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限度--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

创作研究

———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

张 均

T

《厚土》时期，李锐以“缓解手法”刻画吕梁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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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的境况，深得称誉。但近年来，评论界与李锐之间却日益难以

＠

其间分歧不在于李锐日见掩饰互相失望的情绪。

精辟与“异端”的言说及文论，而在于对其l992-2002年间四部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的阐释与评价。对这四部小说尤其《无风之树》李锐自评甚高，他认为，这些小说已表达出中国文化“天长地久的对于生命的悲

＠，且逾过沈从文、赵树理等对民间语言的有限情”

运用而创造了口语倾诉式主体叙述＠。评论界的反应则是另外一番面目，“没有一个评论家谈到”“这

＠

。这样的歧见本也正常，无格外置喙之必种努力”

要，因为许多杰出作品都不同程度有过冷遇经历。但本文拟就此专作分析，不仅由于《旧址》、《银城故事》诸小说与“杰出”尚有较大距离，亦因于它们折射出了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普遍创作障碍。我以为，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深永彻骨的“天长地久的对于生命的悲情”，但李锐小说未能抵达这一超越境界，尽管他就此反复自诩；十年来，李锐实际上是在

＠，实借超越之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名曰“大悲悯”

则造鬼而兼招魂。与李锐相似，新自由主义文学出于对旧、新精英豪强集团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迷恋，不自觉栽进与民众利益相悖的派性标准，沦为鲁迅先生曾批评过的以计较个人与阶层利害为根本动力的控诉表达。

一

李锐的“超越”旨在勘察表达“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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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未能如愿的原因在于不自觉永无解脱的困境”

的意识形态诉求。这又主要体现在他以造鬼方法构陷红色革命（对辛亥革命则网开一面）。造鬼说法取自刘再复、林岗的论述，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缺乏一种对人性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极易一讴歌英雄便拔高为“绝对否定人的缺陷”的造神文学，一谴责坏人就下滑为“把人的缺陷视为人的绝对”的

＠

李锐的革命批判，正沾染着这种造鬼文造鬼文学。

＠

学“浅陋”的溢恶之弊。

上述判断可能会被李锐断定为对他“不理解也

lO

不懂得”，以他看来，自己对革命的理性批判乃出于普遍之标准，决非源于私意的溢恶。这种标准绝对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对任何剥夺、践踏人之自由与尊严的理论与实践都绝不饶恕。藉此绝对正义，《旧址》才尖锐揭露革命的血腥暴力，《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才戏仿革命真理并还原其谎言本质。他绝不怀疑自己小说的真实性基础。如果这一概括是准确的话，我愿意对李锐的思路表示一定的认同。的确，像李氏家族在革命中的家破人亡，像拐老五、暖玉等农民将阶级、主义之类革命言词视为“畜生”之为的想法，在现实中是不难找到其人其事的。即使对革命有着变态迷狂的苦根、张仲银（张到80年代还莫名其妙地满脑袋毛主席语录），在唯利是瞻的农村也不能说一定不存在。李锐所描写的这些内容，无疑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制度中人的非自由境况，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杀人、整人、凌辱人与意识形态谎言等方面的疯狂“真相”，这是值得赞誉的。但抛开“自由”等抽象概念，返回中国现实，李锐和我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被忽略的问题：难道仅仅因为杀过人、整过人或未发明亘古不变之真理，革命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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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

李锐的这一绝对正义标准面对具体历史时，其实很缺乏基本的有效性与建设性。历史上多数变革都有过大量的残忍屠戮。中国人为反抗暴政、为国家统一杀过人，美国人为废除奴隶制杀过人，更不要说诸多以真理自居的文化皆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如此，儒学也如此。革命真理作为旨在政治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想象，不是真理实乃常识，其乌托邦许诺如基督教天国一样不能兑现并不奇怪。当然，指陈这些并非鼓吹杀人或谎言，而是说我们面临复杂的历史，不宜用个体自由的绝对标准空泛地去质问。该标准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致使历史被全盘勾销成为一团漆黑。《旧址》中即作此类论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此说未出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乃一部相斫史的言论自不必说，它还看似深刻实则解释乏力，更无助于实际的社会进步。试问，将历史视为杀而又杀，岂不同于将人生视为死死生生吃吃睡睡？但是，人生岂可如此简约？在死生吃睡之间，我们有过多少对于人间温爱的感动，对于梦想与成功的执著，这些生命脉动怎可一笔勾销？历史更不能简约。在杀人与杀人之间，民众又曾迎来多少切实的解放与进步，如奴隶制的废除，妇女的解放，生存的保障，教育的改善等等。人生由一点一点体验构成，历史在一步一步前进中形成，简约人生即否定个体丰富的生命感受，简约历史即否定历史的具体性与实践性。

