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

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

No. C2002003 200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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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1

一、测算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一）基本思想

资本积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在这个理论所假设的各个国家所面对的是给定的、相同的技术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差别就表现在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别上。但是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关键。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6，1998，1999，2002）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最重要的变量，一个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对任何微观的决策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改变的、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2另一个是政府可以主观选择的发展战略，其他变量，如宏观政策环境、宏观稳定性、市场的有效性、经济的开放程度、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等均内生决定于在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主观的发展战略的选择。4

1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林毅夫，组员刘明兴、章奇、刘培林。我们感谢姚洋教授在研究工作中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另外胡书东和岳昌君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误概由笔者负责。

2要素禀赋结构对于微观决策者来受，不管是企业或是政府，在任何一个决策时点上都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但就整个经济来说，要素禀赋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决定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绩效。

4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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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5）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因为不同的产品和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企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6，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2、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两个途径，一是R&D，二是引进技术。由于资本密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资本投入极大、风险极高的高技术领域和发达国家竞争，而在已经现成的中间技术上搞R&D则不如靠引进来得合算。所以技术进步大多并不依赖高成本、高风险、密集资本投入的R&D，而是依赖低成本、低风险、低资本投入的技术引进7。当然，成熟的产业，例如家电，其产品也要不断推陈出新，所以，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研究开发或者人力资本积累，但所有这些均应围绕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低成本的技术学习来展开，而不是和发达国家在资金投入和风险巨大的最尖端技术上的竞争。

3、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行为进行的高度抽象。我们从产业/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出发，假定一国在发展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存在两种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又可以分成：对技术赶超类行业的保护，和对技术落后产业的保护。前者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后者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有些国家的政府，例如日本，曾试图在同一时期内对两类产业均进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禀赋约束，进而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技术赶超。这里，我们称对技术赶超类行业的保护行为为赶超战略。

5注意，同一个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在产品、产业区段的选择和生产该种产品的技术和资金密度上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IT产业上，至少可分为资金极端密集的研发、资金相当密集的芯片生产、劳动较为密集的零部件生产和劳动极为密集的组装四个产业区段。

6当一个经济系统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时候，厂商的生产处于利润极大化的状态，可供积累的经济剩余也就最多。同时，由于要素价格正确地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资金的相对价格高，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使积累率和人均积累水平均能满足持续经济增长的需要。

7注意，类似这样的技术进步往往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投资中，而不是简单的中性技术进步。另外，技术学习不应被简单地认为是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将技术进步或外溢直接与某些可为政府控制的内生变量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会直接鼓励出口导向型的赶超，也会鼓励在R&D上的赶超，而忽略了技术进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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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在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的条件下，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达到最低成本的水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中，一个企业只有选择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和技术，才会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为了推行资本过度密集的赶超战略，建立起来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将会有亏损，由于这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载体的企业，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由于国家的战略决定的，企业会把这种亏损视为一种政策性负担，政府必须给与优惠、补贴来弥补这些亏损，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需要的补贴量很大，难于经由明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通常政府会进行一系列的利率、汇率等价格扭曲和市场准入的干预来进行暗补这些扭曲和市场干预，会使原本在企业治理上就难于解决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难于克服，企业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把经营性的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政府必须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负起责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了普遍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Lin and Tan 1999）。其实际弊病是多方面的：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经济的开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账户失衡等等。

5、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会对收入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收入分配、金融效率、国际贸易与投资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中国在1979年的改革之后，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

（二）计算公式

那么，怎么来衡量一个经济体（一国、一省或是一个地区）发挥禀赋比较优势和依据这种优势实行生产的程度呢？传统的方法是先衡量一个经济体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禀赋差异，然后计算各经济体进出口商品的要素含量，最后看出口的商品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否是该经济体相对于出口商品的目的经济体更充裕的要素，进口的商品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否是该经济体相对于进口商品的输出经济体更稀缺的要素。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并未采用这种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检验方法，原因有两方面：即使某一经济体在进出口的结构上完全符合所谓“显性比较优势指标”的测度，仍然未见得采取了遵循比较优势

