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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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课程思想及新课改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陆平

摘 要:叶圣陶长期关注中国教育现实,在不同时期拟定过语文课程标准,就课程问题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涉及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深刻的课程思想。研究与发掘叶圣陶的课程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叶圣陶;课程思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示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卓越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老虽无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传世,但他毕生关注我国教育现实,撰写过大量探讨教育问题的小说、论文、札记、时评、序跋、书信等,其教育思想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课程研究意识的淡化,叶圣陶的教学思想受到广泛传播,但他的课程思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研究与发掘叶圣陶课程思想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叶圣陶课程思想的主要内容

叶圣陶在其七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创制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研究课程问题,他的课程思想涉及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

(一)课程价值观:大众化取向,“造成健全的公民”

课程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最重要的载体,叶圣陶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课程价值取向和所拟定的课程目标上。

1.课程是为着学生的,要帮助学生“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

人的发现,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价值的发现,是“五四”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1919年,叶圣陶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相对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利禄主义”教育而言,叶圣陶的答案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1]在叶圣陶看来,人之所以可贵,不在于他既已为人,而在于他进而成为更高尚的人,对人类更有价值的人。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每个人必须具有的。“学校教育定出各种科目叫学生学习,只为帮助他们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2]1923年,叶圣陶起草《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所拟定的课程“目的”的第一条便是“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3],反映了他对儿童自身的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的重视。

2.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发展拟定课程目标

相对于封建教育是少数人的专利,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教育重心的下移,受教育人口扩大,教育普及和追求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叶圣陶以他的远见卓识,认定了极具现代教育意义的课程目标。1942年,叶圣陶在《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批判了“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针对某些人“早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晚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的感叹,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旧式教育的真相——“通文达理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能从读书达到通文达理”。他指出,国文课程不能再以培养少数“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为宗旨,而要“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4],他认为,“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5]

叶圣陶恰如其分地提出了阅读、写作、说话、写字等语文课程子目标。对于作文教学目标,叶圣陶将文学创作与作文作了严格区分,“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是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6]。当时社会上关于作文教学目标的看法出现严重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培养作家”。作文教学“是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呢?”身为一代文学大家的叶圣陶旗帜鲜明地回答:“不是!”他指出:“作文是为了培养表达的能力。这个能力,人人都必须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都要用到”。[7]再如,他坚持将写字教学目标定位于“人人所必需”的“行款齐整笔画匀称之字”,而“不必人人为书家”,他说“我向在教育部即持此意见,我为少数”[8]。叶圣陶坚持大众化取向拟定课程目标,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致力于“造成健全的公民”,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二)课程结构观:基于“为人生”的统整综合的思考

我国传统学馆的课程、教材、学习年限等随意性大,一般采用蒙学读物及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个别施教,融识字、生活常识、伦理教化等于一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科课程。西学东渐,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制度。在课程设置上,“癸卯学制”学习西方,实行分科教学,学科门类大增。对于课程结构问题,叶圣陶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1.分科不忘统整

分科制度产生后,教师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强调本学科传授知识的功能,忽视了育人作用,淡忘了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叶圣陶从培养人的

[9]

统整的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出发看待分科制度,“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为教授的便利起见,把种种事物分析开来,便有了关于身体、关于修养、关于知识的种种科目”[10];学校教育“由于这种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11]。他提醒教师“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12]。这样,每一门课程就像车轮上的一根根辐,许多的辐集中到教育之轴上,便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

2.不宜分科则综合

叶圣陶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依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分科与否问题进行权衡取舍。针对不能升学的学生,他主张“中学不容不培养他们的实际生活知能,使他们当前得到受用。就这一点而言分科教学不如不分科,而以生活为中心,问

[13]

题为中心,着手教学来得见效”,即中学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要适当分流,对升不了学的学生加强综合性生活实用技能教育,让他们走上社会“受用”。他还认为小学宜设综合课程,不适宜分科,因为小学生年龄小,认知还没有分化,科目“分开独立,易于忘却何所需此科;全部所习,复难得有统贯的精神;徒使学童入于偏而不全、琐屑而遗大体之途”[14]。

