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_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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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

ResearchReport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上)

文/李志英等

未来形势的发展预期以及理想信念价值观的选择上表[摘要]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评价、

现了基本正确的判断。但是,来自不同家庭的大学生的思想倾向显示了差异。今后应继续加大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与集体和社会公益工作、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和相关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动向;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D663;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391(2006)04-0047-06

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是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动向具有怎样的特点?又给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怎样的挑战?这是近年来我们不断思索探究并力图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研,各高校和党务部门以及有关学者历来十分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社会结构的变化角度探讨大学生思想动向的研究尚不多见。我们认为,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大学生的思想跳动,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向,了解大学生的心灵悸动,发现其他研究模式尚未发现的问题。分析大学生思想动向中反映出来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问题,对于统筹安排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数据参考意义和基础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社会阶层的理论,理论界尚存在不同理解。我们所使用的划分阶层方法,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以不同社会人群的经济地位为基本标准,同时考虑了其他因素。为了方便调查,我们还考虑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也就是说理论预设以调查研究为立脚点,力求获得更准确的数据。因此,这种划分并不完全是理论意义上的划分。例如工人、下岗职工甚至农民工都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所以没有设定工人阶级的划分,主要是希望通过更细致的划分,对所调查的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从上述考虑出发,我们在调查中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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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工人、农民、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省地中央各部、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为了避免学生在答卷时产生不必要的困惑,我们在九个社会阶层外还特设了一个的选项。从调查的统计结果看,仅有28名学生认“其他”为自己的家庭不属于九个阶层而选择了“其他”,只占被调查总人数的不足1%,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上述九个阶层的划分基本反映了我国现有的社会分层状况,调查获得的数据具有可信性。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同时进行了资料调研。调查内容涉及大学生对国家社会政治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评价与判断、大学生的信仰和价值观、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状况等方面。

北京1.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于2005年秋季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等北京的10所高校发放。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年级、性别、专业、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合理分布,力求数据具有代表性。

问卷共向10所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发放32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87份,问卷回收率为

90.2%,符合社会学公认的调查问卷回收率要求。根据统计学

的一般规律,此次调查问卷的样本量足够大,样本构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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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总体特征。所以,通过对样本的特征分析可以推论总体的一般状况。

北京大学、中国2.个别访谈。个别访谈在北京师范大学、

戏曲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进行,采用组群访谈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不同层面的学生。为了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设问采取提出他人的看法请学生判断的方式,避免直接盘问。

一、对党和国家政策以及国内外大事的评价与关注

在上述问题中,大部分被调查者评价比较一致,但是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显示了不同的倾向性。对于“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促进农村稳定和发展”等涉及的问题,来自农民家庭“三农”的被调查者评价并不低于平均水平,与2003年我们的调查有所区别,这说明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已经初见成效。对于问题,来自农“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工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正向评价率高于总体比例,这说明他们通过自身实践,切实感受到了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推进力度,从而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评价。

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对“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反腐倡廉”,“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工作”,“加大审计工作力度”,“处理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等问题的正向评价比例都比较低。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对“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评价比例比较低。来自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对的评价比例比较低。“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

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来自个体户家庭、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对态度不够乐观,分“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别只有22.2%和18.2%,来自其他阶层的被调查者均在23%以上,来自工人、农民、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预的比例甚至在30%以上。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期,来自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下岗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评价比例较低,比来自其他家庭的被调查者低将近10个百分点。

1.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评价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

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持经济平稳“加强宏观调控、较快发展”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落实科学发展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观,推动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解决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促进农村稳定和发‘三农’

展”的工作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处理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工作”成绩显著或较有成绩。在关于党和政府工作评价的“反腐倡廉”、“加大审计工作力度”、“加强12个问题中,只有

和这四项的土地管理,保护耕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相加不足50%,但均在45%以上。“成绩显著”“较有成绩”实际上,被调查者对政府审计工作、保护耕地工作的评价是很高的,这里的百分点比较低,只是表明学生对这些工作的期望值更高一些,要求更高一些。

