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
更新时间:2023-08-07 02:56:01 阅读量: 实用文档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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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西的教授提出区域文化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以相对稳定的地域为载体;二是有一个该地区认同的中心地点;三是有在该地区活动的著名人物。按照这个条件,论证了江西是中原文化即中央文化的观点。
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形成,基本上发生在东部汉族区域的内部,到隋唐以前,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但在隋唐以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新的区域文化又加入进来,起初是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甚至对立,后逐渐变成了汉文化圈内的组成部分,走上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的轨道。
1.齐鲁文化
齐鲁之地,古称“海岱”,是因为它以泰山和大海为地理标志。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了北辛、大汶口和山东龙山等文化系列,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
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基本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
齐鲁之地的农业发达,又因濒临沿海和运河、黄河,商业城市比较繁荣,民间手工业如陶瓷、纺织、冶炼等也颇发达。因此,鲁的农业、齐的工商业,加上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等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鲜明个性。
一般说来,齐鲁文化具有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
2.燕赵文化
燕赵之地,主要是指今天的河北和山西、陕西的中北部地区。
燕赵地区气候相对干冷,农业以粟、豆类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地位,赵的城市商业也比较发达。
燕赵文化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由于燕赵处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地区,因此燕赵文化与边外游牧文化关系密切。自十六国和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以来,一直处在胡汉交融的状态;为了抵御外侵,形成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具有悠久的武术传统。
自金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都市文化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燕赵文化,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文化娱乐等方面受宫廷和北京市民文化影响较大。
3.三秦文化
三秦之地,即今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的东南部。
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
由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滞后,原有文化开放性日益减弱,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
4.三晋文化
三晋之地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大部、河南的北部和中部,三晋文化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代称。地处中州,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于此,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共享性。商业的流动性和因水患、战乱和灾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一起,造成这里的人口频迁特点。特别是地处平原,四通八达,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如其他地区明显。
5.楚文化
楚文化的分布,包括今天两湖、安徽、江西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其中以两湖和安徽的部分为核心地区,淮河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等作为其边缘地区。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楚文化。由于这里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民族文化源流的丰富,使楚文化极具特色,比如文学艺术神奇浪漫、民间生活崇巫尚鬼等。
6.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风格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7.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辐射到陕南、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由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共同构成。由于这里与中原地区存在自然阻隔,有助于强化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传统。巴蜀文化的风格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
8.其他区域文化
岭南文化,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的部分地区性文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化基本上属于这一地区的移民文化)。岭南文化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家庭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较发达,具华洋混合的新文化风格。
东北文化在辽、金、元、清时期具有浓厚的游猎文化特色,但在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在辽东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
陈永昊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蓝蔚青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俞伯灵 浙江省社科联杂志社社长
如何看待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在概念上有何区别?
陈:两者字面上相近。我更同意地域文化的概念,区域也许会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比如古代行政区划等。而地域更受人文条件、历史条件等影响区别于其他文化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特点决定了各地具备独特风土人情,从文化圈的划分上来看,一般都是按照方言为特征进行划分的,行政力量不能全部包括。
蓝:地域文化难以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比如江南是越文化,而江北更多的就是吴文化,浙江的建德不是越文化却属于徽文化的一脉。区域文化的划分还与统一的中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各种特征以及历史的源头的区域划分有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文字未统一时,这种传统代代沿袭下来。
俞:从地域角度来讲的区域文化,是一个亚文化的概念。
为什么华东六省一市会联合举办这场“区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陈: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融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现代化中,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省里提出了“文化研究工程”,深入研究浙江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意识到浙江文化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互相作用,对于激发浙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具有借鉴意义。华东六省一市也意识到了研究中的联系性,大家不谋而合。
蓝:这种联合研究的趋势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浙江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浙江文化各
界研究浙江精神的大形势下,破解浙江的文化基因,丰富浙江的文化底蕴,提炼、概括、争论浙江精神,都需要从文化传统上寻找理论依据。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比较,发挥互动作用,总结浙江的精神和经验。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各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强,如何提升各地文化产业的吸引力,在保持发挥本地特色和同时又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产生碰撞和火花,是华东各省市都在长期探讨的问题。
这次研讨会上决定,将两年前在山东召开的那次“区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定为第一届,这次定为第二届,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为各地多创造交流机会。
俞:所谓现代化,其中最主要就是人的现代化,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互有有劣,文化现代性的转换对于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很有必要。
“区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这个主题有何现实意义?
陈: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和文化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首先是人的条件,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水平、科学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这都构成了和谐文化的重要条件。在文化现代化中,人的作用很关键。其次是需要文化的转型可以很好地符合现代化的需要水平。不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又不能照搬照抄,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承认世界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不能走极端。在目前的文化界,全否定和全肯定传统的两种极端现象都存在,这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思想。我们现在认同“和而不同”、“一体多元”的态度。
