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 图文

《2012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祝华新 刘鹏飞 单学刚

摘要：2012年微博客继续升温，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在积累和叠加，网民对深化改革表现出热切的期待，有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取向的意识形态论争重新抬头。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民间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态度强硬，但仔细辨析，其背后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单纯的民族诉求。以《人民日报》开设法人微博为标志，微博“国家队”崛起，拓展了官民对话渠道。

关键词：网络舆情 法人微博 意见领袖 一、2012年的网络民意诉求和社会热点 （一）网络舆论继续升温，社会压力有待释放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和叠加；中央政府高扬“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旗帜，而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往往难以冲破现有利益格局的藩篱。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突发舆情因素有增无减，如弱势群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政府公共治理的越位和缺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与民争利，以打压民众权利的方式维稳，都会让一些冲突个案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为公共事件，拷问政府的公信力。

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远低于美英日韩（均在70%以上），但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社会转型期法治的不够健全，传统媒体侧重舆论导向而舆论监督功能严重弱化，互联网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唯一比较畅通的通道，是网络舆论发达的根本原因。通过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听取公众诉求，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释放社会压力。

我们选取了3家论坛（BBS）、2家微博客和2家社交网站（SNS），汇总出这一年的20件热点事件。在前20大热点事件中，忽略新计入的社交网站帖子数量，也全部超过了百万热帖量级。2012年100万至1000万热帖的话题数量有14件，与2011年的13件相比，增加了1件，大体相当。

表1：2012年度20 件网络热点事件

注：以上数据中，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社区为主帖数，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人人网和开心网为主贴和转帖总和。

（二）网民解构国内外主流宏大叙事，民生主题凸显

2012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税与金融杠杆作用下，CPI和PPI双双下滑，房价、电价、油价上涨趋缓，先跌后涨，与普通市民日常消费的切身体验、观感和愿望仍存在差距。各地阶梯式电价方案在听证会和市民意见征集后试行，网上掀起各种“伤不起”的声音。

政府的公共治理暴露出诸多瑕疵，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继2011年地沟油事件后，中央电视台2012年4月揭露毒胶囊事件，再一次震惊全国。网民调侃：“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涉得了水塘，制得成酸奶，压得成胶囊，2012，皮鞋很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吊销了3家胶囊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从7月份的四川什邡市钼铜项目、江苏启东市造纸厂排污项目，到10月份浙江宁波的PX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引发群体环保抗议，陷入“邻避效应”

（Not-In-My-Back-Yard）。特别是PX项目，从2007年的厦门到2011年的大连，频频遭遇抵制。地方政府从立项到民众上街后的仓促下马，均未经过程序化的民主决策，给老百姓不闹不解决、闹得越大解决得越快越彻底的暗示。这种危机处置模式破坏性强，成本极高，亟待搭建公共政策公开公平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

2012年，“强制”作为一个副词，仍然与“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新闻记忆相联系，尽管数量上有所减少。陕西镇坪县怀孕七月孕妇遭强制引产，辽宁盘锦民警在强制征地中枪击村民，都引发舆论质疑和批评。

（三）网络反腐专业化、常态化、娱乐化

网络曝光密切监督社会，一块手表、一根皮带、一盒名烟、一个表情，“附着信息效应”显著，都可能成为反腐风暴的导火索。有人调侃：“微博时代，官不聊生”。

在延安一起惨烈的车祸现场，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露出不恰当的笑容，遭遇网友“人肉搜索”，被发现戴有多款名表。鉴定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等网友推断其佩饰超出合法收入。三峡大学刘艳峰同学还向陕西省财政厅、安监局，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当地纪委最终介入查处。

官员履历近几年来也备受关注，从当年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到2012年的湖南湘潭“90后”女性王茜拟任区发改局副局长，“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均引起平民百姓的愤怒。从“表叔”到“房叔”（广州一位处级干部被查出游22套住房），网民反腐屡建奇功，恰恰警示制度化反腐的阙失面。

