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朝日喷薄

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朝日喷薄

发稿时间：2015-08-21 13:50:3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青年网

内容摘要：1938年 5月，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十个月的关键时点，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各种论调的纷扰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分歧，毛泽东在延安公开发表了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重大军事理论——《论持久战》。这一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论著，以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朝日喷薄欲出的战略远见，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指南。用唯物辩证法擘画整个抗日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从《论持久战》所起的实践作用看，它最重大价值就在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实践。

关键词：持久战;抗日战争;毛泽东;战略方针;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指导;信息化;人民战争

1938年5月，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十个月的关键时点，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各种论调的纷扰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分歧，毛泽东在延安公开发表了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重大军事理论——《论持久战》。这一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论著，以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朝日喷薄欲出的战略远见，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指南。

用唯物辩证法擘画整个抗日战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他认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具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强于中国，但它是一个小国，地小、人少、兵少、物少，加上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这是日本必败的主要根据。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它是一个大国，地广、人多、物多，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加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是中国必胜的主要根据。所以，“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都是错误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战争认识的片面性。毛泽东与其他持久战论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抓住了战争双方的本质因素——进步还是退步、正义还是非正义，这就使持久战理论具有了科学的基础。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力量对比以及战争发展的基本趋势，预测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了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论持久战》阐发了依靠政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人民广泛地支持和参与战争。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人民战争”的观点，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灵魂，他把实施持久战放在了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他说，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事实上，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全民抗战的政治动员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各阶级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团结一心、举国抗敌的局面。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胜利。

《论持久战》阐述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为了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原则，我们必须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游击战不是可有可无的，战术上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了空前伟大的一幕。

正是通过这样严谨的论证，抗日持久战思想上升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擘画整个抗日战争，指导走向胜利之路。 《论持久战》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从《论持久战》所起的实践作用看，它最重大价值就在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实践。

《论持久战》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整个发展进程。从抗日战争的结果看，正是沿着毛泽东所预示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实现了我们完全胜利而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的战争目标。从抗日战争的具体过程看，战争的胜利就是循着《论持久战》所预见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展开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凭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地方，而中国虽是战略防御，却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而巩固占领区域。在这个最艰难、最严酷的时期，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逐步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在自己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依靠国际力量的支持，展开战略进攻，收复失地，直至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符合实际且为抗日战争实践结果所完全验证的伟大而科学的预见，这在近现代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论持久战》所蕴含的军事哲学，不仅气势恢宏、独具特色，而且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持久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首次把战术层面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抗战初期，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鲜明地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正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才得以在长期不断地消耗、削弱敌人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自己，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在抗战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对于中国人民以弱胜强，坚持持久抗战信心，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文献，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国际上也具有重大影响。《论持久战》发表后不久，周恩来把它的基本思想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叹服，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表示认同。在蒋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发表后，它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世界许多国家。 今天怎样看待《论持久战》

时至今日，《论持久战》发表已70多年了，但其思想理论对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强军目标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动摇。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之所以鲜明地提出抗日战争中国必胜的论断，其中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当时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南昌起步，历经三湾改编，到古田定型，在排除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后已经自觉而坚定地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支撑下，这支军队始终如一地贯彻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形势下，我军要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贯彻落实好，才能为履行好党赋予的使命任务打下坚实的政治根基。

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并贯彻科学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之所以为人折服，就在于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尤其是对抗日战争规律的准确把握。在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来分析现代战争和战略问题，坚持以我国的现实国情、军情为根本依据，正确分析和判断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

安全态势，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制定和有效实施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提供科学的战略指导。

必须始终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军队。《论持久战》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抗日战争胜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人民战争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尽管战争的样式急遽变化，但紧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打赢战争的根本原则丝毫不能改变。新形势下，要按照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坚持走军民融合的军事现代化发展道路，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不断提高军民融合的水平和实效，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积蓄强大的物质基础、技术保障和精神力量。 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把积极防御和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是《论持久战》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抗日战争制胜的关键。新形势下，必须从确保我国整体安全的需要出发，准确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及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点，大胆进行军事思维创新，构建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军事战略理论。当前，我们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确立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而采取的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执笔人：任伟民）

党的国际宣传点亮抗日烽火

2015年08月27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习文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今天，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心任务的国际宣传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国际宣传新局面，仅仅追逐传播技术的前进脚步而一味求新、求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带着一种“伟大的历史感”，从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国际宣传的奋斗足迹和优良传统中，去获得精神的滋养和智慧启迪。其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抗战时期党从无到有地开辟国际宣传战线、从弱到强地发展国际宣传力量、从分散到系统地组织国际宣传工作的光辉历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更有其突出意义。

不打“哑巴仗”