源出于绝对标准的“超越”写作虽无思想之力量，但小说家若执意为之，其实也无可厚非，最多为一厌世家而已。但李锐真的始终坚持了这一标准吗？没有。否则，《旧址》怎么会在诅咒革命杀人的同时，又誉赞残刻好杀的曾国藩为“古今完人”，更津津乐道银城李家（以李锐家族为原型）资助清军屠杀石达开部而得封赏之事？当然，李锐会说曾国藩中流砥柱挽救了儒家文化。那么，是不是凭着“文化”曾就有了杀人的正当，李锐就获得了对屠杀视而不见的理由，而所谓尊重个体生命权利的绝对标准又何在呢？可见，李锐不是真正尊重每个被杀的生命，而只是痛惜被革命“消灭”的生命，他不能容忍的不是杀人而是革命之杀人。这是活生生的派性标准。李锐具体立于什么派性呢？《旧址》、《银城故事》里强烈的主观情感的倾注，使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锐与被革命消灭了的“古老的绅士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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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立场。因此立场，他才全力攻讦以底阶级”

层农民起义为底色的革命，而对与民众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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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精英士绅大唱挽歌。这就是借普遍之名而行意识

形态之实，派性成为他超越的限度。

那么，怎样方为超越呢？所谓超越并非鄙弃现实一跃而至抽象的高空，空发玄言浩叹。它首先要相对真实地表达历史与人性，尽可能呈现革命的具体情境，揭示其正当与否的伦理根据；其次要尽量寻求评断革命的非世俗方式，即不“站在世俗道德或

310上现实利益的立场上”而“站在普遍责任的立场”

对革命给予适当解释，进而呈现其内蕴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性。

在前一层次，李锐以遮蔽革命具体情境的手段褫剥了其伦理正当。在现代中国，革命情境是自由必须为面包让路的两难困局。面包问题系因“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导致的民众生存危41，理论上可以通过民主法治解决之，但由于中国机0

民众缺乏与精英进行博弈的权力资本，不能合法参与立法、行政与司法以保障自身权益，此路不通。对此危局改良派认为务本之举在于以渐进方式创自由民主制度逐步解决，革命则坚持惟借暴力解决，经济获相对平等之后，自由制度方可真正施行。两种主张互有短长，但面包的紧缺未给改良留下足够的回旋时间，处于生死线上的民众为了面包可以出让自由。生存伦理决定了可提供切实希望的革命必然胜出，而必以民众忍受无望处境甚至倒毙其中为代价的改良则不受欢迎。此即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的大众贫困问题排挤掉了创造自由行动的持久条件的问题。减租减息、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革命实践皆由此而起。当然，新问题（如失控暴力、片面宣传）也随之滋生，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其历史合理性。为抑制新旧精英豪强集团的财产与政治侵凌能力，保障民众基本生存，革命暴力与意识形态是必须之具，故血腥与意识形态渲染不是最重要的，要在它们产生于沉重的中国现实，为民众生存所急需。“每一种主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聪明人从书上读来的，而是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策略选择……我们清算革命时代的悲剧和罪恶，甚至可以反思革命手段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可无视当年革命的真实原因。答案不对或不全对，不意味着答案所针对的问题不存在。当今一些小说家的笔下……革命只剩下了血污和残暴（当然可说部分真实），大概只能让鲁迅先生以及当年的左翼作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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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拒不承认面包的紧缺导致革为惊讶和绝望。”

命，《旧址》洋洋l7万言唯一句及此，《银城故事》中银城富足和谐无面包问题，其他两部小说更付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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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是，李锐笔下的革命全无根据，而兽性（如陈狗儿）、嫉妒与阿O式无知（如岳天义）被指认为其伦理来源，革命因此成了鬼蜮勾当。在这里，李锐诚然凸显了革命的暴力真实，但却是以遮蔽民众更普遍的真实生存为条件的。“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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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自己恰在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底线。”

