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韩洪泉）：试论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 7-29

试论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

张云 韩洪泉

摘 要：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军事统帅。后世对其军事思想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建军治军思想，对其指挥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极少涉及。本文从以上制下、居高控远的战略决策，以活济呆、稳慎徐图的战役指挥，以主待客、奇正结合的战术原则，以水辅陆、呼吸相顾的协同思想四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曾国藩 军事指挥艺术 湘军

作 者：张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韩洪泉，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训练部，参谋

曾国藩（1811-1872）作为晚清重臣和湘军主帅，军事活动在其一生事业中占有相当比重。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籍守制的曾国藩以书生文臣而墨绖从戎、致身行伍，“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1，经过“驰驱戎马，凡十余载，或苦思以求其通，或躬行以试其效，或考信于载籍，或问途于已经，其军事之学识，随经验而并进”2，终于成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3的军事家。曾氏说自己是“训练之材，非战阵之材”，时人也认为：“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4后世对曾国藩军事思想的研究，亦多着眼于其建军治军领域，对其指挥作战的理论与实践则极少涉及。其实，曾国藩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和被统治者赋予统筹一线指挥重任的地方大员，其军事指挥能力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自将则败”、不堪一提。恰恰相反，正是在他亲自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下，湘军才能屡战而不蹶、屡败而不溃，最终战胜了英勇善战的太平军。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作以探讨。

一、以上制下、居高控远的战略决策

曾国藩的军事生涯自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开始。太平天国自1851年金田起义，在短短数年间，席卷两湖，东下金陵，北伐京师，西征武昌，战事波及十余省，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纵横驰骋，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政权。这一时期，清廷上下在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进攻中显得茫然无措，处处被动。曾国藩根据他对起义形势和特点的分析判断，最早提出了“谋金陵者必踞上游，法当舍枝叶图根本”5的战略构想，后又援引《读史方舆纪要》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1853年底，他上奏称：“武昌为金陵上游，贼所必争，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后可以进剿。”6在此前后，胡林翼也曾提出过“以武昌为粮台根本，以九江为老营根本，征军无返顾之虞，长江有建瓴之势”的构想。曾、胡二人以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态势分析，初步形成了“高屋建瓴”、“以上制下”的战略决策，主张以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为巩固的后方，以沿长江而下的“建瓴之势”，依次夺取并保守武昌、九江、安庆等战略据点，与江西、安徽等省合防并进，一举攻占金陵（天京），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挥师北上之初，就主张全力援鄂、确保武昌，以争取上游、“建瓴而下”。他向咸丰帝上奏称：“论目前??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得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71854年10月，曾国藩率湘军首克武昌后，立即挥师沿江东下，占湖口、围九江，以继续实现其“以上制下”的战略。由于湘军兵力不足和指挥失误，被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太平军击败，武昌再度失陷，曾国藩坐困江西达数年之久，至1858年5月李续宾率湘军攻克九江，局面才得以扭转。1859年3月，复出的曾国藩奏呈统筹全局折，主张兵分三路，夹江东进，直指金陵。他提出下一步的总体战略进攻计划：“欲廓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为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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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之外屏，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以先围安庆以破陈逆（指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8为了实现从上游向下游发动战略进攻，逐步推进、持续攻剿、“剪除枝叶，直捣老巢”的战略目标，曾国藩和胡林翼筹划指挥了对湘军和太平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安庆会战。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天国天京西面的战略屏障尽失，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1862年，曾国藩指挥各路湘军顺流东下，围逼天京。1864年，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曾国藩“以上制下”战略的成功实现。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曾国藩的战略决策，特别善于从全局着眼、从长远谋划，具有“高瞻”、“远瞩”、“大手笔”、“大布局”的特点。他说过：“近年军中阅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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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1857年11月，他从政治角度考察，把农民起义分为两种：一是建设政权，拥有固定战略基地，进行统一作战的所谓“窃号之贼”；一是未能建立政权，只进行流动作战的所谓“流贼”。“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等由浙而闽而江而湖南而广西，流贼之象也；宫（龚）、张诸捻之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亦流贼之类也。”10他指出，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镇压“窃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就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据此他确立了先攻安庆，再下滁、和，扫清外围，进逼天京的决策。后来的战争发展基本是按照曾国藩的谋划进行的，完全印证了其战略决断的正确。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率湘、淮军北上镇压捻军。他根据捻军的特点，形成了“以静制动”、“觅地圈围”、“以有定之师制无定之寇”11的战略，在防剿区域内设“四镇六游十三区”12，先采取“重点设防”、“分兵兜剿”的办法，后来又实行“布置河防”、“觅地兜围”的策略。由于清军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官员对河防之策的消极抵制13，致使曾国藩剿捻“日久无功”，“谤议盈路”14。1866年12月清廷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先后任命李鸿章、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剿捻。虽然李、左二人后来剿捻成功，但在策略上基本没有脱离曾国藩的窠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攻捻战略的总原则是‘以静制动’、‘觅地灭贼’，首创者是曾国藩，但获得成功的是李鸿章、左宗棠。”15