另一方面,各个地域文化具备各自的独特个性。比如浙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同时还有重商的传统,由此研究浙商,可以发现,浙商不仅是种经济现象,更是种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浙江的文人当时也是作为非主流的儒家学者的形象出现的。浙江地少人多,所以浙江人勤劳,精耕细作加强了浙江人的管理传统,经商的能力和传统又使得浙江商人能在改革开放初期能迅速发展积累。但浙江的区域文化中也存在局限性的一面,如何扬长避短,是研究区域文化过程对现实发展的借鉴价值所在。
蓝:文化是一种人的行为方式,人的区别引发了文化的个性。华东地区,齐、吴、越、闽、荆、楚以及后来兴起的海派,各种区域文化的影响明显,唐宋以来,经济总体比较发达,开放程度也较高,各地区有同有异,研究区域文化,可以激活各地的文化因素、文化特性,为今天的文化产业,文化研究作参考。 俞:区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文化是一条河流,特定的地域文化受到特定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之,对于实现文化的自觉,加强文化建设,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吴越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是三个看起来各自独立的概念,但有专家提出吴文化和越文化是融合为一体无法区分的。而且,吴越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是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非三个文化区域,从六朝到南宋,这个进程一直都在持续着,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延续和新生。长三角地区本身的文化渊源和地理特点决定了该地区的区域文化求同比存异更重要。
正确区分和对待区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http://www.77cn.com.cn 2006年11月0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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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挖掘、整理和
运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在思想政治氨围相对宽松、社会生活和人们
思想呈多元化趋势的环境条件下,对区域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出现了单纯功利性利用等偏差,甚至
严重存在不加分析批判地兼收井蓄倾向。正确区分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最根本的是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持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对每一种具体的文化事象进行理性的思考分析、科学的鉴
别评判、科学地进行文化整合,切实做好继承精华、弘扬精华,批判糟粕、剔除糟粕的工作。 关键词:区域文化 精华 糟粕
作者:刘德龙,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研究员、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
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挖
掘、整理和运用区域文化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区域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成分,如春节、端午节、仲秋节、重阳节、泼水节等民间节日中健康习俗的传承,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儒家仁爱思想和民本思想,以及古圣先哲一系列积极健康向上的修身处世格言警句的弘扬,木兰
从军、岳母刺字、包公断案、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劈山救母、刘三姐对歌、钟馗捉鬼等
歌颂爱情亲情,赞颂勤劳勇敢、聪明智慧,褒扬正义,鞭挞邪恶的民间故事的传说,优秀戏剧、民歌的传唱,健康民间游艺娱乐活动的繁衍等等,都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改善了人际关系,缓
解了某些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紧张因素,对经济的发展、民主的进步、风尚的净化、社会的和谐
发挥了良好促进作用。一些以优秀区域传统文化为依托举办的新兴节会,如孔子文化节、泰山登
山节、青岛啤酒节、大连服装节、潍坊风筝会、昆明世博会、南宁民歌节等,加大了当地对外开
放的力度,促进了旅游等产业的兴旺,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在思想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呈多元化趋势的环境条件
下,对区域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出现了单纯功利性利用等偏差,甚至严重存在不加分析批判地兼收
并蓄的倾向。一些民族民间文化学者、考古和文博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历史学家、民俗学
家仅关注传统文化、古俗遗风的传承和再现,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味追求“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上一些人士只热衷于“发思古之幽情”,却很少去考虑传统文化
中的糟粕对社会和民众的腐蚀和危害,造成了近些年来的区域文化热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沉渣泛起,甚至有些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也被拣拾出来当宝贝对待,在一些书刊、小
说、影视、文艺舞台和某些民众群体的生活中肆意展示。腐朽落后的人生观、价值观、待人接物
方式泛滥蔓延;巫术、占卜、看相、看风水、求神拜佛、滥建寺庙、大建豪华坟墓等有所回潮;婚丧嫁娶、生日满月等人生仪礼中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重新盛行;各种伪气功、伪特异功能大
行其道;为数众多的风景区、旅游点有意无意地向游客展示、宣扬封建迷信或陈规陋俗;一些庙
会、山会和民间信仰、祭祀、文化游乐等活动成为迷信、巫术、赌博、贩黄盛行的大杂烩;嫖娼、卖淫纳妾、结阴亲(冥婚)等死灰复燃。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同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内涵的社
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它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安定,妨碍
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且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从事反政府、反社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法轮功”一度泛滥的深刻教训警示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挖
掘、整理、研究、运用区域文化的热潮进行冷静的反思,着眼于时代要求,科学地进行文化整合,切实做好继承精华、弘扬精华,批判糟粕、剔除糟粕的工作。
事实充分说明,科学地界定、正确地对待区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劣
存优,净化文化土壤,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相当紧迫的现实任务。它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提高民众对“法轮功”之类歪理邪说的免疫力,对
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是保证传统文化事业健康发
展的需要。区域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同时也是现实文化。由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对传统文
化的研究工作往往缺乏对其现实意义和作用的关注,挖掘和展示的多,整理和剖析的少,肯定和
选取的多,批判和舍弃的少,出现了良莠不分、糟粕盛行的现象。这就必然地败坏了传统文化及
有关学界的声誉,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一提区域文化,就是陈风旧俗、封建迷信、牛鬼
蛇神,从而使这方面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只有以科学区分和正确对待为前提,挖掘精华、弘扬
精华,批判糟粕、抛弃糟粕,才能树立区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工作的正面形象,减少以至
消除政界、商界和社会公众的轻视、忽视甚至敌视心理,承认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从而使
路子越走越宽。
二
正确区分区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是一项十分复杂并且难度很大的工作。但是,只要认真探索,还是有客观规律可供遵循的。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效益为主的
原则,对每一种具体的区域文化事象进行理性的思考、认真的分析、科学的鉴别和评判。
第一,要看它对社会稳定起维护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如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同思想,“和
为贵”思想,“协和万邦”思想,爱好和平、反对战乱分裂、祈盼稳定统一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体现于多种民族民间文化作品中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为
宗旨的道德精神等,都是稳定社会的积极因素,是应当大力弘扬的精华。“法轮功”之类的邪教
及其宣扬的“宿命论”、“生命神创论”、“元神不灭论”、“世界末日论”、“政府无用论”
等歪理邪说,则是以反人类、反文明、反政府、反社会为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的,对社会的稳定
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是不折不扣的糟粕。解放后已经绝迹,现在又死灰复燃的赌博、吸毒、卖
淫、纳妾等现象,也是侵蚀社会健康肌体,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毫无疑义属于糟粕之列,应彻
底清除。有些文化事象,如传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当宗教,它们有
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为数众多的信众,本身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产物。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社
会整合,它们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主导方面与社会发展潮流是同一的、相吻
合的,它们的生存和健康发展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提升。这些宗教虽然与
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原则有所区别,不一定视之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但
