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

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

摘要：汉任城王墓保存有汉黄肠石题刻7 8 2石，单字40 0 0余字，为汉代考古之仅见。题刻内容涉及东平国、任城国等郡、国、县等地名二十余处，工匠或验收官人名一百多位，另有数字、尺寸、标记、官职等内容，其研究价值为国内外考古界、艺术界、书法界、历史界所公认。本文试就有关黄肠石题刻内容，在形制特点、时代特征、历史地理、行政区划、物勒工名、书法艺术等诸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分别讨论。

关键词：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 物勒工名价值

汉任城王墓位于济宁市北郊九女（米）堌堆[1]，1992～1995年，发掘出土了汉黄肠石题刻782石，单字4000余字。本文试就黄肠石题刻而论之，以求证于海内外贤达。 一

汉任城王墓现存封土直径60米，高12米，是萧王庄墓群[2]中封土最大的一座。墓葬座北向南，由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题凑石墙等部分组成[3]。墓道残长22.8米，宽2.7—3.8米，其中部东西两侧设对称耳室，室内分别放置车马明器和炊厨器。墓道北端靠墓门处，设前后封门墙两堵，门扇无存。墓室南北长15 .89米，东西宽15.9米，高8.35米。墓门后有甬道通前室。前室为横长方形，放置大量陶器；后室为

纵长方形，中置棺床，棺椁已焚，人骨朽乱，出土少量玉器和银缕玉衣片。回廊围绕前后室一周，题凑石墙在回廊外侧，曲折呈凸字形。整个墓室外以题凑石墙作墓框，内以砖墙分隔各室，上以3层契形砖券顶，砖券之上再覆以石块，地面以石板和2或3层砖铺底。墓室顶石边缘紧扣石墙，把整个砖室墓包围在一个偌大的石宫里。建筑十分考究，结构颇具特色。

汉任城王墓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45 00余块，其中暴露在墓室内可观睹的黄肠石题刻计782石。据修复石墙顶情况估计，埋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约是可见者的5倍左右。这么多题刻，在我国已知汉墓出土黄肠石中数量是最多的，实为我国汉墓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 一般而言，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可据出土文物组合、器型特征、银缕玉衣片及墓葬形制来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同时题刻内容也是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的重要材料。汉任城王墓铭刻地名，见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是东汉建造墓葬时的地名，为墓葬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题凑石墙墙西有“梁国己氏魏贤”铭刻，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己氏县，西汉属梁国，东汉属济阴郡。然《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梁节王畅“建初四年(79)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永元五年(93)削成武、单父二县。”显见东汉初故梁己氏先属济阴，再属梁，永元五年(93)仍属梁国。又据史书载，削二县后，畅曾上疏

“乞裁食睢阳、毂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不许。立二十七年(98)薨”。可知梁国此时共有九县，这恰与《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所载“九城”相吻合，并且“裁食”五县名均在其中。由此分析，传所载九县，即为志中的九城，二者相对照，传中“还余”四县应是砀山、下邑、鄢、薄。而己氏县不在的情况应说明，最迟在永元五年(93)后的畅上疏之年，己氏县已不属梁国。也许因己氏短时属梁，所以《后汉书》把它划入济阴郡中。该墓铭刻“梁国己氏”，可证墓葬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初四年(79)，下限应在永元五年(93)至十年(98)畅薨之间的己氏县改属前后，即章帝、和帝时期。而这个年代正是《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记载的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的在位时间（84—101年），由此可推断墓主为东汉任城国第一代王——孝王刘尚。 从墓石铭刻地名看，不仅有当地任城国和山阳郡的部分县名，而且还有周围的鲁国、东平国、梁国、沛国，乃至较远的上党郡、常山国的大部分县名。这么远的地方派工匠或送石，来为死者建墓，工程浩大可想而知，在汉代只有王侯和皇亲勋贵才享有如此的特权和殊荣。 二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载于《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日：“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日黄肠。”其后，《后汉书·梁商传》注引《汉书，音义》释为：“以柏木黄心为棺，黄肠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为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

