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由兴盛走向低迷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剖析

俄共由兴盛走向低迷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剖

析

倪稼民

? 2012-02-18 11:39:44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摘 要]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由兴盛走向低迷，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而被广泛关注，把握和认识俄共发展的轨迹和走向，剖析其陷于危机的种种缘由，探索、思考和总结新世纪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俄共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政党 兴盛 低迷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从成立到重建，并在短短的几年内走向兴旺。在1995年和1999年第二、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蝉联第一大党，在俄罗斯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后苏联时代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俄国政坛各种政治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议会各大党派间的力量消长对比的相应变化，以及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俄共发展势头发生了逆转。另外，由于党内日趋激烈的派别斗争、思想分歧最后导致组织分裂等一并爆发，俄共的政治影响力大为削弱。俄共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演绎着如此鲜明的由兴盛到低迷的轨迹，关注关心俄罗斯政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应当进行深刻的思考。

一、进入21世纪以来俄共状况日趋式微

俄共发展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的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俄共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仍是第一大党，获取24·29%的选票，比上届议会选举还多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统一”运动的崛起和“右翼力量”联盟进入杜马，俄共只分得110个议席，比上届杜马少了47席。2003年，俄共在议会选举中惨败于整合不久的支持总统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仅仅获得12·6%的选票和52个席位，丧失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在2007年杜马选举中，俄共所获席位只有57个，得票率仅为11·6%。[1]至此，俄共尽管还是第二大党，但已完全失去议会的控制权，影响力严重削弱。

其次，表现在总统选举中。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没有像1996年那样出现两轮投票的局面，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顺利当选，获得52·94%的选票。久加诺夫只获得29·21%的选票，得票率大大低于1996年。[2]也就是说，经过近4年的努力，俄共的选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明显地减少了。这表明，俄共在叶利钦时代即将结束之时丧失了一次取代叶利钦、使共产党人重掌政权的机会。从此之后，俄共就再也没有出现那时期的那种可能性。

第三，表现在组织规模上。俄共自1993年重建后的几年内，基层组织遍布89个联邦主体，每年有1·8万名新党员入党，党员总数有50多万。但是，俄共近10年来呈严重滑坡趋势， 2000年以后组织内部分歧斗争日趋激烈，离心倾向日益突出，在奥·舍宁为首的“正统派”从俄共分离出去之后，国家杜马主席(原俄共代表)谢列兹尼奥夫等人也拉出一批人马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宣布赞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同普京政权合作。2002年，谢列兹尼奥夫因不听从俄共中央要求其辞去杜马委员会主席之职的意见，被俄共开除出党。2003年，俄共另一重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因个人理念与俄共主要领导人分歧，也另组竞选联盟“祖国”，在当年年底的杜马选举中获得9·02%的选票，他的支持者多为原俄共成员。2004年，久加诺夫与吉洪诺夫等人为首的反对派矛盾白炽化，俄共中央七月全会一致同意解除“党的分裂分子”波塔波夫的中央

书记和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解除阿斯特拉罕基娜的中央书记职务，开除伊万诺沃州州长吉洪诺夫的党籍。但两天后，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与吉洪诺夫为首的反对派在莫斯科同时召开俄共第十次党代会的怪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2005年，以谢米金为首的反对派以及秋利金、克留奇科夫、尼娜·安德烈耶娃等反对派也纷纷另立山头，导致俄共组织规模速滑、人员锐减。2005年底俄共召开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万骤降到18·8万，其中，一半党员的年龄还超过60岁。[3]截止2009年10月，俄罗斯共产党登记在册的党员数量仅为15·13万人。[4]

最后，表现在实际影响力上。俄共无论在杜马还是在俄罗斯社会中，影响力均急剧下降。由于完全失去对杜马的控制权，俄共一直反对的法案，如政党法、允许买卖土地的土地法、增加穷人负担的统一税法和雇主享有很大发言权的劳动法等，先后都在杜马一一获得通过。2002年“五一”节，俄共组织了4万人的集会游行，但亲政府的党派和工会却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游行，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俄共。2005年，俄共倡议组织千万人的集会示威游行，以反对福利货币化法案和要求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及恢复土地国有化等等，但由于响应者寥寥而使计划落空。后来，俄共尽管也组织了一些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比如，2008年12月到2009年9月就组织了四个阶段全国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要求改变现行制度的游行抗议活动，却效果平平，难以真正促动政策的调整，更妄言制度的变更。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10月，俄共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增强俄共的影响力问题。[5]

二、俄共由兴盛迅速走向低迷的原因

影响俄共由兴盛迅速滑向低迷的因素有些是外生的，有些内生的，难说哪个是决定性的变量。用美国政党理论专家佩恩比安科的话来说，政党的变化是内外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6]

