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理论版

人民日报社论

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在文化繁荣、科技发展的今天，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成为热点话题和前沿课题。如何认识文化与科技的紧密联系？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

——编者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和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成为学术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文化与科技的紧密联系，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科技硬实力的融合发展。

准确把握文化与科技的紧密联系

文化与科技联系紧密。当前，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日益广泛和深入，科技已经渗透到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成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首先应准确把握文化与科技的紧密联系。

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塑造着一国人民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承载着引导社会进步与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能够从主导价值取向、激发创新动力、提高思维水平等方面对科技创新起到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对那个时代的文化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提高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够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创新文化内容和形态，推动文化发展与演变。

积极创新文化与科技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伴随着文化体制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推动了文化与科技的发展繁荣。但也应看到，当前我国文化与科技领域的生产关系调整还不太适应文化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交叉有余、相互融合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战略咨询与综合协调机构。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由宣传、文化、科技、财政、金融等部门组成的战略咨询与综合协调机构，承担统筹策划、制定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战略规划的职责，并对相关制度建设作出长远安排，从而解决部门多头管理而宏观管理缺位的问题。应善于运用定期会商、联合督办等方法，促进部门协同，构建联动机制，不断改进文化与科技生产方式，确保战略咨询与综合协调机构功能与

作用发挥到位。在加快推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应要求地方对推进文化与科技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作出相应的“基层设计”，并把两种“设计”有机对接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和合力，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调节，使之在文化与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上发挥好扶持、引导作用。扶持，就是政府运用财政手段等对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各类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研发基地予以资金支持和科学调控，有效保障这类研发基地能够立足各自功能定位，为文化与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专业化、特色化服务；引导，就是政府采取市场手段引导各类创新创业服务资源向文化和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大力推进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

前不久，科技部、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等联合启动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文化科技发展的支持与引导，有效发挥科技对加速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支撑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是总抓手。

科学布局，有序竞争。按照整合资源、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打造产业集群的战略取向推进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必须坚持科学布局、有序竞争。囿于现行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一些地方在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坚守规划“红线”意识淡薄、区域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发挥好文化对科技的引领作用和科技对文化的支撑作用，关键是围绕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按照发展规划要求，强化科学布局、有序竞争理念，实施好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不同类别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示范园区和基地建设。应遵循经济规律，坚持用科学布局来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坚持用科学布局来确保产业发展的准确定位。这是推动文化与科技集约发展，避免恶性竞争，走差异化、特色化路子，实现文化科技产品供需平衡的制胜之道。

狠抓项目，培育龙头。文化科技项目尤其是重大文化科技项目是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平台，是凝聚智慧、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的重要载体，是创造新的文化业态、提供新的文化样式、改造升级传统文化产业的现实选择。应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启动消费和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狠抓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的关联、配套与分工协作，做到策划与储备重大文化科技项目并重、遴选与落地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相接、做大与做强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相扣。实践证明，小到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国家，只要持续开发出基地型、航母型和龙头型文化科技项目，就能不断扩大文化产品市场份额，就能支撑这个城市和国家文化与科技的长远发展。因此，应更加积极地实施重大文化科技项目带动战略，坚持用重大文化科技项目孵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带动性强、示范作用大的文化科技创新龙头企业，推动文化与科技朝着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方向融合发展。

培养人才，强化支撑。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是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实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建设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素质规模和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满足这一要求，既要依托重大项目、科研基地、龙头企业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抓紧培养能够应对高科技竞争、文化资本运作的创新型领军人才，又要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广泛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文化科技和管理人才向文化科技创新

型企业汇聚；既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真正让知识产权拥有者能够获得应有收益，又要深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一些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怪圈。这是在全社会确保形成创新源泉不断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良好局面的必要举措。

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保障机制建设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应注重保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文化与科技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完善政策法规。