也不能作为糟粕来对待,应允许并保护其存在。一些民众中以祈福祉、求吉祥为主旨的烧香磕头、许愿还愿、求神拜佛行为,虽然也属于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对其所抱的良好主观愿望
不可一概否定。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就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硬性制止或清除。
第二,要看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儒家讲求的积极入世思想和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千百年来在一些开明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奉行的精忠报国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精神和为政以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思想,民众中崇尚的“大丈夫生
当有为”、“好男儿志存高远”精神,全社会认同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愚公移山、自强不息、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精神等等,都可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应纳入需加弘扬提倡的范围。那些以健康的民间习俗为依托的传统节会和新兴节会,也是促进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是应予保留、发展的精华。而那些听天由命、无所作为思想,“人
不为己,天诛地灭”观点,贪图富贵、追求享乐意识,自暴自弃、甘于落后观念,急功近利、竭
泽而渔行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的当官图报、捞财捞名意识等等,只能对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当属被抛弃的糟粕。
第三,要看它对社会民主化进程起推动作用还是反动作用。佛家宣示的“众生平等”,法家强调
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代开明政治家主张的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的思想观点,崇尚知识、尊重人才、举贤荐能的良好品行,广开言路、闻过则喜、从谏如流
的优良作风等等,对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都可以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理应作为精华看待。还有许多民间传统的和现代的乡规民约,如广西瑶族一些村寨,把民众应遵循的规约刻上石牌或
木牌,立在村头或路口,强调“石牌大过天”、“石牌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有益于民主法制
建设的民间文化精华。相反,儒家讲的“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等级观念,历代昏庸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三从四德”之类愚忠盲
从的思想观点,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对民主政治的反动,只能阻碍和破坏社会民主
与法制的建设,毫无疑问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至于以教主崇拜为主要特征,宣扬必须对“师
傅”李洪志绝对服从听命的“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更是破坏民主,破坏法制,阻碍社会民主化
进程的垃圾。
第四,要看它对民众思想和社会风尚起净化提升作用还是毒害涣散作用。区域文化中的一些精
华,如千百年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不贪
为宝、两袖清风、公正廉洁、无私奉献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仁义礼智思想,见利思义、舍生取
义精神,祟尚善良、追求光明、讲信修睦、一诺千金精神,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舍
己为人精神,内思反省、严以律己、“善养吾浩然之气”精神,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精神,以及
谦躬好学、不耻下问、博采精研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学用一致、求真务实的学风,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见贤思齐的优良传统等等,是净化民众思想,提升
全社会文明道德素质的强劲推动力,应予大力弘扬。而那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因私废公、骄
奢淫逸、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滥竽充数、纸上谈兵、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党同伐异、嫉贤妒
能、以邻为壑、落井下石、口蜜腹剑、信口雌黄、“无毒不丈夫”之类的糟粕,只能起到毒害民
众,涣散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应在剔除抛弃之列。
区分评判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应当有一个民众认同和参与程度的原则。当一个国家、一个
社会、一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对某种文化事象赞同、支持甚至参与的时候,一般来说,这种
文化事象应被划入精华之列。但是这个民众认同程度原则必须是在与前述社会效益原则不相矛盾
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合理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也是基本吻合、一致的,不
过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不太一致的情况。如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吸食鸦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传承千百年的包办婚姻现象、纳妾现象和童养媳现象还
在城乡各地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百上千万的人相信耳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所谓
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相信张香玉、张洪宝之类的“大师”,胡万林之类的“神医”,甚至相信
“水变油”之类的所谓“新兴科学”;前些年又有200多万人成为“法轮功”的信徒。对于这些
现象,仅仅以认同和参与人数的多寡来进行判断是不行的。当民众认同程度原则与社会效益原则
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能以社会效益原则作为更根本的判断标准。
另外,区分评判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要注意以时间地点和客观条件为转移的原则。在一定
的时空条件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所限,或行政权力干预,对某些本质上
并不属于精华的文化事象,可能会被为数众多的人们甚至全社会所认同、接受、参与,视之为精
华,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民众对这种文化现象必然会由崇尚、
维护逐步变为厌倦、反对、抛弃。在一时一地被视为精华的东西,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来考察判定,可能并不是精华,甚至会是糟粕。如我国封建时期盛行于几个朝代的女人缠足和
清代男人剃前额、留长辫、穿长袍马褂就是如此。在此时此地对社会和民众有益,可允许存在的
某些文化事象,换到彼时彼地或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就可能对民众和社会不宜甚至有害,因而就
不能允许其存在。如港澳地区的博彩业,某些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巫术和生活、婚姻习俗等,可
作此类例证。当然,在区域文化包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具体文化事象是瑕
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生活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
反面作用的。对此类文化事象,不能简单地戴上一顶“精华”或“糟粕”的帽子,而应贯彻“一
分为二”的原则,作科学具体的分析。对于那些瑕不掩瑜,主导方面和主流方向积极健康向上的
东西,就应给予基本肯定,同时也不忽略对其中存在的消极因素的分析批判和扬弃;对于那些瑕
大于瑜,主导方面和主流方向消极落后的东西,则应给予基本否定,同时把其中含带的健康、合
理的因素吸收起来,发挥其积极作用;对于那些瑕瑜参半的东西,可不从总体上进行肯定或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指明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通过改革创新,泼掉洗澡的“污水”,留下洗干
净的“孩子”,使其主流转向积极健康向上的方面。
三
研究区域文化,首先是为了抢救、保留和展示我们祖先创造、传承下来的文化事象。而在这个过
程中对好的、有用的、有益的、精华的东西和坏的、无用的、有害的、糟粕的东西进行科学的区
分鉴别,则是为了吸取精华、弘扬精华,批判糟粕、剔除糟粕,古为今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当前特别要注重做好四个结合的工作。
一是传承文明与服务发展相结合。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区域文化
不仅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区域经济的相互融
合,形成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区域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因素。更好地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热点。因而,研究区域文化,必须和当前面临的主
要任务结合起来,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合起拍来,自觉地为现实服务。如果总是埋头于故纸堆
里,研究的路子必定是越走越窄,就不会有长远旺盛的生命力。
当前,区域文化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着力点,一是研究如何提升经济的文化化。随着在文
化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生产和消费逐步由物质形态向文化观念形态转移,经济产品的使用价值
逐步从实用化向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发展,企业竞争从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升为企业文化和企业形
象力的竞争,文化附加值逐步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因素。二是研究如何推进文化的经济化。随
着文化生产和创造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转变,以文化资源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开始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需要要特别注意的是,区域文化研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不同经济结构
和发展水平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个性特质、各具特
色的区域文化。研究区域文化是为了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而不是为了争