首先，从俄罗斯整体状况的变化来看，俄共的兴盛和低迷实际上都与一个因素密切相关，那就是经济发展的状况。自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以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激进式转轨以来，造成了经济严重衰退。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从1992年到1998年GDP减少了2倍，而非官方显示的数据则为5倍。[7]与80年代相比， 1992—1998年工业生产投资减少了15—20倍。[8]工业生产领域中， 70%—80%的产品不具有竞争力，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根本无法生存。[9]这种转轨方式导致了严重通胀，商品奇缺，绝大多数居民生活迅即恶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转轨过程中的失利者，特别是年长者和社会底层民众，开始怀念苏联时代平稳而体面的生活，越来越不满这种“放任”、“野蛮”的私有化运动和无序、缺少安全感的生活，纷纷投入俄罗斯共产党组织。这是该时期俄共力量兴旺蓬勃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21世纪来临，俄罗斯经济终于走出低谷，开始了持续的高速增长。1999—2008年，俄罗斯GDP连续10年攀升，年均增长6·8%。普京执掌政权8年来，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5倍，失业和贫困水平降低了一半，经济持续发展，卢布汇率稳中有升，商品供应充足，社会逐渐走向有序。[10]俄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底层的群众基础日渐减弱。与此同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易帜和市场化运动的俄罗斯人也开始由愤懑、无奈走向现实，由习惯保护转向独立，由等待转向行动，由满足生存转向追求发展，由关注保障稳定转向博取更多利益。据统计资料显示， 9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民众有68%—98%将“个人生活作为最高价值”[11]，苏联时代所谓的“党的利益”、“祖国利益”、“集体利益”高于

一切的号召力早已随着苏联的崩溃而消逝，人们厌恶了一场场的政治斗争，摆脱了“一块砖”、“一颗螺丝钉”的角色心态，更关心自我和小家，大胆地、积极地追求个人利益。另外，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日升，一种“俄罗斯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观点逐渐成为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共识，这显然是非常不利于俄共生存发展的。

第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虽然由宪法确立了多党制的政治制度，但俄罗斯历史—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不可能不影响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俄罗斯“超级总统制”的政治制度安排，注定了俄罗斯政党作用的有限性和政党政治发展的虚弱性。总统由全民选举，在组织政府中拥有决定权，而议会中获胜的政党是没有组阁权利的。一旦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冲突异常尖锐，总统还可以依靠宪法权力解散议会或者解散政府。俄罗斯式的强势总统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党被排斥在决策和执行权力机构之外，从而政党政治的作用——表达、分配和调节利益从而体现选民的意志——也被弱化。2001年年中颁布的《政党法》虽然对政党政治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其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参选政党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将它们置于政府严密的监控之下。支持政府的强大的中派和右派先后完成了内部力量的集结和统一，成为左右议会的多数集团，而俄共这样的反对党和其他一些小党则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另外，转型中匆匆组建的俄罗斯的政党，大都不是为了在议会中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而成立的，相反，它们是既成的政治精英为了争夺选票而搭建起来的组织。[12]大多数民众对政党、对政治发展态度冷漠。可以说，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不是由多数人推动的，而是在政治上的“积极少数”对政治上的“消极多数”施加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背景下进行的。另外，在俄罗斯，包括苏联，历史上政党政治的文化传统是相当缺失和负面的，人们对政党的回忆仅仅是那个曾经凌驾于一切、操控整个社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个体的组织——苏共，很多人对叶利钦发誓不再加入任何

政党深有同感。这种对政党政治严重的过敏反应阻碍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13]而作为苏共继承者之一的俄共(当然两者有较大区别)并没有从这种继承关系中有所裨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发展的一种障碍。

