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及其原因

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及其原因

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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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及其原因

傅承洲

提　要　　明代话本小说是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的高峰,留下了20余种话本小说集,完成了从整理

宋元旧本到文人创作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以冯梦龙为核心的苏州作家群和苏、杭两大创作中心以及三种创作倾向,即劝善惩恶、追求“庸常之奇”、消遣娱乐。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明代进步文人的倡导与推崇至关重要,小说商品化的刺激关系更加直接,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演亓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关键词　　明代话本　　勃兴　　文人倡导　　商品化

,,(参

)。宋元话本占绝大提到话本小说,“三言”中宋元话本与明代话本的二拍”,。关于

。但是单凭篇数,因冯梦龙对搜集到的宋元话本作过较

一

多的加工整理,加上史料不足,学术界意见不

郑振铎先生认为:《古今小说》有宋代话本况。从流传至今的话本小说集来看,洪木便刻一。《警世通言》宋人作9(残本名)在嘉12种,明代话本14种。《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

《醒世恒靖年间,熊龙峰刊行小说(残本名《熊龙峰刊种,宋元人作8种,明人作11种。

有宋元话本6种,明人话本25种。余则时)在万历年间,万历以前,除这两言》行小说四种》

种残本和几篇散见于其它集子中的单篇话本代不可考。总计宋元话本35种,明人话本50

《明清二代之外,没有更多的话本流传下来,这说明到明种,难以考定年代的35种。(参见

)胡士莹先生对“三言”所收小说年代嘉靖、万历年间,章回小说大量涌现的时的平话集》有4种,候,话本小说尚没有形成繁荣局面。到天启、代考证颇详:宋人话本,《古今小说》11种,《醒世恒言》2种;元人话崇祯年间,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在短短的二十《警世通言》

4种,《醒世恒言》4种。“三几年中,便出现了“三言二拍”、《石点头》、《鼓本,《古今小说》

共收宋元话本25种。明代话本,《古今小掌绝尘》、《型世言》、《西湖二集》、《欢喜冤家》言”29种,《警世通言》21种,《警世恒言》33等二十余种话本小说集,这在话本小说发展说》

)。徐朔《话本小说概论》史上是空前的。就其题材的广度、思想的深度种。共计83种(参见

“三言”中话本年代的认定,态度较和艺术的高度而言,也是绝后的。清代虽然方先生对

《三言》所收的120篇话本和30多种话本小说集流传下来,但已属强弩之为审慎,他说:“末,不能与明代话本比肩。

文人拟作,据《醉翁谈录》、《京本通俗小说》以

《也是园书目》等书加以对照比较,并且考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是以搜集整理宋元及

话本小说作为起点的,两种早期刊刻的话本虑到作品本身的特点,大概有六分之一可以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存29篇小说,宋人确定为宋元旧篇,大约60篇作品难以精确地作12篇,元人作6篇,明人作11篇。《熊龙峰考查它们产生的年代,可以判明为明代作品

(论三言中的明代作品》)。的约有44种《三家

收稿日期:1995-11-14

意见虽有出入,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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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中宋元旧篇的比例远比它之前的《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要小;第二,“三言”的最后一种《醒世恒言》,明人作品明显多于前两种。这说明从《六十家小说》到“三言”,明代作家已逐步完成了从搜集整龙的影响,他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

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

艹

宋元旧种,亦被鬼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

(拍案惊奇序》)。卷”《至于凌氵蒙初与冯梦龙是

理宋元话本到文人创作的历史性转变。凌氵蒙否有过交往,因缺乏材料,只能作一些推测。

初便说过,冯梦龙辑“三言”,“宋元旧种,亦被两人科举都不顺利、50多岁才不得已而出艹

(拍案惊奇序》)。从通判之类的小官。都对小鬼括殆尽”《“二拍”开始,贡,都只做过知县、

戏曲有浓厚的兴趣,留下了名作,且彼此明代话本小说均为作家创作集。只有大批作说、

《今古奇家自觉地从事话本小说创作的时候,话本小。说的繁荣才成为可能。

明代话本小说作家主要集中在江浙一

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说一览表时,,,即

蒙初六、古吴金木血而死。两人年龄相近,冯梦龙大凌氵

从年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散人、(?)。刻于苏州的话本小说集有岁,相距也不远。

