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翻译 例句

钱钟书，一座文化昆仑，一代博学鸿儒。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翻译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钱钟书的翻译恣肆传神信属鬼工。他译英国诗人拜伦写给情人的一封信，走笔典雅，一不留神，竟超过了原文，成了倾诉离别之苦的绝唱；也完美地实践了他提出的翻译的“化境”（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之说。拜论原文：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one who goes away suffere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钟书译文：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

译文用典浑然天成，丝毫不露翻译之痕；令人玩味再三，拍案叫绝。

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一直让学界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继兴考证，钱钟书先生曾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钱钟书当年从清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时，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其时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其英文水平可见一斑。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

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之深。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那时候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不仅达到了“信、达、雅”，更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化境”一语由钱钟书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

当时翻译《毛选》时，金岳霖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钟书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外研社1997年版《汉英词典》中该成语从钱译。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毛选》中的“化悲痛为力量”，钱钟书译作Turn grief into strength，也是传神之笔。钱钟书还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见毛著《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纠正了《毛选》正文的一个差错。

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也很下功夫，他特别瞧不上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关于那些差劲的翻译有这么一段精妙绝伦的嘲讽：“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仰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钱钟书曾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这番很能体现钱氏幽默的议论，恐怕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

由于《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钟书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数年来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语言大师于一身，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开始后“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比附曲折、寓意闳远，英译时很有难度，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但不知何故，毛泽东一直没批复说明。

钱钟书的博大精深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工作的赵朴初后来回忆说：“钱钟书的渊博学识真是了得，我是专攻佛学的，我读过的佛学经典，他不仅几乎都读了，而且很有见解。”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 “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 〔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

了影响深远的 “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 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 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钱钟书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 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钟书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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