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已死——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知识已死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韦伯在文中指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在德语中，科学和学术是同一个词）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已经分裂。

缠绕于晚年韦伯的始终是托尔斯泰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试图寻找终极意义的韦伯在此陷入了大悲哀：用来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

韦伯所处的年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年代，科学知识的高速发展为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整个西欧乃至北美开始了经济的腾飞。然而，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科学渐渐成为满足人类日常需要的工厂，知识正在死亡，人类的世界里物质和精神已然分裂。于是韦伯在此已毫不留情将价值从知识中剥开，这无疑颠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知识的认识。在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在既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

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对知识的解构，透露着韦伯对一个失去的时代的怀念，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衰弱，以及“科学”与“民主”的兴起，韦伯开始了对知识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研究，并宣告她们的死亡，为我们指明今后从事学业的道路。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主张，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因而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应与政治分离。再者，以学术为业的人还应当做到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明白这个世界已被除魅，已经不宜像以往一样仍然充当价值和意义的代言人，学术就是学术，与价值判断需要拉开距离。传统知识者的精英意识、引路人心态，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摩西”式的知识者已过时于这个时代。 在演讲中，韦伯提及“事实上，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学者，要面对学院生涯的这种现实，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至少几年内，时间长短不定，他必须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鲁迅说不依附于官、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是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所以，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使他们有可靠的经济保障，不仅如此，还有相应的社会地位，恐怕是社会在制度安排上应有的作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知识分子们才能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心向往之”。

韦伯在演讲中论及了学术的意义。是“引领走向光明”？还是“通往真实艺术的道路”？ “进步与死亡“是学术的宿命。而“学术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正如“人有何意义？”一样，同是哲学上的命题。对于这些“意义”的思辨是学者们精神上的追求。如今的中国应当去倾听韦伯的声音，当下的学术界充满着浮躁与不安，沦为名利场，越来越多的人沉湎于虚荣而渐渐远离了知识，我想他们亦当去解读韦伯的思想。中国的思想需要建立独立的文化话语体系，而韦伯独行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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