论你小我大,你短我长,你晚我早,你边缘我核心,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必须克服把区域文化
的研究单纯搞成“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倾向,决不能以己之长比人之短。
二是挖掘展示与改革创新结台。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
国,充分地挖掘、整理、研究、展示这些文化事象,写成书刊存进图书馆,征集实物放入博物馆,供当代人们和后人阅读、参观、了解,把那些至今仍存活于民众生活中的文化事象详细、准确地
介绍给社会各界,这样既可以丰富祖国的科学文化宝藏,又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了解历史,培养
增进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还能对当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起借鉴作用。尤其是伴随着
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事象正面临着被
吞没和绝迹的境地。对此更有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的必要。
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展示不能采取纯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态度。不讲古为今用、为现实服
务,单纯为挖掘而挖掘,为展示而展示,对民族民间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各种东西兼收并蓄,甚至
以糟粕为精华,把垃圾当宝贝,只能使区域文化工作走人一条死胡同。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
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
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传统文化“决不能无批
判地兼收并蓄”。在继承的同时进行改革和创新,是使区域文化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途径。
三是法律规范与思想教化结合。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制约,是保证区域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对其中的一些精品、珍品,可通过地方性立法以至全国性立法给予保存、保护,加以传播、弘扬。相反,对一些破坏社会稳定、妨碍经济发展、阻碍民主进程、毒害民众思想的糟粕垃圾,则应如
同国家取缔“法轮功”邪教,打击黄、赌、毒和黑社会那样,通过立法、执法给予抵制、打击、取缔。在严格法律规范的同时,也必须加大思想教化的力度。因为不少的文化事象属于思想领域
的问题,即使有负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也很难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来量刑定罪,而且往往其参与
者人数众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要没有严重触犯法律法规.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明显
侵害,就只能通过宣传教育、舆论导向,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劝导说服,给予解脱,或引导他们弃旧图新。要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可没有法律规范,也无法仅用法律规范解决
全部问题,尤其是思想问题;不可没有思想教化,也不能仅靠思想教化来处理所有的人和事,如
对极少数“法轮功”邪教的顽固分子,在思想教育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就必须施之以“武器的批
判”,用法律进行制裁。法律规范和思想教化相辅相成,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是民众自塑与政府导向结合。区域文化是人民大众共同参与的文化,要靠身在其中的广大民
众自己来弘扬精华,剔除糟粕。对区域文化进行改革创新,应成为每个参与者的自觉行动,而不
能单靠政府和外界人士来指挥大家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应当怎么办,不应当怎么办。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个社会成员应不断提高自身文化追求的格调,增强伦理道德自我
批判能力,自觉拒绝那些低俗、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产品的侵蚀。同时,在目前文化的接受主体
普遍存在自我鉴别和抵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民众的组织领导者,完全有责任有义务在
这方面给民众以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法律的导向和规范,组织指导文化创新,开展移风易
俗活动,帮助人民群众分辨是非曲直,认清精华糟粕。特别是在进行民俗改革,破除了民众生活
中原有的一些消极落后的陈规陋习之后,必须通过政府行为,破立结合,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重新创造和构建能让民众信服和喜闻乐见的替代品。例如,改变搞土葬、出大丧、修豪华坟墓的
旧习俗后,为了让生者仍能寄托哀思、怀念亡灵,可代之以修公墓、建纪念堂、种“长生树”。春节禁放鞭炮后,可集体组织燃放礼花焰火,开展游园、联欢活动。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文化
市场的管理,对目前充斥于市的封建迷信、伪科学和格调低俗甚至黄色淫秽的文化产品给予坚决
清除,对其制作和兜售者依法严惩,净化文化市场;宣传、文化、旅游等部门应加强对风景名胜、旅游景点的管理人员和导游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和促使他们自觉地不向观众、游客宣扬、展示
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清除文化垃圾。只有政府
与民众协调一致,才能把弘扬精华、清除糟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最后,科学正确地区分、对待各种区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事象,弘扬精华,清除糟粕,广大
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责任重大。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有益的东西能不
能得到肯定、继承和发扬,差的、有害的东西能不能及时得到批判、清除,国家和社会在这方面
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完善健全,思想教化是不是广泛有力,政府和民众之间在这方面的沟通渠道是
不是畅通,民众参与移风易俗和对传统文化改革创新的自觉性是不是高涨,都同这支队伍的思想
状况、工作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
法论,通过认真的学习和实践,积累足够的专业知识,深入民众、深入基层掌握大量第一手的材
料,以勤奋、扎实、深入的工作换取丰硕的研究成果,使自己在挖掘、整理、剖析和运用区域文
化中成为专业的骨干、舆论的权威、政府的参谋、民众的导师,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一、海派精神与时代使命
每一座地球上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群城市的子民,也都有精神传承的文脉。上海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最大的经济重镇和文化中心之一,曾经形成了海派文化的传统,它包括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契约合作的诚信作风、务实精细的产业品格、崇尚时尚的创新风气。今天,当上海雄踞大江和大海的交汇处,在迈向21世纪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长江流域经济龙头的过程中,以自己博大的胸襟和独特的方式,不但传承了漫长的历史文脉,而且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传承和创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
自古以来,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实力制胜,文化致远。有一句格言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科技的背书”。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才会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形成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结出什么样的经济之果,形成什么样的城市社会。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伦敦证券交易所遭到德国法西斯空军的狂轰滥炸,化成了一片断墙残垣。但是,在隆隆的轰炸声中,交易所主席镇静地断言:“即使交易所被炸毁了,我们的重建,也不是从它的大楼开始,而是从它特有的文化开始。”而2002年,当新加坡制定面向21世纪的“城市复兴计划”和创意新加坡的战略时[1],明确提出了:一个城市不但要有基础设施的完善“硬件”、制度管理的良好“软件”,而且要建立市民精神、性格、追求的现代“心件”,三大件统一协调,才能为新加坡的复兴提供持续的保障。
如果说: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里,做大市场、吸引投资、创新科技,是上海走向国际金融、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硬实力”,那么,城市的文化精神就是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通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精神品格,是一个城市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价值体系。而城市的文化品牌则是它的所有外部形象的综合,包括景观、生态、风格、时尚和主题等,是它的市民对城市形象的积极塑造,是国际社会对这座城市文化特征的认同和肯定,也是城市所拥有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在其人口和面积,而在其文化的精神和文明的品牌。古代社会的雅典,按今天的城市标准来看,怎么说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型城市,但它特有的精神内涵却使它成为民主和哲学的摇篮,直到今天,“雅典”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品牌,“雅典型的城市”是对一个城市的很高赞美。中世纪和近代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规模和人口上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是它们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就连今天许多优美的别墅和住宅区,也纷纷以“东方威尼斯”和“小佛罗伦萨”作为自己的主题。