第三，从俄共的斗争对象、斗争环境变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俄共面对的叶利钦虽然被一部分人视为推动苏联解体、使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英雄，但是，叶利钦在对俄罗斯国家的治理上却是公认的不成功者。正是叶利钦政权所犯的种种错误，造成了政治经济动荡危机，要面包、要秩序的呼声日益强于要自由民主。这些致使俄共的拥护者迅速增多。叶利钦那种率直、爱憎分明、我行我素和公开反共的鲜明个性也使俄共对他的政策能够预期和从容应对。然而，普京执政后，俄共对其的所作所为和所言却没有那么容易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普京年富力强，没有多少历史包袱，但可吸取叶利钦执政10年的教训和经验。上台伊始，普京就放弃了“休克疗法”，走渐进改革道路，实行混合所有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关注社会政策，促使经济快速增长，得到了民众普遍支持。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普京也颇有手段。开始时，他对俄共进行拉拢，如给俄共代表大会发去贺电，将杜马主席和一系列委员会主任职位让给俄共，后来借用俄共纲领的内容，提出富国强民、振兴俄罗斯的调整战略，不仅在客观上削弱了俄共纲领的影响力，而且赢得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同。与此同时，普京还多次与俄共领导人集体会见，听取意见，并口头表示赞许。与他的前任不同，普京没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劳，而是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如保留了苏联国歌的曲子作为俄罗斯的国歌曲子，保留了苏联红军的红旗作为俄罗斯的军旗，凡此种种，都给人以“粉红色”领导人的姿态。[14]但是，普京并没有忘记遏制和打压左派力量。2002年上半年的“杜马风波”就是最好的明证。[15]他迫使俄共在议会下院失去了借以向总统和政府发难的重要杠杆，进而丧失了在国家立法机构的任何实权。

俄共没有及时认清普京的真正目的，陶醉在总统的“诚意”合作和“友好”关照下。正如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连京·库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回应《独立报》记者的采访中坦言：“在叶利钦总统时期，我们有一套明确的针对性的行动准则，但面对普京，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积极地与总统合作，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集体会面并对会谈的结果深感满意，我们一直对普京抱有希望，认为他将会采取一些行动。但在过去的一年中，从普京的新的国情咨文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完全“是一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宣言”。[16]在后来与普京的一次次较量中，俄共明显缺乏招架之术，力不从心。再就这些年的社会环境来看，更多人会选择普京，而不是俄共。近10年的跌宕起伏终于归于平静有序，很多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俄罗斯需要像普京这样的强者领导国家实现平稳转型，渐进改革，意识到没有秩序的民主是不可能带来自由和繁荣的。从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中心“尤里·列瓦达”以“您认为目前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什么?”为题的民调中(见表1、表2)，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俄罗斯民众对秩序、民主、权力的认识的变化，感受到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心态和诉求的变化：俄罗斯目前更需要秩序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即使可能违反民主原则和限制个人自由。

表1

秩序，即使它只能通过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原则的违反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民主，即使坚持民主原则可能会使人们的行动带有破坏性和犯罪成分 难以回答 9 10 17 12 13 21 15 14 9 8 13 18 11 18 77 81 75 75 69 68 68 1999 2000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资料来源： Yuri Levada Center， Russian Public Opinion 2007，p·17·http：//www·levada·ru/eng/sborniki·html.

表2

人民总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现在)需要给与某个人充分的权力 绝对不应把权力集中于一个人 难以回答 受访者人数 1989 25 1994 35 1995 34 1996 37 2006 42 2007 45 2008 43 16 44 16 1500 23 23 18 2900 27 24 16 2900 32 18 13 2400 31 20 8 1600 29 18 8 1600 29 18 10 1500 资料来源：Yuri Levada Center， Russian Public OpinionMarch 2008-March 2009артия， p. 30. http： //www. levada. ru/eng/sbornik.i html.

第四，俄共自身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导致其陷于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战略思想和策略方针上与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严重脱节。[17]比如，俄共无视普京出任总统后受到俄罗斯各阶层普遍欢迎和支持的事实，指斥普京及其政府当局实行的改革政策代表了少数寡头和官僚的利益，是反人民的和反俄罗斯民族的。[18]俄共还不顾众多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将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建立“革新的社会主义”也即是21世纪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甚至还拥戴16世纪东正教教士菲洛费伊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这样一来，俄共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另外，在策略上，俄共自2001年由建设性的反对派转为“彻底的反对派”后，不顾客观形势，对政府当局的每一个议案都进行毫不妥协的抵制反对，提出不仅在当局适宜的领地上打防御战，更应当在社会领域里发动进攻——进行大规模的有影响力的街头抗议，反对政府当局的自由

主义改革政策。这显然不太符合当下的俄罗斯社会思潮和国民心态，尤其在社会上有生机的群体——中青年群体中，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找不到多少支持者。俄共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所存在的落后性与保守性，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最有活力朝气的青壮年群体的距离。

其次，俄共理论基础簿弱，斗争纲领缺乏与时俱进。尽管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俄共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用“革新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在党的理论上以“真正劳动人民的政党”替代了“工人阶级政党”，在道路选择上。“和平手段、议会道路”取代了“暴力革命”，但是，这些仅仅是概念性和表面性的变化。俄共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的理论，也谈不上创新发展出新的科学理论以指导俄共的实践活动，遑论敏锐地捕捉到新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不科学不成熟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俄共的实践活动。同时，俄共还处处表现出对苏联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宣称“重建苏联”，盲目以为苏联在大多数民众心里仍然留有美好形象，实际上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败已经说明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俄共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无论肯定还是批评都缺乏理性、深刻和新意，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过多地倾向于功绩，而对其错误轻描淡写，有失客观，很多俄罗斯人因此将俄共看作苏共的同义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这对俄共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它没有及时把握并在理论上实践上予以有力的回击，俄共提出的反危机方案竟然是回到苏联时期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上，俄共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19]

