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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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本文作者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东)人,约生于金· 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至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为宋金时代著名医家。当过军 医,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2),曾召补过太医,但不久即辞去。与麻知几、常 仲明等,日游水(许昌北汝河)之上,讲论医理。医术高超,人称“望而尽其工, 闻而尽其巧,问而尽其神,切而尽其圣,集工巧神圣于张从正一人”。故有“神医” 之称。融贯《难》、《素》之学,其法宗刘河间,合李东垣、朱丹溪而为“金元四大 家”。刘守真是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张子和私淑河间学派,但有独创,为攻下派的代 表人物,工于汗吐下三法,多有效验。张氏性格孤傲,当时医学界对扶正驱邪两者的 关系在看法上有分歧,子和所提“驱邪所以扶正”的学术观点及由此而创的攻病三法, 甚为同道排斥,加之汗下吐这一套不符合伺候王公大人的需要,所以很不得意。晚年 尤消极,然临财廉,有医德,甚为人称颂。

课文简析

文章论述了邪气为致病之因、祛邪所以扶正的学术思想,认为所有祛邪之法皆可归入汗下吐三法,集中地反映了张氏的医学观点。这对当时滥用补法的现象具有针砭作用,但在对攻补关系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一段言邪实引起正虚,并举良、粗、谬、庸四工的治疗特点,赞良工之治实,贬庸工之治虚;第二段说喜补乃时弊,并表示著文目的是“庶几来者有所凭籍”;第三段讲疾病皆由邪气造成,说明运用攻邪之法的根据;第四段述有邪积不可补,无邪积始可补,分清攻补之法各自适用的范围;第五段析三法的不同用途,并以《内经》论证祛邪唯有三法;第六段将治法归为上行、解表、下行三类,阐明三法能概括众法;第七段叙《儒门事亲》编排的特点以及这样编排的原因。

虚实:指正气虚和邪气实两种表现。

表实者里必虚:如果体表邪气实的话,体内必然正气虚。者:助词,此有表假设之义,作"如果 的话"解。

常:一般规律。

良工:良医。古代称医生为治病之工。

粗工:医术不高明的医生。

或:有时候。治其虚:即扶正用补法。

治其实:即驱邪用攻法。

幸中(zhòng):侥幸地治对了。中:命中。

谬工:不通医术,滥行施治的医生。

实实虚虚:使实证更实,使虚证更虚。使动用法。后"实"和后"虚"为前"实"和前"虚"的宾语,用作名词。即实证用补法,虚证用攻法。

着:显著,明显。

罪:名词活用为动词,责怪、谴责。

庸工:没有真才实学,只会敷衍应付的医生。

渠:他。第三人称代词。

省:检查。

鲧湮洪水:鲧(gǔn):夏禹王的父亲。号崇伯。湮:堵塞。传说舜命鲧治水,鲧用水来土湮的筑堤防水之法,历经九年而终无效,后来舜将其殛死于羽山。此以喻庸医滥用补法,越补越坏事。

五行之道: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此指五行中的水性。道:规律。

与其:“与其”与“不若”构成固定结构,即“与其 不如”。逆:违背。 不见用:不被聘用。见:被。

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哪里再考虑病人的死活呢?复计:再考虑,计议。

世无真实:世上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

诠:论述、解释之义。为文体之一种,用于对某种问题的论述和解释,如本文即是。 该:通"赅",《说文》:"备也。"总括一切、全面包括的意思。

庶几:同"庶乎"或"庶"。此处表"希望"之意。

夫病之一物:疾病这一东西。之:结构助词,表同一关系。“之”的前后两项并非领属关系,而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此“之”为表同一关系的结构助词,可译为“这”,或不译。

揽:全取曰揽,如包揽,兜揽。即“整个儿地”,或“一股脑儿地”。

传:即传经。由一经的病证传变到另一经的病证。即病证流传演变。

自尽:病邪自行消除。

颇:稍微。

已:停止。指病愈。

论:论说。

真气:泛指元气。

胜:强盛;充足。

交弛横骛(wù):指病邪充溢横流,盛实扩散,就像一群野马交错急驰,狂奔乱跑。驰:狂奔。骛:乱跑。

脉脱:脉息微弱将绝。

下虚:下元虚衰。

处之者三:病邪进入的地方有三处。处:居止,引申为“进入”。

或:有时候。

走注:风痹的别称,又名行痹。证见游走性疼痛。《素问 痹论篇》:“黄帝问曰:痹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