从世纪之交开始,每当上海的城市精神出现一次跨越之时,便带动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一次更新和扩展。90年代的上海,在城市大改造中形成了“上海速度、上海效率、上海精神、上海风格”,2000年的上海,在迎接新世纪的跨越中,提出了上海人应该具有“爱国敬业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与时俱进的学习态度、海纳百川的宽宏气量、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 。2001年上海承办APEC会议获得巨大成功,打造出了上海人在承办APEC会议中体现的“顾全大局、通力协作;积极参与、争做主人;兢兢业业、不辞辛苦;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四种精神。而2002年上海经过了激烈的国际竞争,成功地获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如今,1000多万上海人民又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弘扬了伟大的申博精神,那就是 “胸怀祖国、不负使命”的信念、“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作风、“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风格、“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的品质、“自信从容、博采众长”的风范。从那时开始,在筹办世博会的过程中,上海特别把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加以演绎舒展,可以说,这恰恰是海派文化在21世纪初的一次重大发展机遇: 一是突出“文化创新”的主题,在世界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在世界逐步走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重的历史纵深中,从文化角度客观审视历届世博会主题变迁,强调通过不断的创新,采用新科技、新工艺、新管理模式、新的城市发展道路,开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道路,从而使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和理念获得合乎历史规律和逻辑的阐释,为“文化世博”找到历史和时代的源头活水。
二是突出“和谐世界”的主题,坚持各种城市文明模式的相互借鉴,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深入考察现代世界不同类型城市的文化形态或意象。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的发展战略,聚焦在城市的作用方面,从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民族与世界多重交点上,梳理城市发展、生活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力求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三是突出“人文城市”的主题,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引导下,立足世博会的基本含义,让城市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的发展、人的全过程发展的要求,集中、多样、丰富、生动地呈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不同样态。
古人云:“因内而符外,励精而图治”,“秀于中,形于外”,有什么样的城市精神,就有什么样的理想追求,才会去打造什么样的文化品牌。正是伴随着时代波涛,紧紧围绕上海在21世纪对中国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使命,海派文化的精神发展,才展开得丰富多彩,博大雄浑,有声有色。
二、城市文脉与开发创新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并非只有一种狭隘的海派精神,而是以宽广的胸怀,进行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创造,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和拓展的城市文化品牌群。而这种城市品牌的创新,又是与延续城市的文脉相辅相成的,在延续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在创新的过程中延续历史,已经成为当代上海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
2006年刚好是上海历史上的“五口通商”即开埠163周年。从那时起,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大都市,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海派文脉。我们不妨看一下1930年代的上海月份牌,那些月份牌上的少女,既有西方女子的健康和开放,又有东方的淑女气质和娟秀外表,我们再看一下上海“新天地”整体规划和商业风貌,它已经成为21世纪初最能体现海派商业和时尚娱乐的文化象征。它的南面入口处的星巴克咖啡馆,其外表是一座打通的石库门,青砖红砖记录下岁月的沧桑,里面却是典型的欧美时尚风格,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休闲场所,确确实实是上海的又是世界的。从1930年代到2000年代,中西合璧,亦中亦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就形成了上海特有的文化传统。
当上海向21世纪国际大都市迈进之时,它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而是细心地保存下来,作为上海的城市历史和海派精神之传承。比如:上海制定了一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建设计划,至2006年初上海主要的博物馆,包括公共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专业博物馆等总数已经达到约70家,至2010年底,博物馆总数将增至100多家,成为中国拥有各类博物馆最多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上海各类博物馆已经建成的,除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还有银行博物馆、自来水博物馆、农垦博物馆、纺织博物馆、公安博物馆、江南造船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昆虫博物馆、天文博物馆、地震科普馆、地质博物馆、乳业博物馆等,计划中还将建设电影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以及一大批民间收藏馆和陈列馆等。
就拿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承建的上海银行博物馆来说,它坐落于上海的钻石地段-浦东陆家嘴,它的实物藏品多达两万件,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金融中心的一部浓缩历史。它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镇馆之宝”———美国钞票公司印刷的三大本中国纸钞样票本,它包括了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54家银行委托该公司印刷的纸钞样本1113张,目前全世界仅此一套。还有第一家华资银行发行的旧钞票、上世纪30年代称金银用的天平、老态龙钟的美国“国民”牌机械记账机、新中国一至五套人民币的全部样张等。许多濒临散失的历史实物,通过兴建相关博物馆而保存了下来。像上海自来水博物馆中的上海历史上第一份水质报告,是
上海城市发育史的一份珍贵写照,而站在上海江南造船博物馆里,抚摸着中国自己建造的最早的船锚,俯瞰窗外黄浦江两岸的壮丽风景,遥看2010年世博会园区的规划区,仿佛把160年的沧桑浓缩在方寸之间,给人极为强烈的震撼。
如果说,上海银行博物馆保存了上海银行百年的文脉,历道证券博物馆建立了一座诚信的丰碑,那么,同样是在浦东,另一家上海企业-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证券经营起步,通过娴熟的资本运作,进入了城市建设业,其杰作之一是开发大型建筑群-大拇指广场,并且在其中建立了第一座以现代艺术为主题的证大现代艺术馆。这片优美的建筑群,融入了30年代上海民居的建筑元素,又融入了21世纪的设计理念,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和人性化。
今天,每一位步入大拇指广场的市民和游客,会对三座著名的雕塑充满感慨,它们都属于这个企业举办的证大现代艺术馆首批收藏的作品,分别是中国雕塑家罗旭的“有容乃大”、法国雕塑大师恺撒的“大拇指”和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 印第安纳的经典作品“LOVE”。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记忆,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种历史的传承。它们与大拇指广场前方罗丹的名作“思想者”和广场后面天主教堂的圣玛丽亚雕像,共同组成象征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广场中轴线。而证大现代艺术馆本身,连续不断地举办各种与科技、工业、商业、城市精神相结合的现代艺术展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开放性的艺术殿堂。
正如证大公司的专家们所说:在世界金融史上,资本和艺术,财富和人文,并非一味的对立,也可以在很高的层面上结合和相动,关键还在做金融的人。海派文化的精髓之一是金融文化和商业文化。而上海的金融人和每一个上海人,都应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艺术追求,对人文,对传统,对城市的记忆,抱着深深的尊重。这使人们想起另一段著名的佳话:1865年4月3日,英资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与其香港总行的开业日期仅隔一个月,而且把业务重心放在上海。这就是它在1923年耗资1000万元建立的汇丰银行大厦。这栋俯瞰黄浦江的建筑平面接近正方形,共有五层,风格为英国新古典派希腊式,被称为“从白令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最华丽的建筑”。
今天,雄伟的东方明珠塔、湛蓝的浦东航空港、晶莹的上海大剧院、典雅的东方音乐厅、明快的上海马戏城等现代建筑,正与丰富错落、纪录沧桑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群,对比鲜明,相互辉映,成为海派文化特有的一块文化品牌,它的一面隽刻着“延续文脉”,另一边撰写着“创意未来”。
三、城市胸怀与跨越大海
兴起于19世纪初的上海,本来就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典型。正是四面八方、漂洋过海的船舶和移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技术、人才和文化艺术,聚拢起上海的活力和潜力,这也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国际化的精神传统。所谓“上海”这个城市名称的本意之一,就是“下海”,就是要去跨越大海,迎接波涛,驶向辽阔的太平洋。如果说海派文化是一座码头上的灯塔,那么,它的这一面镌刻着“对外开放”,那一面就镌刻着“和而不同”。海派文化必须坚持自己城市的独特精神和独特品格,才能自立于世界城市文化之林,反过来说,只有海派文化向各种文化形态敞开胸怀,并且保持自己的特点,才能在相互吸取中共存共赢。这就是“和而不同”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 凡是上海文化对外开放最大胆的时候, 也是它自己的创造最活跃的时候。比如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广播电台、第一次商业性的电影放映、第一个唱片公司、第一个近代城市娱乐中心、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等,都是在它对外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候产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城市能否加快文化创新,更成为增强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从文化创造和文化经营的意义上说,凡是抓住时机, 大胆开放, 努力吸收世界文化营养的文化实体, 也是最有创造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形态。在今天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上海所面临的全球文化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既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井圈型”,也不是从上而下的“河流型”,而是无边无际无中心的“海洋型”, 全球化的市场正在把文化的生产者和接受者、服务者和消费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推动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流动,它特别注重文化交流的实时性、平等性、互动性、可选择性。
