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第15卷第3期　　　　　　　　　　　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学　院　学　报　(社科版)　　　　　　　　　　　　Vol.15No.3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程有为

摘　要: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

播和发展,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　隋唐　河南　佛教　研究

佛教在东汉时代传入河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臻于极盛。本文拟简述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状况,分析其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说明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兴盛

隋唐时期的绝大多数皇帝都佞佛。继北周武帝灭佛之后,隋文帝采取种种措施复兴佛教,隋炀帝继承了这一政策。唐代基本上对儒道佛“三教”兼容并蓄,由于李姓当皇帝,自以为是道家李耳(老子)的后裔,因此在名义上将道教摆在佛教之前。但唐代皇帝对佛教的倡导,并不比道教差。而且在高宗、武后、中宗诸朝,佛教无论从名义或者实际上,均居于道教之前。唐武宗会昌灭佛,佛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此后佛教虽再度复兴,但已不及以前之盛况。河南地区的佛教在隋朝复兴,至唐高宗、武后、中宗时臻于极盛,武宗毁佛之后,遂一蹶不振。从总体上看,唐代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超过北魏时期。现就建寺、度僧尼、造像凿窟、佛事活动等分别予以阐述。

1.建寺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嵩山为中岳,也在建寺之列。七月,诏在战地建寺,相州(今河南安阳)是隋文帝辅周攻破邺城之地,因而建伽蓝一所,并立碑记其事。开皇十一年

(591年)诏令天下寺无分公私,混同修造,又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若此令得以实行,河南地区就当建寺二百余所。次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嵩山自然不会例外。仁寿二年(602年)诏于三十一州同立舍利塔,次年又敕令于五十三州建立灵塔。史称隋文帝在位时营造寺塔五千余所,河南地区的寺塔估计在三百所左右。隋炀帝曾在洛阳为沙门法济立寺,又设宝扬道场。

唐太宗平定王世充,凯旋至广武(今河南荥阳北),谓见观音神异,乃为造寺。又令在战地建寺,因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唐高宗在东都建敬爱寺,用钱超过二十万贯,

史称此寺“妙极天仙,巧穷神鬼”。麟德三年(666年),诏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武后天授元年(690年),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又应嵩岳寺僧道莹所请,于北魏旧址为故永泰公主建寺。中宗复位后,令天下诸州立寺、观各一所,皆以中兴为名,后改名龙兴寺。制令造东都圣善寺,后又开土五十余步,以广僧房,破百姓住宅数十家。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敕令五岳各建寺。唐代河南地区的佛寺不会少于隋代,但武宗会昌毁佛,东都洛阳只许留下两所,河南的佛寺大多被毁。唐朝后期虽有重新修建的事,但佛寺数目远非以前可比。

隋唐时期河南地区的著名佛寺很多,如东都洛阳的福先寺、香山寺、佛授记寺、大遍空寺、罔极寺、

0105

,

2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9年9月

圣善寺、天宫寺、天竺寺、荷泽寺、宝应寺、圣禅寺、龙兴寺、大云寺以及白马坂佛祠、邙山昭觉寺、慧日道场、宝扬道场等;嵩山地区的少林寺、嵩阳寺、永泰公主寺、会善寺等;相州的匡救寺、演空寺、日光寺、会善寺等;南阳的龙兴寺;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郑州的等慈寺等,不能一一述及。

2.度僧尼

隋文帝在他即位之初,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史称仅开皇十年(590年)一年,“度僧至五十万

人”。虽然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夸大,但足以说明当时剃度僧尼人数之多。另称文帝在位时“凡度僧尼二

十三万人”,炀帝在位十三年,“度僧六千二百人”,似较为可信。唐初统治者鉴于隋朝僧尼多而滥,曾下令简汰,勒令部分僧尼还俗。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遣治书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沙门明导至陈州(今河南淮阳),遇敕简僧,唯留三十,导以德

!