3.反对取消选科制

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教育当局取消选科制,叶圣陶撰文表示反对。他认为尽管选科制是舶来品,输入时间短,且实施方法上存在些微流弊,但每个学生的资禀、个性各不相同,“现在使不同的人物修习齐一的课程,希望把他们变成相似的货色,这种‘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的办法,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是不可通的。况且,我们的疆域这么广大,我们的社会正在激变,课程呆板,怎么能普遍适应?”[15]叶圣陶清醒地认识到选修制的独特价值,能加强课程的灵活性,一是满足了不同个体个性发展的需要;二是满足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了社会激变的需要。

4.重视活动课程开发

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与吴宾若等日夕研究教育改革,带领学生挥锄破土创办了“生生农场”;他节衣缩食,捐款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陈列出自己收藏的书刊,笃策学生博览多闻,“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在博览室四壁开辟了诗文、书画等专栏,鼓励指导学生练笔;他开设了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刻诗文互赠,刻花鸟共娱;每周一次同乐会,每学期两次恳亲会,他和王伯祥是编剧兼导演,指导学生将《荆轲刺秦》、《完璧归赵》等作品搬上舞台。这些教育改革实践以学生为本位,“特设了一种相当的境遇”,实际上是开发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丰富了活生生的直接经验,使学习与生活相交涉。

5.洞悉学校课程的缺憾

上世纪初,叶圣陶认识到,学习了学校课程不等于是个有知识的人,因为他发现,许多关系人生的有价值的事物并没有列入学校课程。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中,他指出:“与实际生活相比较,就觉得科目的划分有简单和支离的缺憾”;“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这许多事物因为和日常的事物混在一起而无法区分,就没有列为专门的科目,就够不上教授的价值。”他提出一连串质疑:“学校里只顾选定现成的科目,叫儿童来凑合,来购买,只为了教者的方便,哪里肯顺着儿童的需求来规定种种设施呢?”“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16]

(三)课程内容观:以生活为本位,促进学生经验的发展

课程理论大致围绕三种取向认识课程内容:(1)课程内容即教材;(2)课程内容即学习活动;(3)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大多取第一种理解。叶圣陶是编撰教材的行家里手,他突破了“课程内容即教材”的观念,认为“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许多功课都是不一定要利用课本的”,非文字的实际事物“罗列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17]。“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

[18]

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当时中等学校对学生课外阅读书报,“颇有加以取缔的”,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叶圣陶呼吁这些教师自我反省,“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19],建议指导学生“看好小说,你的指导越周到,越深入,他们从好小说领会到的就越丰富,越精辟”[20]。

叶圣陶主张开发生活化的课程内容。他说,“教育不以生活为本位而以知识为本位,是一个大毛病”[21],让儿童学会对书籍采取批判的态度,结合实际事物思考体验,这样“通过文字与事物的实际打交道,才可以获得真知识,真经验,

[22]

养成真能力,真才干”。如前所述,叶圣陶在甪直执教期间注意开发课程资源,丰富课程内容。学校除有教室、教材之外,“宜有会场、农园、工室、博物室、图书室等等设备”[23],儿童一旦进了这样的学校,“只是与各种事物相接触,只是觉得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对于环境,兴趣所及有所不同;他们各从所好,随时运用心力和体力,或是工作,或是游戏,来满足各自的欲望,便随时长进经

[24]

验,随时有所创作有所进步”,这样的课程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经验的不断长进。

(四)课程实施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叶圣陶认识到,课程标准“无论定得怎样完美,总之是写在纸面的条文”,要收到真效果,课程实施是关键。他呼吁教育行政部门“尤其紧要的,却在怎样指导与督促,使得课程标准显出功效”;教者与学者“尤其重要的,却在怎样用力量,用心思,使课程标准发生作用”[25]。

