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句法分析的场所意象转达与延续机制探讨_以长沙历史城区为例_鲁政
更新时间:2023-08-08 13:30:01 阅读量: 实用文档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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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 过伟敏
1009-6000(2014)01-0089-07文章编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3B066)和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基金项目:
鲁政(1975-),男,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后,讲师;作者简介:
过伟敏(1963-),男,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于空间句法分析的场所意象转达与延续机制探讨
——以长沙历史城区为例
Expressing and Continuing the Image of a Place Based on Space Syntax Analysis:A Case Study on Historic Urban Area in Changsha
鲁政 过伟敏
LU Zheng GUO Weimin摘要:
由物质遗产保护向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并重发展,使我们更加重视保护传统生活的场所内涵。本文从描述场所的可意象性表达入手,借助空间句法理论和认知地图的主观评价方法,从句法“深度”和“可理解度”两方面解析了长沙历史城区场所的空间组构机制。具体对场所结构的描述语言、场所的“分类器”机制,以及场所的可理解度这三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句法分析与基于主观意象上的评价存在较高的相似性,这对于辨别场所意象强弱,并提出场所延续的自组织调适机制,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关键词:
场所意象;空间句法;认知地图;历史城区;长沙
Abstract: From emphasizing mate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o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both materi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one, more attention is needed to protect our traditional life connotation of a place. Therefore, by describing the imaginary expression of a place and based on both space syntax theory as well as cognitive map, which is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derived from the syntactic concept of ‘depth’ and ‘intelligibility’ in historical urban area of Changsha. The explorations includes configuration expression of the place, the ‘sorting device’ mechanism and intelligibility of the place. As a result, this paper turned out that the fruit analyzed by space syntax exhibit a higher similarity with the outcome analyzed by cognitive imago theory. Consequently, this finding will present a vali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imaginability of a place and a self-organization adaptive approach for continuing place sense.
Key words: place image; space syntax; cognitive map; historical urban area; Changsha City
保护历史城市的地方特色,除了要保护好现存的显性物质遗存外,对其场
节庆礼仪、传统技艺、口头文学等门类外,尚缺乏与其物质性空间进行整合性保护
所生活形态的保护也是其中的重要命题。的措施。上述原因的产生,除了长期以回顾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从过去注重遗存物质性的保护,逐步发展到对非物质遗产要素的保护[1,2]。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除了文化部门定义的