——党的国际传播自觉的确立

自建党之日起，宣传工作就是党领导和团结民众的基本途径，是我党的传统优势。但就国际宣传而言，在抗战爆发之前，党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并未对此提出迫切需求，同时，党在这一时期所处的内外环境也没有提供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党宣传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转战沿途的社会民众以及生活在国统区的各阶层公众，专业化、制度化的国际宣传总体上并未进入我党议事日程。

抗战爆发后，中国和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随着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我党调整了原本在政策纲领中将英、美、日等国无差别地视为帝国主义敌人的外交政策。1935年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些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我党在开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执政的背景下，得到了继承和贯彻。为打开抗战外交工作局面，党将国际宣传工作提升为决策关注点和实践发力点，确立了坚定、明确的国际传播战略，由此生发出一系列主动、积极的国际宣传自觉行动。

党的国际传播自觉，首先表现为加大工作力度、推进能力建设的进取意识。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反思了党的国际宣传工作现状与时代任务需求不相适应的客观不足，发出了“加紧对外宣传”的号召，并在全党上下形成共识。1941年5月，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特别强调一二九师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要求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大力度、多方位推动国际宣传的政策制定工作和专门的国际宣传职能机构的设立工作随之陆续展开；同时，确保全党在此一新工作事项中协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基础性法规制度不断出台，予以规范引导。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特别强调“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明确要求“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另一方面，面对不利我军建设的噪音和杂音，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舆论定力。辩证地看，国际舆论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也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所谓“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只有能打得赢的军队，才能真正被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对手所尊重，赢得和影响国际舆论。 说与做统一赢得国际舆论

要赢得国际舆论认同，一是做，二是说。二者相互促进，只有二者有机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国际舆论的正能量，形成有利于我军建设发展的良好环境。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清楚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做得好是前提，说得好是关键。一方面，按照我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要求，高标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加强军事硬实力建设，积极参与维和、反恐、人道主义等国际事务，这是赢得国际舆论认同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说好”。“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的流行，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把中国“妖魔化”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宣传不力引起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对于所不了解的东西，无论从意识还是潜意识里都怀有恐惧和怀疑。这就要求我们讲好中国的故事，尤其是要善于讲好中国军队的故事，做到针对国际舆论的不同关切且做且说，适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应势而说，应对西方媒体的造谣中伤据理论说，利用媒体平台借力巧说，完善新闻发布体系释疑解说。

光说不做不行，做了不说也不行。如果做了不说，反而会被敌对势力恶意曲解。古训中有“沉默是金”、“行胜于言”，往往认为做比说强，但是“众口铄金”，软刀子杀人，古往今来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营造舆论环境上，也要善于发挥军队与地方整体合力，充分利用军队与地方的力量，使军人与民众、军事部门与外事部门工作有机深度融合，鼓励社会各界和公众自觉承担起军队形象传播者和维护者的责任。

用好新兴媒体提升军队形象

面对新形势，切实改进宣传方式方法，完善各类媒体相互协同的格局。积极发挥传统权威媒体报道的主力军作用及其主导功能，同时要运用好各种新兴媒体。在新媒体的传播格局中，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角色界限逐渐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源在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和受众之间的互动，使其自身也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网络运用的大众化，使“人人成为自媒体”，受众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信息源，如通过博客和微博、微信等手段，很多受众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可见，正是互联网深刻改变了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格局。它不仅成为舆论生成、集散、衍变的“主战场”，而且也越来越深度影响着人们对一个国家和军队的认知和印象。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构建与军官职业化相适应的工资福利制度

2015年05月08日 16:2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再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体系”。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必然会对我国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功能定位和政策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军人工资福利制度不仅要发挥对军官及其家庭基本生活的保障功能，而且要在吸引、保留和造就高素质军官队伍，以及促进军官个体与任职岗位相匹配等方面发挥激励导向作用。

发挥工资福利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

吸引功能。推进军官职业化进程，首要解决军官队伍的“入口”问题。相比于其他组织，军队组织缺乏横向进入，中高级军官只能从低级军官中择优选拔。如何严把“入口关”，将社会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部队中来，事关军官职业化的制度绩效。

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建立军官职业制度后，军事劳动的合约关系体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军人个体作为代理方，通过军事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供期望的军事安全产出。军队作为委托方，则通过工资福利制度安排来对军事劳动价值进行补偿。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合约逻辑，要使社会优秀人才自愿选择到部队服役，首先必须满足其参与条件约束，即军队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至少与其保留收入相当。同时，考虑到军事职业的特殊性，军人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确定还须附加风险溢价，以对军事职业的艰苦性、危险性、约束性和流动性进行额外补偿。军队提供的期望收入越是高于社会优秀人才的保留收入，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薪酬竞争力就越强，部队吸引力就越高。因此，在军官职业化的制度建构中，对军官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强调不应该遮蔽对军事职业特殊性的价值尊重和价值补偿。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官职业自豪感、荣誉感的培育和维系也离不开军人经济地位的有力支撑。