声久远,遂应斯举”。同时下令私度僧尼处以极刑。但以后不久,又开始剃度僧尼。如贞观二十一年(648年),太宗问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劝以度僧。“乃诏

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另外,唐代批准新建佛寺,同时允许度一批僧尼以充之。唐代中后期以熟悉佛经与否作为剃度或沙汰僧尼的标准,但也有出钱剃度的情况。如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经纸,每一年限诵

#

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敕令,“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

纳钱百纟昏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唐中期建立僧籍,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敕天下寺观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满七人,三十七人以上者更度一人,二十七人以下者更度三人。

隋唐时期河南地区是全国僧尼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僧尼数量过多的弊端已十分明显。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尉袁楚客上书中书令魏元忠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本行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

%

值……以兹入道,徒为游食”。仅洛阳一地检校出的无名僧竟达数千人。

河南地区不仅僧尼人数众多,而且是名僧萃集之地。在洛阳长期居住或来洛阳从事佛教活动的印度僧人有菩提流支、日照、实义难陀、宝思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还有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国内名僧有彦琮、慧远、智脱、智岂页、慧琳、法济、法安、转明、慧满、玄奘、法藏、义净、明亻全、仁俭、慧澄、神会、义福、道氤、普寂、慧日、凝公、自在、崇王圭、澄观、伏牛和尚等;嵩山名僧有法如、慧安、道莹、一行等;相州(河南卫辉)名僧有洪遵、僧伦等;光州(今河南光山)

名僧道岸;邓州(今河南南阳)名僧天然等,难以一一列举。

3.造像凿窟

继北魏之后,唐代河南地区又兴起了一股凿窟造像之风,时间主要在唐代前期和中期,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除洛阳龙门等地的石刻造像得以保存外,其它泥木造像都已破坏。

唐代龙门石窟造像始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就是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在洛阳伊阙凿龛造的石佛像。像旁立有碑,碑文极称佛教,谓为儒、道所不及。

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敕洛阳龙门山镌石龛造卢舍那佛像,称作奉先寺,这是龙门石窟最大的摩崖像龛。据说武后为此助脂粉钱两万贯。在卢舍那佛座左侧束腰部位,有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补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碑文称:“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导禅师,法海寺主惠日柬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开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史樊宗牒,尉员押。”此龛用四年时间完工。

永隆元年(680年),沙门智运禅师于洛阳龙门山镌石为一万五千佛,因名智运洞。

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为印度僧人日照造香山寺,造石像七龛。

证圣元年(695年),武则天命僧怀义作夹纟宁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将造大像于白马坂,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钱以助成之。到长安四年(704年)冬方才完成。用工数百万,糜费巨亿,一说造像钱一十七万贯。武则天亲率百僚瞻礼佛像。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卒,中宗为她追福,造圣善寺,立报慈阁,又修大佛像。“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中受八石”。许景先曾诣阙献《大像阁赋》。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及开元寺。

唐天宝年间以后,大规模地造像凿窟活动已不多见。洛州昭成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用钱三万。唐朝中期经济发展,府库充积,造像凿窟

第15卷第3期　　　　　　　　　　　　　　　　　　　程有为: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3

期。但是这些浩大的工程劳民伤财,用工不可胜计,花费巨大,耗竭府藏,给河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4.佛事活动

唐代的佛教礼仪主要有法会与斋会,逐渐转为以祈祷为主。常例的法会有:佛生日、天子诞辰、国

木会、忌、成道会、涅般盂兰盆会等。不定期法会有:佛

牙供养法会、斋会、八关斋会、讲经法会等。所谓斋会,是指对僧侣提供膳食的仪式,或指以此为中心的法会。举行这种仪式叫设斋。不仅对僧侣,也为俗人提供膳食的称无遮斋。除法会外,洛阳时常举行名僧的葬礼,也十分隆重。现将河南地区的一些主要佛事活动简述于后。

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诏迎歧州法门寺佛骨至东都,入内供养。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刻穷奇。举行了隆重的佛骨供养法会。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本塔。

天授三年(692年),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则天至洛阳城南门与百僚观献,唐初四杰之一的杨炯献《盂兰盆赋》。

证圣元年(695年)前后,僧怀义常作无遮斋会,每次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场面极为热闹。

开元二十三年(734年),慧能弟子神会禅师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设无遮大会,讲经,立南宗宗旨,攻击北宗。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诏命天下僧道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东都洛阳及河南地区诸州也举行这些活动。

大历七年(772年),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剌史徐向等因河南节度田神功患病,用俸钱数十万,设八关大会,在当地开元寺为僧千人、俗士六千人提供斋饭,场景非常壮观。