（四）“最美”人物迭现，良善需要制度支撑

2012年，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中“最美”人物最多的一年。杭州“最美司机”吴斌，佳木斯奋不顾身营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广州“托举哥”周冲，北京7.21日暴雨之夜打“双闪”到机场接运滞留乘客的私家车主，互联网已成为中国人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信息总汇和精神家园。

网上存在大量对“中国式陋习”的隐喻与吐槽。“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中国式接孩子”，家长们驾着各式交通工具，学校门口瞬间失控，嘈杂犹如集贸市场。在转型期社会存在诸多瑕疵，如何避免“破窗效应”，维系公序良俗，提升国民文明水准？对理性、规则、公德和法治理念的反思，都成为国民心态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五）国际议题增加，民族诉求背后蕴藏民生诉求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得到上升，国家领导人“提着钱袋”访欧（外国媒体用语）。中国人比以往更渴望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尊重，因此在遭遇周边领土领海争议时，表现得情绪激烈。

2012年的爱国主义旋律，与2008北京奥运之年有所不同。那一年虽然发生了火炬传递中的街头激情，还有地址家乐福的躁动，但总体而言是平和表达，最终归结为喜迎五洲嘉宾，展示大国雄风。而从南海问题倒钓鱼岛风波，网民感到的不乏压抑、憋屈和愤怒。

民族情绪本是把双刃剑。9月15日、16日，西安、长沙、株洲、深圳、江门等多城市的反日游行中，出现了针对日系车主和日货商场的大规模打砸抢行为。用U型锁重伤日系车主李建利的嫌犯蔡洋，身材粗壮，河南南阳郊区农村的“90后”，来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曾两次掉下来，“差点摔成脑震荡”。他曾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平日没有倾诉的对象，下班后沉迷枪战游戏。蔡洋的内心郁积，终于在9月的事件中找到宣泄的出口。

据湖南省纪委干部陆群在个人微博“御史在途”透露：某市拘留了47名参与打砸日系车和日货店的青年，在讯问时发现，有12人不知道钓鱼岛在哪里。这进一步验证，反日游行中，相当一部分民族诉求背后蕴藏的，其实是底层百姓反对贫富分化的民生诉求。街头施暴者违法必究，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无望的处境需深刻反省，找到救助和矫治之策。

二、2012年网络舆论生态

（一）网络民意表达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微博用户也达到1.7亿人。2012年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正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网进入爆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城市均宣布要建设“无线城市”。新技术媒介的发展，既扩大了网络舆论的参与人群，也便于网民随时、随地上网而提升了网络舆论的频率和强度。

微博客新增用户遭遇瓶颈而趋缓，但微博客的影响力继续发散。微博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和主力平台。一些部级研修班，每日留出15分钟请专家介绍微博热点，养成官员使用微博的习惯。

面对王立军事件这一突发因素，在传统媒体和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网民充分利用微博，以及SNS（社交网站）、论坛等网络“自媒体”，掀起了真相“挖掘机”和“搜索拼图”风暴，甚至一度摆脱了新闻依赖，展现出空前的舆论能量。

（二）“90后”青年登上互联网和社会舞台

2012年，“90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开始走出校园，600万几乎和互联网同龄的一代人开始踏入社会。青年网民思维活跃，熟悉互联网新兴媒介，具有丰富的信息渠道，生活方式与互联网难分难解，“杜甫很忙”、“元芳，你怎么看”等网络流行词也成为群体语言符号。

在广东乌坎事件中，15岁的大男孩“乌坎鸡精”和“乌坎爱国青年团”的微博，一度成为村民抗争的唯一信源。在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率先走上街头的是中学生。在广州反对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车站的“举牌哥”是高一学生陈逸华。在香港“国民教育”教材风波中，12万人的游行，最初竟是由黄之峰等3名中学生在“脸书”网站发起。