由于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评价比较高,被调查者对未来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8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于主义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提高”快速、健康发展”等问题持乐观和比较乐,“经济持续、观的态度;对于“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等问题的和的比例也在70%以“乐观”“比较乐观”上;“对国家周边安全环境改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持和态度的在65%以上,只有“乐观”“比较乐观”对的未来评价比较低,但是也在50%以“公民道德水平提高”

上,为56.9%。这说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被调查者是充满信心的,但也能看到问题所在并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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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和政治热点问题的看法

对于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事,被调查者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中日关系”、“连宋访问大陆”和等与国家民族“世界各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和比较的分别为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表示“关注”“关注”

79.1%、72.2%和67%。

但是,对于其他问题则表现了较强的分化倾向。例如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对“中央出台一号文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表现了强烈的关注,表示和比较的为“关注”“关注”

64.8%,比来自其他家庭的被调查者高出24个百分点。对于

问题,来自农民、工人、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国“安全生产”

家和社会管理人员以及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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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加比例在45%以上。对于注度较高,“关注”“比较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并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农民和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来自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关注度较高,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关注度最低,相差15个百分点左右。对于中央制定16号文件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自工人、农民和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关注度较高,来自私营企业主和一般干部与办事人员家庭的学生关注度较低,低了13个百分点。

对于“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腐败问题、和“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紧随其后的是“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问题。可以看出,除腐败问题外,学生已经普遍关注到了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实际上也就是阶层分化问题。从阶层的角度看,来自不同家庭的被调查者也反映了不同的关注点。除腐败问题外,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将排在“三农问题”第一位,比总比例高了将近17个百分点。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工人、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等家庭的被调查者更关注社会保障机制问题,最高的是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为39.2%,比最低的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他们的经济来源对社会的依赖度更高一些有关系。来自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则更关心社会治安问题,这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在经营中的经历有关。

腐败问题目前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上面的数字已经显示了大学生对此的高度关注。但他们对腐败问题的解决显得信心不足,只有21.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能够通过发展加以解决”,66.3%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法彻底解决,11.5%的被调查者甚至认为无法解决。后二者相加占了大多数。从家庭背景看,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尤为悲观,他们选择的比例为17.1%,远高于平“无法解决”均比例,其次是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为15.4%。

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应重点抓好的问题”,被调查者反映比较一致,排在第一位的是“从严治党,严惩党内腐败”,为83.7%;第二位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73.8%。其余选项的选择率均不足30%,明显低于以上两个选项。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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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反映了学生思想的淳朴和对党的美好期望。

二、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1.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信心

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较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信心。“中国68%以上的人认为特色社会主义前景乐观”,“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自身建设好”,“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中最后一个选项的协调、率高达83.9%。对于“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同意”

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率更是高达92.3%。“同意”

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同意”率稍低,为的学生并不多,为15.7%,有27.6%的“不同意”56.6%,但选择

学生选择了,反映了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仍存在比较“不清楚”多的疑问和不正确认识。从家庭背景看,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比例最高,均在60%以上;来自“同意”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低,在45%至40%之间,相差15个百分点。再看率,来“不同意”自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在22%左右;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率最低,在10%左右。“不同意”

2.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具有比较正确的价值观,认同诚信和奉献精神,能够顾全国家利益,具有比较正确的集体观和历史观。同意的高达91%,同意“诚信受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为87.6%。对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52.4%的被调查者选择“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部分个人利益”,24.8%的被调查者选择“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20.8%的被调查者选择“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国家利益”,只有1.5%的学生选择“个人利益最为重要”。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一定层面认同了“国家利益至上”。

对于是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首先依据的判断因素”么,52.8%的学生选择“对社会贡献的大小”,23.6%的学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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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人格是否高尚”,11.9%的学生选择“是否追求崇高的理想”,5.1%的被调查者。只有2.4%的学生选择“金钱的多少”选择“权利的大小”。“社会地位的高低”,1.5%的被调查者选择可以说,超过88%的学生选择了比较正确的价值取向。

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什么”,,排在其次的“个人能力和自我奋斗”62.5%的被调查者选择

是“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受教育程度”。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崇尚个人奋斗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了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拼搏的积极的价值观。