来文物部门与文化部门在管理内容上的“分工”以外[3],在认识上,对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生活状态的割裂也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些部门对非物质遗产对象的管理,往往是从数字化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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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与更新│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Y
保护或传承人的保护入手,是一种撇去真实生活环境,过滤掉历史环境信息真实性的做法。虽然这种保护措施的对象明确且有虚拟的“远程在场”优势,但失去历史环境支撑的非物质遗产,却较少能自然而然地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融入其中。因此,在强调物质性遗产功能“活化”的同时,也应注意非物质遗产赖以“活化”的物质空间场所。
但是,对场所或场所感这类难以言
形态的场所特征与句法符示表达间的关系,通过借助以往句法理论的空间文化分析,将现象学解释框架下的场所意义与句法符示及其连接后的定量参数相关联,在人文社会学研究与物质空间科学研究之间,架起了一道彼此描述、解析的桥梁。作为对西蒙关联两个理论的开创性研究的回应,希利尔也在《社会物理学与现象学之间能否走向城市研究的综合》(Between Social Physical and
场所意象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现象学话题,是否借由句法轴线的可视化计算,便能完全阐释“场所”这种复杂而丰富的个体体验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空间句法理论对局部场所的表达主要是借助“可理解度”(Intelligibility)和“深度”(Depth)这些概念来表达的。因为在真实环境中,人们总是以低矮的视点在城市中认知环境,很少能以上帝视角瞬间把握住城市的总体结构特征。因此,人们只能在运动中,将片段化的城市意象逐渐地串联成整体,才能大致形成对城市总体结构的理解。可理解度即因循此原理,从真实环境下人的运动感知入手,描述人们借由某一空间的微观环境,来感知整体结构的难易程度。在空间句法理论中,可理解度通常以代表局部关系的局部集成度(Integration R3)和代表整体关系的全局集程度(Integration Rn)来表达①,从局部区域相对于整体区域的协同关系②中,判断局部场所的可理解度,继而凭借可理解度的高低来预测公众对场所意象强弱的认知[7]。而对于表达局部空间相对可达性的“深度”概念③,除了有物质空间拓扑意义上的“距离”内涵外,同时也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意义有
表的议题而言,除了用记忆、精神家园、Phenomenology: Explorations Towards an 认同感一类的词汇加以描述外,似乎难以跳出现象学阐释的范畴。不少研究要么对场所问题施以感性或精神层面的描
Urban Synthesis)一文中[5],从空间整体的构形科学与场所现象的局部体验两方面,论述了两个理论互读及彼此理解
述,要么仅从局部物质空间设计的角度,的可能性。Hillier指出,现代城市研究强调类型学建构或符号上的关联,缺乏典型的科学分析方法。如果能将现象学层面的场所意象与科学实证的方法相结合,无疑对丰富场所理论和延续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价值,给予重要的方法论支撑。而空间句法理论作为一种基于认知科学的实证方法,至少能够跳出现象学的局部描述,而将局部场所赖以存继的整体空间加以结构化表达,进而能揭示影响传统场所延续的规律性内涵。
方法多数难以成就现象学所要求的主体思维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诉求,如地理性息科学(GIS),弥合人的认知与真实世界的存在以及脑体分离的现状,关键是要找到连接主体认知与客观世界存在的描述方法,而在句法符示及其组织关系中却有潜在应对这一问题的可能,使得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能够通过句法符示的可视化计算呈现出来。因此,在社会文化意义与物质空间之间,找寻彼此描述语言的过程,其本身便包含着寻找研
1 场所意象的句法表达原理
较早关联场所意义与空间句法的研究,来自于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大卫·西蒙(David Seamon)[4],他对场所现象学与句法理论结合的贡献,主要是把社会生活的场所意义与空间存在的组织意义进行了关联,并连接了两个理论的语言意义转达,即在人对于空间体验的语义上将两个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其在名为《场所生活:基于比尔·希利尔的空间句法现象学评述》(The Life of the Place: A Phenomenological Commentary On Bill Hillier’s Theory of Space Syntax)一文中,阐述了作为人的生活
究方法的过程。