4

的发展战略，比如该国长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更直接的讲就是，贸易的结构不见得与产业的结构相符（详细讨论见附录）。

在本文中我们将构建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TCI）并以实际的TCI和理论上最优的TCI的比值来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8

图1：产业和技术选择

如图1所示，我们假定一个经济体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可配置到I，J，K三种产业的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每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以一定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所生产的一种该产业中的特定产品。9当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劳动相对较多而资本相对较少时，由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线将会是如图中的C线而不是D线，反之，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资本较丰富而劳动变为相对稀缺，则其等成本线将会是如D线而不是如C线。当等成本线是C时，这个经济中的企业只有选择I和

J产业，并以I

1和J

1

所代表的资本劳动比例来生产I

1

和J

1

点上所代表的I和J产业上的

8该方法的首次提出参见林毅夫和姚洋（1999）和林毅夫（2002）。

9每个产业实际上都有许多不同的产品，每个产品都可用许多不同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不同的技术来生产，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实际上是这个产业中各种不同产品的等产值线的包络线（林毅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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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定产品才会有自生能力。其它点上所代表的产品/技术都会增加成本，将使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从而布局自生能力。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济体中的政府如果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每个企业、每个产业进而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是都是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后者又内生决定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以函数式表示如下：

)1(..................................................*

??? ??=??? ??=???

? ??L K G w r F L K m m 其中K m 和L m 分别代表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r 和w 分别代表这个经济体中利率和工资水平，K 和L 则分别代表这个经济体中的资本和劳动禀赋的量。 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下的等成本线是C ，而政府为了赶超，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去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K 产业中的K 1产品和J 产业

中的J 1产品是，其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会高于由（1）式所决定的最优资本劳动比。

反之，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下的等成本线是D ，企业只有选择J 和K 产业，并以J 2和K 1所代表的资本劳动比例来生产J 2和K 1点上所代表的J 和K 产业上的特

定产品才会有自生能力，而政府为了保护就业，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去生产劳动比较密集的J 产业中的J 1产品和I 产业中的I 1产品时，其整个制造业的资

本劳动比会低于由（1）式所决定的最优资本劳动比。

为了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我们首先定义一个制造业实际技术选择的指数TCI ，该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禀赋量比率。即：

)2......(........................................)

/()/(L K L K TCI m m = 接下来我们定义制造业的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

TCI 。将（1）式在K/L=0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并忽略余项，我们可以得到：

)3(..................................................*??? ??????

? ??L K L K m m ω 上面式子中的ω是一个常数，表示在（1）式在K/L=0处的导函数的取值10。显然，资本/劳动禀赋比例结构越高的经济，其制造业的最优的资本/劳动投入量之比也越高。也就是说ω>0。至此我们定义最优技术选择指数*TCI 为： )4...(..............................)

/()/(*

*

ω==L K L K TCI i i *TCI 就是给定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的最优TCI 。11 10 K/L=0，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中没有任何资本存量。显然，此时制造业最优的资本劳动比率必定是0。也就是说（1）式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条曲线。ω是该曲线在原点之处的斜率。

7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两种定义，间接地度量政府的实际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

)5..(....................//*ωTCI TCI TCI DS ==

或是

)6..(....................*ω-=-=TCI TCI TCI DS

在第一种定义方式下，如果政府采取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TCI=TCI *，则DS=1，如果政府采取了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则DS>1,如果是为了保护就业而偏离了比较优势则DS<1，在林毅夫（2002）一文中，采取的就是这种定义方式。在第二种定义方式下，按比较优势发展时，DS=0，赶超时，DS>1,保护就业时，DS<1。在林毅夫和刘培林（2002）一文中，采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方式。

当然，不管是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定义方式，ω都是不可直接观测到的，所以，DS 也是不可直接观测的。不过在以计量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现实的经验资料中发展战略的影响时，我们经常可以只用可观察到的TCI ，而不需要直接观察ω。有关的实际运用的例子请见林毅夫（2002）和林毅夫、刘培林（2002）。

