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短暂与人生无常——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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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短暂与人生无常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

东汉末年开始,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复杂的历史情况促使文学也几经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汉末社会的变动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建安诗歌和正始诗歌以其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感,在魏晋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亦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卓然诗史。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诗歌,真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动乱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进取精神。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出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大量作家,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而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则是魏代汉,晋谋代魏政治局面下的产物,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文学毗邻建安文学,却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折射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意蕴。 一、相异背景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谈到建安文学的成因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并起。社会的变革,政治的动荡,也带来了学术思潮的变化。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这也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如曹操的一部分乐府诗就反映了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我们从《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可见一斑。由于被卷入了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就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建安文人们也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无疑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长达五百四十字的长篇叙事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它通过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正始时期的文化背景有别于建安,有一不同即玄学的兴盛,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有“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得意忘志”三派。司马氏在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后,不断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人士,在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满腔抱负无处施展,愤懑苦痛亦无处发泄,血雨腥风中为保自身安危惶恐战栗,如履薄冰。阮籍正是由此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选择了隐居生活。“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表现了其内心的苦闷,诸如凄怆、涕下、怨尤等词语在阮籍的诗中十分常见。玄学理论是要求个性解放的产物,它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从根本上适应了当时黑暗恐怖的政治高压下渴望解脱的社会心理需求。可以发现,就题材而言,正始的作品少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豪情壮志的抒写,更多地体现个人苦闷忧愤的情怀。

二、艺术特色

不同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属于各自的鲜明艺术特色。

建安诗歌多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情调豪放激昂而悲凉慷慨,语言质朴遒劲。后人将这种刚健遒劲、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称为“建安风骨”。

曹植《白马篇》即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为国牺牲的爱国壮士形象,充满了乐观的精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崇尚质朴方面,曹操的诗歌尤其典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其语言不事雕琢,读来却令人惊心动魄。另外,建安诗歌在整体上亦呈现出了一种沉郁苍凉的美感,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多叙丧乱,伤人生艰难,写离别之苦,沉郁顿挫,使人不由产生人命如草芥,浮萍四飘零之感。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即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对于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主题。

同时,建安文人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以《白马篇》为代表。曹丕的诗歌形式多种多样,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其中五言诗《清河作》、《杂诗》等都是较好的作品。此外,刘祯的成就亦十分突出,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云“五言诗之善守者,妙绝时人。”

慷慨之音在建安诗歌中被反复传唱,但是在黑暗政治的压迫下,正始人士并不是没有满腔热血和豪情,他们以道家的眼光看待现实,并对现存的黑暗予以批判和暴露。嵇康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而阮籍的诗歌也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发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我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正始时期,玄风大畅,士人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精神世界,讨论的问题皆具抽象思辨色彩,内容上,往往曲折达意,隐晦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争斗。建安诗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追求立功,崇尚质朴,渴望乱世得到统一,描述严峻现实,歌唱人生追求,形成了他们激昂悲凉的情调。而正始诗人则热衷于表达“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内心世界,他们超然物外,企盼人对自然的归复。玄学的又一命题“言不尽意”,导致了重义轻象,达意为美的审美趋向。阮嵇二人的诗歌中,意向往往并非实实在在的所见所闻,而是带有虚幻色彩和象征意味。《咏怀诗》中“走兽交横劲,飞鸟相随翔??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诗人用飞鸟走兽喻逢迎的小人,用朔风微霜喻司马氏的肆虐残暴,而这些意象则是由诗人臆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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