1.抨击枯坐听讲的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学生“坐在位子上,听教师讲解课本或讲义上的文句;拿起笔杆来,抄写教师的板书,记录教师的讲解:这就是各级学生在教室里所做的全部工作”[26],他指出,“教育纲领哩,学制哩,课程标准哩,这些东西定得无论怎样完美,如果仍旧让学生们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说,那就完美也是枉然”[27];他反对“专教学生听讲变相的语文功课”,注重学生主体的参与,吁求教师“与多数学生做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等工作:这些是旧教育与新教育分界的标志”[28]。

2.主张“教是为了到达不需要教”

叶圣陶提出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教学论命题,正确地揭示了教与学的关系:“教是帮助学,而不是代替学;讲是指导练,而不是代替练;教师发挥主动作用是为了强化学生独立自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否定学生的主体地位。”[29]他解释说:“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30]

为了达到这一境界,叶圣陶告诫教师“决不专作讲解工作”,要在引导上下功夫,“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他们试读,试讲,试作探讨,试作实习,做许多的工作”,还学生主体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汩汩的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的讲书,我只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和综合”[31]。

(五)课程评价观:反对“应制”,全面评估,“谋求改进”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叶圣陶悉心观察和分析教育现实,对教育和课程的评价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普通教育不能光为了考试

恢复高考后,社会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许多人评价学校,只看升学率,升学率高的学校就是好学校。为了提高校誉,有些学校就专门逼学

生,考学生”。耄耋之年的叶圣陶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对将眼睛只盯着少数能升学者,而不顾不能升学的大多数,质问“难道普通教育就是为这百分之三、四办的吗?难道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六、七都是这百分之三、四的‘陪客’吗?”他指出,“上学为的是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力,不是专为考大学。普通教育不能光从高考着眼。”[32]

2.发挥考试全面评估和“谋求改进”的作用

叶圣陶认为考试要考查教与学两方面的状况,“这等于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同时也是教师考自己了,恐怕未必人人想得到吧”。在他看来,考试主要不是总结性评价,更多的是诊断性和形成性评价,“发现学得不怎么好的学生还要想方设法使他转好”[33];教师“边教边省察,见到成效固然可喜可慰,见到错失就赶紧用心钻研,谋求改进,以期更好地为学生服务”[34]。

3.坚持科学的语文课程评价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考试和各大学每届举行入学试验“常常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国文题目”,他曾以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高中国文科第一名的“优良试卷”作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为例,指出其偏离了课程标准,斥之“对于学生毫无用处”[35]。他揭露了这种试题的“八股”本质,“只要投考学生‘应制’地说一套‘题中应有之义’,摹唇仿舌像个样儿”,“这与科举精神也是一贯的”;他告诉青年学生,“你们学习写作,目的原在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记录实际生活上的一切,而并不在‘应制’作这类的题目。”[36]

二、对叶圣陶课程思想的评价

叶圣陶在长期研究和探索中国教育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了深刻、系统的课程思想,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课程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他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课程问题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几度承担我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形成了立足我国国情的课程思想

青年叶圣陶身处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性转换时期,中学将毕业时立志“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37]。民国初年,叶圣陶即投身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他是民国和共和国两个不同时期我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的首要创制者,1923年,负责拟订“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1949年8月,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对于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的语文教学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的课程思想是在早期的基础教育实践探索中初步形成的,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针砭时弊、探索著述中研究趋于成熟,到后期组织指导教育工作时期一以贯之,发展完善。或针砭时弊,或提出建设性见解,或亲自创制,使得他的课程思想立足于我国国情,极富现实意义。

(二)他坚持大众化方向,较早确立了“为人生”的课程价值观和“造成健全的公民”的课程目标观

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化反叛的时代,对长久以来中国忽视人的价值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刻反拨。叶圣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儿童之观念》(1911)就提出“妇女教育,今日何可缓哉?”[38] 1919年2月,叶圣陶就提出“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学校课程为帮助学生“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等主张。同年10月,来华访问的美国教育家杜威出席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并作了演讲,受杜威学说影响,年会决议指出:“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39]可见,作为“五四”文人的叶圣陶较早地发现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人的价值,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确立以人为本位,以儿童为本位的“为人生”的教育和课程价值观的先知先觉者之一。

