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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翻译的发展及其影响

翻译，英文Translation，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交流思想、传递文化的一种手段。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其语言文化的个性又给翻译活动设置了障碍。面对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与合作，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如何在快节奏的国际交流中，如何生动地表达自己思想，准确地理解对方的含义，从而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必要影响，已经成为了翻译工作最为重要的应用课题。

中国翻译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发展，从诸子百家争论不休到法家独尊，然后儒道合一，继而儒道佛三体一位，直到东西兼容的多元文化体系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几次异族文化大规模移入，导致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翻译从东汉至北宋时期的佛经翻译，走向了明朝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著作翻译，并不断发展至今，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文艺理论、苏俄及各国的进步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这无一不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同时也确立了中国翻译在世界翻译领域的历史地位。中国翻译有着自己的标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与顺”，傅雷的“形似、神似”说，钱种书的“化境”说，许渊冲先生则从诗学的视角提出“意美、形美、音美”的翻译标准。伴随着这些标准的诞生、发展与传承，中国翻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康庄大道。

中国翻译对其文化的影响

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对中国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佛经的翻译，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佛教思想是一种迷信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在文化上的影响有语言、文学、学术思想等，尤其在语言方面非常显著，不仅吸收了梵语词，还利用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天堂、地狱等。从东汉

到宋的佛经翻译成功地将外来文化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从此，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道不断塑造着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艺术、美学等方面都烙上了佛教文化的印记。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更使得中国翻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文化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是西方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进入中国后引发的，为了在中国立足，他们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通过大量的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的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他们的科学译著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则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指导下积极传播西方文艺思潮，这次翻译活动高潮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引起了中国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的思想状况都产生了极大的转变。

中国当代翻译的地位

我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谈到“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时说：“唯有不同种族的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要能使中国的文化灌输到世界的文化中去，我们必须还翻译一个公正的地位。中国的解放，也使翻译工作得以大解放。译作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飞跃发展，翻译理论日臻完善。《郭沫若论创作》编后记中说：文字翻译“与创作无所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中国当代翻译应该抓住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契机，更好的促进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西方翻译的发展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持续交流的结果，广泛的交流当然离不开翻译。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文化信息的传播，而且能促进翻译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大规模的翻译都起到了这一作用。古罗马占领埃及与希腊后，于公元前270年开始大规模翻译。72位犹太学者在亚历山大城将

圣经的《旧约全书》译成《七十子希腊文本》；随后，罗马学者用拉丁文翻译希腊文的《奥德赛》，从而推动了罗马文学的发展。翻译在古希腊文化发展进程中也同样功不可没。公元７至８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希腊、罗马之后，将大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学者的希腊语著作译成叙利亚文。后来这批资料又流入西班牙，受到西欧学者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勃尔纳斯译《年代记》，托马斯?诺斯译《希腊罗马贵人传略》，费洛蒙·和兰特译《自然史》等。这些译自法文、拉丁文的文本，大大丰富了英语语言及文学创作手法。

西方翻译对其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渊源是古希腊文化。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指西欧文化。西方文化的构成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希腊文化形成、发展和传播的结果。古希腊自公元前338年马其顿控制希腊时起，实施向外扩张的策略，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洲的帝国。虽然这个帝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联系却因此加强。希腊文化发展过程中，罗马帝国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该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师从亚里士多德，从《荷马史诗》中受益非浅。在他统治期内，希腊文化迅速广泛地传播，甚至涉及到印度和中亚。14世纪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遍及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泛收集湮没已久的古希腊、罗马著作，利用古典著作中世俗性及其肯定人生的倾向，来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倡导科学文化。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一系列名剧，时至今日，丰采依然。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在强权扩张中发展起来的。在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科学地分析、演绎、归纳外来文化，从中汲取合理的内核，并融入自己的系统。

我国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译学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漫长的历史。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现代的百家译论，无不显示出历代译家对翻译理论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翻译文论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翻译论集也出现皇皇巨著,如罗新璋的《翻译论集》，杨自俭、刘学云的《翻译新论》等。我国的译论，不但面多量广，而且自成体系。正如罗新璋所说:“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他将翻译理论归纳为“案

本、求信、神似、化境”等4种。而“评注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译论构成了我国一部相对完整的翻译史。

因此中国翻译的发展应该有着自己的理论和道路，而不是一味采用西为中用的翻译方法。

翻译这一大课题,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是很多的,上文对英汉两种文化差异的各个方面的阐述也是比较粗略,但是只有对英汉两国的文化差异有更深的认识于了解才可以在翻译时做到让翻译保留其译作风格,让译文更原滋原味。使得原创者的本意更好的传达给我们广泛的读者，而这些对于一部成功的译文是必不可缺的。

翻译的失误，往往并不是因为译者遇到了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障碍，而是由于译者只注意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了转达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在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惯以及行为、思维模式各异，所有对言辞的文化内涵迥然，因此在翻译时，我们必须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不能把源语读者的文化观念强加给译入语读者，也不能用本文化类型和标准来解释其他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过两者的对比，做出对等的文化传译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使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得以流畅和谐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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