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4]。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分别为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墓[5]，北京大葆台西汉中期燕广阳顷王墓[6]，江苏高邮天山西汉晚期广陵王或王后墓[7]，山东定陶王墓[8]，这四座墓题凑结构是用柏木层层平铺叠垒，题凑四壁所叠筑的枋木（或条木）完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故称题凑。黄肠则因用剥去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任城王墓题凑石墙除拐角处用长方形石块，其余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单道砌垒。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石的四面都用錾道做几何图案，主要有三种规格：一种是厚度1汉尺（约2 3厘米），每边约95厘米的方石；一种是厚度1尺（1汉尺约23～25厘米），长95厘米，宽50—60厘米的长方形石；少数是厚九寸（东汉时计量单位小于1尺）。文字大部分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每石文字最少l字，多数3～5字，最多1 1字。《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石墙石块均打制规整，大小基本划一，可见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西汉“黄肠题凑”之礼制。结合洛阳邙山出土垒砌地官方石题铭“黄肠掾王条主”“黄肠史袁康主”，为了与木头相区别，近代学者罗振玉在研究之后在其著作《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中首先将其定名为“黄肠石”，之后获得学界认同。在洛阳邙山东汉帝陵中也出土过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

其作用应与黄肠木相类似。邙山岭一带为东汉帝陵区域，黄肠石的出现表明与史书记载的葬制相符，“黄肠题凑”墓在东汉时的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以石材取代木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刘焉墓（北庄汉墓）在建造过程中“发常山钜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数千人??”显然，当时建墓所需黄肠杂木三郡不备的情况下，遂用砖石材代替，故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数千人。从任城王墓众多的人名、地名和墓葬建筑规模的情况来看，当时建墓时，也应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其规模和数量应不少于北庄汉墓。

目前，发现有黄肠石题凑墓葬有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江苏徐州土山汉墓等。北庄汉墓于1 9 59年发掘，墓主人为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出土黄肠石题刻1 74石及少量墨书文字[9]。197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土山汉墓，墓主人为东汉彭城国王，出土黄肠石5 8石，其中可见（个别刻面因砌于墙内不好统计不计）者26石40条[10]。任城王墓葬形制结构与定县北庄汉墓、土山汉墓同，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合葬墓[11]。三墓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垒砌石墙，石材琢制规整，大小长宽厚度基本相同，其作用与上述题凑木类似。更为重要的是，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二墓题刻内容及诸多地名相同，书法风格也较为相似。如二者皆有“鲁柏仲”铭刻。“鲁柏仲”，即任城王墓“鲁石工柏元仲华”题刻的简写。地名人名如此巧合，说明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相对年代非常接近（图2）。

由以上可以看出，东汉“题凑石墙”是由西汉“黄肠题凑”演变而来的。“题凑石墙”或“石材题凑”[12]墓大都出现在东汉初年，为西汉“黄肠题凑”葬制演变的产物，它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墓葬结构和墓葬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三

题刻内容涉及东汉时期封国郡县，对研究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举例说明，封顶石中一石侧面刻“山阳高平钟生”六字，该石为青石质，长宽约9 5厘米，厚2 3厘米。《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元六年（前1 44）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别为郡。”天汉四年（前9 7年）以山阳郡为昌邑国。昭帝元平元年（前7 4）国除，为山阳郡。王莽时日巨野。东汉仍为山阳郡，治所昌邑（今金乡西北）。

高平地望在今微山县两城镇，相传这里有两座城，故称两城。《后汉书·郡国志三》：山阳郡辖高平，本注日“侯国”。故橐，章帝更名。《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明帝永平二年(59)，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李贤注：“南平阳，县，故城在兖州邹县也。橐，县，一名高平，故城在邹县西南。”《水经注·泗水》：“??《地理志》山阳之属县也，王莽改日高平。应劭日章帝改。按本志日，王莽改名，章帝因之矣。”

从上述文献可知，两城镇的方位在邹县（现邹城市）西南，与李

贤注相合。两城镇一带即西汉的橐县，东汉的高平故城。橐县在西汉初及宣帝时两度封为侯国，王莽时改为高平，东汉章帝时仍“因之”。明帝永平二年(59)，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后又成为侯国。

东汉时何人封于此？书无详载。据《后汉书·伏湛传》，伏湛于建武三年(27)封为阳都侯。六年(30)徙封不其侯（故城在今即墨西南），传爵位至重孙伏晨。“晨尚高平公主”[13]。章帝建初七年(82)，曾封刘苍五女为县公主，但未提及所在地名。“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是长公主，仪服同藩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章帝）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李贤注：“冯定，获嘉公主子，袭封或嘉侯；冯奋，平阳公主子袭封平阳侯。此其类也。”[14]。高平县既益东平国，东平王刘苍之女封为县公主，其中一公主就可能封在高平县。故《东观汉记》有伏晨尚高平公主的记载。高平既为县公主，当然可以传爵于子。所以《郡国志》说高平为侯国。