除此之外,洛阳为一些名僧举行葬礼,参加人数很多,礼仪也极为隆重。如显庆二年(657年),玄奘随高宗幸东都,请求改葬父母,参加葬礼的洛下道俗万余人。垂拱三年(687年)中印度沙门日照卒于东都,会葬者数万人,武则天施绢千匹以充殡礼,葬于龙门。神龙二年(706年),神秀禅师卒于东都天宫寺。葬期,中宗及王公皆亲送,赏赐愈百万。开元十五年(727年),南印度僧菩提流支卒,用卤簿仪幡花盖,填塞衢路,于洛南龙门起塔。开元二十年(732年),禅宗北宗义福禅师卒,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北宗普寂禅师卒,都城士庶谒者皆制弟子服,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倾城哭送,闾里为之一空。

众多的僧侣和俗士参与,反映了当时佛教的普及和世俗化。

上述隋唐时期河南地区的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和佛事活动反映了当时佛教鼎盛的状况。统治者的佞佛举措劳民伤财,加重了百姓的痛苦。当时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狄仁杰谏武后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云“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经典僧

&

伽,盖均冒滥”。苏瑰称武则天“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靡损浩广”,“民产日殚,天下僧尼伪滥过

半,请并寺省僧”。李峤劝将造像钱广济贫穷,均不为武则天采纳。中宗时多营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辛替否上疏极谏,称“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其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指出佞佛举动“竭人之力”,“费人之财”,

“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中宗不纳。兴佛活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为严重的,最高统治者却执迷不悟。

二、隋唐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河南地区长期是中国佛教的圣地。隋唐时期河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世界佛教史也有较大影响。现就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印度佛教东传诸问题予以阐述。

1.佛经翻译、佛学著述和佛学讲论

洛阳与长安是隋唐时期佛经翻译的两大基地。当时的新译佛经多出于此两地。随着汉文佛经的增多,更多的人钻研佛学,发表了不少著作。有必要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的佛经翻译和佛学著作加以考查。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在东都上林园设立了翻经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佛经翻译的官办机构。任命名僧彦琮为学士,将新平、林邑所获佛经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送翻经馆交彦琮披览,让他编叙目录,依次逐渐翻译,印度僧人达摩籍多参与译事,译出佛经七部。

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南印度沙门菩提流支到达洛阳,让他居住福先寺翻译佛经。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支等人将他们翻译的佛经之一《宝雨经》献上。佛陀多罗在白马寺译出《圆觉经》。长寿三年(694年),印度沙门慧智在洛阳佛授记寺译出《观世音颂》一卷。

证圣元年(695年),沙门义净游学印度二十五年,回国来到洛阳,带来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武

4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9年9月

实义难陀迎至大内大遍空寺,与菩提流支、义净等译经名家重新翻译《华严经》,武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至圣历二年(699年)毕功。这就是八十卷的《华严经》。

久视元年(700年),义净在东都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武后为制《圣教序》。

神龙元年(705年),义净在东都内道场译成《孔雀王经》,中宗为制《大唐龙兴圣教序》。次年,敕令菩提流支在佛光殿译经,中宗临法筵笔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

开元十二年(724年),善无畏在洛阳译经。译出《大毗卢庶那经》。

除了译经以外,河南地区名僧的佛教著述也很丰富。如相州演空寺沙门灵裕,撰《十地疏》、《华严

木疏》疏》、《涅般、《大集疏》、《四分律疏》、《大乘义章》、

《译经体式》等五十余种。洛阳上林园翻经馆沙门彦琮撰《唱导法》、《沙门名义论》、《福田论》、《僧官论》、《慈悲论》、《辩教论》等二十余种。相州日光寺沙门法砺撰《四分疏》、《羯磨疏》各十卷。慈润寺沙门慧休著有《杂心玄章抄》、《成实章抄》、《摄论章抄》。洛阳佛授记寺沙门法藏著有《华严探玄记》、《华严五教章》、《大乘起信论疏》等二十余部,余不一一赘述。

隋唐时期在洛阳编写不少佛经目录。如彦琮撰有《上林园梵文经目录》五卷,沙门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沙门明亻全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等。

隋唐时期洛阳设有翻经馆,从事翻译的僧人不断总结译经的实践经验,提高了翻译水平,并且撰写成了总结译经规律的专著。如彦琮久参传译,妙体梵文,著《辩正论》论古今翻译得失,指出译家须有“八备”。沙门明则撰有《翻经法式》八卷。相州演空寺沙门灵裕撰有《译经体式》等。