率为对的说法,“同意”“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

率为59.9%,还有18.8%的学生认为难以判21.3%,“不同意”

断。从家庭背景的影响看,“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率最高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不同意”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为63%;其次是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62.1%和61.8%;最低的是由来自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均为50.6%。此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一半以上的学生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但另外将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识不够正确。

的相似性和倾向性值得注意。

关于入党动机的调查,我们采用问他的方式—“您认——为周围其他大学生积极要求入党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并采用多选,这样可以得到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如图1:

1“您认为周围大学生积极要求入党的主要动机是”

1=追求理想信念2=寻求政治荣誉感3=谋求仕途发展4=增强就业能力5=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理念有信心6=

改变共产党现状,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7=为他人、社会更好地服务8=其他

观察图1可以看出,选择和“增强就业能力”“谋求仕途发展”的比例最高,说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还存在相当多的个体户家庭功利因素。从家庭背景看,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

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对他人入党动机的功利判断。来自工人、农民、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正面评价比例更高一些,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则更多的倾向于他人的入党动机是为了增强将来就业的砝码。

在入党愿望和入党动机上,大学生显示多方面的思考角度和价值追求,价值观更趋多元化。这与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当代青年思想的影响有关,反映了时代变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时代变化同时也与大学生的家庭影响和置身其中的具体环境有明显的关联关系。

3.入党愿望和入党动机

是否有争取入党的愿望,如今在高校学生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对入党问题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被调查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

对于“如果您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有入党愿望吗?”

66.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有入党愿望,居大多数。另外超过1/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和还没想好。至于没有入党愿望的

原因,选择最多的是“身边党员先进性不明显,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对自身发展意义不大”,为22.5%;,为62.4%;其次是;14.7%的被调查者选择“党的理想信念与自身信仰冲突”

12.7%选择“对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信心

不足”。

从阶层的角度看,选择有入党愿望的以来自工人、农民、个体户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最多,均在

4.宗教信仰

所谓宗教信仰问题实际上是理想信念问题的另一种反映形式。

本次获得的调查样本中有信教人员392人,占13.58%,与2003年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这种上升可能与被调查者的成分有关。但是,在大学生中存在10%左右的信教人群是可以肯定的。而且,统计结果显示,信教大学生中汉族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为82.4%。因此,可以说大学生信教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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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左右;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最低,为57.9%。

其次是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59.8%、61.4%和

63.6%,这个比例甚至比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还低

了4—8个百分点。来自这三种家庭的被调查者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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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结为民族习惯问题,而是大学生理想信念选择的结果。

信教的被调查者中有党员37人,占党员总数的6.2%,比

家庭的也占了大多数,占40%以上,但这个比例远低于社会人员的构成比例。相反,其他社会群体的比例有大大攀升的趋向。如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仅为

2003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种下降值得欣喜,但下降幅

度并不大,说明党员中确实存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信教人群。

大学生中信教人群的产生原因何在?调查显示,47.4%的信教者认为自己信教的原因来自家庭的影响,25.6%的信教者认为自己信教的原因是追求终极关怀,15.1%的信教者认为是生活和学业的压力,10.5%认为是来自健康的原因。可以看出,大学生信教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的影响和理想信念的偏差。

从家庭影响来看,信教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占同类家庭被调查者的28.50%和25.95%;其次是来自自由职业家庭、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均高于总比例。不同的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信念的影响显而易见。

调查显示,大学生中的信教人群,其所谓的信仰是非常不牢固的。只有7.4%的信教者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2.1%,而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则占到了12.4%,高了10个百

分点;教师和科技人员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为4.6%,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达到10.7%;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仅为1.0%,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上升一倍还多;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为7.2%,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也上升一倍还多。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两个社会群体的大多数人为大学以上毕业,较高的学历对他们职业的成功和社会生存无疑有较大的益处。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更加重视、更加倾向于让子女获得高学历,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群体虽然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明显不及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两个社会群体,但是又高于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对于获得高学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益处深有体会,加之他们在经济资源上一般有能力负担子女上大学,所以,这一社会群体的子女上大学的比例是上升的。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的比例上升,则明显的是因为经济资源的占有具有的优势,同时他们是否渴望社会政治的话语权则值得进一步研究。

