，非常年轻，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他当时看了这个信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看了信之后跟博古同志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周恩来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同志的住地，两个人关起门来彻夜畅谈，核心一句话，劝毛泽东跟着队伍一起走。第二天早上谈完话，毛泽东同意跟着走了。如果毛泽东不跟着走，红军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遵义会议会怎么样?红军真的能走出困境吗?而毛泽东同志如果留下来，他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吗?这不正是周恩来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多次转折中都作出这样的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不适合担任党的领导人了，要换张闻天同志出来担任，但博古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张闻天，遵义会议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印象中的解决了领导权问题。遵义会议开过20天，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挑子是中央印章，一个挑子是中央文件，依然跟着博古。20天之后，走到云南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彻夜畅谈，核心一句话，劝博古把权力交出来。博古同志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牺牲之前多次对他的好友潘汉年讲过周恩来与他的谈话，我们今天看见的是潘汉年根据口述的记录，周恩来通篇谈话没有批判过博古一个字，都是现身说法。周恩来对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都是吃过洋面包，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国情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周恩来讲他自己，他说：“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你博古当领袖你搞不成，我周恩来当领袖我也搞不成，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那个人才能搞得成。老毛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他能搞成。你我谁也不要企图当领袖，我们共同辅助他把事情搞成。”周恩来还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第二天一早，博古的两个挑子全部上交中共中央，张闻天顺利接班，后来博古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开展战争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开展与王明的斗争，博古也不站在王明一边。博古后来讲，周恩来一席谈话对他影响至深。中国革命靠什么取得胜利?靠谁的领导取得胜利?一辈子影响至深。我想这是周恩来的一个基础，他考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忠于的不是个人，他忠于的是这个党。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历史地位，而是党的胜利。周恩来把党人做到了极致。我认为只要世界上存在政党这种形成，周恩来就是所有党员的榜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员。周恩来用他的全部生命践行了这一点——党人，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所以我经常讲，这不正是周恩来同志的历史自觉吗?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从运气的角度来讲的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领袖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天大的好运。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朱德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必胜的斗争精神，周恩来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形成了共产党坚不可摧的“铁三角”。他们是一个坚强的、完整的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他们这三个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完美的历史和谐。 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才能战胜近代以来一个空前有力的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是自袁世凯集团之后，在中国社会空前有力的政治力量。蒋介石当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亲自命定了黄埔的门联：

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这是黄埔以信仰建军所获得的力量，黄埔军北伐谁也挡不住他，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蒋介石集团所向无敌，他也是为他的信仰作战的。从中国近代历史看，老蒋通过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等手段，使众多对手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

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银元收买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等等。这些中国近代有名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老蒋的对手，纷纷被他弄垮，谁都斗不过他。

所以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国民党有一些好故事，抗战中有，北伐中也有，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了，共产党打了败仗却不屈不饶，继续顽强奋斗，一往无前。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建立在周恩来讲的那句话：最高标准最高准则是夺取胜利，离开胜利一无所有。共产党为了胜利，为了追求真理，一无所惜、义无反顾。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说陈独秀不是个革命者吗?陈独秀家境殷实，他的二叔经商家产万贯，膝下无子，想把财产全部资产都过继给陈独秀。陈独秀当时一门心思办《新青年》杂志，搞革命，坚决拒绝。二叔派来的两个小伙计不甘心的劝他，说：“少东家，你先别发火，北京还有几处铺面，你是不是先到北京的几个铺面看看再说，北京的几个铺面很不错，少东家看了就回心转意。”陈独秀立刻勃然大怒说：“你们俩给我滚!我要消灭私有制!”

我们今天很难设想，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批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内心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党能够天翻地覆是从这儿来的。我经常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梦就是行尸走肉。人要实现自己的全部梦想也很难，但梦会带你走出很远的距离，比没有梦想走的距离远得多。所以我说：“怀抱理想主义去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但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任何的伟大都是由梦想成就的，我们在账房里能够把利害得失算计得清清楚楚，却唯独算不出伟大来，因为你算计的过程中没有梦想，而梦想是伟大的基础。共产党人的远大抱负绝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驱使，这是共产党员不竭的生命力的来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无数先烈不惜为了内心的梦想付出惨痛代价，抛头颅、撒热血。 周恩来曾说：“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之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在三五年内重新把他们锻造出来。”世界政党史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党的领袖像割韭菜一样一层一层被对方屠杀，在大革命关键时期出现大量叛徒。

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秘书长出卖，秘书长带人上门抓捕，赵世炎被捕枪毙。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交通员叛变，又被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大革命时期最高领导人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出卖，很快被枪毙了，他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中国革命遭遇了这种急流险滩，大量的灾难，难以设想。中国共产党人多少人的奋斗牺牲才使得我们的胜利由偶然变成了必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历程能与中国革命的惨痛程度相比。十月革命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两次;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达到七次。但是要在中国试试看，一次就有去无回，哪轮到七次呢?

我们今天承认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在屠杀共产党人这一点上他却毫不手软。当年蒋介石的电报通常是“见电斩立决”。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学了蒋介石的手段，我看十月革命根本就发生不了。领袖们全部毁灭，列宁都被枪毙两次，哪有什么十月革命?你想想斯大林枪毙七次啊，哪会有十月革命呢?这种残酷性谁能跟我们比呀，中国革命经历了最严峻的环境的考验。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照样枪毙，叛变也枪毙他。 除此之外，高级领导干部叛变比比皆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革命就是大浪淘沙，中国革命风太高、浪太急，淘汰率太高了。任何革命都有投机，但投机中国革命太难了。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两个著名的大叛徒：一个是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我们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袖之一。1928年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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