志趣如此相近的两位作家,如果他们《今古小说》、《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二刻到思想、

拍案惊奇》、《石点头》、《鼓掌绝尘》、《古今奇有直接交往乃在情理之中。冯梦龙与席浪仙

《石点头叙》为证,观》。杭州小说家有陆人龙、周清源、西湖渔隐的交往,有冯氏为席氏所作

“二,对闯王李,冯梦龙在明朝灭亡不久抑郁而逝,凌氵蒙初在抵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呕

《醒世恒言》中大部分主人、薇园主人。刻于杭州的话本小说集有美国学者韩南甚至认为(?)、小说亦为席浪仙所作(见《中国白话小说《六十家小说》、《型世言》、《西湖二集》

),因没有史料依据,尚难作为定论。关于(?)。《欢喜冤家》如果将作家籍贯与书坊双重史》

《石点头》和散曲,因素综合起来看,明代优秀话本小说集基本席浪仙,我们只知道他写过

上产生于苏杭。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苏州和杭是一位冯梦龙的追随者,其它生平事迹无考。州称为明代话本小说创作的两个中心。

关于这两个中心的创作,杭州作家因生平资料缺乏,有的连姓名也无考,对其是否形成了一个小说流派,下结论尚为时过早。苏州作家,笔者以为已形成了一个以冯梦龙为核

、《醒世恒言》,将其创作动机表白得心的小说流派——苏州作家群。这个群体主世通言》

《醒世恒言序》中作了具要成员有冯梦龙、凌氵蒙初、席浪仙、抱瓮老人再明确不过了。又在

天不自醉等。凌氵蒙初虽然是乌程人,而乌程距苏州仅一体阐述:“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

湖之隔。他父亲曾任常州府同知,他本人曾任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上海县丞,均在苏州附近。他的话本小说集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万事太平之福,其可量乎!”他对《拍案惊奇》明尚友堂刊本封面题“即空观评天亦得其恒。淫荡、即聋从昧、与玩用嚣的现实阅《出像小说拍案惊奇》,金阊安少云梓行。”晚明悖逆、

“怯者尚友堂是苏州书商安少云的书坊,“二拍”均痛心疾首,希望用小说来唤醒世人,令

(古今小说《刻于苏州。凌氵蒙初创作“二拍”,直接受到冯梦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就是上述三位作家,创作了明代乃至整

个话本小说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他们有明确的创作主张,并自觉地以其指导创作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冯梦龙将自己编纂的三部话本小说集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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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

(警世通言序》)。这种触性性通,导情情出”《

小说教化论并非冯梦龙一人的主张,席浪仙将他的小说集命名为《石点头》,用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来表现他写小说劝人为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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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必然结果。这一创作倾向并不是凌氵蒙初一人独有,冯梦龙的“三言”也是有意识追求常奇之作,在“三言”小说的入话中,常有这样

(古今的语句:“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

小说》第四十卷)。“变做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

(古今小说》良苦用心。在这种理论主张指导下的创作有说”《第十三卷)。抱瓮老人编选

一种鲜明倾向:劝善惩恶,有益于世道人心。《今古奇观》40篇,“三言”便占了29篇,这些从题材的选择、作品的立意、情节的构思,无小说基本上是取材于现实的明话本,抱瓮老不打上这种烙印。小说的入话和结尾,往往都人誉之为“奇观”。笑花主人评“三言”:“极摹要发一通议论,道出作家的那一副菩萨心肠。人情世态之岐,,可谓钦异

(今这种创作倾向对同时和后来的话本小说创作拔新,《

:“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非耳目经

(同上)。而对常奇常之奇”、,之作推崇不已:“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

(同上)。,出于庸常者也”“三言”之奇,也就奇“奇事”。关于“奇”,明人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幻奇”。张无咎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

(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叙》)。肺”《《西游记》、

在庸常。苏州作家群的这种创作倾向为后来

的话本小说家所效仿,成为话本小说创作的一大优良传统。

除苏州作家群所代表的两个创作倾向之外,明代话本小说还有一种娱乐倾向,这一方面杭州的作家比较典型。洪木便所编《六十家小说》分为六集,各集名称分别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集名虽异,意义相同,都是消遣娱乐,如果将各集的

