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看成功之人的为人处世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 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酷爱读书，志在功名。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又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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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入世之道。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尘世间唯大智慧者可善下，唯善下者从不谄上欺下，从不自高自傲，始终虚怀若谷谦退自如，方可成大气候。水能屈能伸，它常悄悄然，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旮旯。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其涵养，其深沉，其宽厚，正如一部活生生的《道德经》，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千古哲思，至理名言，老子真是个将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慧者！曾国藩研读得入了迷。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他读罢《老子》，又读《庄子》，这其中深邃的哲理，浩瀚的智慧，都令他深深折服，悠然神往，心灵产生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共鸣。至此，曾国藩又终于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他谆谆告诫道：

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统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统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管子说，斗斛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我认为天概人是无形的，仍然要假手于人来概。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大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等到别人已经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太迟了。我们家正处在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自概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想也不外乎“清（廉）、谨（慎、谦）、勤（劳）”三字罢了。沅弟过去在金钱的取舍方面不太斟酌，朋友们的讥议指责，其根源实际上都在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此二处均在湖南双峰县荷叶乡。作者注），我也很不以为然。今后应该不乱拿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馈赠亲友，这乃是“廉”字功夫。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治，这是“谦”字功夫。每天临睡之前，默默地计算本日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还不多，应当更加竭诚地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身为三军统帅，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闲之辈了。曾国藩如此稳慎如此谦恭，终能善始善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本打算在荷叶家乡建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吓得他从不敢进富厚堂的大门。此后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 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并以此“深为浩叹”。并写信告诫纪泽儿：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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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府’、‘相府’字样。”在那绵延数百里山谷之间，广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独有富厚堂金碧辉煌胜似皇宫，因而曾国藩考虑再三，他坚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给他妻子、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住好了。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 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是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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