除译经和著述外,洛阳等地还形成了讲经和辩论之风。如隋朝洛阳慧日道场沙门智脱讲《成实》、《净名》。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年)敕沙门法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即日引对长生殿,敷宣玄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洛阳福先寺建论场,沙门道氤首先登座,于《瑜伽》、《惟识》、《因明》、《百法》等论,树立大义六科,敌论诸师茫然屈伏。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诏沙门静泰、道士李荣在洛宫,辩《化胡经》之真伪,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再次诏僧道集内殿定《化胡经》真伪。

2.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佛教宗派,经过南北朝时期的酝酿,隋唐时期正式形成。河南地区是佛教宗派形成和发展的重(1)禅宗。河南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据说禅宗的初祖是南印度人菩提达磨,北魏后期从江南来到嵩洛,曾赞叹永宁寺的壮丽,天平年间(534-537年)卒于洛滨。达摩传禅法教理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神秀、慧能。弘忍死后,神秀被武则天迎至长安,闻风来拜者日至数万,称北宗,宣扬渐教,普寂继之。慧能在南海,宣扬顿悟见性。禅师神会十四岁至曹溪谒慧能,得其法。天宝四年(745年)应兵部侍郎宋鼎所迎,入洛阳大行禅法。先前长安洛阳皆宗神秀。及神会至,渐修之教荡然,普寂之门衰歇。禅学南北宗之名由是始起。普寂和神会各立神秀和慧能为六祖,争端渐多。神会居住洛阳荷泽寺,其徒众遂成荷泽宗。北宗神秀、义福、普寂禅师,荷泽宗神会禅师,都死在洛阳。嵩洛实为禅宗圣地。

(2)华严宗。早在北朝时,洛阳净土寺有海玉法师,构华严众,志兴此典,请于宣讲。隋朝慧远作有《华严疏》七卷,在洛阳弘扬佛法。唐朝武则天重华严学,令名僧译出八十卷的新《华严经》,由法藏宣讲。法藏著述宏富,主要有《华严探玄记》、《五教章》、《十二门论宗致义记》、《起信论疏》等,武则天在位时河南地区华严宗相当兴盛。她曾于永昌元年(689年)正月七日夜,敕僧于玄武北门建立华严高座八会道场,阐扬方广妙典。八日,僧尼等数千人共设斋会,并观神异,武后亲制《听华严诗》并序。

(3)净土宗。净土宗的初祖是北魏僧人昙鸾(峦)。他往游南梁,北还洛下,遇菩提流支,授以《观无量寿经》,遂有所悟。晚年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专倡净土。隋与唐初,净土宗在洛阳行化,玄奘初亦奉信之。玄宗时有沙门慧日,开元年间从印度返回长安,迁居洛阳罔极寺。他平生勤修净土之业,著有《往生净土集》,天宝七年(748年)卒于洛阳。另有善导,曾奉命督检卢舍那大佛,也在洛阳弘扬净土教义。后净土教在民间广为流行。

(4)密宗。开元年间,应沙门一行之请,唐玄宗敕令译密宗三经之一的《大日经》。开元十二年(724年)在洛阳福先寺译出,一行为作疏,世号大疏。中印度沙门善无畏,曾参与翻译《大日经》,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葬龙门西山。南印度沙门金刚智,于开元八年(720年)到达洛阳,和一行等合译佛径,奉敕办理祈雨事宜,又为公主患病祷告免灾。还有北印度僧人不空,也在洛阳宣扬密教。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佛教史上称“开元三大士”,是密宗的开创者。僧一行是密宗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卓著的天文、历法学家。总之,洛阳也是密宗的圣地。

第15卷第3期　　　　　　　　　　　　　　　　　　　程有为: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5

中国唯识宗的创始人就是缑氏(今河南偃师)的高僧玄奘。他赴印度求法,将无著、世亲的大乘有宗学说搬到中国,在长安译出大量有关佛经。他将唯识、因明之学传给窥基,窥基又加以弘扬。因此河南籍高僧玄奘在中国法相宗的形成中作用极为重大。法相宗也曾在河南流传。

(6)律宗。北魏时人法聪,是中国最早研习律学的人。其弟子有道覆,开创《四分》。北齐慧光撰《四分律疏》,弟子传兴。北周灭北齐后,毁邺城,在今河南安阳设相州,辖今豫北冀南地。此地律学兴盛。隋唐时沙门法砺,撰有《四分疏》十卷,因他居住相州日光寺,其徒众遂称相部宗。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道烁,继法砺之业,律学所宗,为当世所重。又有嵩山僧定宾,作《饰宗论》,解释法砺之疏,亦属相部宗。唐代沙门义净,在洛阳翻译一切有部律八十余卷,是著名的律藏翻译家。