二、以活济呆、稳慎徐图的战役指挥

1858年，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书赠一联，传授用兵之道：“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16这是他对带兵不久的曾国荃的谆谆教诲之语，也是他指挥作战特点的“夫子自道”之辞。兵法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17曾国藩一生行事小心谨慎，指挥作战尤其如此。“以活济呆”求“变化”，“谋定后战”图“稳当”，“以众击寡”忌“分兵”，是他战役指挥的主要特点。

“以活济呆”求“变化” “活兵”、“呆兵”之说是曾国藩的首创。他这样阐述对“活兵”、“呆兵”的理解：“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18

在曾国藩看来，大军屯扎于坚城之下、长期和敌人相持、围城硬攻者为“呆兵”，灵活机动、来去无定、变化无常、伺机消灭敌人者为“活兵”。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顿兵于坚城之下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呆”“活”并用、以“活”济“呆”，正是曾国藩据此而思考的应对之策。在攻城战役中，“呆兵”为围城之师，“活兵”为打援之师；在防御态势下，“呆兵”为坚守之师，“活兵”为策应之师。曾国藩在战役指挥中非常注重保留和运用“活兵”（又称“游击之师”），要求部属“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19，强调：“军之要务，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20鲍超所部“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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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善于各路策应，倏东倏西，风驰电掣，精锐莫当”，常常被曾国藩用作“活兵”，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安庆会战中，曾国藩、胡林翼“呆”“活”相济，布置四路进兵：第一路由曾国藩亲任，从宿松、石牌进取安庆，担任主攻任务；第二路由多隆阿、鲍超率领，从太湖、潜山进攻桐城，切断安庆和庐州的联系；第三路由胡林翼担任，由英山、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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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取舒城，任务与第二路相同；第四路由李续宜担任，由商城、固始进攻庐州，牵制陈玉成部太平军（后成为机动兵团）。由于湘军从“攻坚拒援”的战役预想出发，配备了足够的担负“拒援”、“打援”任务的“游击之师”和战役预备队，从而在这场长达17个月的大会战中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实现了预期目标。1862年，曾国荃孤军深入到天京城下，遭到李秀成率领的救援大军猛烈攻击，虽经拼死抵抗击退了太平军，但其凶险情状令曾国藩惴惴不安，认为此次转危为安是“人事居半，天幸居半”的“至险之着”，向曾国荃指出：“弟统三万人，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22并要求曾国荃将部队“分作两大支，一支呆兵，屯扎金陵；一支活兵，凡金柱、东坝、小丹阳、二漂、句容等处，听弟择地而驻，相机而进。有急则两支互相救应，去金陵总在二百里内外也”23。在曾国藩督促下，曾国荃派出彭毓橘、刘连捷两支“活兵”驰骋于天京周围，后来曾国藩又抽出鲍超一支为活兵，游弋于天京南路东坝、二漂之间，疏清了天京周围的太平军，并往来攻击各路太平军援军，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死城”，最终为湘军攻破。在曾国藩这种“以活济呆”思想指导下，湘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能预留强大的机动兵力，保持攻防作战的弹性，增强了战争的胜算。