麻痹不仁:肢体麻木,没有知觉。

汗而出之:用发汗法驱除邪气,汗:名词用作状语。

宿食:又称宿滞、食积或伤食。指食物经宿不消,停积胃肠的病证。

涌而出之:吐着使它出去。即用吐法驱除病邪。

寒湿:指湿困脾胃,损伤脾阳的病证。固冷:指真阳不足,阴寒之邪久伏体内的病证。 泄而出之:用泄泻法驱除病邪。

散(sàn):分开、分别,与聚相对,不集中,散在各处。动词作状语,修饰“论”。 流:流散,分别,不固定。作状语,修饰动词“言”。言:论述。

一阶:一途,此即指一种治法。

数篇:指《素问》中的第七十四、七十一、七十、六十八等篇。

各:各篇,指《至真要大论》等数篇。断:判断,断定。

具:写,陈述。

《补论》:《儒门事亲 卷三》中的一篇。

“辛补肝”五句:按中医五行理论,辛味入肺,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因作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故云。其余“咸补”等仿此。此说与《素问 藏气法时论》等有异。

至其统论诸药:至于其中总括地论述各种药的性效。至:至于,介词。统:总括。 殊不言补:完全不说补法。殊:绝对;完全。 然则:既然如此,那么。可直接译为“那么”。 若:此。草木:指药物。 口体:复词偏义。义偏在“体”,身体。 德教:道德教化。 兴平:兴盛太平时期。 粱肉而已:吃饭吃肉就行了。粱肉,名词活用为动词,即吃饭吃肉。 过:过失。此指病邪。 世已治:社会已经平安。 刑措:把刑罚搁置起来。措:放置,搁置。 瘵(zhài):病,《诗 大雅 瞻卬》:“士民其瘵”。亦可指肺结核病,如痨瘵。

未由也已:无从治疗了。也已:语气词连用。也:表抒缓语气。已:同:“矣”,了。

各立门墙:各立门户。指医学上的门户之见,即各立派别。

能兼众法:能兼代各种治法。兼:兼代综括。

有揃(jiǎn)有导:揃:用静修的方法养生治病,如气功中的坐功、卧功等。导:导引,和“揃”相反,用运动的方法锻炼身体,呼吸吐纳,防治疾病,如华佗的五禽戏及后来的太极拳等。

其:我。

诬:曲解。

引涎、漉涎:使涎液流出,便于涌吐。

嚏(tì)气:用药吹入鼻孔,通气开窍。

追泪:用药搐入鼻孔,泪出为止。

蒸:用煮药的热气蒸患处。

熏:用药烧烟熏患处。

渫(xiè):用药洗涤,除去污浊。

熨:药物加热后用布包熨患处。

烙:用金属烙器煨热烫患处。

砭射:用砭石等磨刮患处。

催生:用药物催促孕妇分娩。下乳:用药物或针法等使孕妇乳汁通下。

磨积:消除积滞。逐水:泻出积水。

破经:通经行血。泄气:泄导正气。

相:视,观察。

率:比例,用作动词,按比率统计。

所当:所占的比率。

条:列出,说明。

别:另外。

《原补》:见《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该篇在《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凡在下者皆可下式》三篇之后。

预:参与,掺杂。

《内经》曰:指《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里所说。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意思是知道其中的要领,一句话就能把问题说得清楚透彻。

是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此为宾语前置句,即“谓是”。“之”为宾语前置标志。“是”为代词,作宾语。

重点归纳

一、通假字

1. 所以该治病之法也。“该”通“赅”,包括。

2. 使不预三法。“预”通“与”,参与、列入。

二、重点词语

1. 纯:完全。 2. 渠:他。

3. 终老:老死。 4. 湮:堵塞。

5. 诠:解释。 6. 该:通“赅”。概括。

7. 诸:之于。兼词。 8. 揽:挽;拉到自己身上来。

9. 颇:稍微。 10. 处:居止。

11. 客:留止。 12. 散:分散;分别。

13. 流:分散;分别。 14. 阶:途径。

15. 具:陈述;详备。 16. 至:至于。

17. 统:总;概括。 18. 殊:绝;完全。

19. 止:只。 20. 若:此。

21. 口体:义偏于“体”。身体。 22. 德教:道德教化。

23. 及:如果。 24. 过:过失。此指病邪。

25. 措:搁置。 26. 瘵:病。

27. 门墙:门户。 28. 相:察看。

29. 率:比例。 30. 条:分条列举。

31. 左:下。 32. 预:参与。

三、词义辨析

┌ 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希望)