《封神演义》之类描写鬼神的小说便是幻奇之作。另一种是“常奇”。凌氵蒙初显然持这种看法,他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

(拍案惊奇名称互换,或者将小说顺序打乱重新编排,也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

)。序》睡乡居士称凌氵蒙初“其人奇,其文奇,其没有什么不合适。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

(二刻拍案惊奇序》)。遇亦奇”《对小说之奇的家》,“游心于风月之乡”,专叙“非欢喜不成冤

理解也与凌氵蒙初相近:“今小说之行世者,无家,非冤家不成欢喜(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

)的离奇的男女私情,这些故事不能说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家序》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

事,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

(同上)。睡乡居士对明代小马,而图鬼魅者”

说家好奇失真的批评,实际上隐含了对“二拍”的评价。凌氵蒙初就是要将小说创作从写牛鬼蛇神的岐途拉回到写日用起居的正道。“二拍”中现实题材大幅度增加,部分历史题材也仅借用了历史的外壳,里面填充的仍然是明代的现实内容。这正是作家创作主张付诸实

没有意义,而作者的主要动机恐怕还在于供人消遣。清代有位小说家,将自己的话本小说集命名为《娱乐醒心编》,“娱目”和“醒心”实际上概括了小说的两大作用。普通读者阅读小说就是为了娱乐,作家可以借助这种娱目的形式来劝善,达到醒心的目的。就一些优秀的小说而言,应该是既可娱目又可醒心。我们将明代话本小说概括成两种创作倾向,是就作家动机和效果的主要方面来说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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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二者对立起来。

综上所述,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在短暂的二十几年中,形成了一个小说流派、两大创作中心、三种创作倾向,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小说和小说家,这既是明代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又是明代话本小说勃兴的主要标志。

小说的推崇,已不再局限于教化,而是着眼于艺术,又向前走了一步。

明代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则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肯定小说,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

(童心说》)。他把也”《《水浒传》与正史、诗文并论,提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诗,,

(周辉),。在《忠义水浒传叙》和古之圣贤之作一样,是“发愤之所作也”。水浒英雄“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用“忠义”来评水浒英雄未必恰当,但在当时对提高小说的历史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李贽在晚明可谓一呼百应,而在他被捕入狱之后其著作更是广泛流传。上面提及的袁宏道,还有为通俗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汤显祖、冯梦龙都直接受到李卓吾的影响。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还记载了一位客人读《水浒》的感受:“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这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由此可见李卓吾评《水浒传》影响之一斑。

小说在明代,虽然为一些正统文人所鄙视,而读小说者却大有人在,包括那些鄙视小说的人。胡应麟熟知这一奥秘:“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竟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少室山房笔丛 九流绪论下》)。而一些进《

步文人如上面论及的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还有陈继儒、李开先、谢肇氵制等,都是晚明有影响的文人,他们不仅读小说,还评小说,大概能够改变部分文人对小说的偏见。而市井细民,他们读小说则出自真性情,文人对小

二

我国小说虽然源远流长,可长期以来被正统士大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野史”,尤其是宋元以来兴起的通俗小说。有明以降,随着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诞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通俗小说的价值,为之作序、创作,。

,,。庸愚子便将史书与小说作了对比,他说,史书“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小说“欲观者有所进益”,“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

(三国志通俗演义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

)。序》小说虽不象正史那样可作“资治通鉴”,可于世道人心有益无害。林瀚提出小说可为“正史之补”,可到底有些底气不足:“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

(隋唐志传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

)。通俗演义序》修髯子比较史书与小说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各有所长,“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而小说“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小风教,广且大焉”《

说的教化作用至少是比史书更广泛。袁宏道直接将小说提到比经书更高的地位:“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

(听朱生说水浒传》)。他对风,听君酣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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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褒扬,更能提高他们的兴致。“夫好者弥