正是面对这样的全球文化态势,海派文化在21世纪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生机。近年来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举起文化精品的旗帜,体现了六个性,即“权威性,国际性,公众性,艺术性,创新性,长效性”。比如作为中国国家级文化节庆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就定位在“国际节目经典,国内节目创新”。它注重于五大功能:1,前沿功能,展示当今世界的最新艺术,鼓励创新精神;2,生产功能,加强实验性,用独特的眼光发掘创作的新秀,成为艺术生产的基地;3,鉴别功能,区别好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引导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准,升华上海的艺术品味;4,批评功能,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对各类节目开展批评和鉴赏;5,整合功能,为上海整合各类艺术资源,为国际大都市新的文化“起飞”积蓄能量。
而近年来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开发国际演艺市场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上海城市跨越区域市场,进入国际主流舞台的巨大潜力。该公司是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和上海牡丹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在2003年新成立的一家文化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创意设计和演艺集成公司。它善于把握国际演艺市场的主流动态,积极开创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演艺产业运作模式,又善于把国内优秀的演艺节目、人才、创意等,加以重新组合,开发出受到国际演艺主流市场欢迎的热销产品。比如:大型舞剧《霸王别姬》,《花木兰》,和杂技芭蕾《天鹅湖》。它的每一个成功剧目后面,都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2001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上,优秀演员魏保华和吴正丹将自己潜心苦练的舞技和高超的杂技技艺,演绎经典芭蕾舞《天鹅湖》中王子与公主的动人爱情,赢得各国首脑多达16次掌声。后来,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邀集有关专家,萌发了创意,要专门打造一台别出心裁的杂技芭蕾舞。芭蕾舞本来是西方的经典艺术,《天鹅湖》更是芭蕾舞艺术中的明珠,而这一台杂技版的《天鹅湖》在完全保留柴可夫斯基音乐的前提下,把中国最优秀的杂技艺术柔和在一起,将诸如“大跳板”、“滚环”等国际金奖杂技节目与“四小天鹅”等原剧的经典舞蹈场面有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结尾处,更是创新独特地将爱情战胜邪恶的芭蕾舞动人场面安排在了中国紫禁城。从杂技到芭蕾,从东方到西方——当天鹅公主轻灵飘逸地在王子的发心踮起足尖的那一瞬间,艺术的创新与现实的国际意义同时得到了完美实现。
当上海的芭蕾舞文化精品走进俄罗斯的艺术圣殿,俄国观众们惊讶地发现:上海版的芭蕾舞精品除了全本使用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曲外,在总体表演、舞台布置、灯光设计以及道具上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舞台艺术。由于这出《天鹅湖》属于杂技芭蕾,既要体现中国杂技的特色,又要保证芭蕾的经典美感,因此它运用了很多独特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在第二幕中,甚至加入了溜冰这种形式———当“王子”与“白天鹅”在“湖边”表演最高难度的对手顶时,一排演员在他们背后穿上溜冰鞋滑行作为背景,“湖面”上时而还会蹦出青蛙与鲤鱼,场面十分新颖独特。这种杂交型的《天鹅湖》在国际主流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当它来到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剧院和俄罗斯文化之都圣彼得堡,在在这座110年前诞生传世芭蕾舞经典《天鹅湖》的城市激情演出时,尽管票价高达3500卢布(约合1000元人民币),在接连两天的演出当中,每场3700个座位的演出大厅座无虚席,圣彼得堡观众在耳熟能详的柴可夫斯基优美的旋律中欣赏了身怀绝技的中国演员们用杂技语言诠释的独特、神奇的杂技芭蕾神韵。种种技巧、百般神功,让演出惊险刺激,高潮迭起。恢宏精美的布景和如梦如幻的灯光设计极富视觉冲击力,更让演出显得美仑美奂。演出中观众掌声如潮。圣彼得堡马戏团花甲之年的外事经理在观看演出后连称“杰作”,圣彼得堡穆索尔斯基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编导赞叹演出“令人惊异”。
四、旧城改造与园区建设
海派文化发展的经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必须多元化和系统化。一个城市的文化昌盛并不是靠一种或几种元素,而是靠许多优秀元素的最佳组合,而且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如果文化元素的组合不好或创新不足,那么它对于城市的发展是不利的。说到海派文化的精髓,它的坚强脊梁是工业文明,它的饱满血脉是创业传统,它的坚实成果是产品和服务。而今天这种重工爱商的传统,被注入了新的血液,结出了新的成果。
如果说,上海人对金融文化的珍惜,保存了海派文化中一种优良而有益的商业精神,那么,上海人对工业老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则传承了工业文明的精于计算、注重效益、聪明创造的传统。2005年上海人均GDP
已经跨越了8400美元城市GDP总量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进入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预计上海在2010年将跨越人均GDP 1万美元,城市GDP总量1.5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关。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和城市建筑的大面积改造,特别是随着上海筹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工作逐渐进入高潮,上海形成了“两个优先”的战略思路,即在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在郊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全面提升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上海人在海派文化中移植进新的创意产业活力,表达了知识和智慧的追求。
同时,随着上海迈向信息化、生态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环境,整个产业布局正在从市中心区600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向包括郊区在内的6340平方公里广阔天地展开。原先市内与居民住宅、公共建筑犬牙交错的许多老工厂,或者转型,或者迁走,或者兼并,许多老厂房空了出来,城市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这恰恰为上海发展创意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一个老的工业城市,历史遗留给上海的旧建筑、旧厂房、旧楼盘很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老式工厂,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城市需求。如果把它们全盘推倒,进行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也不是难事,难的是把它们改造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聚区、海派文化的传承区、吸引创意人才的发展区。
上海的创新思路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立,首先要与区域内的人文环境相结合,传承上海工业的文脉和记忆,用创意精神激活工业空间,用新型内容植入产业园区。大量的实践证明:文化创意产业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形成的,成为一种积累财富和文化,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城乡可持续发展,促进技术改革,商业革新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经济驱动力。如果把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形容为一块金币,那么,这一面传承了工业文明的传统,那一面激发了创意经济的活力。
从2003年到2006年,上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就是已经建立和正在建设近5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特别是集中解决建立载体和盘活存量两个关键的问题。上海建成和在建的50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大多利用了100多年来的老工业建筑,通过政府引导、社区支持、楼宇置换、总体改造的方式,成为新型的创意产业园区。请看,位于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产业集聚区,利用了上海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在这些叠楼架屋的老式厂房,这些拐弯抹角的工业道路,这些堆满了器材和零配件的小型仓库,被上海人风趣地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有原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上海钟塑配件厂等5家小厂,记录了上海食品机械工业走过的沧桑岁月。但是,今天的上海人并没有把它们全部拆掉,而是保存了这一份珍贵的记忆,改造后的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入驻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等的设计型企业130多家,被称为“上海的苏荷区”。
再看位于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产业集聚区,前身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下属的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有1950-1980年代建造的老厂房8栋,至今还留下软管车间、热处理车间的铁管、热风炉、行车等遗址,那早年汽车制造业的粗糙厂房和钢铁骨架,刻下了上海汽车工业的艰辛之路。想当年,新中国第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就是由上海工人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再看看今日上海大众汽车、上海通用汽车的雄伟厂房,那望不到头的出厂新车的长龙,真让人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今天,这些汽车工业的旧厂房,没有被推土机拆除,而是成为了发展创意产业的浑厚底座。“八号桥”经过改造后的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入驻企业40多家,以时尚产品的设计和研发企业为主。2004年的“法国文化在上海”活动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当法国音乐在黑黝黝的铁管间回荡,来自赛纳河畔的浪漫想象与沉重的老上海工业记忆重叠,21世纪的时尚服饰与20世纪制造业的沧桑岁月交融,它们同屋而居,相约华年,恰恰显出了城市文脉的传承和人文精神的厚重。