庶几→│

└ 是妇贫而无厚味,寡而无欲,庶几可疗也。(也许)《丹溪翁传》

率→

┌ 以十分率之。(划分比例) │ │ 以是为率。(比例)《华佗传》 │ │ 乃率其子爔载柎以行。(率领)《徐灵胎先生传》 │ └ 率尔自逞俊快。(轻率)《大医精诚》

┌ 殊不言补。(完全)

殊→ │

└ 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不同)《华佗传》

┌ 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看)

相→ │

└ 主相晋国,于今八年。(辅佐)《秦医缓和》

止→

颇→

┌ 使用药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只) │ └ 府吏兒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到 去)《华佗传》 ┌ 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稍微) │ └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很)《〈汉书·艺文志序〉及方技略》

四、词语活用

1. 实实虚虚。(实、虚:使动用法,使 更实,使 更虚。)

2. 故可得而罪也。(罪:名词作动词,责怪。)

3. 出之者亦三也。(出:使动用法,使 出。)

4. 可汗而出之。(汗:名词作状语,用汗法。)

5. 热客下焦。(客:名词作动词,侵入。)

6. 若人无病,粱肉而已。(粱肉:名词作动词,吃粱肉。)

7. 病之去也,粱肉补之。(粱肉:名词作状语,用粱肉。)

8. 以十分率之。(率:名词作动词,划分比例。)

9. 吐者,瓜蒂而已矣。(瓜蒂:名词作动词,用瓜蒂。)

10. 各条药之轻重寒温于左。(条:名词作动词,分条列出。)

五、特殊语序

1. 是之谓也。(宾语前置。宾语:是。)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约生于公元1156-1228年),睢州考城(河南)人。大定明昌间(公元1190年左右)以医闻名于世,曾被金朝(兴定中)召补为太医。他崇奉刘完素学说,著有《儒门事亲》一书,凡14卷,他的疾病分类法宗刘氏的六气论,分为六门,治病方法则宗汉代张仲景汗、吐、下叫做三法。他善于使用剧烈的泻下剂和催吐剂,尤注意泻下,被称为攻下派,他的立论认为病由邪生,攻邪才能已病,因此成为攻邪学说的代表者,与刘完素,李东恒,朱丹溪齐名,号称“金元四大家”。

传张从正之学的有麻九畴,常德、李子范等皆成名家,他用药多取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卓效。据元人张颐斋序《儒门事亲》说:“近世惟河间刘守真深得长沙遗意,故能以斯道鸣于大定明昌间,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焉,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密,辨实于虚,识燠于寒,以至阴阳之所以造化,运气之所胜复,风土之异宜,形神之殊禀,无一不究其极,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世矣。”①足见张氏的学术成就,对后世医家有很大的影响和发展。

攻邪观点的形成

张从正攻邪观点的形成,因素颇多,其中不仅着重研究阐发《内经》、《难经》、《伤寒论》、《本经》等经典著作的意旨,还私淑刘河间的火热论学说,加以发展。张氏认为攻邪的意义,主要是因病由邪生,攻邪才能却病。他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也。或自外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盖病邪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病症的

所由。又说:“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巳,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②同时,金元时代战争疾病流行,而当时社会上滥用温补的医疗风气盛行,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张氏在《吐汗下三法该尽治病诠》中指出:“庸工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不见其迹,渠亦自不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补药补我,彼何罪焉?’虽死而亦不知觉。”又说:“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③可见当时医者,病家喜补恶攻的弊病迭出,张氏见此与《内经》相违背,所以提倡“夫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这是张氏形成攻邪观点的思想基础。

