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艺术特色的比较

《西厢记》与《牡丹亭》艺术特色的比较

《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巅峰之作，而《牡丹亭》亦是明传奇的极品，它们都以爱情主题闻名于世。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在舞台上盛演不衰，因而它们具有很大的可比性。《西厢记》中“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1

的美好祝愿与《牡丹亭》的结尾“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2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单单如此，《西厢记》和《牡丹亭》不论是在写作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在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着重就二者在艺术特色上作者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异同略作阐述。

一

《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思想主题、故事情节、女主人公强烈的女性意识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它们共同的思想主题。虽然《西厢记》和《牡丹亭》所产生的时代不同，但都是作者在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礼教下所描绘的青年男女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都是作者对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控诉和抗争。如果说《西厢记》是一曲爱情战胜封建礼教的凯歌，那么王实甫的《西厢记》应该算是元代文苑里出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取材于《莺莺传》、受《董西厢》的影响所创作创作出来的《西厢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趋于完美，符合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从而具有了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等一系列歌颂崔张故事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新的生命力。“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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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别离，万古常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口号，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精之笔。在王实甫看来，不仅是张君瑞与崔莺莺应当结为夫妇，也不限于《董西厢》里所说的：“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4，而是愿“普天下”所有的有情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才子佳人”）都毫无例外的应当结成“眷属”。而且，这种“眷属”应当是“永老无离别，万古常聚”5，白头偕老的美满夫妻关系。这一口号的提出不是针对某一事而提出的，而是对整个封建婚姻制度的呐喊。它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取裁于《杜丽娘暮色还魂》的《牡丹亭》则是给了妄图卷土重来的封建礼教以有利的重击！汤显祖创造性的运用了该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他笔下的杜柳爱情故事，其情节实在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女主人公杜丽娘既没有青梅竹马的爱侣，也没有一见钟情的际遇。她只是游了一次园，做了一场梦，就因梦感情，因情而死。谁料到梦里的意中人柳梦梅果然存在，杜丽娘的鬼魂居然能够和意中人幽会，而已经死去的杜丽娘又因爱得以重生，和柳梦梅终成了眷属，这就更奇特了。汤显祖利用这一奇特的情节正是意在表现爱情是不受理和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这种强大力量，是能冲破一切的阻碍顽强生存下来的。和《西厢记》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天地间永远存在着一种超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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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

选自汤显祖《牡丹亭》第五十五出《圆驾》第31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3

选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 4

出自凌景铤校注《董谢元西厢记》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5

选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 1

死的男女至情，一种违背理学的人性要求。正是这种男女至情和人性要求，它，冲破了禁锢人性的黑暗现实，让杜丽娘经历了一番出生如死、起死回生的情感行程，得到了幸福的爱情、实现了美满的婚姻；也让崔莺莺和张生能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终结成了眷属，“万古常聚”。

《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和大胆的抗争精神。《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敢于冲破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家庭观念，大胆的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而尤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最。杜丽娘因一次偶然的游园而梦，因梦感情而相思抑郁致死。又为了“梦中”爱人对自己灵魂的呼唤，为追求心目中理想的爱情而起死回生。我们大可以推断杜丽娘并非真正地死去，而是化作了幽魂，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所以，当她终于和意中人柳梦梅会面私合以后，她就获得了新生。梦而不至于死，不足以表现杜丽娘的精神期望的热切和强烈；死而不至于复生，也不足以表现杜丽娘的实际追求的果敢和坚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封建社会里的千金小姐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是何等的执着与坚定！《西厢记》是元代描述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的名篇。作品中塑造的崔莺莺可谓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追求自主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在她身上显露出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崔莺莺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她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束缚、争取自主婚姻。 封建时代的女性始终处于儒家礼教的严格管束中,恪守“三从四德”。在婚嫁上,年青女子毫无自主权,根本不存在与男子从相互倾慕到结为连理这样一条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乎“理法”的正常途径。相国小姐莺莺从小就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的礼教约束下,她的命运同众多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父亲生前为她定下嫁与郑尚书之子郑恒的婚约，是她“理”应遵循的人生轨迹，受过多年封建教育的莺莺深深懂得这一点。然而,以礼教压制人欲是违背人性的,封建家长的严格管制又怎能禁锢少女渴望爱情的心灵?自从在佛殿上与张生一见钟情后,爱情的种子在她心中萌芽,青春的觉醒唤起了她心中郁积已久的热情,感情的驱使,追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使她鼓起勇气接二连三的向封建礼教、传统婚姻发起了挑战。然而,反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莺莺个人而言,礼教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其无法轻易逾越的鸿沟。孙飞虎围寺,母亲的承诺曾给过她一线生机,但之后母亲凭借权威公然违约终于使她领悟到: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是无望的,幸福要靠自己争取！经过“传简—叛简—赴约”这一系列夹杂着深刻自我斗争的波折后,莺莺毅然抛弃了传统婚约,选择了自主婚姻,并且做出了在封建社会看来是大伤风化的婚前以身相许的举动,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挑战。这在当时看来是很让人警醒的,是其反抗礼法的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

