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资本家的心态转变看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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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带着渡江胜利的战火硝烟，接管旧政权、改造旧社会。对民族资本家来说，虽然一些思想上进步者对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留下了好印象，但对于新社会究竟将如何对待自己，心中还是没底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成立的旧商会的一些头目在解放军渡江时，以商会理事身份参加了南京市临时治安维持会，多数对共产党抱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如资本家徐某某就说过：“解放初期，我看到渡江的解放军，手拿坏枪，身穿破衣，我怀疑他们是怎么能把国民党军队打败的。”（1）更多的资本家对自己的前途顾虑重重，有的说：“解放后，报上经常登载党是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三大敌人，感到格外可怕，因为我在解放前后仍做帝国主义经销商，共产党要消灭资产阶级，我不但是资产阶级，而且和帝国主义经济机构有联系，内心恐慌不安，认为共产党一来，我的生命财产都靠不住了。”有的说：“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感到害怕，以为共产党来了，工商业者的财运，将要被共产掉的，以致恐惧不安，所以对自己的企业，不抓生产，将部分生产资料作为账外资金，如果企业没有了，自己还有办法。”（2）

针对当时资本家的不安，中共南京市委和新成立的南京市政府实行了《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向私营工商业者交代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认真贯彻中央规定，合理调整工商业。1949年5月，南京市市长刘伯承邀请陈邃衡等四五十名工商界代表座谈，向他们阐明了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资本家感到既高兴又惊奇。南京市军管会相应地要求在军管期间，为了发展生产，劳、资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借口自行停止工作或自行解雇工人。（3）随后，军管会负责同志也召集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者举行了座谈会，消除他们的顾虑，同时经过工商联筹委会的工作，通过这些人的影响，在广大工商业者中初步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党细致而有效的工作下，南京的资本家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受到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和风细雨的学习活动，也有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两者交互作用，

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南京市工商界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5）

二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7）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以后，中共南京市委通过南京市民主建国会与工商联联合组织，让工商界上层分子及各主要行业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学习。为时约一个半月的学习过程，使市委初步掌握了南京的资本家们对总路线的基本态度和各种思想反映，并初步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制止了一些较突出的破坏行为，在工商界的上层分子中逐步造成较热烈的学习情绪和要求，为继续深入学习打下了基础。部分上层工商界人士通过上一阶段的学习已了解总路线的若干内容，少数的并已有较好的表现。南京市委还把学习与党在各个时期对工商界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结合起来（8），与反对工商界的违法行为的斗争结合起来，随时通过各种典型事例，批判旧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南京的资本家们逐渐认识到，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今天的中国肯定行不通。任何人都不能不顾国家，只顾自己。积极经营，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国家来讲，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对人民来讲，可以供应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对企业来讲，可以改进经营管理，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发展企业，获得合法利润；对个人来讲，思想认识可以逐步提高，最后达到“阶级消灭，个人存在”。时任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陈邃衡在南京市工商联二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全体人民前进的道路，也为我们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这条道路上，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只要我们忠诚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做到爱国守法，积极经营，那么，今天有利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这是我们的现实和前途。南京市工商业者和全

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无论在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供应人民需要，培养技术人才，缴纳国家税收等各方面，都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今后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能符合总路线的要求，就一定能够继续前进。”（9）

此后，南京的资本家们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并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他们带头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协助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南京市党政部门也认为，资本家中的骨干分子是群众中来的，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把提高资本家中骨干分子的质量作为对资本家工作的重要方面，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能够带动对其他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10）

三

具体分析起来，一些大厂的资本家和工商界的上层分子因平时经常与决策层接触，对总路线精神领会较深，而大量的中小厂、店的资本家则抱有不满。如中国水泥厂的资本家姚乃炽等人认真学习总路线后，明确了水泥是重工业，迟早都要公私合营，与其被动坐等，不如主动申请，但在思想感情上，则既喜且忧。他们喜的是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生产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由政府解决，不必再烦神了，忧的是合营后个人的职位、薪金、股权、股息怎样解决没有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响应号召，于1953年底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诚恳接受和完全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江南水泥厂资方代理人卢祖怡也说过：“把企业搞好，将来可交给国家。”资本家赵庆杰于总路线公布时，即提议申请公私合营，他一心想摆脱资方代理人的身份，要退出董事会，靠拢共产党。他说：“我几十年来，一直为资本家所雇佣，现在要为国家做一些好事了。”“合营后如政府要我干，一定尽力而为之。”（12）

而许多小资本家则表现消极。如资本家撒某某认为：“总路线是资本家趋向灭亡道路的里程碑”；梅某某认为：“总路线对资本家来说是黑暗无光的，把我们从有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总路线实质是逼使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出来。我认为总路线是资产阶级没落的标志”；宋某某认为：“拥护共产党，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共产党和我们资本家联合，主要是利用我们斗争国民党，现在感觉真像上了贼船，谁还真心拥护共产党？”（13）