改造这些老工业建筑留下的斑驳历史遗址,不仅仅填补了工厂迁徙后留下的城市“空洞”,为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开辟了一个个宽敞、明亮、租金低廉的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传承了中国工业摇篮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让新一代的创意人士,继承了中国工业先驱者们把创意与工业相结合、把发明与制造相结合的务实传统和劳作精神,把工业老建筑所特有的历史底蕴、想象空间、文化内涵转化成为激发创意灵感、集聚新型产业的新天地,也显示了海派文化在21世纪的绵绵不断的发展活力,展示了这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开阔胸襟。
江南文化的两重解读
http://www.77cn.com.cn 2006年11月0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进入讨论区 》》
内容提要:本文以嘉兴文化为江南文化的代表,分析其体现出来的儒雅与激越、精致与大气的两
重性及由此而形成的鲜明特色,并从其产生的地域环境、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其成因。指出其能
守持特色,开放吸收,不断发展。又从历史与现实关系出发,简要阐述今天如何更好推进文化建
设、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江南文化两重解读 儒雅与激越 精致与大气 守持与开放 历史与现实
作者:徐志平,1949年生,嘉兴教育学院中文副教授
一、儒雅与激越
山清水秀的江南滋养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孕育了江南文士。宋以后,以苏南、浙北为中心的江
南,也即今天所说的“长三角”,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仅以诗(词)人、戏曲家为例,据不完全
统计,其数量占据全国的2/3强,且大家迭起,佳作林立。清代“浙西”、“阳羡”(今宜兴)、“常州”三大词派,就都产生在这里。文化的繁盛,又促进了江南政治、经济的繁荣,使江南成
为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嘉兴可以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它处于吴、越文化的中间,将儒雅柔婉的吴文化与激越慷慨的越文化精华吸收糅合,千百年来滋润出无数文化名人,百年望
族遍布全市,最看重的传统是耕读立身,文化传世,因此代有才人名士,将江南文化愈演愈丰富,愈炼愈精致,文化氛围日愈浓郁,文化基础也愈为厚重坚实,并始终在国内保持领先的地位(而
且这种文化的传统和优势,一直延续影响至今)。特别是明代中期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因素最早
在这里萌芽,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文人心灵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革,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开放发展
的环境,进一步催生了文化的繁荣。无论是文学诗词,还是书画金石;无论是饮食起居,还是园
林建筑,江南文人追求的是一种儒雅、雍容、悠闲、精致、细腻、含蓄的审美情趣。江南文人具
有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圆通透彻的灵根悟性,精湛融通的多种艺术才华。明代后期嘉兴文人李
日华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竹懒,又号九疑,万历二十二年(1592)进士,官至太仆
寺少卿(掌管皇宫车马出入的副职)。为人风流儒雅,精通书画、金石、诗文,尤善鉴赏收藏,人称“博物君子”。当时士大夫中好金石书画以董其昌、王惟俭、李日华三人为最(都是江南人),李日华虽然书画不如董,博雅不如王,但两者兼通,兼有两人之长,而他的诗文更为人称道。李
日华生活在时政昏暗的天启年间,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厌倦仕途,通显后即辞官家居。朱彝尊《静
志居诗话》中说他“恬淡自持,居官日浅,优游田里,以法书名画自娱”。他工于诗,妙于书,精于画,著述丰富。其《六研斋笔记》、《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中的小品,文笔清雅,似诗似画,味深意蕴,堪称精品,处处表现出江南文士的风雅行止和艺术品位,表现出他们的深
厚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至今在各书店中为读者所喜欢。李日华的诗歌跌宕风流,通脱潇洒,吐
属不凡,以平易亲切的语言构造出清新明朗的意境,读来别有风味。
但是透过江南文士的这种潇洒自如、典雅不俗的形象,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内心关心国事民生、浓烈如火、慷慨激昂的另一面。在这种表面洒脱下,掩盖着桀骜不驯、向往轰轰烈烈的个性。清
初平湖文人高士奇为嘉兴的大名士朱彝尊词集题写的词中曾这样概括:“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
酒酹秦淮月。”确实,江南文人就把“艳句”与“侠肠”统一了起来。只有这样观照,才能真正
把握住江南文人的本质特点。与李日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嘉善文人魏大中一家,就是体现江南文
人另一面的典型代表。
魏大中(1575——1625),字孔时,别号廓园。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吏
部长官)。生性狷介刚毅,《静志居诗话》称其为“骨鲠之臣”。从小家贫,《明史》列传中说
他“自为诸生,读书砥行”,“家酷贫,意豁如也”。为官后清廉正直,不计个人安危多次谏诤,与权臣斗争。他为官时正值黑暗的天启年间,大阉魏忠贤把握朝政,大多数官员投靠魏忠贤,但
魏大中与杨链、左光斗等一起坚持揭露魏忠贤的罪恶。魏忠贤恨之入骨,伪造皇帝旨意,污蔑魏
大中“受贿”,把他们抓起来,“酷刑拷审,血肉狼藉”,又指使狱卒将他们击死。过了几天,才报与人知,当时,“大中尸溃败至不可识”。史可法曾写过《左忠毅公逸事》一文(此文一直
被收入中学课本),写到左光斗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的事,从中也可知魏大中的情况。魏大中在家
乡被逮捕,当时,数千乡亲不顾安危哭送。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哭着要随父同行,魏大中说:“覆
巢焉有完卵耶?父子俱碎,无为也!”魏学洢就偷偷跟着一起进京,埋名隐姓,诡称家童,探视
父亲。魏大中被害死后,他又“匍匐饮血,扶榇而归”,不久也因悲伤劳累过度而逝,年仅31
岁。父子两人在文学等方面也很有造诣。魏大中今存《藏密斋集》24卷,收其诗文。魏学洢有
《茅檐集》,收入《四库全书》,中学课本中曾有《核舟记》一文,即是他写。至崇祯年间,魏
忠贤倒台,为魏大中平反昭雪,表彰父子忠孝节烈。魏大中的另一儿子魏学濂在父兄受冤而死后,承担事母养弟的重任,并为父兄伸冤,后在崇祯朝为官,李自成打进北京,他自缢而死。魏氏一
门,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其子侄后代中,魏学洙、魏学渠、魏允枚、魏允柟、魏允札、魏
允桓等也都是诗人词人。真可谓一门忠烈,一门儒雅。与此相关联的是苏州的“市民暴动”,温
文尔雅的苏州人,在魏忠贤“阉党”势力的淫威下,毅然走上街头,演出了一幕使统治者瞠目结
舌的反抗壮剧,将江南人的两重性格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不久后在明清易代血与火的抗争中,江南人的反抗更是如火如荼,遍布各地,壮烈殉国的志士难以计数。
这就是江南文人,他们创造了江南文化,辉煌了中国文化,这是他们风流文雅的一面;但当国家、民族、百姓有难,需要他们尽责时,他们义无返顾,挺身而出,可以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豪行。在嘉兴的文化名人中,可以举出许多。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慈禧因西方势力干涉要她归政于光绪,遂利用义和团盲目反洋,不顾国际规则,纵容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当时,嘉兴人许景澄(时为吏部侍郎)、海盐人徐永
仪(时为主管外交官员)与杭州人袁昶等不顾慈禧淫威,不顾当时情势,挺身冒死相谏,结果被
慈禧所杀。他们又都是当时有名的“浙派”诗人,但在关键时刻,文人的忧国为民本色尽显。许
景澄曾担任外交官,熟习史地,在清政府“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力争主权,与沙俄等列强斗
争。据说,在临刑时,犹以京师大学堂为念,将自己经手存于俄国银行的40万两办学银子存折
交给当局办学。这需要多少勇气和胆量啊!三人在宣统时平反昭雪,后人在杭州建“三忠祠”以
示纪念。
让嘉兴人敬仰、值得骄傲的还有沈钧儒,他从一个清代进士、刑部主事成为反封建满清的斗士,参加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每个革命的关头,总
是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在前头,几次被捕入狱吓不倒他。特别是“九·一八”后,他反对蒋介石的
“不抵抗主义”,呼吁抗日救国,与邹韬奋、李公仆等七人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推动了全国
的抗战。这就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事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评价他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
光辉榜样”。沈钧儒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深广文化素养的硕人,精通法学,熟谙中国古代诗词,有
《寥寥集》,收入他的诗词。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在嘉兴文化精神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嘉兴人的性格就像“五芳斋”
的粽子南湖的菱,糯性而缺乏棱角。这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儒雅秀气而又忠烈激越,文质彬彬而
又热烈如火,虚怀若谷而又博大精深,精致细腻而又大气凛冽,柔中有刚,刚柔相间,这才是嘉
兴人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江南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江南人民在面对任何艰难复杂的情况下,能伸展自如、曲尽其变去适应,去克服,去创造发展,如同江南山间的翠竹,它身下的竹根,不
管是贫瘠的黄土,还是坚硬的岩石,它终能逶迤延伸,破土成长。
二、精致与大气
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自古以来就十分鲜明。一般说来,北方文化呈现的是一种恢弘大气的阳刚之
美,江南文化呈现的是一种精致灵动的阴柔之美。北方山河雄壮巍峨,孕育出粗犷豪迈的北方人
文;南方山河清秀葱茏,滋养出秀美聪慧的南方人文。这种泾渭分明的美学特色,体现在文学诗
词、绘画书法、戏曲表演、园林建筑等方方面面。
但是,作为江南文化典型代表的嘉兴文化,却体现出精致秀美与大气浩瀚有机融合的美学特色。总体来说,嘉兴文化追求的是精致细腻、优美清丽的南方美色,但透过表象,我们可以体味到内
中蕴涵的淋漓大气。这也与上面所说的江南文化精神的两重性是一致的。
就景物胜地来说,嘉兴既有以秀美精巧、青山绿水、曲径通幽著称的南湖烟雨楼、海盐南北湖、绮园、平湖莫氏庄园、嘉善梅花道人(吴镇)观等名胜,有乌镇、西塘等小桥流水、巷深街曲的
古镇 ;但也有汹涌澎湃、万马奔腾、气势壮阔的天下奇观海宁潮,有奔流千里、扬帆竟发、经古历今、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有巍巍屹立、连绵百里、抵御狂风怒潮的鱼鳞海塘,有“鹰窠绝
顶海风晴,乌兔秋残并夜生”(朱彝尊诗)的南北湖壮观“日月并生”
就历代人物而言,嘉兴早在汉代就有了以描写刻画细腻心理为主的“楚辞”作家严忌,他的《哀
时命》感叹难以伸展才志及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矛盾之情,被收进《楚辞章句》;宋代时海宁
的朱淑真和明代的朱妙端、明末清初嘉兴的柳如是等,被称为是继李清照后的有名女诗人、词人,其作品婉约精美,脍炙人口;明清时嘉善的“柳州词派”、嘉兴的“梅里词派”、杭州的“西泠
词派”、上海松江的“云间词派”,词风清丽蕴藉,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浙西词派”,其诗
词以清丽秀美、深沉含蓄著称,在全国的词坛上引人注目;现代作家中的徐志摩、丰子恺等诗作
散文,优美深挚,意境空灵,被世人视为珍品 然而嘉兴也有慷慨激昂、敢作敢为、戎马关山