《西厢记》和《牡丹亭》在人物的设置、身份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颇有相似之处：《牡丹亭》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都是封建社会中的清苦书生和千金小姐，都有一个封建社会的卫道者——杜宝太守和相国夫人，也都有一个为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推波助澜的丫头——春香和红娘。

《西厢记》和《牡丹亭》情节结构相似，是《西厢记》和《牡丹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西厢记》——元代被称为杂剧之冠的王实甫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搏陵崔相国的遗孀郑氏夫人，相国的遗孀郑氏夫人，偕女崔莺莺与未未成年的儿子欢郎，运送丈夫的灵柩返回家乡。途中羁留河中府普救寺内。而此时，剧中的男主人公张君瑞正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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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论语·颜渊》第某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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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普救寺，见莺莺容貌姣美，便心生爱慕之情，遂向寺主借得僧房半间留居寺中，并向莺莺表白了他的爱慕之情，莺莺对张生也渐生恋情。叛将孙飞虎听说莺莺貌美，便带五千人马前来抢亲，弄得全寺惊慌失措；崔夫人传令：倘有退贼之人，愿将女儿许配为妻。张生修书告知交武将杜确求援，才解了普救寺之围。不料，崔夫人却又矢口毁约，设筵席让莺莺和张生以兄妹相称。莺莺因母亲失信背约，内心极度痛苦。张生也因此抑郁致病。于是，莺莺让红娘去探病，张生遂托红娘传递书简，莺莺回书，以“明月三五夜”诗相约，张生如期赴约，莺莺却又羞怯犹豫，反责怪张生无礼。张生病情从此加重，卧床不起。红娘只好陪莺莺去探望张生，莺莺遂与张生结成百年之好。日久崔夫人得知，拷问红娘。红娘只好将原委说出，并责崔夫人言而无信。崔夫人理屈辞穷，只好虚允张生与莺莺结为夫妻，但又坚持门庭内不能有“白丁女婿”，要张生取一纸功名来，方可与莺莺完婚。张生被迫赴京应试，一举金榜题名。又经过一番周折，张生终与莺莺结为百年之好。《牡丹亭》讲述南宋年间的南安太守杜宝只有一女丽娘，杜宝视其为掌上明珠，但管教甚严，为使女儿日后能成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特意为她请来腐儒陈最良，教丽娘读书。老师教给丽娘的第一首诗便是讲男女之情的《诗经·关雎》，由此而牵动了丽娘的情思。伴读的使女春香，偶然间而发现了杜府后的花园，并引领丽娘偷偷游览了花园。久困闺房的丽娘，在大好春光的感召下，动了访春之情。在梦中与秀才柳梦梅相会。却因梦感情而一病不起，终因思念过甚而亡。杜宝升任安抚使，镇守淮扬。在离别南安时，在丽娘葬地建梅花观。而此时，书生柳梦梅在赴京赶考的途中，因病而留宿梅花观中。并在一次意外的游园中士拾得丽娘的字画像，挂于房间夜夜呼唤，丽娘的灵魂听得柳梦梅的呼唤前来与之相会。在丽娘的指点之下，柳梦梅为丽娘启墓开棺，丽娘便得以“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同居临安。柳梦梅参加科举考试，因边战骤起而未能及时发榜，遂受丽娘之托，前往淮扬探望岳丈，却被杜宝误认为是劫坟贼，备受侮辱拷打。敌兵败退之后，柳梦梅得中状元，杜宝仍不肯与女儿、女婿相认，最后由皇帝传旨，认可其婚事，终于大团圆结局。