还有的资本家对前途感到悲观，因而表现消极。有的人“一面消极经营，一面烧香拜佛”；有的人认为：“生意做大了，税交的多，反而垮得快，不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反正可以吃到社会主义。”（14）甚至还有对未来感到恐惧的，如资本家邓某某说：“总路线公布时，听到报告，说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心中恐惧共产党要夺取我的生命了，甚至夜不成眠。特意到新华书店购买苏联在革命时期对待资本家的一些书籍阅读，但仍不能打破我的顾虑，我认为共产党将要采取和苏联一样的办法来对待资本家。”（15）少数人还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认为：“我的财产迟早都是共产党的，不如乘机先捞一把；只要可以抽逃资金，都要设法下手，可以办货为名，虚报旅费，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都弄到店里支取薪水。”（16）

可见，资本家总体上拥护总路线，但回忆起1950年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但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愿意，在理智上还是认识到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了。因此，中上层资本家认为，公私合营晚合不如早合；中小资本家也感到无可奈何。他们面对行业合营、企业改组，将要把自己或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工厂、商店交给国家，从感情上来说自然是痛楚的。这也是一些人白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原因所在（17）。由于公私合营已触及资本家的切身利益，南京许多私营厂出现了滥分盈余、抽逃资金、挑拨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等现象，资本家对待遇、地位和清产定股等问题也提出了各种要求。

针对这些情况，南京市党政部门更加系统地进行宣传教育，力图使资本家们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今天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对资本主义有任何的幻想、留念，只有贻害自己，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18）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党还开展了对资本家家属、子女的教育工作。

党对资本家的政治教育是以企业为主要基地，通过新的工作和学习，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习惯，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的经营思想。首先是对资本家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习，举办了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与以前的教育相比，内容比较广泛，资本家们学习了祖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等等。通过学习，资本家们认识到人

民是历史的主人，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可爱，进一步体会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伟大的祖国。很多资本家还认识了私有制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有了进一步理解，纠正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等错误观点（19）。学习过程中，党还特别重视资本家中骨干分子们的作用，因为他们积极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同时以身作则，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和合理意见，帮助和推动大家学习。（20）其次，在1954年宪法公布后，党组织资本家进行学习，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前途。资本家洪瑞瑾说：“我过去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和优越性是不大了解的，经过这一阶段学习，使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朱振宇说：“旧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家没饭吃；何况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我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不容许的。”资本家杨穆说：“我过去根本不懂得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一条路，通过学习，根据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21）当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当资本家的子女是低人一等，有抬不起头来的情绪，对党和政府说出了“入团不行，就业不行，当兵不行，升大学不行，留苏不行”的苦衷。为了使工商界家属、子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助力作用，南京市工商联和市妇联、团市委密切配合，对全市广大的工商界家属、子女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22）

这番教育在广大的资本家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对于自己个人前途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纠正了过去“国家有前途，个人无前途”的看法。如鲜肉业朱松铨说：“以前我总以为国家是国家，我们是我们。国家前途如何，对于我们小商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经过党的教育后，觉得这样的看法不对。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不管大户小户一视同仁，都是在接受改造”；金陵布厂邓九庚也说：“我一直都存在这样想法，即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可是我们资产阶级是注定要消灭的，个人的前途是渺茫的，因此很苦恼。我在学习宪法以后，才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注定要消灭，作为我们资本家来说，只要接受改造，不做违法的事情，国家会照顾我们的，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也会得到适当的安排，我们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我以前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对于我们资本家来说，现在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经营，真诚地接受改造。”后来，在南京市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资本家们还进行了以检查剥削和建国后的错误行为为主

要内容的思想检查，有的暴露了家庭内部争夺家产的丑态，有的谈出了自己剥削起家的历史，批判了私有制的罪恶，有的人检查了解放以后的对抗思想。如汽车运输业的资本家王某，在会上检查了“吃光、用光，带老婆去逃荒”对抗改造的态度和曾卖了两部车子带老婆去杭州玩等事实。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很有效的（23）。通过对资本家家属、子女的分头教育，党的政策也开始深入到资本家家庭中去，引起了他们内部的变化，为改造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例如，兄弟百货公司老板李某，在决定接受公私合营时，他老婆曾和他大闹一场，李某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安，现在他的老婆已经主动地在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还有很多资本家家属在妇联主动替她们的丈夫“排队”。当自己的丈夫符合进步分子的条件时，她们都很高兴；当看到自己的丈夫排到中间、落后时，她们当场表示要督促丈夫向先进看齐。（24）