而在轴线(线段)(Axes/ Segment)、着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即深度之于传统凸空间(Convex space)和视域(Isovist)这三种基本空间句法符式中,轴线又是在平衡分析精度与大尺度繁缛计算的矛盾中,最为适宜的句法符式[6]。它不仅能作为线性街道的空间分割语言,同时也能描述感知意义上的视线和行为意义上的运动路径,故而使得轴线在分析城市空间网络时,成为连接物质空间与认
地方文化而言,表征的是一种相对“隔离”的程度。为此,Hillier曾对这种隔离或开放的程度提出了一个二元论的观点:在全局空间结构方面,出于通行效率及经济利益最大化,一部分城市街道往往承载着更多的物质能量交换功能;而另一方面,对应于当地传统的场所生活,城市中的某些空间又是以特定的方
知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纽带。式加以控制和隔离,使本地化的场所生但是,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⑴在由轴线相互连接成的网络空间中,局部场所
活在可控性的空间结构中维持延续。前者代表了整体意义上空间经济效率,构
意象又是如何表达和凸显的呢?⑵而且,成了主体结构。后者代表了地方场所文
鲁政 过伟敏
化,构成了背景结构,局部场所相对于城市整体的社会空间关系由此得以阐释[8]。
但是,对应于上述第二个问题,即复杂的场所体验是“可理解度”和“深度”能够完全解释的吗?是否应在基于客体实证的基础上,对可理解度和深度做必要的主观评价(Subjective evaluation)补充呢?至少在笔者看来,模拟场所意象这类复杂而丰富的体验问题,单靠抽象的句法符示确实只能部分地对场所意象进行表达。因为可意象性是比可理解度更为丰富且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场所意象的形成及强弱除了受空间组构影响外,仍有其它诸多因素影响着场所意象的产生,如自然地理特征、建筑风貌、环境色彩、生活习俗等均是形成场所意象的综合因素。一些学者也认为,可意象性的场所往往易于理解,但可理解的场所不一定具有可意象性。因此,仅从客体层面借用句法理论的实证方法,尚不具备在现象学层面支配丰富而细腻的感知体验问题,而Kevin Lynch等人的城市意象理论,或许能在基于人的主观评价方面弥补可理解度缺乏综合体验的缺陷,这也恰恰是本文关联认知意象理论与空间句法理论的初衷。
和承载当代大规模物质能量流的能力,业设施集聚的场所。这一点,不论是在但二、三级网格的数量和类型也在发生转变,具体表现在“树形”网格系统的减少和棋盘状主干网格的增加,而当凸显开放和效率的棋盘格网日渐取代表征隔离和控制的树形网格时,传统场所意
开埠后的民国时期还是在当代,均能找到相似之处。只不过,相比传统商业业态较为均质的规模等级而言,当代商业场所的规模和类型在空间深度上的分化显得更为突出。如图2所示,在2010年
象的延续首先便失去了赖以存继的基础。长沙历史城区中,代表高等级商业空间为此,也引发了下文关于空间深度分析下的场所结构与功能关系的讨论。2.1 场所意象的句法分析
2.1.1 基于深度分析的场所“分类器”机制
的五角星形多位于深度浅的局部集成核附近(颜色越暖的轴线),其中以五一路与黄兴路交汇处最为明显;其它中低等级的商业设施也基本遵循可达性深浅的
为了证实上述网格空间的演化趋势,位序关系分布其间。看来,空间对规范在将地图经由Depthmap软件数据化处理
不同层级商业场所的位置确实施加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由传统商埠城市发展而来长沙而言,这种被称为空间“分类器”(Sorting device)[9]机制的自组织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这种自组织特征的商业功能与
2 长沙历史城区场所意象分析
选择长沙历史城区作为分析样本,其典型性在于:其一,抗战时期的空前浩劫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破环性建设,城区遗存总量偏少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也较为普遍;其二,像许多内陆城市一样,从长沙筑城伊始,城址位置始终如一,为我们研究场所意象提供了时空脉络上的基础;第三,正如许多受礼制思想影响而建造的城市一样,长沙历史城区棋盘状的网格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具备一定的适应
后,我们选取了1920年和2010年长沙历史城区的轴线图进行比较(图1),发现民国传统街巷细密而多分枝的树形网格已转向低密度的棋盘形网格,代表传统时期静态和隔离特征的树形网格,呈
现出被当代动态开放网格所取代的趋势。空间结构的高度耦合性,使得商业开发
相应地,与空间网格结构变化对应的场所功能也在进一步分化,表现在浅深度的街道轴线(图1中深灰色的轴线)总是以其便利的可达性来吸引更多的商业设施聚集。如民国时期浅深度的南正街(今黄兴路步行街)和中山路一带,以及当代的五一路商圈附近,均是繁华商
总是与高集成度空间(特别是局部浅深度空间)相契合,以获得最大的运动经济④效益,并使现代商业通过区位择优替换了传统商业的区位选择。因此,传统商业形态不得不重新选择适配自己的空间生态位,进而传统商业场所被进一步
挤压至自然运动较低的地段,最终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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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与更新│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Y