底线之外，他的溢恶是不自觉的。

溢恶使李锐在后一层次亦非“超越”。他只“看”到革命的野蛮与谎言，体验到士绅阶层的被抑制与被剥夺，而无从理解革命让自由为面包让路的合理性及其相对正当，更无从理解面包背后的根本自由与正义：在中国，面包代表着民众为基本自由与生命保障的奋斗权利。在天崩地陷的革命年代，悲剧非个人所能制造亦非个人所能左右，“中国要发生革命，发生革命不以人的任何意志为转移，必须发生这个革命，因为各项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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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革命中的民众与精英豪强实各有伦理之了”正当，民众为“免于匮乏的自由”与不被奴役而战，精英豪强为既得利益而战。双方各付出了巨大代价，简单地把某一方构陷为鬼是肤浅之为。那么，该如何整体评价革命之悲剧呢？李锐那种绝对正义的标准似是而非，空洞无物，我们应考量革命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各利益群体接近共同幸福。这种相对正义的追求，是人类一步步打破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方面的不公与掠夺而走向今天的动力。革命源于此动力，于民众贡献巨大，尽管其手段亟需反思。李锐将革命定位为“黑暗而致命的遗

810，不但不具相对正义，亦未达反思层面，只可谓传”

之诅咒与清算。

拙劣了一些，结果被他自己的好朋友一不小心给戳破了。在最近的访谈录中，评论家王尧赞扬李锐小

910，可谓一语破的。“招魂”说“为一个家族招魂”

者，即招李锐自贡旧家（盐商）、前精英豪强之魂。

招魂的方法在于重构士绅形象。左翼文学中士绅多道德堕落思想反动，李锐笔下巨家大族的士绅与实业家则无论财富地位还是道德文章，皆堪称典范君子，国家栋梁。他们物质上贡献巨大，据说，李家“开拓并建立”银城，开凿了人类第一口“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千米超深井。在文化传承上，他们维系了古老中华文明，古槐双坊、松山别墅是其“诗书传家、礼仪继世的家风”及累世功名的见证。他们还虔诚于儒家的仁义信念，扶危济贫。光绪十九年银城大旱，“敦睦堂刘三公出八万两白银赈救灾民”，“一时传为佳话”，“被皇上降旨加封”，事后“敲锣打鼓、结彩抬匾赶来庆祝和致谢的民众”“挤满了街道”。他们还办书院，创新学，“解囊相助，帮不相干的贫家子弟入庠就读”。李家收留的乞儿秋儿“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连连中榜，到最后竟高中进士”，“感恩不尽”；刘家收留的宝儿深感“主人的恩情”发奋读书，考取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这种谦礼慈爱使银城社会和谐融合，下人忠心事主，平民各守其分，呈现出王道乐土的景象。显然，通过才、德、行皆称完美的新士绅形象，李锐意欲还原、复活被“五四”与革命“解体”了的“中国文化知识体

oz0。系”

由此，长期被革命尤其是民间伦理视为“为富不仁”的精英豪强代替革命成了李锐恭迎的理想新神，被凸显为堪为当下处于“双向的煎熬”的中国提供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卡里斯玛形象。遗憾的是，由于精英豪强作为权力压迫集团与利益集团固有的社会属性，其新聚之“魂”与现代的相对正义尺度扞格不入，这种意识形态诉求难以取得广泛认同。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认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不在于道德之善恶，而在于其结构性功能，在于它是否能促进社会各利益群体接近共同幸福。在中国，由于缺乏具备对话与妥协功能的民主制度，绝对财富与绝对权力一样对社会和谐与民众生存构成威胁，过度强势的近代士绅大族对民众利益形成了结构性侵犯，也必然在适当时候承担相应惩罚。李锐用本不重要亦未必真实的完美道德形象掩盖了精英豪强对民众的结构性掠夺，也使其应该承担的惩罚变得无所来由，仿佛是野心家与非理性暴民媾和的结果。这种描写与民众生存利益是相对立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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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凡意识形态写作都追求破与立的辩证叙述，李锐小说概莫能外。指斥革命为鬼是破，革命灭后又何者当立呢？李锐由小到大地构造了一个与革命迥异的和谐共欢的美好人性世界，在《旧址》中它限于九思堂李家内，在《银城故事》中它则由敦睦堂刘家扩展到整个银城社会。这一人性社会“立”起的根据同样源于尊重个体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绝对标准。一个读者，倘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能源于李锐小说，他无疑会为一个自由美好新世界的降临而鼓与呼，但他若对中国历史稍有一些清醒经验的话，就会发现李锐不过是借普遍自由之名再次与读者做了一次游戏：李锐的美好世界实只是基于精英豪强利益与愿望的美好世界。李锐这一方面的遮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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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对民众的描写过度意识形态化。《旧址》中忠心事主的冬哥，是旧戏曲中常见的义仆形象，而义仆反映的是精英豪强对下等阶级的意识形态幻想：天日昭昭，贵贱有分，安分守己是最大美德；仆人要尽仆人之职（职业伦理），穷人要守穷人之分。《银城故事》中牛屎客旺财明确地阐释了李锐的穷人本分观。旺财不瞎想不妄想，“做牛屎客就要遵守做牛屎客的规矩”。对民众忠诚温驯品性的热心推崇，暴露了李锐与精英豪强在价值与利益方面的高度一致。“一般说来，掌握最大资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势力，总是更愿意依照自己的逻辑来