青少年网民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议题的设置。“90后”已经登上了互联网的舆论舞台。青年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伴随着民众热衷于对“身边事”的积极表态。但一些年轻人在环保抗议事件、反日游行中，表现得冲动偏激，引起舆论的忧虑与争议。

与“公共知识分子”雄踞新浪微博和思想文化类网站不同，草根网民公开自称“屌丝”，让成人社会大惊失色。这个不雅词表现的是小人物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减压，集辛酸和恶趣于一体，在插科打诨中表达出对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的“集体焦虑”。“屌丝心态”甚至上了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政府和全社会需大力维护起点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给新生代以职业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

（三）中产阶层的社会向心力需要修复

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存在扩大可能，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各界怀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迫切希望拥有稳定、庞大和富有公民素养的中产阶层家庭。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开始触犯中上阶层的安全和尊严，这种趋势在2012年得到延续。

浙江东阳市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企业界很多人对其抱有同情。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重审，终审判决为死缓，刀下留人。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温州私营企业家“跑路”，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暂时闪避。温家宝总

理在全国“两会”上，公开承认“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改革试点。

沈阳商家担心政府逾法重罚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满城尽是卷帘门”。商家罢市比主要是“社会闲杂人员”参加的群体性事件，性质更为严重。商家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四）网络论争的非理性化

2012年初最热闹的是，麦田、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门”引出的“方韩大战”。“韩粉”与“方粉”也爆发口水战，势成水火，大量诉诸主观情感的言辞，显示出科学理性思维的贫乏，一些“意见领袖”也卷入其中。当一些知识界网友经常嘲笑官员“触网”笨拙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在“方韩大战”中交了一份不合格答卷。

微博是交流参与的平台，但也具有某种“毒性”。一条微博140字，只能展示结论，不适合充分展示论证过程和论据。《中国青年报》曾撰文分析：微博网友经常Listen half（听一半），understand quarter（理解四分之一），think zero（零思考），却做出了react double（双倍反应）。消解微博的毒性，不妨鼓励长微博和新闻链接；同时开设博客，用博客梳理思想、沉淀情感。最早的微博玩家“和菜头”10月宣布暂时退出微博，怀疑微博的碎片化阅读“对大脑有所损伤”，让人易怒、易挑衅、易轻信，无法专注。

近来网上论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微博约架”。其实网友大都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只是各种利益摩擦和社会矛盾激化，耐心渐失，容易迁怒于另一种“药方”和“大夫”。一些活跃在互联网、传统媒体和社会讲坛的公共知识分子被妖魔化，“公知”渐成贬义词，除了左翼网友的刻意贬低，也因为知识分子对国情和改革的复杂性失察，遇事话往狠处说，远离了底层民众的现实诉求和心理。

其实，网上无论“左”和“右”，不管其具体主张如何幼稚和荒谬，都在不同方向上拓展了全社会的言论空间，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的开放。网上论争，正是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表现。但如何用好网络话语权，彰显社会责任，提升各群体媒介素养，对网民特别是“意见领袖”来说，已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五）网络谣言需要刚柔并济的“生态治理”

网友匿名发言，频繁深度交流，缺乏法律和伦理的强有力约束，因此互联网可能成为谣言和偏激声音传播的温床。虽然网友对“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提法持换衣态度，但应该承认，一些网络谣言，像“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等，对社会秩序有损害，容易导致人心浮躁和戾气抬头。

2012年政府出重拳，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谣言传播者进行处罚。2012年3月，个别在网上“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的网友被警方拘留处罚，梅州视窗网、兴宁528论坛等16家疏于管理的网站被关闭，新浪和腾讯的微博也被关闭评论功能3天。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至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网站已达42家，彰显了国家打击和治理网上传播谣言的决心和力度。

然而，威权手段并不是网络治理的唯一选项，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政府找到其自身的制衡力量。网民辨别能力、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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