如上述推论正确的话，任城王刘尚与高平公主应为姐弟关系，其封王时间（公元8 4年）比高平公主就封时间晚两年。按刘尚封王时间，平阳公主派工匠钟生为其建墓的话，距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的时间（公元5 9年）相差25年左右。工匠钟生仍按高平归属山阳郡时，把自己的姓名籍贯题刻在石材上，于是有“山

阳高平钟生”题刻。 四

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反映了汉代的“物勒工名”制度，题刻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工匠任务的完成情况，墓主对产品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同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惩罚。目前所见有关“物勒工名”制度记载的最早文献，是《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说明了“物勒工名”目的就是为了“以考其诚”。郑玄注日：“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物勒工名”制度在秦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熟，而题铭也扩展到工官、生产机构以及制作地等内容。

汉承秦制，汉代使“物勒工名”制度达到成熟并走向全盛与繁荣。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官营机构制作的器物，内容一般包括制作日期、生产机构、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汉任城王墓“物勒工名”有五种形式；-是地名、官职、工匠名，如“邹祭尊石治章”“邹祭尊石治”“邹祭石治”、薛颜别、金乡陈能等，这种形式组合占题刻总数中的绝大部分；二是地名和产品生产机构，如金乡匠斋等；三是生产产品工匠籍贯，如“章”（东平国章县）、“无盐”（东平国无盐县）、“须昌”（东平国须昌县）等；四是生产产品工匠名，如“马初”“李季”“田文”“伊熹”“陈能”“元于昌”等，统计有57位工匠，其中能够

明确其籍贯地有47位；五是数字编号和尺寸，如“十八”“尺”“尺一”“九寸”等。从上述分类看，大部分黄肠石刻有石工匠的姓名或验收官的姓名。“邹祭尊石治章”的“治”同“制作”，为人名后动词。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封禅泰山，“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15]可知汉代加工制作专用石材谓治石。“祭尊”为官职，东汉诸侯王有同皇室一样专事营造的官府，管理工匠生产，“祭尊”同“祭酒”，以酒祭祀或祭奠，即古代大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仪礼·乡射礼》：“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汉贾谊《新书·时变》：“骄耻偏而为祭尊，鲸劓者攘臂而为政。”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小学》：“蟊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日‘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载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考古发掘中亦屡有“祭尊印”出土。可见“祭尊”为乡官，可能被政府征调为监督管理石工生产产品。“无盐石工浩大”中“工”应为“工官”的省写。从文献记载看，“工官”指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包括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各类官营手工业机构，是与“铁官”“服官”“盐官”等并列的手工业部门，是政府设在郡县负责某类产品生产和管理的专门性机构，同时负责税收和征调物品。设在都城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称为“中央工官”，设在郡县的称为“地方工官”。所以“石工”应为设在东平国无盐县的负责石刻类产品的生产和管理的“地方工官”。

汉代“物勒工名”制度具有实施的全面性、勒名内容的完整性、器物使用的等级性和实施的法制性等特点。“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组织管理的相对科学化，促进了汉代官营手工业机构的产品逐步规格化和系列化，有力地保障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的大发展。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物勒工名制度逐渐衰落，勒名内容逐渐偏离“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原初含义，刻写“工名”逐渐包含了宣传产品、打造品牌的功能，从而使“物勒工名”开始具有了现代社会中“商标”的涵义。

任城王墓发现的黄肠石题刻较多而集中，而由于黄肠石主要用于汉代帝王和诸侯王陵墓，其题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为研究帝陵和诸侯王陵分布、丧葬制度和探索黄肠石生产管理制度的重要原始材料。 五

汉任城王墓因黄肠石题刻石众多，书写风格多样，被誉为汉代的“文字库”，对于研究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一号墓题记刻石前一般不经过书丹，而是由石工捉钻子镌凿。因刻者众多，故风格多样。按其风格，可将题刻分为率意、工整、拘谨、飘逸四大类[16]。黄肠石作为建筑材料，官府主事验收合格后，要求石工刻题铭于成品，郑重其事，以示完成。一般刻于石的侧面，即垒砌上墙后可以看到。侧面为长方形，顺其长面而刻。也有少数刻于石的正面，即砌墙的叠压面上。上石的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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