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人口三十年，北京上海会变成什么样 

严控人口三十年，北京上海会变成什么样

目前，北京市要求严控人口规模不超过2300万，上海也表示，守住常住人口2500万的底线。在人口控制的大目标下，“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管控模式出台。这种管控模式中，最令人感到愤怒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即“以教育控人、以亲情控人、以人伦控人”。 2011年时，北京针对性地关停接收农民工、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当时舆论乐观地认为，在淘汰、关停草根学校的同时，学生得到妥善安置，这是一件好事。最初，北京的确做得不错，朝阳区招收关停学校的老师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部安排进公立学校。不过，公众还是过于乐观与幼稚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招生非京籍儿童持续收紧，成为管控人的有效手段。

现在非京籍适龄学童入学，家长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五证”。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

“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对从事诸如废品收购等低端行业的家长来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甚至就连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了房的家长，也很难

达到完美的“五证”。比如，通州区就要求达到“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也就是说，家长必须在通州上班，但通州却是北京的“睡城”。除此之外，社保哪怕因为变换工作断交一个月，也立即丧失入学资格。

即使所有资格都能满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细则让“五证”延伸出了多达28个证件，让非京籍家长们苦不堪言，需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往返于有关单位，由于办事接待能力有限，家长只能起早摸黑。如果不怕恶意的揣测，整个办事体系，对入学政策的驱离本质是心领神会有着默契的。这就意味着办证面临的一系列刻意的刁难。

在备齐28个证件、证明，并通过初审后，还要迎接不事先通知的入户审核，有家长就请长假在家等候。还有报道称，有些家长为此铤而走险购买假章证明，结果被警方抓捕。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 2016年“非京籍”幼升小所需材料

这样的政策，与直接地驱离外地人，几乎就是一线之隔。实际上，更精确的说，驱离外地人，并不是不准外地人进入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深思熟虑”的考量。

知乎上有文章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2010年上海2300万人口开始，执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一个外地人都不准进入上海，那么，到2040年，上海的人口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

好消息是，经过30年的努力，上海市人口终于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只有1934万人。但是，这1934万人里，20岁以下的幼儿和青少年仅占7.95%，入托、入学似乎不会再困难了，但与此同时，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仅占比50.96%，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有70%多；更恐怖的是，60岁以上老人占到了41.09%，而15%就可以称为进入老龄社会。由此可见，如果严格地控制外来人口，实际上，不到三十年，北京、上海就会变为没有生气的城市。显然，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承受的局面。 所以，换言之，更精确的说，中国当下特大城市严控人口，不是不准外地人来，而是要让外地人呆不下来。年轻人一批批的来，然后变老，又一批批的离开，不让他们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在这种强力制度的安排下，大城市就像一个榨汁机，榨尽青春。

▲ 北京丰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

这样做，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城市人多了”。不过这个答案缺乏经验与数据的支持。

如果仅以主城区人口数量来计算。把上海外环内的面积大约620平方公里，这些区域算上海的核心区域，而东京最核心的区域，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左右，与上海外环内的面积比较接近，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也是接近的。上海外环内的人口密度虽然高于纽约、巴黎和伦敦，但与东京差不多，

所以，上海人口密度不算低，但也不算太高。

解决外环内密度高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在上海核心区之外的周边地区，有很大空间可以容纳新增人口。2003年的时候，上海提出了将“新城”数目从一个增加到三个，包括松江新城、临港新城和嘉定-安亭新城。十多年过去，这些新城极大地容纳了上海新增人口。

实际上，现在所谓的“大城市人多了”，并不仅仅指核心区域，而是指整个行政区。比如昌平，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如果以这个半径来计算，整个都市圈的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北京的人口密度是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城市的。

行政区划上狭义的纽约市面积为789平方公里，有800万人口，相比之下，北京有16410平方公里，大约住了2300万人。这就意味着，纽约只有北京20分之一的大小，但人口却有北京的三分之一。

从比例看，美国人口3亿，纽约占到美国人口2.7%；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而中国有13亿人口，北京的2300万，相当于中国1.76%的人口。 ▲ 东京夜景

所以，整个上海市、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与总量都不算大。那

么，为什么昌平、怀柔也要驱赶人？

直接的原因，是行政体系的决策机制。基于现行的权力来源架构，中国的行政决策机构，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上级机关的意志而动的。在很多情况下，就会有层层加码的动机。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人多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意识形态深处的潜意识。

如果对政策进行人性维度的评价的话，试图通过限制孩子受教育机会来驱离外地人的政策，应居于榜首。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曾经的一次大规模驱赶人离开城市。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数日之内，有两百万人口，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尔布特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有着意识形态的基因，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的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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