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 - 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

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

[文章导读]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对这种体制和模式的运行逻辑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解读，提醒我们反思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曾经把中国工人评选为年度群体人物，该刊编辑评价中国工人为“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点亮人类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国农民工，似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直以来，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

当然，这种宽泛的理解需要通过对跨国企业的FDI在一个具体行业或者企业发展及演变成行业寡头进行深入的分析来印证。富士康以其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跨国性制造业中的传奇，对于研究跨

国资本扩张的现象极具代表性和重要性。本文以富士康这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尝试考察国家在跨国垄断资本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跨国资本对工人状况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富士康：全球电子代工厂

富士康隶属于鸿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其意义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据预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将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88年，得益于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大陆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是臭名昭著。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富士康迅速扩张的阶段。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为了满足日渐多样化和数量激增的生产线，

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和行业声誉的提升，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富士康最为独特的是它发展的第三阶段。自2000年以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2010年后，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目前，富士康仅在中国就拥有31个遍布各地的生产基地，而其在深圳的工业园区作为旗舰基地已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8倍于全球第二大电子制造商伟创力(Flextronics)在广东珠海的生产基地。富士康在其他城市的生产基地也属巨型，通常拥有数万到数十万的员工。富士康的其他潜在对手，如星力达(Celestica)或捷普(Jabil Circuit)则远远被抛在了后头。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CSER Annual Report 2008”)。尽管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电子产品订单减少，但是富士康2009年的总收入仍然有593亿美元，

销售额与2008年相比只有4.1%的轻微下滑(Fortune, 2010, “Global 500 Companies: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Rank 112.”)。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2010年，富士康在前9个月的同比增长已达60%，全年总收入为791亿美元——甚至高于其客户，如诺基亚、戴尔等。

富士康宣称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100万劳动力，超过90万的劳动力分布在中国大陆，而当中的85%均为来自农村地区的“80后”年轻人(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20日)。在富士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新一代“80后”农民工成为新的打工阶级，同时也伴随着他们遭遇各种痛苦的过程。

国家的角色

富士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资本扩张。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一些亚洲资本企业和国内的制造商正迅速成长为西方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性加工制造，赚取巨大的利润。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扶持的。在一些西方分析者看来，中国国力强盛，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仍然能够引导全球经济复苏和继续创造经济奇迹。但

是，在大多数农民工看来，当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侵犯时，当他们急需国家的保护时，地方政府经常很难有作为。

富士康在利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占据很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年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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