导致传统场所感的降低(图3)。息流的交换要求,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级和树形网格不断消失对保持这种平衡
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断扩大,这种交换要求也会逐渐提高。关系是极其不利的,在当前长沙历史城如果这种空间“分类器”机制一直保留或被不断放大后,历史城区的传统商业场所是否会完全消失呢?产生这种疑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相似地,盛强曾在《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系统》一文中也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他指出,当代城市空间结构大都倾向于采用开放的网格体系来承载其中心性,其间运动开放的直线网格造就了我们当代的都市空间,而那些静态的、围合封闭的空间将被逐渐取代[9]。这是因为,开放网格适应了系统内外物质、能量、信
现代城市商业区为了保持既有的中心性地位,必须不断地与外界保持频繁而大
区网格类型环通化、正交化,街巷密度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在适配现
规模的能量交换,因此,运动规模小的、代商业发展的同时,承载地方场所文化自然运动差的低集成度街道势必难以适应这一要求。似乎,城市空间现代化与传统街巷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那么,如上所述,如果棋盘状主
的低等级街巷却在不断遭到侵蚀,进而也就可能出现背离Hillier所提出的平衡经济与地方文化发展的协同论观点。因此,解决问题的源头除了他组织规划的
干网格代表的是空间经济主体结构的话,适时干预外,恢复系统动态平衡的自组树形结构便承载着更多作为背景的地方文化生活,保持两者的动态平衡才是协调地方特色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然而,就长沙历史城区现状而言,中间层
织调节机制,增加历史地段适应不同场所功能的弹性才是长久之计。在物质空间规划方面,具体策略是在充分保持传统街巷格局的前提下,在动态主干型街
鲁政 过伟敏
道网与静态树形网格之间,补充介入更多作为“亚稳定态”的街巷网格(图4中彩色街道部分),以此缓冲主干街道的过量交通对传统商业及生活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位于树形空间中稳定态的场所生活也可通过亚稳定态网格来逐渐融入更大范围的城市生活中,避免了直接与动态环网交界所带来的不适。2.1.2 基于可理解度与认知意象相结合的场所意象分析
如前所述,虽然证明了树形结构与棋盘主干网格之间的二级网络对延续场所生活的重要性,但这种基于网格层级涌现的局部场所分析仍无法描述空间整体的场所意象。片状的历史城区及其内部的历史街区是否真的如规划成果中所展示的那样,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可意象性呢?如果有,意象的强弱又是如何通过空间组织关系予以表达的呢?我们不妨综合Lynch关于区域意象的相关论述,来分析长沙历史城区及其内部区域的历史场所可意象性问题。
在Lynch看来,区域比其它诸如路径、节点、边界等要素更具空间上的整体性,Lynch定义它为有领域进入感的,且内部要素应呈现相似特征的地区[10]。虽然这一定义并未详细说明这些相似特征
的区域。在每人负责4位被访者完成圈域标绘后,再用AutoCAD将所有调查样稿(共348份)的圈画范围与真实地图叠加,最终形成由若干圈域线叠合成的意象区域范围图(图5a)。此外,《长沙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0年修订)也公示了最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成果(图5b)。从两幅图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基于认知意象的统计结果与政府公示的规划成果之间有较高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规划公示的风貌保护区范围与圈域范围较为接近。两张图都表明五一路以南是古城风貌可意象性最为集中地区,其中规划图纸中的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化龙池(天
可理解度关系来看,古城风貌保护区和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的回归线(红色)基本与历史城区的回归线(黑色)重合,用它们的回归线斜率描述分别是2.1295和2.1212,与历史城区总体的回归线斜率2.2119相当。这意味着它们的可意象性更多地是融入整个历史城区内,场所特征的可辨识性不具备空间结构上的优势。同时,结合意象圈域法的统计结果也可看出,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在局部并未形成圈域线集中的情况,而是更多地融入到了整体空间背景之中。高于历史城区可理解度的区域有太平街历史街区、潮宗街历史街区、化龙池(天心阁)
心阁)历史地段、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这三个区域,很明显,不论是省立第一师范历史地段均与认知地图的意象范围集中区相对应。两幅图的差异之处主要在于认知地图在可意象性呈现方
