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面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面貌

1、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南方与北方的农业发展在新石器时代即显露出地域差别。北方地区以粟为主，半坡遗址中的一些瓮、罐和室内小窖都发现有粟的遗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多数墓内都随葬有装满粟的陶瓮，少者一个，多者达4个。南方地区多有稻作农业的遗物。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石器以外，还有骨器、木器、陶器等多种，许多工具采用复合形式，如带木柄的石斧和石锛，装柄的骨镰和蚌镰，有柄的鹿角镐等。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临汝阎村遗址的沙质红陶缸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陵河遗址的灰陶陶缸，分别绘有石斧、石锛图像，显示了关于工具制造的捆扎组合的方法。

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后来逐渐发展，当时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鸡、马等，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猪不仅供食用，而且用作祭品或显示财富的一种标志。属于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就有作为祭品的21个猪头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葬即随葬32个猪下颌骨。渔猎在经济中依然有重要地位。龙山文化的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鱼镖、牙质鱼钩，以及角镞、网坠等渔猎工具都很精良。许多遗址所发现的飞禽走兽骨骼就是当时猎获物的遗骸。

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器物造型、彩绘、纹饰，或是快轮制作、掌握烧制火候，都有相当水平。烧窑技术的发展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炼铜的条件。冶铜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齐家文化。甘肃武威县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锥、斧、指环，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和甘肃永靖齐家坪遗址都有铜镜。这些铜器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既有用冷锻法制造者，又有采用冶铸方法的。精细手工业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的发展上。大汶口文化有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17齿象牙梳和雕花骨匕。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多雕琢有精美纹饰，采用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琢刻出繁密图像，还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2、社会组织的演变

新石器时代是氏族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氏族组织的规模不会太大，氏族成员间往往比较平等。裴李岗墓地的114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密集并且有一定规则，以单人直肢葬为主，墓穴虽略有大小之分，但是随葬品却都较少而且差别不大，随葬品皆为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器物。这表明当时人们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半坡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近乎方形的房屋，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它北面的45座中、小型房子都面向大房屋，形成一个半月形。和半坡遗址类似，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这个村落的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其周围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大房屋周围分布十几或二十几座中、小型居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这种原始村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集团，每座房屋都是一个可以单独生活的单位，可以推测，属于对偶家庭范畴的小家庭已经是氏族组织的基本细胞。原始时代往往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姜寨这样的村落应当是一个胞族的聚居地，其人口“当有450人到600人之多”。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聚落遗址在其早期阶段，居住基址布局十分规整，可见其房屋是统一营建的。到了其晚期阶段，房址冲破了整体统一的格局，房屋室内面积变小，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变化。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内部的母系或父系只是区别人们世系、辈分的依据，而不是两个必然的先后承继的社会发展阶段。母系并不等于女权。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男性和女性的随葬品

数量相差不大。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有氏族或部落首领、巫师、英雄等，而这些人物往往以男性居多。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其中间是一壮年男性骨架，显示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在为数颇少的单人葬中以一男性老人的单人葬最隆重，其墓穴底部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还随葬较多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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