攻邪理论的依据

攻邪学说的理论本源于《素问·六微旨大论》:“非其位则邪”,“变则邪气居之。”张氏指出“夫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他认为“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指出这三种发病乃诸气失去常度即变为邪,这种观点符合《灵枢·百病始生》所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淫,不可胜数。”他以内在和外在的致病因素产生疾病,总是由病邪强加于人体而成;故治疗首当攻去其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这些都是不同方式的攻邪方法,他根据这些方法,执简驭繁,归纳为汗、吐、下三法。在三法之外,张氏还善用针刺出血,以收疏通血气之效,他说:“出血之与发汗,名异而实同。”这都是以《灵枢·经脉篇》,“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和《素问·调经论》,“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气血,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等论述为根据的。所以他认为血气流行失畅,可产生内在之邪或招致外来之邪,邪若内踞,便加剧了血气的滞流;而造成淤积等产生各种病变,治疗上总以祛邪为急务,藉祛邪的手段达到恢复人体血气流通的目的。所谓“陈莝去而胃肠结,症瘕尽而营卫昌”,说明他的祛邪安正的理论依据实基于此。 攻邪三法的发挥

发汗、催吐、泻下三个主要治疗方法,是张从正根据《内经》理论,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而归纳为攻邪三道去路。他认为天、地各有六气,人食有六味,失去常度,变成天、地、人三邪发病,分属上、中、下三部。他说:“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起,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痼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至于统论诸药则曰:“辛甘淡之味为阳,酸苦咸之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只有三法,无笫四法也。且予之三法,所兼众法。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薰、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④他把这些不同方式的攻邪方法归纳为汗、吐、下三法,作为主要治疗法则。他说:“以余之三法,所以该众法也;然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众法所当才一二也。”⑤这符合《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所以汗吐下三法的范畴,是极其广泛的,包括方药、针灸、薰洗,按摩、导引筹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张氏充分发挥他掌握的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作斗争,收到了许多满意的疗效。所以他说:“予所论之法,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⑥据考证,在“《儒门事亲·十形三疗门》中载医案139个,其中下法和吐法兼用的占40%;用吐法的占30%;单用汗法占4%,汗吐下三法并进的占5%;用针刺出血的占10例;用精神疗法的有4例。”⑦足见他对发汗、催吐、泻下的三法,确具有丰富的经验,无论从临床实践,或从传统的治则理论来讲,都有卓越的见解和巨大的发挥。

攻邪三法的临床运用

如上所述,张氏攻邪学说对邪正的关系,首先认识的是病由邪生,不论病邪是从外而入或由内变化而产生的,总属邪气强加于人体。己病必先攻邪,邪去而正气自复,故他认为攻邪只汗吐下三法,而无第四法。并说:“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虚,或治其实,有时而幸中,有时而不中;谬工之治病,实实虚虚,其误人之迹常著。”“夫粗工之与谬工,非不误人,惟庸工误人最深。 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诠,所以该治病之法,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⑧

张从正精心于汗吐下三法攻邪的研究,实践证明确实收到显著的效果。他指斥庸工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误人最深。故何西池说:“子和治病,不论何症,皆以汗吐下三法取效,此有至理存焉!盖万病非热则寒,寒者气不运而滞,热者气亦壅而不运,气不运则热郁痰生,血停食积,种种阻塞于中矣。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非三法何由通乎。”⑨ 所以张氏“仍于三法之外,别著原补一篇,使不预三法,巩后之医者泥于补,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药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这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1、汗法:张从正在《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指出:风寒暑湿邪气在于皮肤之间,而尚来深入者,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汗。发汗的方法有多种。不但辛温可发汗,寒凉亦能发汗,此外还有薰渍、导引等。发汗的方法既多,适应的范围亦较广。它不仅用于外感暴病,而久病亦可以奏捷。孙台石说:“如伤寒冒邪者汗之,及大头瘟头面肿胀,并热为寒包,喘息难眠,诸风湿症,一汗可安;痈毒初起,经曰:‘汗之则疮巳’此皆邪随汗解。久病者,如风寒久伏肌髓,微热恶风,累月疾疟,诸寒湿肿胀,皆可汗之,年远厉风,大汗驱之。”然而张氏临证远不止此,如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不化,若脉见浮大而长,身表微热者,都使用了汗法,甚至与吐法下法先后连用,或且吐法和汗法兼用。如破伤风,惊风、狂、酒病、痹症筹,都随证精于吐下之后继用汗法,甚至汗吐下并用。至于辛温发汗与辛凉发汗的具体分辨,确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说:“凡解利伤寒时疫疾病,当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参之。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少壮气实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病人禀性怒急者,可辛凉解之;病人禀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病人两手脉浮大者,可辛凉解之;两手脉迟缓者,可辛温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寒凉及与辛温,皆不知变通者。夫地有南北,时有寒暑,人有衰旺,脉有浮沉,剂有温凉,服有多少,不可差互。”⑩