很显然以上述高度简化的指标来衡量发展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上面的指标以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为基础，并不代表发展战略的全部图景。例如政府可能只支持若干产业，而不是全部制造业；或者它可能仅仅支持某一个产业中的一些大企业，而不是这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种产业的技术发展可能具有不同的复杂性，就是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存在技术的异质性，因此，ω可能不是唯一的。另外，要素禀赋的测度是不完备的，特别是无法分开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而且，各个经济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被忽略了。那些是将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实际的经验研究时，我们计算技术选择指数TCI 至少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整体工业（或制造业）的资金密度比上本地区的资金密度；二是计算各工业行业的资金密度，然后按照产出（总产值或增加值）加权，再比上本地的资金密度；三是充分考虑厂商规模和个数的分布，以此来控制住政府可能对某些大企业的扶持。当然第三种情况最为合 11 TCI *除了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之外，还受到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考虑这些因素。

理，但却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下文中，我们利用中国的省级数据样本和跨国数据样本对前两种方式进行全面的验证。

二、中国各省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

我们首先按照上述思想计算了中国28个省总体工业部门和国有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该指标也可以近似作为一省整体经济结构的技术选择指数。当然这种近似并不严格，原则上应当按照工业、农业、建筑业等来加权计算技术选择指数，但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工业部门上。

（一）计算方法

我们大致上将总体工业部门技术选择指数计算的计算步骤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1、对于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整理。我们利用固定资产形成的数据估算了中国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并以之作为计算禀赋结构的依据。固定资本形成的原始数据主要是取自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减指数主要按照“1952-1995”一书中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值计算得来。1996-1999年，所有省份的指数值均不存在，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按照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在上述数据中，天津缺少全部的指数值（1995年以前），因此我们只有使用天津市区的RPI来近似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减指数。江西缺乏所有1952-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但并不缺少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我们按照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乘以1.3，即资本形成占GDP支出的比重高于前者的程度，再乘以江西每年的GDP，以得到资本形成的估计值。假定固定资产投资占资本形成的比例一定，则1978-80的比例为0.86，以此值乘以1952-1977的资本形成估计值，得到固定资本形成的估计值。广东缺少1952-1977年所有数据（固定资本形成及其指数值），因此只好按照江西的做法估算投资数据，且按照RPI进行平减。

2、基于对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整理，我们计算了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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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将固定资本形成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按照折旧率10％累计计算固定资本存量，所以资本存量均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各省人均资本存量是按照劳动力总数计算出来的13。注意这一简化做法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移民或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为劳动力总数的官方统计一般没能包含外来打工的人数，这会使类似广东等省的按本省劳动力数估计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其实际值。

3、中国工业的总体统计数据中，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差异巨大。且在1995年以前的数据中，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职工人数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职工人数，及从业人数均不相同，大致上介于两者之间。由此，我们在计算技术选择指数时，分别按照职工人数和从业人数进行了两次计算。其中，职工人数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各省的工业从业人数1985年以后采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但1978-1984年间，缺少从业人数统计。因此，我们将《改革开放17年来的中国经济》中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数据，按其和“工业从业人数”在1985-1987年的差异比例的平均值，再乘以“第二产业从业人数”1978-1984年的数据，以估算出所缺损的工业从业人数数据。

4、我们利用各省的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计算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其中，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并用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数值。将该资本密集度的数值再和滞后一期的全省总的实际资本密集度相除，即得到总体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14。表1中汇报了按照从业人数计算的TCI数值。

5、国有工业企业技术选择指数的计算也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过程。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是用其固定资产原值（按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除以职工人数得来的。将国有工业资本密集度比上滞后一期的禀赋结构值（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除以相应省份的劳动力总数），就得到了国有工业企业的TCI数值（见表2）。