(同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

上)。作者日繁,则作品日多。

明人重小说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是针对整个通俗小说而言的,话本小说作为通俗小说文体之一种,而且是更贴近现实的一种,当然包括在里面。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用杂剧和传奇来比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意即它们只有篇幅长短之别,没有轻重之分。冯梦龙便将章回小说与话本一视同仁,他先改订、增补了《忠义水浒全传》平妖传》,评改,势。

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与小说的商品化有直接关系。明代是我国古代刻书事业空前繁荣的时期,王遵岩、唐荆川曾谈及:“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

(叶德辉矣”《书林清话》卷七)。明代刻书主要有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和诗文,而坊刻则是百花齐放,什么赚钱刻什么。明代书坊三处最盛,胡应麟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

(少室三房笔丛 经籍会而不若三方之盛”《

)。三处即苏州、通四》杭州和建阳。明代书市又集中在四个地方:“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

(同上)。胡应麟是个书迷,对当往识其姓名”

时的图书事业了如指掌。他说的刻书和卖书

中心都有苏州和杭州。苏杭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是新兴的生产关系萌芽最早的地区,历史学界对此有充分的研究。明代话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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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要产生于苏杭,决非偶然现象,它是作为

众多的商品之一生产出来的。

书坊刻小说可以牟利,我们可以从小说的重印、再版情况中得到应证。《古今小说》有天许斋原刊本,衍庆堂《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本;《警世通言》有金陵兼善堂本,衍庆堂《二刻增补警世通言》本,清三桂堂王振华刊本;《醒世恒言》有叶敬池原刊本,叶敬溪刊本,衍庆堂刊本;《拍案惊奇》有尚友堂原刊本,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聚锦堂本,,飞堂本,。这些,大量的、再而三地,甚至改头换面地盗刻,又刻各种选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卖钱。

书坊刻小说,首先得有小说稿,有的书商可以自己编,多数书坊得请人写。明代虽然没有健全的稿酬制度,可作家给书坊编小说也不能白干,这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我们不能详考当时报酬的高低,书坊得向作家买稿则有据可查。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120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一个“购”字把书坊和作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白。凌氵蒙初创作《拍案惊奇》,也是书商见“三言”“行世颇捷”,有利可图,便请他编撰。这位书商眼力不错,凌氵蒙初的“二拍”果然畅销。“三言二拍”虽好,市场毕竟有限,再好的小说也有饱和的时候。书坊要牟利,不得不购刻新的小说来满足读者的需要。话本小说便在这种商业刺激下不断创作出来。

金钱对小说创作的刺激作用,我们还可以从作家创作动机方面去理解。我们并不否认,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创作话本小说具有“醒世”目的。也不否认,一些作家借小说这个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但通俗小说在明代毕竟是未为社会承认的文学体裁,我这里指它并不象经史著作和诗文创作那样,可以给作者带来荣誉和地位。作者也压根儿没想到以此于青史留名。所以作家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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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集上一概不署真实姓名,有的署常见别号我们还能考知作者,更多的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作者是谁,也许永远是个谜。这些作家编小说的直接目的,就是卖给书坊,换些银两。小说的商品化极大地刺激了小说的创作,这不仅表现在晚明文人话本的创作量上,同时也反映在创作题材与技巧方面。为了拥有市场,作者创作千方百计地求新求奇,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有些作者为此而不择手段,迎合读者的阴暗心理,性描写、好男风、卖人肉、诸如此类的小说也被金钱刺激出来。

话本小说源于说话艺术,说话艺术的源头,早,至迟到唐代,稹,,从无不书名屋壁,‘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对这条材料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元稹和白居易听艺人说《一枝

(如陈汝衡);一是指白居易花话》《说书史话》给元稹讲“一枝花”的故事(如胡士莹《话本小

)。说概论》我以为后者可能性不大,好朋友相

本、词文、变文、讲经文或俗讲文,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可视为话本小说。王古鲁先生在《通俗小说的来源》一文中指出:“我想提一下敦煌石窟中间发现的唐人抄本,其中象《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伍子胥故事》等等,词句拙朴,完全通俗语体文字。如果拿来和过去说书艺人师徒间传授的秘抄本比较,可以看出极为相似,也许这就是唐代说话人遗传下来的底本,所以这些无疑地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元祖了。”这些抄本,元祖、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少艺人在京城作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等书,分别记载了汴京和临安说话的瓦舍和艺人,其瓦舍之多,艺人之众,叫人惊讶不已。说话艺人已职业化,不少艺人终生以说话谋生。有的甚至有固定的瓦舍勾