12，李锐苦心虚构的银城社会，实以精英豪强活动”O

的利益、幸福与尊崇为原则。李锐没想到的是，时代在迅速变化，民众追求的已非精英豪强的恩赐，而是独立的人格与平等的政治权利。

李锐的造鬼与招魂最终走向了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说《厚土》时期的李锐尚立足于严格

他则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

在超越的面目下迅速转移到破落贵族立场之上。他的小说，表面上“一直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着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

2O，但其叙述中实际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使用的造鬼与招魂策略，恰又构成了对革命原生情境与民众真实声音的扭曲与压制。这种非民众立场令人失望，在未来通向自由与权利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对李锐这样的以精英豪强价值与利益为归宿的“知识分子”抱以希望。

《干校六记》、《牛棚杂记》、《思痛录》、《夹边沟纪

事》、《狱里狱外》、《无梦楼随笔》、《六月雪》、《原上

、《露草》等大量回忆性散文和《禅机》、《中国l957》

沙的路》、《丑行与浪漫》等小说。与李锐小说类似，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精英阶层创伤记忆，对革命的另面真相的揭示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们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份沉甸甸的档案。必须承认，革命通过削减、剥夺新旧精英豪强集团（旧乡绅、党的高级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等）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对民众基本自由与尊严的损害，实际上是损害一个群体的自由来保证另一群体的自由。这种权宜之策虽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毕竟不能算作理想的方式。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与反思是值得肯定的。但面对复杂沉重的历史，其中部分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造鬼与招魂的意识形态障碍。对此我们略作两点分析，以资当前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一、创伤记忆是新自由主义文学的优势所在，但它亦普遍面临超越的限度。太强烈的一己之经验记忆与情感好恶，容易使个人对历史与革命的观察失去相对冷静与理性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对于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已逐渐沦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解模式。他们始终只能也只愿从权术与屠杀去理解革命，而不愿承认革命作为民众求生存，争自由，以卑微生命与精英豪强集团博弈的手段的更为普遍的真相。这些基本的事实不应该被遗忘。有研究者感慨地说，其实“‘激进主义’的许多启蒙思想家较多地道出了现代中国生存的诸多事实，也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建构着现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在传达中国人的实际体验与捍卫人的‘自由’这一‘基本平台’上，我们常常只看到了那些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孤独的身

52，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派别倒常常是缺席影”O

的。但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学出于世俗立场，不但对此类真相高度“健忘”，而且还利用优势的话语权力资源对叙述实行控制。凡知识分子必定受难，凡革命必为施暴，不符合这一意识形态幻象的写作就要受到“围剿”，“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的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

62O

。这种新意识形态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

控制使新自由主义文学虽有泄愤之用，却无理性分析革命与历史之价值。62

三

李锐的创作障碍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文学中是普遍的。A.德里克认为，当代中国正面临“后革命时代的危机”，知识界从肯定革命的一端跳到了否

32。定革命的一端，批判激进主义已成一种社会思潮O

这种新思潮还由于得到了逐渐放弃革命话语的统治42层O的默许，开始出现由异端抵抗思想向意识形态时尚的蜕变。这种“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效应在创作中酝酿成了颇成阵势的新自由主义文学，其作者主要是解放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过伤害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亲人和受更早革命运动伤害的士绅阶层后裔，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否定革命、揭露革命的血腥与罪恶方面，以及对知识分子、旧士绅豪强等受难者或殉道者“圣像”的塑造。李锐小说是典型的代表。影响更大的作品包括《走向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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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李锐小说相似，世俗立场亦使新自由主义文学对个体自由与尊严的尊重与捍卫陷入双重标准。如果说李锐称誉杀人如麻的曾国藩只是偶然破绽的话，那么其他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派性标准则明显得多：强势阶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自由永远是目的，是第一性的，而弱势阶层（普通农民、工人及其他边缘人群）的自由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是手段，是可以牺牲掉的。这就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文学对过去革命的“奴役”性质始终保持高度关注，而对新旧精英豪强对弱势群体个人权利的践踏却极少置词。李锐所谓“‘文革’对于我永