激励功能。长期以来，军队组织主要依赖内部晋升和“非升即走”政策来激励和管理军官队伍。由于晋升资源极为有限，对于大多数职务受限人员，内部晋升难以对其服役行为产生激励作用。同时，“非升即走”政策会造成大量部队适用人员的过早流失和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白白浪费。如何针对那些失去正常晋升机会、但仍是部队所需人才的军官个体另辟激励通道，使其能够继续安心服役，甚至乐于“终身为伍”，是推行军官职业化必须破解的激励难题。

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鼓励优秀军官在部队长期服役，就必须建立一套与职业化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从理论上讲，在军人工资福利制度设计中，如果能够建立起充分反映军事劳动特点和军事劳动贡献差异的绩效工资制，使那些职务不提升而又有军功者同样可以提高待遇，军官队伍士气和人员稳定便有了基本的制度支撑。军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部门组织。公共部门共有的诸多组织特性，譬如公共产出的难以度量性、相对绩效比较的有限性和激励提供的硬预算约束性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绩效工资制在军队组织中的激励功效。由此，军队组织推行奖励工资等绩效工资制度，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客观公正且行之有效的军人绩效考评机制。

分选功能。职位、岗位不同，对人员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要求各异。如何构建起高效的人员能力素质甄别机制，促进组织人力资源配置实现“优者留、劣者去”和“能者上、庸者下”，事关组织竞争优势和生机活力。薪酬管理理论认为，不同类型员工偏好不同，对组织工资福利制度具体安排的反应也各异。实践中，员工工资福利制度的合理设计，特别是绩效工资的适度运用，可以作为一种甄选手段，来吸引、留住与组织相匹配的员工，从而实现组织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构优化。

在军官职业化背景下，军官“出口”管理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要让部队适用人员，特别是关键岗位的骨干人员保持稳定。这样，才能确保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持续生成和关键岗位核心军事能力的不断提升。第二，要让不适合继续服役人员适时退出，以盘活军事人力资源，实现军官队伍人员结构的动态优化。要实现“留得住”与“愿意走”，也同样要求培育和发挥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分选功能。军人工资福利制度分选功能的充分彰显，能够有力提升军官队伍有序流动的活力和效率，降低军官职业制度的实施成本。为此，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政策设计，一方面要以动态满足各类人员参与条件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为归依，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军人工资增长机制和灵活化的工资福利结构调整机制。另一

方面要以解决退役人员后顾之忧为立足点，构建多层次的军官退役福利保障机制，使拟安排退役人员主动走、走得安心。

建立与维护军队工资待遇的比较优势

军人工资福利制度一直是我军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建设的“重头戏”。经过十余次调整改革，各项待遇政策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军现行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实际运行还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不仅不能很好地与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相适应，而且也尚未形成公平、合理和规范的军人收入分配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军人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努力构建与军官职业化功能需求和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相适应，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且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军人工资福利制度，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

健全军人工资定价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人工资福利制度吸引功能的实际功效，取决于军队薪酬竞争力的高低。健全军人工资定价机制，就是要建立与维持军队工资待遇的比较优势。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不断完善军人工资水平确定机制，尽快建立军人工资评估和增长机制。

在完善军人工资水平确定机制方面，考虑到国家公务员与军官群体在劳动性质、职业特点和人事管理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军人工资水平确定应以国家公务员为参照对象，并以高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全部工资收入的20%为宜。在建立军人工资评估和增长机制方面，应从宏观上以立法形式建立军人工资增长与GDP增长指数、物价指数和社会工资水平波动相挂钩机制，定期评估军人工资待遇的薪酬竞争力；从微观上要搞好基数增长和结构增长的整体设计，谋求增资改革的最佳效益，以实现军人工资水平增长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优化工资项目结构。军人工资项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遵循“体现军事职业特点更加充分、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更加到位”的原则，以促进军事劳动有效供给和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形成为依归，健全分配要素，优化分配结构。为此，改革基本工资制度，确立军衔工资项目在基本工资中的主体地位，以强化基本工资的年功属性，鼓励军官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完善军人津贴补贴制度。津贴补贴体系的整体设计既要有充分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和军事劳动差异的针对性，又要有及时反映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和新质战斗力生成需求的灵活性，着力使军人津贴补贴向军队特种人员、特殊人才倾斜；向基层部队、边远艰苦地区倾斜；向一线作战人员和新型作战力量倾斜，确保主战力量一流待遇、高级人才超常待遇、艰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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