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的话语、权力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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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的话语、权力与真相

——记忆中的“东北人”形象及其建构过程

陈宁,(1980-),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与发展社会学。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地域歧视一直作为一个热点问题被媒体和网络所关注和讨论,但是学术界对此却未有足够的重视,几乎没有对地域间偏见与歧视的规范的学术探讨。本文针对近来越发严重的歧视东北人的现象,从社会记忆、话语、权力的视角切入对其进行社会学研究,以期揭示人们如何建构了心目中的东北人形象,其中哪些记忆被保留,哪些记忆被忘却,而话语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从而使这些记忆成为歧视东北人的素材。本文指出,东北的形象是复杂的,同时人们的了解往往也是片面的。当看到东北逐渐落后,而需要寻求一个解释的时候,“东北人”这一概念与东北人过去以往的形象就发挥了作用。人们忽略了建国初的东北,将建国前的东北形象和现在的东北形象结合了起来,将今日东北的落后全归咎于东北人至今依然保留着的种种历史陋习,进而构成了对东北和东北人的地域歧视。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权力,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因素,对东北人形象建构的影响。

总之,在经济、文化等权力关系的影响下,地域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了关于当代与过去东北人的形象,并通过刻意的话语(比如笑话、传说等)组合、修饰,使之得以保留和传播。结果,建国初东北美好形象的社会记忆被失忆,而野蛮、懒惰和粗俗的形象被刻意保存与推广,东北人遭受了地域歧视。

关键词:地域歧视、社会记忆、话语、权力

导言

偏见和歧视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经常讨论的内容,国内学术界对于歧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歧视和对农民工歧视上,而几乎看不到对地域间偏见与歧视的规范的学术探讨。

一般说来,不同的地域在历史上经常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由于地域间“气候和其它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

住等等需要自然也就不同”。[1](马克思,1986:194)地域概念虽与民族概念不同,但是不能否认,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质,既非造物主的赐予,亦非绝对理念的先验的产物,而是一定的居民在其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积淀而成。这种创造和积淀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2](田毅鹏,2002)而且,在一国之内,地域环境有别也会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文化。[3](马成俊,2000)由此可见,地域间存在着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于地域间的环境差别,更体现在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上,而生活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人群也就被区隔开来,形成不同的地域集团或地域群体。

既然不同的地域就意味着多元的地域文化,那么在这个“世界文化正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力之争”的时代,[4](张德明,2001)我们就必须要讨论地域间的关系,或者说要讨论地域间的“他者性”问题,[5](张德明,2001)即他者形象、他者话语、他者权力和他者欲望等等,是如何进入民间日常生活的?生活在同一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是如何看待其它地域文化及其背景之下人群的?这其间是否充满了偏见、误解、谣言、笑话、传说等等,以至一个人在没见到他者之前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他者形象的文化记忆碎片,在见到真正的他者时首先调动这一系列记忆碎片来对之加以衡量、审视、评判、应对,从而形成了地域偏见与地域歧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对东北的地域歧视为例,对地域偏见与地域歧视问题的原因、过程、后果予以诠释,以期揭示地域歧视的记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并试图阐释地域歧视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

一、问题、方法与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一位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的编辑在2003年,也就是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略之后,针对振兴东北撰写了一篇文章《振兴东北,先震东北人》,其中不无痛惜地写道:“东北人不知道什么叫力量,表面彪悍自尊,实际胆小自卑,正常的人际关系被含糊的义气取代,肉体的懒惰导致了精神的畸形,??东北人要改变命运必先改变自己。”她对东北的印象无疑代表了一些人对东北的看法。

近来,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东北”迅速成了曝光频率最高的区域,同时,“东北人”也成为了一种话题。各种媒体乃至网络,讨论东北人的声音越来越多。在这些声音中,有对

东北地域文化理性地思考,有善意的劝告,真诚地为东北振兴出谋划策,但更多的是对东北人的讽刺和诋毁,打着“给振兴东北出谋划策”的旗号来“声讨”东北人,将东北发展的滞后归咎于东北的地域文化特征,归咎于东北人的性格。一场非议的结果,似乎个个东北人都是张口就骂、挥拳就打、男盗女娼、饮酒无度、浑身匪气的一介武夫,东北人成了“土”、“匪”和落后的代名词,成为了被歧视甚至排斥的对象。笔者以为这已构成了对东北的地域偏见和歧视。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把偏见概括为一种‘对属于某一集团的人所产生的厌恶,甚至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是某个集团的一员,因而这个人也就具有这个集团所有的令人不愉快的特征。’”[6](刘易斯?科塞,1990:304-305)“偏见”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就是“判断在前”的意思。持有偏见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意识到或者不想意识到自己是有偏见的,而把自己对偏见对象的态度看成是客观的评价。因而,在社会学上,偏见被正式定义为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人、物和环境作出的判断。[7](戴维?波普诺,1999:305)偏见和歧视是密不可分的,讨论偏见就一定要说到歧视。虽然在社会文化学的意义上或者说广义的讲,歧视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态度,偏见和歧视都可统一称之为歧视,它们也经常一起被讨论,但是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普遍认为,歧视虽然常常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行为,但个人行为的基础却常是社会的观念、习俗和宗教信仰。即“如果偏见是一种态度,歧视就是以偏见态度为基础的行为了。”[8](兰伯斯,1990:268)