“谋定后战”图“稳当” 曾国藩用兵，力戒“狠战浪追”，要求部将“谋定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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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后人评论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25曾国藩反对“浪战”，注重“谋定后战”，坚持稳慎徐图，以实现他信守的“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目标。他多次强调要“结硬寨，打呆战”，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26这种战术被胡林翼称赞为“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27的“必胜之道”。其拔营开进，常常每天仅前进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以求“步步稳妥”。在战役重点的选择上，曾国藩认为，“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穴；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处”28，强调抓住关键，夺取“我之必攻，敌之必夺”的战略据点；一旦形成决策，则坚守不移，不肯轻易变更，不为敌人调动。安庆会战期间，曾国藩按照既定的战役计划，排除种种干扰，坚持“非皖莫顾”，集中兵力于西线，以保证决战安庆计划的顺利实施。英法联军于1860年夏进逼北京时，咸丰帝诏令曾国藩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认为北方和局已定，主战场仍在江南，攻安庆不应改变，遂按照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29的建议，以拖延的办法坚持了“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30的既定目标。1861年，湘军大后方湖北受到西征太平军的威胁，一向沉着的胡林翼责怪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调兵回援武昌，甚至亲自“自太湖拔营回鄂省援剿”31，曾国藩却在众人对太平军的意图“莫知其所为”32时，判断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救援安庆，遂坚持已定之谋绝不动摇，最终调动陈玉成部太平军离鄂返皖并受到沉重打击，安庆也随之落入湘军之手。

“以众击寡”忌“分兵” 曾国藩十分注重集中兵力。他非常赞同孙子所说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33指出：“兵分则力单，将分则谋寡”；“兵最怕分，分兵最易误事”；“军无后继，是古来一大忌”；“大旆不可深入，各营不宜散扎。”34他认为以众击寡能保证胜算，更能保持士气：“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35针对湘军统领张运兰打仗时经常分兵作战的弊病，曾国藩去信批评：“阁下用兵事事可法，唯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慑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36由于曾国藩过于谨慎小心，如他自己所说：“长虑却顾，因谨慎而拙滞，此正是用兵之短处。”37左宗棠也批评他不懂军事、用兵呆拙，称之为“书憨”38。坚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用兵略显呆滞是曾国藩的一大缺陷，这也是导致他坐困皖南祁门几陷绝境、剿捻方略正确而未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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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等失误的重要原因。

三、以主待客、奇正结合的战术原则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39曾国藩虽自称“生平用兵，失之太呆”，但他并非一味谨慎拘泥，而是注重随机应变，因势而动，奇正结合，妙算破敌。他告诫曾国荃：“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弟行军太少变化。”40曾国藩灵活用兵的战术原则主要体现他的“主客之说”上。对此蔡锷评论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41曾国藩称自己用兵“深以主客二字为重”42，认为“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喜作客”43。在曾国藩的战术理论中，“主客之说”与古人“奇正之说”是互相渗透、互有包含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何者为“主”、何者为“客”、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他曾做过详细解释：“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主，后呐喊放枪者为客”；“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阻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用兵之道过半矣。”44如何才能做到以主待客、掌握主动？纵观曾氏用兵，实现之途无外乎三端：一是攻势防御，守势进攻；二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三是善于总结，因敌致胜。