10.6%每月参加一次以上的宗教活动,其余绝大多数不参加

或偶尔参加宗教活动。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信教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所谓的宗教信仰,只是解决终极关怀的一种手段。大学生信教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只要方法得当、工作到位,完全可以帮助信教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三、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生活状况

2.大学生的生存状况

大学生的生存状况首先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消费支出上如表2所示:

表2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额比例表

1.大学生的家庭背景:

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如表1所示:

表1

回收样本的家庭背景构成

可以看出,

大学生的家庭来源比例与当代中国社会人员结构分布基本一致,但在比例构成上有较大的区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陆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

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观察表2可以看出,大学生每月的消费额主要集中在

301—500元、501—1000元这两个水平段上,分别占34.3%和34.9%,二者相加将近70%。但是,表现在不同被调查者上则

有所差异。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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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人群中工人、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占

总人口的80%以上。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看,来自工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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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的消费水平的最大百分比集中在301—500元这一水教师和科技人员、一般干部平段,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

和办事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五种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最大百分比则集中在501—1000元这一水平段。

每月消费1000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为35.1%;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和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每月消费支出3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

大学生的消费支出说明,每月300元的消费支出在北京这样的高物价、高消费的大城市中是维持生活的最低线,如低于这一水平,其生活状况将会十分窘迫。然而,来自农民、失业人员、工人等家庭的大学生中却有那么多人月支出在

20余年,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型的社会,政治身份在

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仍有相当影响力。

从学生自己付费在饭店吃饭的频率看,每周一次以上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51.3%),其次为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32.1%),来自下岗职工家庭(12.7%)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6.4%)最低,最高和最低相差了近45个百分点。而在几乎不下饭店的学生中,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为

35.3%和27%,来自个体户家庭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

者比例最低,分别为11.4%和10.5%。最高和最低相差了15个百分点还多。

从学生买衣服的标准看,虽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实用的标准,但是在选择流行和必需的标准上显示了差距。选择这一标准的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流行”

高,为28.2%;最低的为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6.9%和4.3%。选择标准的以来自“必需”农民和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分别为58.9%和35.3%。

在饭店吃饭和买衣服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别与高档消费品的家庭背景差别略有不同。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位置下降,来自个农体户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的位置上升,来自工人、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仍然殿后。这种变化的出现,反映了教育带来的差别,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显然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特别是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问题上能够用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行动。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位置无变化,则说明经济的因素在指导学生的生活方式上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经济来源的差距,部分由于教育的因素,被调查者在生活方式上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等高居于上,来自农民、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生活拮据。

(作者:课题组负责人:李志英;课题组成员:刘木春颜晓华王军为姜涛;研究报告执笔:李志英)

(本文责任编辑赵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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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以下,特别是来自农民阶层的大学生竟然达1/3还多,

其生活之窘迫值得关注。

另外,还有相当比例的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每月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上,甚至是1001元以上,这应当主要是勤工俭学、自谋经济来源的结果。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学生都将家庭供给排在了主要经济来源的第一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将勤工助学和助学贷款排在第一位,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将勤工助学和助学贷款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另外,还有部分学生使用信用卡,透支生活费。

由于消费支出的悬殊,造成了学生生活方式的不同。从高消费品的拥有、使用看,手机、电脑、随身听和MP3在学生中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拥有率均在50%以上,手机的拥有率甚至高达91%,这是学习、交往和娱乐的需要造成的。数码相机和驾照处于正在进入学生群体的过程中,拥有量还比较小。但是,无论是哪种消费品,拥有比例均呈现了一致的趋势,即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学生处于最顶端,拥有率最高;而来自农民和下岗失业等人员家庭的学生处于最底端,拥有率最低。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紧随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之后,处于第三位。从理论上说,这一社会群体在经济资源占有和权力占有上都无优势可言,但他们的子女的消费却显示了相当的优势地位。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虽然向市场体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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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r6j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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