张从正汗法所用方药,辛温剂则多用仲景麻桂汤方,辛凉剂则多用河间防风通圣散与双解散。但临证时又不泥于此,如前所述之灸、蒸、熏、洗、针刺、导引、按摩等发散取汗解表者皆是也。现将余在多年临床应用汗法的病案中,举一例于后:

伤寒扶中湿:乡人,胡某,壮年妇女,因遭暴风雨袭击与贪凉露宿,致病三日。症见头痛,恶风寒,发热,周身骨节酸痛不能转侧,无汗,心烦,大便溏泄,日八九行,水谷不入,脉浮而涩,病情危笃。前医虑其体质素弱,心烦,溏泄,不敢取汗,治以兼补无效。深夜求诊,余以其头痛,恶风寒,身热,周身烦疼,脉浮,认为寒湿在表,因表实无汗,邪无由去路,而玄府闭塞,则邪势必倾向腑脏而传,是有恶变之虞。前贤曾经说过:“须汗而不与汗者,使毛孔闭塞,令人闷绝而毙。”急拟麻黄加术汤,投药一剂即见遍身汗出,翌晨诸症顿减,次以苓桂术甘汤加干姜一味,连服二剂而安,并嘱注意将息,食补善其后。 按;子和说:“《内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此以风为根,非汗不出。”本例外有表证,内有里证,投用麻黄加术汤,是因其寒湿之邪著于肤表,表实无汗,邪无从出。故取麻黄汤发肤表之汗,以散去寒湿;又虑其体弱,一发过汗,寒去而湿反不去,乃加白术补脾,而助驱除湿邪,即此发汗中寓缓汗之法,嗣而表解而里可调,次以苓桂术甘汤加干姜,以扫除内外滞留寒、湿之余邪,故见效如此迅速。2、吐法:《内经》说:“其高者,因而越之。”王冰说:“上盛不已,吐而夺之。”这都是指导临证对病变在上者,需因势利导,运用涌吐法使之病邪或有害物质从口吐出,从而缓和病势以至达到愈病。张从正说:“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药或丸或散,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然则四时有急吐者,

不必直待春时也,但仲景言其大法耳。”⑾

故凡留胸脘部分的有形之邪,施用吐法,可以疏解郁结,宣通气机,排除病邪,免致流入腑脏,由轻转剧,或使服食的毒物得以排除,免致毒性流布周身,发生中毒的危险。诸凡病变在胸隔之上,无论其为痰涎,为邪浊,为饮食,攻之不能散,达之不能通,必以酸苦之药涌之,使得不伤胃气,而病易愈。刘河间曰:“仲景云:伤寒三四日,邪气未传里,其邪气在上,用瓜蒂散吐而差,岂可俟汗。”张氏吸收了历圣名方验证,略举数者如“《伤寒论》中以栀子厚朴汤以吐懊憹;瓜蒂散以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孙氏《千金方·风论》中散、方往往皆效;宋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

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运,头风恶心,沐浴风;明代《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噤不开,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宋《总录》方中以常山吐疟;《孙尚方》以三圣散吐发狂;《补亡篇》以远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预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药也,皆有效者。”⑿

张从正既理解到上脘之病,可涌而去的理论,又接受了前人的经验,并通过临证实 践的检验,便益笃信而用之神。他说:“余之用此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足见张从正用吐法其取效之捷,都是经过长期临证实践中获得的。

他对吐法的具体运用:伤寒头痛,瓜蒂散;杂病头痛葱根白豆豉汤;痰食证瓜蒂末(独圣散)加茶末少许;两胁肋刺痛,濯濯有水声(湿在上),独圣散加全蝎梢,凡吐至昏眩,不必惊疑,如见头眩,饮冰水可解,无冰水,亦可用凉水。身体强壮的,可一次强吐而愈:身体较弱的,可分三次轻吐。吐后第二天,无论是见轻快或者转甚,只要吐之未尽,可等候数日再吐。吐后觉渴的,可用冰水、瓜、梨、柿之属以解渴,不必服药。吐后禁贪食过饱和难以消化的食物,并禁止房事和七情刺激。他的这些经验,都是指偏于热证实证而言的。