既然“偏见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一种态度,歧视是一种行动或行为。更准确地说,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9](戴维?波普诺,1999:306)由此可以类推,地域歧视是对属于某一地域的人所产生的厌恶,甚至敌视的态度和不公正的待遇,原因是这个人具有这个地域所有令人不愉快的特征,即使用这个地域的方言、习惯于这个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地域歧视作为基于地域偏见心理之上的行为,在形式上针对个人,实质上针对的是地域群体。地域歧视不仅严重损害了被歧视地区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发展,更妨碍了社会的正常分化,削弱了社会的整合性,降低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度,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在地域歧视条件下形成的,只能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动荡因素的社会。[10](吴忠民,2003)对东北人非理性的声讨或者说歧视显然无易于东北的振兴,相反只能

产生负面的效果。

为什么会产生对东北的地域歧视,其过程是怎样的,记忆、话语、权力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在地域歧视中发挥作用的,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把对东北和东北人的地域歧视归结为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的结果,事实上,刻板印象的内容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人们如何建构了心目中的东北人形象才是地域歧视应该讨论的问题。因而地域歧视与对东北人的社会记忆是分不开的,要知道,“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个别经验置于先前的脉络中,以确保它们真的明白易懂;先于任何个别经验,我们的头脑已经预置了一个纲要框架和经验事物的典型形貌。感知一个事物或者对它有所为,就是把它放到预期体系中。感知者的世界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11](保罗?康纳顿,2000:1)同时,记忆又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它既可以被有意删除,又可故意保留。[12](杨念群,2001)人们现在对东北的偏见与歧视,大多取决于对东北过去的了解与记忆,但在这些记忆中,美好的东北人形象正在隐匿和消散,而种种东北人陋习的记忆却被激活和强化,并成为地域歧视的素材。同时,在笔者看来,记忆中的地域间他者形象也会随着交往和时间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反映在故事、文学作品和日常语言中,制造出“东北人”的形象(或记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其作为人的权利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联结也是一个必须不能忽视的社会学问题。

还应该交代清楚的是,本文的研究并非是在规范的实证的社会学调查基础上展开的,而是通过一些收集到的事实材料以及口舌文学对东北人的种种非议、笑话和传说来证明对东北人地域歧视的存在。

(二)理论的追述

如同前文所述,地域歧视问题的实质是人们如何建构东北人形象的问题,而人们记忆中的东北形象之所以含糊混乱、片面甚至错误,是因为记忆的背后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权力关系。东北的记忆被话语提交给了权力,同时也被权力以话语勾勒出形象,东北和东北人被权力所记忆。

社会记忆理论是近来国内社会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最早对记忆这一概念加以深入讨论的是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他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由哈布瓦赫两部重要的著作《记忆的社会环境》和《论集体记忆》中可以发现,他深受其导师社会学家涂尔干有关“集

体意识”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影响,集体意识是指“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观念。”[13](刘少杰,1998:75)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他明确拒绝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个人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即绝对脱离社会记忆的个人记忆的想法,是几乎没有意义的抽象,[14](保罗?康纳顿,2000:37)在哈布瓦赫看来,不同的集体或群体就会有不同的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着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通常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15](刘易斯?科塞,2002:40)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考察了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等群体的集体记忆。关于集体记忆,大体上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藉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3.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4.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6](王明珂,1997:50-51)显然,集体记忆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组织,比如家庭、民族或国家,都会以相应的集体记忆来凝聚此人群。

思考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既然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集体记忆,然而,这些集体记忆在同一个群体中是如何传播、保持和延续下去的?保罗?康纳顿在他的《社会如何记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保罗?康纳顿用社会记忆来取代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强调他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即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在他看来,社会记忆是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保持和延续的。保罗?康纳顿意识到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绝不是社群记忆的唯一构成成分,因为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他把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加以突出,是因为正式对它们的研究是我们明白,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7](保罗?康纳顿,2000:40)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结合华夏民族发展史,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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