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

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

摘要：汉任城王墓保存有汉黄肠石题刻7 8 2石，单字40 0 0余字，为汉代考古之仅见。题刻内容涉及东平国、任城国等郡、国、县等地名二十余处，工匠或验收官人名一百多位，另有数字、尺寸、标记、官职等内容，其研究价值为国内外考古界、艺术界、书法界、历史界所公认。本文试就有关黄肠石题刻内容，在形制特点、时代特征、历史地理、行政区划、物勒工名、书法艺术等诸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分别讨论。

关键词：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 物勒工名价值

汉任城王墓位于济宁市北郊九女（米）堌堆[1]，1992～1995年，发掘出土了汉黄肠石题刻782石，单字4000余字。本文试就黄肠石题刻而论之，以求证于海内外贤达。 一

汉任城王墓现存封土直径60米，高12米，是萧王庄墓群[2]中封土最大的一座。墓葬座北向南，由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题凑石墙等部分组成[3]。墓道残长22.8米，宽2.7—3.8米，其中部东西两侧设对称耳室，室内分别放置车马明器和炊厨器。墓道北端靠墓门处，设前后封门墙两堵，门扇无存。墓室南北长15 .89米，东西宽15.9米，高8.35米。墓门后有甬道通前室。前室为横长方形，放置大量陶器；后室为

纵长方形，中置棺床，棺椁已焚，人骨朽乱，出土少量玉器和银缕玉衣片。回廊围绕前后室一周，题凑石墙在回廊外侧，曲折呈凸字形。整个墓室外以题凑石墙作墓框，内以砖墙分隔各室，上以3层契形砖券顶，砖券之上再覆以石块，地面以石板和2或3层砖铺底。墓室顶石边缘紧扣石墙，把整个砖室墓包围在一个偌大的石宫里。建筑十分考究，结构颇具特色。

汉任城王墓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45 00余块，其中暴露在墓室内可观睹的黄肠石题刻计782石。据修复石墙顶情况估计，埋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约是可见者的5倍左右。这么多题刻，在我国已知汉墓出土黄肠石中数量是最多的，实为我国汉墓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 一般而言，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可据出土文物组合、器型特征、银缕玉衣片及墓葬形制来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同时题刻内容也是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的重要材料。汉任城王墓铭刻地名，见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是东汉建造墓葬时的地名，为墓葬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题凑石墙墙西有“梁国己氏魏贤”铭刻，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己氏县，西汉属梁国，东汉属济阴郡。然《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梁节王畅“建初四年(79)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永元五年(93)削成武、单父二县。”显见东汉初故梁己氏先属济阴，再属梁，永元五年(93)仍属梁国。又据史书载，削二县后，畅曾上疏

“乞裁食睢阳、毂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不许。立二十七年(98)薨”。可知梁国此时共有九县，这恰与《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所载“九城”相吻合，并且“裁食”五县名均在其中。由此分析，传所载九县，即为志中的九城，二者相对照，传中“还余”四县应是砀山、下邑、鄢、薄。而己氏县不在的情况应说明，最迟在永元五年(93)后的畅上疏之年，己氏县已不属梁国。也许因己氏短时属梁，所以《后汉书》把它划入济阴郡中。该墓铭刻“梁国己氏”，可证墓葬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初四年(79)，下限应在永元五年(93)至十年(98)畅薨之间的己氏县改属前后，即章帝、和帝时期。而这个年代正是《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记载的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的在位时间（84—101年），由此可推断墓主为东汉任城国第一代王——孝王刘尚。 从墓石铭刻地名看，不仅有当地任城国和山阳郡的部分县名，而且还有周围的鲁国、东平国、梁国、沛国，乃至较远的上党郡、常山国的大部分县名。这么远的地方派工匠或送石，来为死者建墓，工程浩大可想而知，在汉代只有王侯和皇亲勋贵才享有如此的特权和殊荣。 二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载于《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日：“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日黄肠。”其后，《后汉书·梁商传》注引《汉书，音义》释为：“以柏木黄心为棺，黄肠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为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

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4]。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分别为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墓[5]，北京大葆台西汉中期燕广阳顷王墓[6]，江苏高邮天山西汉晚期广陵王或王后墓[7]，山东定陶王墓[8]，这四座墓题凑结构是用柏木层层平铺叠垒，题凑四壁所叠筑的枋木（或条木）完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故称题凑。黄肠则因用剥去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任城王墓题凑石墙除拐角处用长方形石块，其余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单道砌垒。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石的四面都用錾道做几何图案，主要有三种规格：一种是厚度1汉尺（约2 3厘米），每边约95厘米的方石；一种是厚度1尺（1汉尺约23～25厘米），长95厘米，宽50—60厘米的长方形石；少数是厚九寸（东汉时计量单位小于1尺）。文字大部分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每石文字最少l字，多数3～5字，最多1 1字。《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石墙石块均打制规整，大小基本划一，可见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西汉“黄肠题凑”之礼制。结合洛阳邙山出土垒砌地官方石题铭“黄肠掾王条主”“黄肠史袁康主”，为了与木头相区别，近代学者罗振玉在研究之后在其著作《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中首先将其定名为“黄肠石”，之后获得学界认同。在洛阳邙山东汉帝陵中也出土过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

其作用应与黄肠木相类似。邙山岭一带为东汉帝陵区域，黄肠石的出现表明与史书记载的葬制相符，“黄肠题凑”墓在东汉时的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以石材取代木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刘焉墓（北庄汉墓）在建造过程中“发常山钜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数千人??”显然，当时建墓所需黄肠杂木三郡不备的情况下，遂用砖石材代替，故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数千人。从任城王墓众多的人名、地名和墓葬建筑规模的情况来看，当时建墓时，也应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其规模和数量应不少于北庄汉墓。

目前，发现有黄肠石题凑墓葬有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江苏徐州土山汉墓等。北庄汉墓于1 9 59年发掘，墓主人为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出土黄肠石题刻1 74石及少量墨书文字[9]。197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土山汉墓，墓主人为东汉彭城国王，出土黄肠石5 8石，其中可见（个别刻面因砌于墙内不好统计不计）者26石40条[10]。任城王墓葬形制结构与定县北庄汉墓、土山汉墓同，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合葬墓[11]。三墓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垒砌石墙，石材琢制规整，大小长宽厚度基本相同，其作用与上述题凑木类似。更为重要的是，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二墓题刻内容及诸多地名相同，书法风格也较为相似。如二者皆有“鲁柏仲”铭刻。“鲁柏仲”，即任城王墓“鲁石工柏元仲华”题刻的简写。地名人名如此巧合，说明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相对年代非常接近（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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