他并认为:凡用吐剂,宜先小服,未效渐加,并可用钗股、鹅羽探吐,不吐再服药,再探引,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如吐不能止,因于藜芦的,可用葱白汤解之;因药后吐不止,可用甘草贯众汤解之;因于瓜蒂的,用麝香煎汤解之;其他一切草木药吐不止的,都可用麝香汤解。如有下列情况,则禁用吐法:㈠性情刚暴;㈡好怒喜淫;㈢信心不坚;㈣病势临危;㈤老弱气衰;㈥自吐不止;㈦亡阳血虚;㈧诸种血证。这些都是经验之谈,是值得重视的。

他还恳切地说:必标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听浮言,审明某经某络,某脏某腑,某气某血,某邪某病,决可吐者,然后吐之,是余之所望于后之君子也,庶几不使此道湮微。⒀

大抵吐法必须辨证而后用,上述指出多应用于病变在上,病情严重、危急,必须迅速吐出积结的实证。如气息急迫的喉风、喉痹、乳蛾可用《重楼玉钥》雄黄解毒丸吐去痰涎;中风痰厥,不省人事,顽痰停滞胸膈,鸣声如锯,可用稀涎散吐之;食停胃脘,不能消化而胀满之暴食伤中,服毒不久,可用瓜蒂散吐之;水饮留伏结聚胸膈,均宜运用吐法或吐下兼用,皆可神效。兹举本人治验一例,以见一斑。

一老妪,致病半年多,逐日增剧。心下至少腹痞满胀痛拒按,心中懊憹,起卧不安,大便秘结,口渴,舌燥,苔黄,脉寸浮关沉。察其形素盛,且喜饮冷多年,知其膈间必有留饮,误食酒油辛热之品,则水与热搏结于心下,致成留饮结胸。数服大陷胸汤泄热逐水,得快利,胸胀满疼顿减,余症亦退。利止数日,心下续得痞满扪疼,诸症复作,乃予甘遂半夏汤十多剂。每次药后,反应剧烈,但得涌泄之后,症状顿减,竟至病愈:所谓“药不瞑眩,则厥疾弗瘳。”

3、下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土郁夺之,”王太仆注曰“夺谓下令无壅碍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重而减之。”即减去其重积,亦具有下泻之义。又说:“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指出其病在下者,应该用疏泄的治法,以竭其邪气,中焦胀满之病,应泻其内里之蓄积,这些都是说明取下之一法。即张从正提出:“凡在里者,皆可下”的理论依据。

他说:“下之攻病,人亦所恶闻也。然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留之则是耶?逐之则是耶?《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

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结,症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⒁

有邪实存在,下之即所以为补。如余治一青年,肝经湿郁化火内动,扰乱心神,而发梦泄,医以畏虚,多从补肾固涩,肌肉消瘦,症情日益加重,予以龙胆泻肝汤加大黄连服数剂而病瘥。泻肝火之所以救肾水之亏损,清湿热之所以祛中州壅滞,以清泄之法,变为滋水健脾,此即以攻为补之义。诚体现攻下法的辨证观点,何况攻下用于大实之证,如“大积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坚”,下药真是补药也!

他又说:“《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欲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中州土也,兼载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为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廪,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

脾主运化,胃主消磨,总以通畅为贵,一有积滞,诸症蜂起,惟有攻下而消其积,导其滞,才是根本之图。故张从正甚赞大承气汤的功用。指出:“土郁之为夺,虽大承气汤亦无害也。试举大承气汤之药论,大黄苦寒,通九窍,利大小便,除五脏六腑积热。芒硝咸寒,破痰散热,润肠胃。枳实苦寒为佐使,散滞气,消痞满,除腹胀。厚朴辛温,和脾胃,宽中通气。此四味虽为下药,有泄有补,卓然有奇功。刘河间又加甘草,以为三一承气,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尝以大承气改作调中汤,加以姜枣煎之,俗见姜枣以为补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黄芒硝也。此药治中满痞气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气快,膈通食进。”⒂