13注意，对于一个地区的资金密度可以有两种方式衡量，一个是计算该地区的固定资本存量再比上该地区的劳动力数量，第二个是将滞后平均的人均GDP作为近似替代。我们在本文中以前者为准。14林毅夫和姚洋（1999）计算了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其基本方法与本文类似，即将乡镇企业的资本密度比上各省农村人均资本存量。不过，在具体处理细节上与本文有所区别。其中，农村资本存量是乡镇企业净固定资本、农村集体净生产性固定资本与农民的储蓄存款之和。由于农民的储蓄作为一个存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贷给了乡镇企业，并形成了资本存量，因此上述资本存量的估计显然偏高。如果假定乡镇企业难以通过银行从城市储蓄中获得资金，那么该估计值就应当是农村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上限（或者说是乡镇企业可获得的生产资本总额）。该文中亦将乡镇企业的可得资本定义为从银行中获取的贷款，以之看作可得资本的下限，并在计量中同时考虑了这两种测度方式，但在估计结果方面没有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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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对于每个省，第一行是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元，人民币）；第二行是人均GDP 的增长率；第三行是TCI。2) 重庆市包含在四川省之内。3) 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13

14 ()()

t T G D P G D P t i T i --,,l o g l o g

其中，i 代表不同省份, t 代表年份, (T-t) 是平均值的期限跨度。

图2: 中国各省的人均GDP 和工业部门TCI （平均值）

图3: 中国各省的工业TCI 、人均GDP 及其增长率（平均值）

2

4

6

8

10

12

14

024********

GDP Per Capita (千元人民币，1978不变价)

T C I

15

14

1

2

L o g (T C I )

G

i t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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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评述

上述图表基本上粗略地概括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技术选择与技术结构的变化，及其与本省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显然，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化特征具有很强的时期性和地域性，其中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如表1和图2所示，随着人均GDP的增加，TCI基本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逐步收敛到一个稳定的水平之上。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农业经济而言，工业化的初期由于工业部门的规模迅速膨胀，且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应当成上升趋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第三次产业的不断壮大，最优值应当逐步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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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省的数据特征说明，近二十年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大致上处于后半期。当然，改革初期TCI普遍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长期推行赶超战略，导致工业发展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随着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以往工业相对于禀赋结构的过高的资本密集度则逐步向下调整，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

2、TCI的地区性分布与中国各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密切相关。从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各个地区之间大致有三种类型：（1）人均资本拥有量低的落后地区，如云南、甘肃、贵州、广西、青海等省份，其TCI处于畸高的水平上。由此反映出，这些地区的赶超倾向更强一些，或者说这些地区矫正以往赶超造成的扭曲的步伐慢一些。相反技术选择指数比较低的地区，如福建、浙江和广东等省，则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2）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人均资本拥有量处于全国最高的水平上，但这些大城市的技术选择指数之所以比较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投资倾斜；（3）其他省份（主要是中部省份）的人均资本拥有量介于前两者之间，技术选择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处于适中位置。

3、TCI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其直观表示如图3。如果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各省均充分依照市场的引导，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原来落后的地区就会以低廉的成本模仿先进地区已有的技术，从而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增长会趋于收敛。同时，各省的技术选择指数也会逐步收敛到相近的水平之上。例如，福建的TCI在八十年代早期处于很高水平，在其后的十年间迅速下降，并收敛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上，人均收入也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全国前列水平。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政府干预的省份，技术选择指数则未能向最优水平逐渐收敛（降低），结果至今尚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

4、从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部分省份（主要是西部省份）的TCI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这一方面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的盲目干预。1992年以来由于人为地刺激投资增长，导致了人均装备水平的高速攀升，而许多投资项目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高速的投资增长之后，最终导致供过于求，并引发了通货紧缩。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固定资产合计，比固定资产净值大出许多。按照普查手册的指标解释，固定资产合计大于等于固定资产净值与在建工程之和。所以这个事实说明了当时有大量的在建工程。换一个角度讲，许多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加速了资本积累，最终却未能缩小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反而使差距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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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有工业和总体工业的TCI在变化特性上基本一致。这说明，虽然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国有部门走向民营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但是就此便将私有化作为改革关键，是值得置疑的。国有工业只要遵循比较优势，同样可以获得迅速增长，并且可以更为平稳地向民营化转型。在此方面，TCI的变化特征充分地反应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

三、按照产值加权的中国各省工业部门技术选择指数

采用总体工业部门的数据指标虽然是一种简便的做法，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这样就忽略了生产要素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以及在同一工业部门内部的不同企业间的配置。本节中，我们准备深入研讨前一个问题，即通过产值加权计算的方法重新估算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