我们可以从两部戏剧作品中看到：男主人公都是清苦的书生，而女主人公都是封建社会的千金小姐，他们的爱情际遇和经历也是颇为相似的：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考验，不光是封建势力的反对，还有他们自身在面对前途、利益和爱情相冲突的时候，对爱情的考验，和他们最后的决定——对待爱情要义无返顾等。这些都是他们在情节上的相同点。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之所以能在舞台上经久不衰的被人们演绎着，就在于他们所宣扬、所追求的青年男女的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他们在那个崇尚男权、封建家长操办子女婚姻的旧社会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西厢记》里的莺莺和张生让当时的青年男女看到了幸福、看到了光明的曙光；而《牡丹亭》更是让他们相信真挚的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压倒一切的，甚至它可以超越生死，让相爱的两个人生死都要紧紧的连在一起。两部作品的这一共同主题的出现正是源于人们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对人性本能欲望的一种释放。《西厢记》和《牡丹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致使他们拥有了很多共通的特点，但由于时代不同，加之作者自身的不同遭遇，使得两部作品也有了很多他们各自不同的属性和涵义。

二

《西厢记》和《牡丹亭》虽同为封建社会制度下倡导婚恋自由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凯歌，它们在艺术特色上也有众多的相同之处，但它们也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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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在《牡丹亭》情节的安排上较之于《西厢记》更多了一分神奇和浪漫主义色彩。杜丽娘的因游园而梦，并因梦感情而患病，本来就已经很奇特了，再加上她因为对梦中男子的相思而抑郁致死，更叫人叹其情节的怪诞。更离奇和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又因爱人的呼唤神奇的“起死回生”了，这也是《西厢记》所没有的。所以有“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7的说法。《牡丹亭》中，作者采用的是双线结构来发展整个情节的：一方面是柳、杜的爱情发展，另一方面是杜宝在淮安在抗敌进程。这和《西厢记》的单线结构是相区别的。《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西厢记》全剧五本，剧情完整，从整体上来看，其结构是非常严谨的。曲家论剧最看中的就是戏剧“首、身、尾”的结构，这实际上正是对全剧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西厢记》的第一本，是从“惊艳”到“闹斋”，显然是全剧之“首 ”，不仅写了主要人物的出场，而且还写出了张生与莺莺的情感交流。从第二本第一折（即“示警”）至第四本第三折（即“哭宴”），为全剧之“身”，即为此剧的主体部分。该剧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在这一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四本第四折（即“惊梦”）到第五本第四折（即“团圆”），交代了整个剧情的结局，为我们“解答”了戏剧冲突所形成的种种悬念，是全剧之“尾”。《西厢记》作为戏剧艺术，还巧妙地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即“赖婚”之后剧情将如何发展？在张生、莺莺无法取得合法婚姻的情况下，他们私自结合了，即剧中的“酬简”一折。“酬简”是对“赖婚形成的“悬念”的解答，而他本身又是 一个“悬念”。“哭宴”解答了“酬简”的“悬念”，而“哭宴”又是一个“悬念”：张生此去如何？这只能在全剧结束时才能得到解答。这三个“悬念”均设置在全剧之“身”，使主干部分亦层次分明。而对于《西厢记》的高潮的定位历来就有很多争议。李渔在《闲情寄偶》8中提出了“逻辑高潮”和“感情高潮”。他认为：《西厢记》的“逻辑高潮”当是老夫人的“赖婚”，即全剧发展的关键。而使观众和读者感情最为激动的地方，乃是“感情高潮”，《西厢记》的这个的这个高潮，则在“哭宴”（即“长亭送别”）。在整个结构中，《西厢记》采用的是单线结构，主要是围绕着张生、莺莺之间的爱情和老夫人的冲突而展开的。其间，伴随着交错、复杂的矛盾冲突。相较而言，《牡丹亭》注重“情”与“理”的冲突，汤显祖曾说过：“因情成梦，因梦成戏。”9正是为了张扬至情，为了表现与理的激烈冲突，也才会有杜丽娘的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情感历程，并以此来展现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以情与理的冲突为中心线索，《牡丹亭》可分为三个情节结构段落：从《言怀》到《闹殇》，写杜丽娘的“生可以死”； 从《碣遇》到《回生》，写杜丽娘的“死可以生”； 从《婚走》到《圆驾》，写柳、杜婚姻的成立。个人——阴间——人间，现实——理想——现实，依次转换三个场景，既是丽娘人生所要追求的完整的情感历程，也是作者文化探索的完整的精神历程。