张从正的攻下法,虽然重视对脾胃消积导滞,但不局限于此,他认为:“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而为病者,下之后,热气不尽,当再下之;若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里壅内实,可下之;伤寒发热大汗之后,发热脉沉实,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可下;目黄九疸食劳,皆属脾土,可下之;落马坠井,打扑损伤,汤沃火烧,车碾犬伤,肿发焮痛,日夜号泣不止者,可下;杖疮发作,肿痛焮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数日不食者,可下。至于攻下之方法,有寒下,温下、峻下、缓下,当辨其不同邪实,或热壅、或寒结、或水聚、或痰滞、或湿积,或血淤等病机不同,而所采用攻下方药亦有分别。如寒下热结,里壅内实宜大承气汤或导水丸;温下散寒,温经止痛,宜大黄附于汤;峻下逐水宜十枣汤或神佑丸;泻热逐水,宜大陷胸汤;缓下润肠,宜麻子仁丸;外解少阳寒热往来,内泻热结烦痞,宜大柴胡汤加减;表里双解,疏风清热,宜防风通圣散;跌仆损伤,汤火车辗,肿发焮痛宜通经散下导水丸;清热利湿退黄宜茵陈蒿汤;降逆逐痰,宜滚痰丸;破血下淤宜桃仁承气汤或下淤血汤。总之,如非邪实之证,则不能任意妄攻。如洞泄寒中者,伤寒脉浮者,表里俱虚者,心下虚疼者,厥而唇膏,手足冷,小儿内泻转生慢惊,及两目直视,鱼口出气者,暨十二经败证等,均列为禁下之例。

张氏下法范围广泛,如“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前人曾经说过:“须下而不与下者令人心内懊憹,胀满烦乱,浮肿而死。”可见攻下一法,只要认真辨证,分析寒热虚实,取其当下则下,无不应效。

攻邪学说的影响及其评价

张子和的攻邪三法立论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具有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内容,对指导临证确有实用意义和医学科学价值。他运用得体微妙,范围广泛,应机灵活,迭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实践,不断验证并获得发展。如翟玉华说:“吐下汗三法,张子和用之,取效甚捷,但施用壮健之人则可,若虚弱者则不可轻用也。然攻病之法,亦不出此,其升之、举之、提之皆吐之意也;其降之、抑之、行之皆下之意也;其清之、散之、疏之皆汗之意也。至于当补者,又非专主于增补收摄,凡调之、养之、温之皆补也。去其所害,而气血自生,借攻为补,亦是一法,学者不可不知。”孙台石说:“张子和治病,不离吐下汗三法,本疗暴病,而久病亦用以奏捷。”这些医家都证实了三法的功效。同时攻邪法也不断有所发展,如朱丹溪的“倒仓法”;吴又可“开门祛邪”的立法;喻家言的“逆流挽舟法”;王清任的“逐血淤”等。实践证明,确具良效。如血证之治。滑伯仁说:“血既妄行,遗失故道,不去血行淤,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尤在泾说:“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淤者未去,则新者不守,人未易知也。”一般来说,即使是慢性疾病,也应要疏濬经络,通调血脉为原则。损有余即所以补不足。足见攻邪之法,亦即补摄之法。

祖国历代医家无不注重人体气血的通调,认为血贵流而不贵塞,塞则淤积不行,或离经妄行,或留结不

散,或污秽经隧,变症百出,所以《内经》有:“恶血”、“留血”之称。这些理论与现代医学“ 慢性血管内凝血”(D1C)的概念,可以说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无论实验研究,或是临床实践方面,越来越具有极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特别近年来通过对化淤活血,通里攻下,清热解毒等治法的临床验证,充分说明张子和的攻邪学说的正确性。“如天津南开医院根据‘以通为用’的原理,对急腹证(包括急性阑尾炎、急阑合并腹膜炎、急性胆囊炎等)采取以中药为主的中西医非手术治疗,取得一定的疗效,受到世界外科学会的重视。又如有报导以活血化淤,通里攻下,清热解毒为主治疗52例流行性出血热,全部治愈。”⒃此外,如急性传染性肝炎、乙型脑炎、肠伤寒、重型肝炎等数十种疾病,采用中药通里攻下,清热解毒,化淤活血,也均收到预期的效果。我曾治疗过二例危重病人,一是慢性化脓性心包积液,一是颅内占位性病变(左顶叶脑脓肿),曾决定转送高级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但转送中间阶段,而试用中药逐水通阳及通里攻下,清热解毒,而迅速治愈。综上所述,张子和的攻邪学说对后代医家与现代医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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