攻势防御，守势进攻 在与太平军对阵的过程中，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数量上长期处于劣势，为实现以少而精的军队镇压数量众多而战法灵活的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采取了“攻势防御”、“守势进攻”的战术，以期反客为主、掌握主动。所谓“攻势防御”，即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进攻敌所必救的战略据点，迫使对方在不利条件下与己决战，从而收到以攻为堵、反客为主的成效。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宜使贼来寻我，我不去寻贼。”45所谓“守势进攻”，即在进攻城池时，不一味蛮攻，而是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以攻敌必救、围城必破的态势，迫使敌方远道增援和守军主动突围，造成“反客为主”的有利态势。曾国藩强调：“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46湘军在安庆之战时围城打援，在围困天京时迫敌攻坚，都是其“守势进攻”战术的成功实践。湘军围城，通常设置两道长壕，内壕用以围城，外壕用以阻援，进退有据，攻守得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迫使前来进攻的敌人陷于被动。例如曾国荃进兵围安庆时，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庆城外挖了两道长壕；进至天京城下的雨花台后，又利用4个月的时间赶挖筑起两道“深沟高垒”，所以李秀成率20万太平军反攻却始终不能突破2万多湘军的营垒，围攻四十余天后被迫撤退。这种战术的弊端是旷日持久，如李续宾攻克九江用了16个月，曾国荃攻克安庆用了17个月，攻克天京则用了26个月，其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太平军也认为湘军的这一战术“虽然历时长久，但是轻而易举，毫不费力，用不着战斗就可以结束战争”47。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曾国藩带兵打仗尤其注重“以静制动”的作战理念，他在日记中写道：“思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又思兵须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48“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呐喊，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敌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49他一再告诫湘军将领：“城贼猛扑，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50“贼初来之日，不必出队与战，但在营内观看，看其强弱虚实，看得千准万准，可打则出营打仗，不可打则始终坚守营盘，或有几分把握。”51湘军“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战术依托于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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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有利地形的营盘，故而曾国藩特别强调依托地形建立稳固的“老营”：“嗣后每立一军，则修碉二十座以为老营。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来梭剿，庶几可战可守，可奇可正，得四军可靠者，则变化无穷。”52由于湘军在扎营方面有严格的标准和丰富的经验，太平军主动进攻湘军营垒往往受挫，湘军在对手进攻受阻、士气沮丧之时发动反击的战术屡屡奏效。在淮北作战时“专以浪战为能”的李鸿章初到湘军营中时，对此不以为然：“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53面对兵锋正锐、来去迅疾的太平军，曾国藩以勤加操练、谨慎设防的方式应对，是笨办法却也是有效的办法。他多次叮嘱部下：“营中无事，以勤操为第一要义。操队伍则临阵不至散乱，操枪炮则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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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早放。”并告诫曾国荃：“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55

善于总结，因敌致胜 正如前人所评说的那样，曾国藩以儒臣统军，“驰驱戎马，凡十余载，或苦思以求其通，或躬行以试其效，或考信于载籍，或问途于已经，其军事之学识，随经验而并进”56，最终在实战检验中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曾国藩善于反思、勤于总结的性格，对于他准备研究和揣摩对手以形成正确的战术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记中，他把作战之道与读书之法联系起来思考：“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571867年初他离开剿捻前线时，还不忘把自己总结的捻军战术特点告诉弟弟曾国荃：“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轻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轻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受大创。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58

四、以水辅陆、呼吸相顾的协同思想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初，就充分认识到建立水师、水陆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59

后来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记载：“朝廷论平寇功，以曾国藩创立舟师为首。而曾国藩亦言长江既清，贼粮渐匮，故金陵两载而告克。”60郭嵩焘在给曾国藩写的挽联中也有“考战绩以水师为著”61之语。曾国藩不仅在湘军水师建设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在探索水陆协同、合力破敌的战术运用上也颇多建树。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两湖后，凭借民船组建了“水营”，水陆大军在长江上纵横驰骋，给追剿的清军以沉重打击。曾国藩敏锐地认识到，要想最终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力量，取得长江水面的控制权。为此，他先后在衡阳、湘潭设立了造船厂，重金招募船户水手数千人，严加训练，又从广东购置洋炮1000余尊，装备水师10营。1854年正式成军的湘军水师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如太平军水营，但在质量上、装备上均优于对手，为湘军控制长江、“以上制下”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通观湘军与太平军历次重大作战行动，水师可谓“无役不与”，曾国藩也十分重视水陆配合、协同作战。在攻取田家镇、九江等长江沿岸重镇的过程中，水师常常穿插敌后、断敌增援、侧击守军，有时则直接担负攻城拔寨的任务。在围困坚城的战斗中，曾国藩注重水陆两军扬长补短，相互配合，如武昌、九江、安庆、天京等战略重镇都是在湘军水陆军长围久困下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失陷的。安庆战役中，湘军水师巡游在安庆一带的长江江面，切断长江南北岸的联系，使江南太平军不能北渡增援安庆；又攻克菱湖两岸堡垒，切断城内守军与城外陈玉成部的联系。湘军水师还经常截获太平军用小船接济城内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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