在意象圈域图中还是在回归线斜率数值方面,这三个区域均凸显于整个历史城区中。而省立第一师范历史地段的可理
面有强弱之分,从圈域线密集程度来看,解度虽在斜率上比整个历史城区高,但太平街、坡子街一带是可意象性最高的区域,其后的意象性强弱依次是天心阁>
其回归线却以偏离的方式未与历史城区回归线相交,且多数散点位于散点图的
西文庙坪>潮宗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左下方,同时参考其圈域图示中的范围
为了进一步证明可意象分析及规划成果的准确性,同时也为了在方法上将空间句法理论与认知意象理论相关联,本文再次从古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街区两个层次,分析了空间句法可理解度
也不是很明显,因而表现出偏离全局可理解度的孤立状态。
总的来说,基于空间句法分析的各区域可理解度,能够与认知地图圈画的区域意象强弱相关联,反映了空间句法理论与认知意象理论在分析结果上相似性。但是,在局部层面,空间句法的分析结论也存在不同于认知意象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在圈域图示中的可意象性并非高于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原本在认知意象中排名第四的潮宗街区域却在句法分析中跃升为可理解度最高的区域。对这种意外结果的猜测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用可理解度表述场所的可意象性程度确实存在一定的误差性,单从空间结构的角度考虑复杂人的意象思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的误差也可能来自意象调查本身:鉴于
是什么,但人们时常凭借建筑风格、体量、对区域可意象性评价的效果。色彩、密度或社区名称等要素加以判别。
以“可理解度”来判别某一区域相
而这些由综合要素构成的心智评判方法,对于城市整体的可意象性,主要是考察无疑应归结为一种主观评价方法,以弥
作为“图形”的局部区域与作为“基底”
补“可理解度”对“可意象性”的描述。的城市背景的对比(或协同)程度。如
公众意象的提取主要采用认知地图法和访谈法展开:首先,调查选取了本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共87人,要
果局部地区的可理解度明显高于城市整体可理解度的话,则该区域便拥有较高的可意象性水平;反之,如果局部区域
求他们每人携带长沙市交通旅游图4份,的可理解度低于城市整体可理解度,或在历史城区不同区域展开一系列认知意象的调查统计,内容是以圈域图示法(认知地图法之一)进行区域层面的场所意象圈画,以提取出市民心中历史场所感较强
与城市整体可理解度趋同的话,则其场所的可意象性较难凸显(Hillier,1996;朱庆,2005;杨滔,2009)。从表1分析的各层级历史保护区与整个历史城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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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与更新│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Y
表1 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可理解度分析
空间层级
古城风貌保护区
分析区域
各保护区相对于历史城区的
可理解度(可用斜率表示)
各分区内部的 可理解度值 0.6255
斜率2.1295
历史文 化街区 太平街历史 文化街区
0.7099 3.1437
西文庙坪历 史文化街区
0.7643 2.1212
、 潮宗街历史 文化街区
0.8644 3.6364
历史地段 化龙池(天心 阁)历史地段
0.7288 3.1024
省立第一师范 历史地段
0.7256 2.9581
鲁政 过伟敏
五一路以南历来是历史城区的商业中心,得以解释,只有将局部场所片断置于整体消费行为的惯性思考也可能使更多人认为,紧靠五一路的历史街区有着比潮宗街历史街区更强的可意象性。
在总体确定了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可意象性层级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历史文化街区越是位于集成度高的
空间的组织联系中,才能为我们深刻理解局部场所感的产生及延续机制提供真正有效的解答。他进一步指出,目前我们所偏爱的“场所”塑造问题,往往是从局部“场所”的可控性出发的,如分析
间经济的“乘数效应”,由空间限定下的运动经济效益因此凸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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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ill Hillier, Between Social 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 exploration towards Symposium , TU Delft Netherland, 2005(6):3-23.