(7)三阶教。信行禅师在相州法藏寺受具足戒,唱三阶法,为世所趋。其弟子灵琛,学当机佛法,居相州慈润寺。武则天时有三阶教徒净域寺法藏,奉命在洛阳福先寺检校无尽藏,三阶教也曾在洛阳流行,后被禁止。

河南地区是佛教生长的一块沃土,洛阳则是诸宗活动的重要舞台。佛教各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大多与河南地区有关。

3.佛教东传

印度佛教始传至中国,再由中国传至朝鲜和日本。现简述佛教东传与河南佛教的关系。

印度佛教的东渐,一是靠印度僧侣的东来传教,二是靠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东汉、曹魏、西晋、北魏诸代,不少印度僧人来洛阳、嵩山等地传教,也有些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此不赘述。隋唐时期来到河南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印度僧人很多。最著名的如菩提流支、日照、实义难陀、宝思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应首推玄奘法师。玄奘俗名陈礻韦,缑氏(今洛阳偃师)人。自幼随兄长捷在洛阳出家,然后走遍全国,历访名师。为了解佛学之惑,毅然西行,历尽艰险,到达印度那烂陀寺,成为“三藏法师”。玄奘在那里学习《瑜伽》等大乘有宗的教义,巡礼佛教“圣迹”,参与佛教辩论。在戒日王专门为他召集的全印“无遮大会”上,“以其所造二论,书于大施场门”,“凡一十八日,莫敢当者”,从而“名

震五天”。玄奘携带大批经书(经、律、论共六百五十七部),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初,回到长安。组织“证义”“缀文”“字学”诸大德近二十人,共同翻译佛经。二十年间,翻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高的。从求法和译经方面看,他无疑是中国佛教史上

的一位伟人。

除名僧玄奘外,河南地区还有人西行求法。如麟德二年(665年)洛阳沙门义辉在印度,听《俱舍》、《摄论》,颇亦有功。

唐代有不少日本和朝鲜僧人来华,在河南地区的佛寺中学习佛法,回去在本国传布。如贞元二十年(804年),新罗真监禅师来唐,元和年间在嵩山少林寺受戒,太和四年(830年)返国,大弘禅教。长庆二年(822年),新罗沙门无染禅师来华,向洛阳香山寺如满询问佛法。今龙门石窟现存“吐火罗及新罗僧人造像龛”,兴造于景云元年(710年),就是朝鲜僧人来洛阳学法的见证。

除朝鲜、日本僧人来华求取佛法外,也有中国僧人东去传教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日本副使中臣名代返国,洛阳大佛先寺沙门道王睿等同行至日本,道王睿于大安寺西禅院设馆,讲所赉《律藏行事抄》,成为日本弘通律宗的先驱。

综上所述,隋唐河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印度佛教东传也有较大作用。三、隋唐河南佛教兴盛的原因

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南地区位于隋唐时期东都——洛阳的周围。虽然西京长安长期处于首都地位,但是在隋炀帝与唐高宗、武后与中宗诸朝,洛阳实际上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而也是佛教活动的重要舞台。长安偏居关中,而洛阳及河南地区大体上居“天下之中”,东连齐鲁,北通燕赵,南达江淮,交通方便,佛教的传播不可跨越这个地区。这是佛教在河南地区兴盛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洛阳、嵩山等地长期是佛教圣地。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时期的都城,长期是北方或者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洛阳一带,历经曹魏、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发展,到北魏时期河南佛教已相当兴盛,非当时其他地区所能比拟。洛阳、嵩山地区佛教尤为兴盛。自北魏分裂,将都城迁往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佛教中心也北移。及周灭北齐,毁邺城,置相州(今河南安阳),相州的佛教也较兴盛。北朝洛阳、嵩山、相州曾经是佛教中心,也推动了河南其他地区佛教的发展。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兴盛为隋唐时期这一地区佛教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佛教更加国家化、政治化,因而赢得封建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隋唐统治者基本上奉行儒道佛三教兼收并蓄的政策,在统治思想