叶圣陶一贯坚持教育的大众化方向,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发展道路。美国教育学家泰勒提出课程目标的来源有三:学习者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和学科专家的建议。由于学科专家常会把学生看作将来要在该领域从事高深研究的人,而不把这门学科视作基础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他们提出的课程目标往往过于专业化。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学家和书法、篆刻造诣颇深者,叶圣陶面对“作文为了什么”的众说纷纭,面对在教育部中自己的写字教学目标观点的“曲高和寡”,他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坚持真理,避免了“过于专业化”的误区,着实难能可贵。近些年来,我国

素质教育探索实践的历程进一步证明了叶圣陶的见解的正确性,他的思想凸显了课程的一般教育功能,有利于面向每一位学生,保证学科教学达到基本要求——课程目标,也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个性。

(三)他较早认识到各种课程形态的价值,确立了系统的课程结构观,关于课程内容、实施、评价方面的一系列主张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叶圣陶深刻认识到分科与综合课程之间的关系,主张依教育对象、培养目标的不同来筹划分不分科问题,他提醒教师分科教学时不要忘记教育总目标;他清醒地认识到各种课程形态的价值所在,重视活动课程的开发,较早清晰论述了选修课程的独特价值。一般说来,选择课程内容视角有三:学科知识的传授、教者教学便利的取舍、儿童人生的需要。早在上世纪初,叶圣陶在考虑选择课程内容问题时,考虑到满足儿童人生的需要,看到了前两视角的不足,注意到许多关系人生的有价值的事物没有被列入学校课程的现象,洞察到学校课程的缺憾。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学科被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有些则被排除在外,而后者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引起国际课程研究界的重视,美国课程论专家艾斯纳把这些被排除于课程体系之外的内容界定为“空无课程”。[40]这不能不让后人服膺于叶圣陶思考课程问题的思路之开阔,目光之深邃。

为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叶圣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提出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教材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学观、“谋求改进”的考试观等一系列主张,揭示了课程和教学的规律,在我国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受到全国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尊敬爱戴,心悦诚服地向他学习,成为教育界一代宗师”[41]。

三、叶圣陶课程思想对新课改的启示

叶圣陶的课程思想是他七十余载孜孜以求、呕心沥血的结晶,至今仍熠熠生辉,对于推进我国当前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叶圣陶的“帮助学生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课程价值观启示我们,要通过新一轮课程改革使得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能够更好地为促进每一位学生

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要坚持大众化的取向,面向全体学生,“造成健全的公民”。叶老对语文课程目标的定位无疑给某些热衷于片面拔高要求以“应试”的教育工作者以警醒,我们要科学设定课程标准,“如果课程标准过高,所有学生都不得不为之而竭尽全力,那么就会像埃利奥特所说的那样,成了学生个性发展的‘天敌’” [42]。

其次,重建并完善课程结构。我国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繁多和缺乏统整,叶圣陶的课程结构观启示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培养目标考量分科与不分科问题,不宜分科的当设综合课程;学科教师不能只顾本学科知识技能的传授,要让自己的课程实施过程为教育的总目标服务;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开设要均衡,保持一定的张力,注意弥补“空无课程”的缺憾,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43]。

再次,重视课程实施工作。叶圣陶课程思想启示我们,要以生活为本位,更新和优化课程内容;改变学生枯坐听讲的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优化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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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能力”;正确处理师生关系,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追求“教为了到达不需要教”的境界。

最后,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我们要汲取叶圣陶课程评价观中的精髓,“普通教育不能光从高考着眼”,正确运用考试评估手段,改变当前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甑别与选拔功能的现状,充分发挥评价“谋求改进”,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quz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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