之士,也有能发豪放壮丽的黄钟大吕、泼浓墨壮采的壮士大家。春秋吴越交战,嘉兴大地刀枪嘶
鸣,经历了吴王夫差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也经历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宋代时,江南成为抗金基地,嘉兴也成为军事重镇,名将韩世忠率军作战,在这里畅饮庆功酒,酒瓶堆积
成山,何等气魄,何等神勇;明代倭寇骚扰,多少文官武将缩手无策,对百姓苦难听之任之,而
在嘉兴,倭寇则遭到军民的沉重打击,取得了著名的王江泾大捷、沈庄大捷,遏止了侵略者的气
焰;鸦片战争时,乍浦失陷,嘉兴军民奋勇抗英,连纤弱女子也宁愿站着死,不愿受凌辱;期间
还出现了一位投身浙东抗击英军战斗、为葛云飞等将领“磨盾草檄”、出谋划策的嘉兴词人周闲,时人称其“奇男子”,其《范湖草堂词集》受到高度评价
这种“大气”,还体现在嘉兴出现的一些“全才式”的大家身上:有被康熙皇帝誉为“研经博
物”的朱彝尊,有被认为是学问“海涵地负,近世罕匹”的近代大家沈曾植,有被称为是承古开
今、中西融贯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有被誉为出版事业先驱的张元济,有被誉为伟大无产阶级作家、著作等身的茅盾,有名扬全球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
就工艺制作来看,嘉兴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精美的艺术品制造名誉全国,甚至传至国外。在遍布全
市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大量陶器制品,可以知道嘉兴的先民就已
经显示出这方面的才能。发展至后世,据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中介绍,就有张鸣歧制造的铜熏
炉、银工朱碧山制造的精致银碗、沈珪制的画眉墨、斜塘漆工创造的针刻戗金戗银工艺品、陆晃
的刺绣等工艺闻名于当时。今天,雕工精细的平湖西瓜灯、美奂美仑的海宁灯彩、拙朴古雅的桐
乡蓝印花布等,更名驰海内外。嘉兴的工艺艺术,从内容到形式,显示出精美而又大气、细腻而
又开阔、雅致而又古朴、单纯而又含蓄的美学特色。
就戏剧演唱艺术来说,嘉兴是我国南戏的发源地之一。南戏产生在宋代的浙江,与北方杂剧的阳
刚之美相比,无论在内容、形式、唱腔、表演上都显示出阴柔之美。这种美色差别直至今天,北
方戏与南方戏仍然十分明显。南宋时张滋侨居海盐,为了娱乐需要,组织伶人演唱;至元代时的
杨梓,结合海盐地方音乐,吸收北曲,至明代逐渐形成“海盐腔”,成为南戏“四大腔”之一。虽然今天我们难以知道它的声腔了,但从一些记载中可知,这是一种集南北风格、融阳刚阴柔于
一炉的戏曲形式。从内容上说,杨梓编写的剧本有反映春秋晋国历史的《豫让吞炭》、反映西汉
历史的《霍光进谏》等;从唱腔表演看,朱彝尊曾留下一首诗:“曲律昆山最后时,海盐高调教
坊知。至今十棒元宵鼓,绝倒梨园弟子师。”从中可知,它是一种适宜表达慷慨激昂之情的声腔。流传在全市各地的民间舞蹈、音乐,既有以优美见长的嘉善田歌、水乡棹歌、荡湖船、荷花灯舞、蚕花舞曲等,也有以壮美见长的舞龙灯、海盐滚灯舞等,也体现出这种两重性。
从书法绘画艺术看,古今以来,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以精致秀丽见长的著名画家如元代的吴镇,擅长画水墨松竹,笔力雄健豪迈,充满阳刚之气;明代的项圣谟一门,其画笔着色清新细腻,善
画山水、花鸟、人物,尤以画松著称,人称“项松”;清末的蒲华,被誉为“海上画派”的中坚,与任伯年、吴昌硕等著名画家齐名,他的画显示出与嘉兴“鸳湖画派”传统工笔迥然相异的不同
风格,笔力奔放,着色浓烈,吴昌硕称赞他画的竹“墨渖淋漓,竹叶如掌,萧萧瑟瑟,如疾风振
林”。嘉兴的现代农民画,蜚声海内外,浓烈的水乡生活气息、稚朴粗犷的表现手法、细腻精致
的笔力,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精致与大气的融会。嘉兴的书法家数不胜数,以秀美清逸见长的书
法家如明代的项氏家人、清代的朱彝尊、陈奕禧等;近现代的沈曾植、王遽常、张宗祥、钱君匋
等,或擅章草,或善篆隶,或长行楷,总体上则以骨力强健、气韵生动、笔力遒劲见长。
像这样的两重美色,在嘉兴文化和“长三角”各地的文化中随处可见,这使得江南文化内涵丰富,面目多样。考察其原因,我想与嘉兴的生活地理环境有关。据历史记载,以古代百越为代表的浙
江土著及夏后裔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共同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春秋中后期,居于浙江的越国已比较强盛,逐渐跻身于北方诸侯强国中。其国土“南至于句无(今
诸暨一带),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一带),东至于鄞(今宁波一带),西至于姑蔑(今湖州一带),广远百里”(《国语 越语》)。而北边紧邻苏南,精致高雅、优美多姿的吴地文化被更多的接
受吸收。不打不相识,“吴、越争霸”拉近了嘉兴对两地文化的融合。秦统一后,嘉兴处于南北
交通的枢纽处(今天所谓“长三角”的中心),从秦至清,凡皇帝南巡,总要在嘉兴停留中转。东面临海,便于与海外交往。周边的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上海,也都是文化繁荣之地。这
是造成嘉兴文化面貌丰富的根本原因吧。
三、守持与开放
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越是具有本民族、本地方特色的文化,越能走向世界。江南文化中的典型
代表——嘉兴文化之所以能自古至今保持不衰,并能够在中华大文化和江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就是它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始终守持着这种特色。但它又不囿于一隅,故步自封,而是始终坦开着胸怀,善于学习、广泛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消化,形成自己的文化。同时,它也以自己的鲜明特色,影响着其他的文化。这是嘉兴文化能始终保持活力、显示出大家
风范的根本原因。剖析嘉兴文化的形成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嘉兴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嘉兴就处于南北文
化的交会之处。从江南文化本身而言,它又处于古代吴、越国的交界,后又归属于楚地,被称为
“吴根越角”、“楚头吴尾”。这样的区位优势,使得嘉兴文化在自己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吴
文化的柔媚婉约、越文化的刚烈激越、楚文化的浪漫神奇等江南各地的文化特色,形成既体现江
南文化总特色、又有自己个性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嘉兴又凭着东临大海的地理环境,广泛
吸收了海外的各种文化,同时也使自己的文化走向外面。《红楼梦》小说问世不久,就在平湖乍
浦走向国外,到今天,许多嘉兴文化人更把嘉兴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历代嘉兴的文化大家身上,都可看到这种守持而又开放的特点。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嘉兴,这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许,经济的繁荣,大族的兴起,此时到了开花结果的收获季节。那时,嘉兴人(含县区)直接进入封建王朝中央担任高官要职的、在皇帝身边发挥各种作用的文人谋士,不计其数。而且,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在把家乡的文化传播推介出去的同时,也吸
收了全国各地的文化,更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这是嘉兴多人才大家的重要原因。随便举几个
例子吧。
朱彝尊,被称为一代文宗,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才能同样辉煌,这同他海纳百川式的好学分不开。他被称为经学家,但不拘囿于传统的孔孟学说。翻开他的著作,涉及到经学、历史、地理、考古、文学、诗词、版本、音韵等方方面面。他的诗歌被认为是“秀州诗派”的先声,他更是“浙西词
派”的开创者。他一生从17岁至80多岁写了3000多首诗歌,内容、风格多样,他自己评价是
一生多变,终不能“自成一家”,这正说明了他善于开放学习。他的集子中,既有反映重大题材
和民生疾苦的正统严肃的诗歌,也有爱情相思之作。据说,他晚年编集时,他的学生请求他删去
长篇艳情之作《风怀二百韵》,认为此诗与他经学家身份不一致,影响他在经学上的地位,不能
进入孔庙配飨。但朱彝尊说:“宁愿不食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孕》。”终于保留了这首
“艳诗”,表现出他的开放精神。朱彝尊最大的成就在词。词兴盛于宋,再次兴盛于清初的“浙
西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六家”,创作出清新醇雅、优美蕴藉、富有江南水乡风味的词,并把词集推向全国,一时之间,大江南北掀起了填词的热潮,朱彝尊也成为清初三大词人之一。有清一代,嘉兴始终是全国词创作的重要基地,今天保留下的清代词人中,从数量讲,嘉兴籍的
词人要占有1/10强。在明末清初,嘉兴一带各种诗词社团特别多,大家广泛学习交流,绝少文
人相轻,同时,走出嘉兴,走向全国。
清末的王国维又是一位全才式的大家,他的国学根底至今被人称颂和仰慕,许多学问广博的人感
叹难望其项背;王国维又是一位被人视为“保守”、“落后”的“封建遗老”,他的投昆明湖自
杀,被人认为是“为满清王朝殉葬”;但他又被人公认为是我国最早吸收西方文化、并能运用西
方哲学、文艺思想、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几个最早、最有成就的学者中的佼佼者。著名学者陈寅恪称赞王国维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从而在文化学术上始终守住自己的传
统,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种矛盾现象,正说明了嘉兴文人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开放胸襟。王
国维的哲学研究、文学研究、戏曲研究、历史研究、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等等,都能用现代西方
的观点来指导,立足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从而使研究成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也被人称为是
我国传统国学研究的承先启后者。郭沫若曾把王国维和鲁迅相提并论,认为这是近代学者中“最
钦佩”的两个人,并高度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
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现代嘉兴人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了。
现代小说大家茅盾,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新的思想和观点运用到他的创作中去。读他的小说,是那样的亲切、熟悉,因为他写的就是杭嘉湖平原的人物、风土、景物,但是又那
样的深刻,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本质。他的小说立足江南大地,放眼神州风云,挺立世界文学之林。 现代诗人徐志摩被认为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诗人的代表者。“新月派”的诗歌主张就是提倡新
诗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广泛学习中西诗歌的长处,形成自己的新诗特色。他的诗歌清新
含蓄,语言优美,意境深远,体现出立足传统、贯通中西的特点,体现出民族性、开放性的特点,在我国众多的新诗人中特别引人注目。
当代社会更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嘉兴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和密切。很多著名的文化大家在嘉兴
成长又走向全国、世界,如小说电影电视作家黄亚洲、小说家余华、越剧演员茅威涛、著名女模
特陈娟红、农民画家缪惠新 看他(她)们的作品,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嘉兴文化的影子,但
又有更广的视觉和更深的意蕴。如余华,他的不少小说就是以他成长生活的家乡为背景,刻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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