6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9年9月

的一项事业。僧侣极力介入政治,为封建统治者效劳,以争取帝王的支持,帝王也乐意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隋唐时僧尼道士主动介入政治斗争,成为帝王争夺或巩固政权的工具。隋末王世充占据洛阳,建立郑国,洛阳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闲房记》,言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王世充授给他谏议大夫的官爵。唐朝皇帝姓李,尊老子李耳为祖,将道家排在佛教之前。武则天要称帝时,沙门怀义与法明等十人进献《大云经》四卷,陈说符命,言武则天是弥勒降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武则天大喜,于是下令颁天下,两京与诸州各建大云寺,藏《大云经》,并度僧千人。因僧怀义等为其鼎革效劳,赏赐甚为优厚,且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武则天在夺权斗争中杀死了不少唐宗室大臣,且废黜了自己的儿子。南印度沙门菩提流支等又献上《宝雨经》,其中有“菩萨杀害父母”之语,献此经的目的是为武则天的残忍行为辩护。于是朝廷公开宣布道家的《老子化胡经》为伪经,予以禁止。这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重大胜利。由于当时佛教地位高尊待遇优厚,以至于引起道士倒戈,洛阳弘道观主杜义请求为僧,于是赐号玄嶷。玄嶷竟著《甄正论》,斥道教之妄。

此外,僧侣还直接参预或支持战争。当时不少寺院有武僧组成的僧兵。他们除自卫外,也直接参加战争。在唐秦王李世民与郑王王世充的战争中,嵩山少林寺的武僧协助唐军作战,活捉王仁则(一说王世充)。李世民亲自接见有功僧人,赏赐物品,封僧昙宗等为大将军,并赐给少林寺田产。白马寺有武僧千人。朝廷曾两次任命寺主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率大军讨伐。更有甚者,神功元年(697年),因契丹犯边,特诏沙门法藏建十面论场拒敌。

安史之乱中洛阳陷落,僧神会“越在草莽,群议令其主坛度,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

!

两京,颇有力焉”。僧徒靠剃度等聚集军费,支持唐朝廷平定叛乱。

佛教与政权互相利用。佛教徒认识到佛教势力的消长与帝王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于是竭尽全力为统治者效劳,以换取帝王对佛教的支持。统治者借助佛教使自己的政权神化和合法化,以欺骗人民,巩固统治。这是当时佛教鼎盛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的佛教更加世俗化。它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博的教义可以吸引各阶层的人士。不但导致社会下层群众的迷信,而且导致士大夫的佞佛。

消

灾免祸、往生乐土等思想,可以给生活在社会下层、

遭受苦难的人们以精神慰藉,引起众多百姓的迷信。洛阳的佛事活动、僧人的葬礼,动辄数万人参与,“闾里为之一空”,原因就在这里。

对于士大夫来说,在皇帝佞佛的情况下,臣属只有跟着佞佛,精通佛理,才会得到皇帝的宠信。而且有些士人把皈依佛门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一些学问僧兼务世俗之学,吟诗作文,使一些文人学士与他们过从唱和。佛教以所谓能预卜士人的功名盛衰和吉凶祸福,又以持咒驱鬼等法术,为人消病免灾,来博取人们的信赖,拉拢士大夫。士大夫在仕途坎坷、体弱多病、心灰意冷之时,多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慰藉。如唐德宗时户部侍郎卢征,因得罪两次贬官远方,途经龙门香山寺,因能平安返回,相信“慈雄覆护,匪无显效”,造救苦观音菩萨像一所。白居易晚年中风痹,惑浮屠道更甚。尽遣妾侍,舍宅为香山寺,经日不茹荤,“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座禅”,号香山居士,又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遗嘱不归故乡,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士大夫的支持也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比较发达,拥有较多的土地财产,有不少下等僧侣从事农业和手工劳动。以至有“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僧尼有免除赋税和徭役、兵役的特权,农民难以忍受横征暴敛,只好剃度,入佛教籍。其中的有识之士尚可不务劳作而得衣食。这也是佛教兴盛的原因之一。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隋唐时期河南佛教出现了鼎盛的局面。

注　释: 《法苑珠林 传记篇》,《历代名画记》卷三。 《续高僧传》卷十《靖蒿传》。 《开元录》卷七。!《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明导传》。 《慈恩传》卷七。

# 转引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附录一。%《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唐会要》卷六十七。&《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 新唐书》卷一一八《辛替否传》。 靖迈《 古今译经图记》卷四,《大正藏》卷五十五,页三百六十七。

《!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 《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二。

(责任编校:张丽英)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q9c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