第三，俄共在体制上较大程度地沿袭了僵化、官僚的苏联模式。尽管建党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在用人机制和提拔机制上依然沿用苏联时期的无任限期的任命制，工作作风上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等级派头。俄共整个机制透出浓厚的

僵化、保守、陈旧的气息，缺乏领导层的更替机制和年轻化机制，队伍明显老化，少有新生力量注入，对新事物、新变化反应迟缓，自我更新、自我纠错机制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各种实际应对能力普遍缺失，这些无疑成为导致内部凝聚力严重缺失以及外部争取整合能力的绝对薄弱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一些客观的、尤其是一些全球性因素，如石油价格连年高升，为俄罗斯经济注入了高增长动力，使得普京政府获得了稳定政治局势、扩大政治影响的好时机等，那么对作为在野党的俄共来说，则无疑会处于不利地位。但问题是，如何使这种不利降到最低点，如何在一些尚能预期甚至应该可以抓住机遇(如金融危机)的方面尽可能地增加得分，提升影响力，这是俄共尤其是最高领导最应该关注的。难怪党内很多人包括高层都认为，俄共持续走低与俄共领导层能力有关。“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20%的民众、26%的俄共党员认为是久加诺夫的无能导致了俄共分裂、走向衰落。[20]

三、俄共兴衰引发的几点思考

俄共的兴衰不能不引起深思，对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殷鉴。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是一个关乎党的生命的极其重大的课题。首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勇于发现、勇于改革、勇于创新，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既能发挥开启和引领人民的作用，又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不断前进、壮大和发展的动力。

其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优秀文化成果都要善于汲取、善于拿来、善于改造，同时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批判精神，保持先进性，引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要抛开以往那种将伴随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所有衍生品尤其是自由、民主的思想一

并归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无知、狭隘而陈旧的观念，领会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认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这些政治价值的先锋和彻底的实践者，而不是对立面。[21]所以，共产党更需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和谐发展。这是党得以巩固的重点。

第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最大支持和认同。如果说俄共的在野党身份使它难以施展、难以有所作为，那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必须不断地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就来证明这一点。“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提示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所在，告诫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简单而明了的真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第四，当下的俄罗斯和中国尽管转型的路径完全不同，但都面临着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俄共如果要崛起就必须顺应潮流，主动积极地进行党的制度建设，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则更必须着力于自身的制度建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证。

第五，必须加强党内团结，特别是最高层集体领导核心的团结一致，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勤政务实，清正廉洁，齐心协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党得以强大的保证。同时，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要注重组织结构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培养，吸纳社会精英人才，这是党兴盛的源泉。

注释：

[1]http：//kpr.f ru/personal/deputies/.

[2][20]孔寒冰等：《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现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8页。

[3]关于俄共党内组织分裂的情况，请参见戴隆斌：《当前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低迷的原因与前景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李兴耕：《俄罗斯政党的最新动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李兴耕：《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刘淑春等：《当代俄罗斯政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中编第二章第一节。 [4]ДокладГ.А.Зюганова：“Озащитеправтрудящихся и усилени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влиянияКПРФ”，31 октября2009г.ВПодмосковьесостоялсяIV ПленумЦентральногокомитетаКПРФ. http：//kpr.f ru/party_live/72689. html. [5]http： //kpr.f ru/party_live/74825.html.

[6]参见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7]ЭКО. 2000.№7.с. 65.

[8]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ъ. 2000.№2.с. 4-5.

[9]Г.Явлинский.Периферийныйкапитализм.Лекции об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аРоссиинарубежеХХ-ХХIвеков.М. 2003.с. 132.

[10]参见李新：《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

[11][12][英]卡瑟琳·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74页。

[13][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14]参见聂运麟：《普京的策略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困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5]参见王正泉：《“杜马风波”使俄共遭到挫折》，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3期。

[16]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14апреля2001г.

[17][19]戴隆斌：《当前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低迷的原因与前景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18]КПРФ-Партияширокихтрудовыхмасс，Партия националъных интересои.доклад наVIII (внеочередном)съезде КПРФ http://moscowkpr.fnarod.ru/sait/gazeta/moskom0102. htm.

[21]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J50406。)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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