《西厢记》和《牡丹亭》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更显著的是各自的特点。 《西厢记》和《牡丹亭》中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刻画除了共通之处，更显著的是她们的个性特点：丽娘较之于莺莺更多一分叛逆和抗争精神。首先，莺莺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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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顾曲杂言》，转引自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8

出自李渔《闲情寄偶》，转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3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9

出自《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六《答孙俟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4

娘都有敢于冲破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家庭观念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大胆的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莺莺可以说是封建家庭的“不肖女”。从她每夜在花园里烧香，祝告上天时的“三愿”之一便是：“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10可以看出作女儿的对老母亲的一片真情。但是面对爱，面对深爱的恋人，她却做出了违背封建孝道、封建礼教的行动。她要自己支配自己，主宰自己的爱情、婚姻，她也是一个“多情、叛逆的小姐”。但她的叛逆、她的为爱而反抗没有丽娘来的彻底和义无返顾，当莺莺面对老夫人的极力反对和郑尚书之子郑桓的逼婚等种种压力和困难，她居然想要放弃这段爱情，甚至想要给张生写断交信。而同样是出身名门望族，同样是忠于爱情、执着于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丽娘看似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只知一味的“伤春”，一味的服从于父母、先生。但面对爱人、面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她却是那么的义无返顾，死生都要和爱人厮守。丽娘还是一个追求“至情”的女子。杜丽娘在《惊梦》中说：“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11正是对“天然”的追求，才能在圣人经典《关雎》中读出“情”来，并发出“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12（《肃苑》）的感叹。处于深闺的她正无奈自怜时，花神给她在梦中提供了机会，并庇护和赞助他们。可欢会毕竟是短暂的，她寻梦未果，郁郁而终。死亡后的杜丽娘拥有了巨大的自由，可以向冥府的胡判官倾诉衷肠。胡判官虽为鬼主，来自仙界，不应有情欲，却被杜丽娘为情而死感动，允许她可以在阴间自在飘荡，等待梦中情郎，直至破棺还阳，又嘱咐花神保护好她的肉身，千万不要损坏。由于花神和胡判官的帮助，杜丽娘才有机会重返阳界，与柳梦梅双飞。这种青年男女的真情、至情也这是作者所要极力歌颂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3的确，汤显祖是把杜丽娘作为真情、至情的化身来加以塑造的。莺莺是一个为了爱情敢于和封建社会正面发起挑战的人，她为了能和张生结合居然甘做“不肖女”，更做出在当时来说大伤风化的举动——和张生私自结合。乍一看，相较于杜丽娘而言，莺莺便显得更加坚强、果敢；而杜丽娘却只知道一味的“伤春”，但看似懦弱的她，心里却有着至死不渝的执着爱情，死生都是因为这一份执着的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超越生死的爱，才让封建社会腐朽爱情的捍卫者束手无策。在当时也引起了更为轰动的效应。

《西厢记》和《牡丹亭》笔下的两名男主人公张生和柳梦梅同样是痴情、将爱情视为高于一切的男子，但在功名与爱情之间，张生更重视爱情，柳梦梅则相对缺乏光彩。张生——一往情生的“傻角”，他与莺莺一见钟情，面对老夫人的“赖婚”而慷慨陈词、奋力争取，为娶得佳人归、为讨得老夫人的接受而去博取功名，在功名与爱情之间，却更重视爱情。所以，到最后终与莺莺结成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聚”的“眷属”。尽管《玩真》这出戏曲里，柳梦梅痴情一片，写得很出色。但是如《幽媾》所描写，当杜丽娘的鬼魂前来幽会时，他却觉得这是“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14，感情就不那么真挚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热中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相同的。正如柳梦梅自己所说，若把杜丽娘比作一枝玉树，相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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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第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

选自汤显祖著，赵清阁编著《牡丹亭·戏曲本》第十出《惊梦》第14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

选自汤显祖著，赵清阁编著《牡丹亭·戏曲本》第九出《肃苑》第14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

选自《牡丹亭·题记》，汤显祖著，赵清阁编著《牡丹亭》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

选自汤显祖著，赵清阁编著《牡丹亭·幽媾》第2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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