（一）计算方法

1、考虑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的配置，需要分省分行业的工业数据资料。我们这里主要的根据是《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199815年各期当中统计的分行业（两位数）、分地区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中报告的资料。基本的统计口径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表9中列出了工业行业的标准分类情况。

2、我们首先仍旧运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把各年末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折算为1978年的数值。具体方法是，把以当年价格统计的固定资产原值序列，除以以1978年为１的价格指数序列，所得的比值序列作为折算后的固定资产原值序列。

3、按照工业GDP价格指数把各年末的分行业、分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折算为1978年的数值。具体办法是，把以当年价格统计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序列，除以以1978年为１的工业GDP价格指数序列，所得的比值序列作为折算后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序列。在求得的分行业、分地区总产值（和增加值）序列的基础上，再求在各个年份中，各个地区内所有行业的总产值（增加值）占当年本省的比重，以此作为权数。

15当年出版的年鉴中，报告上年的数字。1996和1997年的年鉴没有出版，这样就无法得到1995和1996年的数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中可以得到一部分1995年的信息，但是，该普查资料中没有“乡及乡以上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的分地区、分行业的统计。1996年没有出版工业统计年鉴，其计算数据直接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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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折算后的固定资产原值序列，除以相应的职工人数，得到某一年、某地区的所有行业的比值。之后把这个比值运用总产值（增加值）权数加权求和，再把这个加权和的数值，除以当年本省的实际的人均资本存量，就得到了按照总产值（和增加值）加权的各省技术选择指数。

5、在本节的附表中，我们报告了两组结果。一组是包含采掘业和公用事业的数据，另一组是不包含采掘业和公用事业的数据。在每组数据中，都分别按照总产值和增加值加权计算。受到价格指数资料的限制，1997年的数据中把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另外，我们没有计算海南和西藏这两个省区的指数。1987年的技术选择指数的参考价值有限，因为该年资料涵盖的行业范围，仅仅有23个。

（二）计算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在各个年份的统计资料中，武器制造等制造业行业的资料不予公布。这样在我们计算的指数中，就忽略了这些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人均资本水平往往高于别的制造业行业，因此可能会低估技术选择指数。由于某些年份的年鉴中没有报告“其他制造业”的资料，所以为了保持一致，我们在所有年份中，均忽略了该行业。

2、由于没有把乡以下的制造业生产单位包括进来。从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中（见下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乡以下以及乡级非独立核算生产企业（单位）并没有纳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因会使我们技术选择指数有可能高估实际的资本密集度情况。因为通常乡以下的生产单位的融资渠道狭窄，其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会低于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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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2年及其之前的年份，职工人数是年末人数；1993年及其以后年份的职工人数为年平均数。我们无法将之调整为年末人数。不过这个因素的实际影响可以忽略。职工人数，小于企业实际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后者通常称为从业人员。后者比前者多包括这些范围：再就业的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停薪留职人员、在各单位工作的外籍及港澳台人员。

4、在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当中，存在大量的非生产经营性职工，还有大量的冗员。考虑到这一情况，职工人数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职工数量小于报表中的数量。这个事实可能导致我们这里计算出来的指数低估了实际的资本密集度。另外，劳动法修改之后，中国职工的法定工时量下降。这样，同样的人数，在现在意味着更少的劳动投入。进而，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只以人数做粗略的估算，则会低估人均资本装备水平。

（三）若干技术细节的说明

1、关于行业分类标准的说明。1992年及其之前的行业分类标准，与1993年及其之后的行业分类标准不相同。我们直接按照各自的分类标准计算相应年份的指数。对比1985年和1995

年工业普查资料，我们把两种分类标准的对照情况中有差异的部分列于下表。如果仅仅是行业名称变化，则没有列出。为了尽可能合理地进行分析，我们在计算技术选择指数的时候，按照各年的报表中行业分类直接进行计算，而没有根据新旧分类标准的变化而进行行业数据的合并，因为合并会丧失信息。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r7r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