[6]Dalton C., R., HSpace syntax and spatial cognition.H World Architecture: Space Syntax Monograph, 2005,185 (11):41-45.[7]朱庆,王静文,李渊.城市空间意象的句法表达方法探讨[J].华中建筑,2005(4):77-81.
局部街道形态、建筑样式或装饰等因素。[2]周岚. 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和整体创
地方,其可意象性也就越强。换句话说,但这种过分拘泥于局部可控性的做法往就是历史性场所越是靠近可达性高的空间,其可意象性也就越强,这似乎是不用论证的简单道理。但问题是为了提高可意象性程度,我们就需要增加空间的可达性,而通过规划增加了空间可达性,是否会不利于遗产保护呢?如何调节增强意象程度与历史性场所保护的矛盾呢?看来,对问题的回答似乎又该回到前面关于主干路网与树形路网的界面关系上来:一方面我们为了增强场所的意象强度,首先要使意象区域外围的空间可达性提高;而另一方面为了协调地方场所感与可意象性的矛盾,我们还应在意象区域外围路网与其内部树形网格之间增加中间层次的网格,以调和微观经济运动、可意象性增加与地方场所延续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越是可达性高和意象性强的场所,越应通过增设中间层次的亚稳定态网格来调和上述矛盾。而在判断哪些历史文化街区亟待增加亚稳定态网格时,我们便可利用对各街区意象性的高低评价,来有计划、有重点的对意象性强的区域优先采取增加中间亚稳定态网格的措施,从时序上和规模上,理性控制既定规划目标的实施。
注释:
是指由系统内任意一街道至其它所有街道的拓扑平均深度的倒数之和,是衡量空间可达性和渗透性的重要指标。
②局部集成度与全局集成度的线性相关关系是可理解度概念中的一种,通常也称“协同度(Synergy)”,本文中描述的是局部区域在整体区域中的意象凸显程度。可详见Paulo Pinho et al., Combining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往是以整体的不可控为代价的(Hillier,1984,1996)。因此,历史城区局部场所感的延续问题也应置于城市整体背景中才能被更好地理解,而空间句法理论至少能在基于空间认知的分析中,找到适宜场所意象评价的结构化表达方法。
①集成度是衡量空间整体构形特征的重要指标。an urban synthesis?[C],5th Space Syntax
,Approaches to Analyze the Oporto [8]杨滔. 从空间的角度看城市局部地区[J]
:128-134.Metropolitan Area[C].7th International 北京规划建设,2009(1)Symposium,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9]盛强.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
系统[J],世界建筑,2005(11):92-95.Built Environment Stockholm, 2009(6).③深度是指由系统内特定一条街道经由最少转弯次数而到达另一条街道的拓扑距离。 ④“运动经济体”原理是空间句法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首先明确空间中的人的行为塑造着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空间与人们的行为彼此作用,相互影响。在经济方面,空间起初通过其组织方式,规定了人们在其中的“自然
注:图表来源:图1~图3 作者自绘;
图4 依据盛强.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系统[J],世界建筑,2005(11):图5(a)作者自绘;
图5(b)摘自《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0年修订)成果公示;表1 作者自绘。
[10]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60:36.
3 结语
从现象学的主体视角对场所意象进行描述,虽然有助于表达构成场所感的综合体验要素,但对场所意象的产生和延续,却缺少揭示内在规律的方法。为此,Hillier认为,“场所”的形成和演变须结合当地场所空间所依赖的结构关系才能
运动”,不同空间在系统中可达性地位的高低,92-95,改绘;自然也会引起人流量多少的差异。随后,商业选址又依循人流量的多少争取最优区位,商业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商家更有机会获得可达性高的空间。而随着高等级商业在优势地区的不断积聚,会导致人流量的进一步增加,反过来又使更多商家参与区位竞争,这便产生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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