四

经过教育，南京许多资本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拥护的，尤其是大中户更为兴奋，甚至责怪同业公会是“小脚女人走路”，落在其他行业后面。不少资本家过去认为“企业小，资金少，公私合营没希望”，现在看到一些中小行业实现合营后非常高兴。有的资本家说：“过去是丑媳妇见不得公婆面，不敢对人说要求公私合营，而且也没有人想过公私合营，这次也能合营，做梦也想不到。”还有的资本家说：“过去企业困难，度日如年，现在觉得有了信心和希望，都在想办法克服困难，工作也积极了。”（25）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莅临南京视察，先后视察了栖霞区十月村、玄武湖蔬菜社、南京无线电厂，在市机关大院会见了参加市第四次党代会的代表，并接见了省、市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在与南京市工商界的座谈中，南京市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的领导陈邃衡、陈春华、姚乃煌、史乃修等一致向毛泽东表示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要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来。（26）根据中共南京市委的报告，南京资本家中的积极分子也增多了，其比例大约达到45%―50%，有2100多人自愿参加了合营工作队；中间分子许多转为积极，或倾向积极，许多落后分子也都卷入运动。就申请合营的自愿程度看，以秦淮区3个商业行业76户为例，自愿要求合营的占74%，随大流来的或思想不完全想通、有些勉强的占25%。鼓楼区6个商业行业234户中自愿合营的占87%，随大流的或比较勉强的占13%。1月

15、16日两天内，南京市的工商业者争先恐后地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和合作，热烈情况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有的工商业者为了要争取“坐第一列车到社会主义”，申请前夕兴奋得连觉也不睡了。天刚破晓，已经有许多行业的工商业者抬着“快马加鞭，奔向社会主义”、“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劳动者”等各种标语，在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中，浩浩荡荡地去申请合营，一些年老的工商业者和家属也参加了队伍。17日，南京市举行万人大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27）。

政府虽承认和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而企业的内部关系并没有得到调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南京市委和政府及时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妥善处理私股财产、定息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和资本家的双重改造。定股是对资本家加入合营企业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定私股的股额。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在清产核资中采取了从“宽”和从“了”的方针；定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按照资本家在企业中的股份每年发放年息五厘，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七年不变。这些政策在资本家中产生了积极反响。有的资本家感到心里安定，甚至喜出望外，特别是大、中户说：“每年可以拿到五厘，一共可拿七年，这样一来，我的心理就安定下来了。”有的资本家表示：“改造以后，听说还有定息可拿，原来想只能拿两三年的，现在政府规定可以拿七年，我心里很高兴，这是政府给我们的照顾。”还有的资本家说：“我开店19年来，没有今年日子好过，过去每年虽有盈余，但积累在账上不好拿做私用，今年我能拿到定息1000多块，当然是很高兴的。”南京冷食厂副厂长朱锦华、大同被单厂严玉珊说：“七年时间对我们太好了，到那时我们的子女正好可以接我们的班，我们生活也有保障。”姚乃煌说：“解放后，共产党实行四马分肥，我要出很大的力气，说服工人，才能拿到25%的利润，定息实行了，现在我可以不看职工的脸色了。”（28）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还存在着如何安排资本家工作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希望通过参加工作将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也有一些人希望职位照旧、工作照旧，一切原封不动，有的则把合营后的人事安排看作凭股份大小来决定，有些大厂的资本家想做经理，“职位高些，责任轻些，钞票多些”（29）。南京市党政部门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资方人员进行了安排。“量才使用”，就是根据他们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经营作风、体力精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表现来安排职务，“适当照顾”，就是对一些年老体弱或原在企业中有业绩而现在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员安排比较适当的职

位，或者本人退休吸收其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参加工作。安排过程充分贯彻了民主协商的精神，名单先经工商界酝酿讨论，公私协商，最后由政府批准（30）。以陈邃衡为代表的资本家中的骨干分子，对党的安排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我当选为副市长，是由于我八年来有贡献，有本领，能搞一套，因此心安理得，理所当然。”（31）可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向是非常重视党外知名人士的，只要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党对他们的政治作用是重视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十分微妙的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要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而南京的资本家们在大势所趋面前，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动摇或反复，但终于都顺应潮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1955年10月所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32）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各级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十分注重宣传教育，重视资本家中骨干分子的积极作用，采取灵活的措施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也是最终顺利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朱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南京210019〕

注释

（1）《南京工商界的思想变化过程史料》，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2-329。

（2）《南京工商界的思想变化过程史料》。

（3）参见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4）参见《解放后南京的工商业情况》，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1-214。

（5）参见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南京地方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

（8）参见《一年来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1-27。

（9）《一年来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

（10）参见《南京市工商联向全市工商户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