栏,南宋临安“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小张四郎勾

(西湖老人繁胜录 瓦市》)专业分工更聚,并非艺人的白居易给元稹讲四、五个小时栏。”《

的“一枝花”故事,而且是唐代流行故事,说者加细致,艺人表演各有专长,北宋便有讲史、疲惫,听者乏味,很懂生活艺术的元白不会干小说、说浑话之分。霍四究专门“说三分”,尹这种傻事。“一枝花”是长安名妓李娃的别名,《一枝花话》讲郑元和与李娃的爱情故事,话本已佚。白行简有传奇小说《李娃传》传世,故事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在唐传奇中属翘楚之作。《李娃传》便是根据《一枝花话》创作的,据此不难想象唐代说话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至少《一枝花话》的故事长度不亚于《李娃传》。

唐代寺院的俗讲更是盛极一时。所谓俗讲,就是僧人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世俗男女宣讲佛教教义,并聚敛财物。日本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视行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便记载了当时长安开讲的寺院和法师。敦煌石窟发现的一批通俗文学,包括通俗故事赋、话

常卖则说五代史,讲史行当又有分工。南宋说

话有四家数之说,究竟是哪四家,学术界众说纷纭,好在有三家大家意见一致,三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另外一家我们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南宋说话和北宋相比有一重大变化:小说已超过讲史,成为最受欢迎的说话门类。南宋史料记载说话四家数,小说列第一家,记载说话艺人,说小说者远远多出于讲史和说经。耐得翁《都城纪胜》解释完说话四家,明确指出:“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这对话本小说的创作极为有利。宋代说话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醉翁谈录 小说开辟》云:“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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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说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口童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说话人的表演达到了动人心魄、移人性情的地步,一方面是靠艺人高超的表演技巧,更主要的还是靠故事的人物与情节。

宋代话本,《醉翁谈录》著录小说名目107七种,《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也著录宋人话本数十种。《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话本小说集也收有数十种宋人话本,虽然这些小说经过明人的加工整理,元代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迫害说书艺人,加上元杂剧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市民观众,说话艺术远不及宋代之盛。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并没有消(上接第49页)

①《语文导报》1989年第19期。②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③⑤《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2期。为方便计,上述学者的主要观点与文章出处可参见曾氏《综述》及刘氏《年谱稿》。

④罗文见《词学杂俎 柳永六题》,巴蜀书社1990年6月版;谢文见《柳永词赏析集》附录《柳永事迹考述》,巴蜀书社1987年7月版。

⑥χλ《乐章集校注 前言》,中华书局1994的年12月

版。

⑦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⑧《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κβ《柳永词中的悲惨世界和艺术天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λβ《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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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流传下来的说话艺人姓名和改订过的话

本小说便是明证。

说话艺术经历了元代数十年的低谷期,至明代再度辉煌。明代说书大抵有两类:一是只说不唱的平话;二是又说又唱、以唱为主的陶真、弹词。明代说书有一个重要特点,因通俗小说的大量流行,说书艺人可以根据小说加以发挥,说书和小说成为两种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艺术形式。

,我,,,留,形成了完备的体制,创造了不少佳作。一旦各方面的条件成熟,如上面论及的文人的倡导,商业化的刺激,话本小说的兴盛则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明代作家从整理宋元旧篇开始,逐步转向独立创作的事实,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点。

µ见β《江海学刊》1991年第4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

νβ《论柳永词的社会美学意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0年第3期。

οβ《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πβ《词学论稿 论市民词人柳永》,广西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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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β《柳永词的市民文学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第1期。

ρβ《中国市民文学的发现与认识》,《贵州社会科学》

1991年第6期。

σβ《唐宋词十七讲》,岳麓书社1990年8月重印版。τβ《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κ分别见χ《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12期;《抒情角度与温庭筠和柳永的词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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