72O

即与此远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绕不开的深渊”

双重标准有关。新自由主义者挚爱的只是某一小群体的“高层次”思想自由，而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低层次”生存自由只有理论兴趣却无内心热情。他们念念不忘教授当年的高薪与风光，却对革命者奔走于乡间提高农民识字率，分配土地，改善其生活、医疗与婚姻状况等切实劳作视而不见，对9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形成的“新的管制、新的不公、新的

82O

剥削乃至新的掠夺”亦异常淡漠，甚至为之辩解。这表明，新自由主义文学离真正的生命立场是有距离的。正是这种距离，使新自由主义文学在构制知识分子“圣像”时，往往将其精于饮食、穿着考究的“贵族”气派当成真正的知识分子品质来渲染。其实，知识分子品质在于对正义与良知的坚守，在于

92O，与什么退“关心人，关切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

秋鲜鱼、西洋派头实不相干。

此外，新自由主义文学还存在某种逻辑的误置。这些作品无论是描写革命的罪恶还是渲染精英的仁善，都是从个别或局部事例开始，结论却指向整体，有一场革命杀戮就变成了整体的杀戮，有一个士绅仁善就变成了全体的仁善。诅咒或挽怀就由之而生。其实偶然一次的恶或善都仅具个案意义，不足以指称全体，而且叙述者亦无资格动辄作全体指称。

胁，他虚构了精英与民众的“同一性”，如他们皆受

专制政治之压制，利益与立场甚为一致。这一认识显然未触及二者更为深刻的利益冲突、情感差异与伦理对立。《旧址》、《银城故事》诸作在思想上的失败，即因于此，他的口语叙述的探索性努力也因此大打折扣。李锐将来最大的问题是重新调整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最近他在《天涯》等杂志上发表关注农民工的新小说，但愿是这种认识的可喜开端。而对于新自由主义其他作者，由于很多人缺乏李锐这样对底层民众较深入的了解，他们的问题就更集中一些。他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自身的创伤经验，有意识地超越个人的“利益制约”，超越自己“在利益格局中的惯性与定势”，切实关注和捕捉每一颗跳动的灵魂的悲情与美丽。若能如此，新自由主义方能真正超越同样以利益立场为出发点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类作品，并成为真正的“人的文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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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故事 代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李锐：

《李锐王尧对话录》，第166页，第153 @ OIO9OI O272页，第166页，第166页，第153页，第163页，第167页，第160页，第8页，第10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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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1页，中国 莫里斯 梅斯纳：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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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与热情同在———访著名作家王蒙》，见许戈辉7许戈辉：IO

《坐看云起处》，现代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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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张脸的神话 修订版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I王晓明：2O社，2003年。

《银城故事 代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李锐：2O

《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3参见德里克2O

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解读20 参见于建嵘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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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S李怡：2O

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暗示》，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韩少功：2O

《半张脸的神话 初版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O王晓明：822003年。

余论

李锐与新自由主义的“超越”都突不破世俗立

场的限度，若不适时调整，是不会有太大提升空间的。但细究起来，他们也还有所区别，各自面临的待解问题亦不尽相同。严格地讲，李锐或许还不完全属于新自由主义，他毕竟插队吕梁多年，迷恋前士绅大族的同时免不了要向农民游移。这预示了此后李锐创作的核心问题：如何弥合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巨大裂隙。现时而言，李锐尚未认识到这一裂隙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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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半夏

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超越 "的限度--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张均

当代文坛

MODERN LITERARY MAGAZINE2006(1)1次

1.李庆西 古老大地的沉默 19872.李锐 银城故事·代后记 20023.李锐王尧对话录

4.刘再复;林岗 罪与文学 2002

5.莫里斯·梅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6.温铁军 我们到底要什么 20047.韩少功 在小说的后台 20008.李锐 和×兄谈张炜

9.许戈辉 沧桑与热情同在-访著名作家王蒙 200110.李锐 新文化的生死劫 1999(06)11.王晓明 半张脸的神话·修订版自序 200312.李锐 银城故事·代前言 2002

13.德里克 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1995(02)14.于建嵘 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15.李怡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期刊论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03)16.韩少功 暗示 2002

17.王晓明 半张脸的神话·初版自序 2003

1.徐阿兵 困惑与超越——评李锐的《太平风物》[期刊论文]-当代文坛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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