建立健全文化与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应高度重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工作。当前，应总结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因地制宜，抓紧设计有利于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以量化指标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力争使这一评价指标体系既能与加强文化与科技分类管理、系统管理相对接，又能与不断改进的文化与科技发展统计指标测算相契合；既能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加强社会监督相适应，又能对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产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制定完善文化与科技政策法规。完善的政策法规是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制度保障。为此，一方面应在规范操作流程、加强监督检查的基础上，确保现有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落到实处，这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消除市场垄断、引导各方面加大文化与科技投入力度、实现文化安全与科技安全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应及时、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变化、新特征，精心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开展文化与科技政策法规需求评估，推动政策法规研究创新，不断丰富政策法规储备，以利于及时制定新的政策法规，最大限度地支持文化与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

（作者为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外宣办主任）

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

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对于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质量和水平，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高端服务业的特征是什么？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化解？本期“前沿关注”刊发专家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编者

高端服务业是指处在价值链高端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以及服务业态，是现代服务业皇冠上的明珠。高端服务业具有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增长内生性要素积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跃升的重要作用。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高端服务业的特征及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高端服务业不能完全以行业来划分，传统服务行业中的高端环节也属于高端服务业的范畴；它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组织的不断演化，现阶段的高端服务业可能在未来成为夕阳产业。总体来说，高端服务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高知识性。高端服务业是依据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其高知识性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是高端市场，服务内容是高端服务，业务依托是高

端人才等。二是高技术性。高端服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技术密集是其重要特征。三是高产业融合性和辐射性。高端服务业是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服务业，位居服务业金字塔的顶层，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融合性，能对其他产业形成引导和控制。四是高创新性。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时的高端不代表永久的高端。技术和经济组织的不断创新使服务业的高端处于不断变化中。如云计算催生了物联网的发展，也使得物流服务业不断向服务业的高端移动；服务业集聚区的不断成熟使产业规模效应不断扩大，早期部分行业的高端优势被集群所摊薄；等等。目前，高端服务业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处于服务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服务业，包括高端金融、高端航运、现代信息和现代物流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在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总体来看，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发展质量不高、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质量偏低的问题。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一方面，金融、航运、信息服务、物流等行业的高端服务部分发展不足，整个高端服务业发展刚刚起步、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服务产品、服务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导致产业能级较低。

对相关产业渗透性不强。虽然各地都希望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引进促进本地相关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目前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单兵作战现象明显，高端服务业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对相关产业的渗透性不强。

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不足。按照国际经验，随着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服务业呈现从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从低层次服务业向高层次服务业、从最终消费向中间消费演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后，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我国，高端服务业需求尚未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而明显扩大。一方面，我国的最终服务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步伐较慢，高端服务需求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这既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有关，也与企业对引致性需求的开发和满足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中间服务需求市场还不完善。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日益提高。为了提高效率，大量服务被外置，必然引发对中间服务的大量需求，推动以最终消费为主的服务业向以中间消费（生产者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加快演进。目前，我国金融、法律、研发、创意、广告、物流仓储等高端的中间需求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在全部服务业产出中的占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代产业分工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大量的中间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导致中间需求弱化。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

拓宽资金来源，支持高端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金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应加大对高端服务业的资金支持。首先，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如增加预算投入，设立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其次，制定有利于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如实行小额贷款优惠计划，通过政府担保型的贷款政策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第三，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依托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形成政府、银行、企业、个人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为高端服务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出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政策；出台同等条件下高端服务企业可以优先上市的政策；成立高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根据高端服务业发展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优化城市功能，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完善的城市功能为高端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端服务业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功能和城市品牌形象提升。城市在制定高端服务业发展策略时，应与自身的产业空间布局和城区布局结构相衔接，以“新城市主义”（走路上班、走路锻炼、走路上学、走路就医）为导向，找到高端服务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结合点。以合理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人口集聚规划、功能区规划等保障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以高端服务业发展支撑城市功能的完善与扩展，实现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

建设高端人才队伍，支撑高端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端服务人才是其发展的重要支撑。应出台政策加大高端服务紧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建立高端服务人力资源储备库。一是通过多种途径引进国内外高端服务人才。如放宽高端服务人才户籍准入限制，营造高端人才安居乐业的环境，发展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社会人才中介机构，拓宽引才渠道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快培育高端服务人才。如制定高端服务人才分类开发计划，以引导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发展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端服务专业教育，通过不同渠道和不同形式培养高端服务业急需的人才。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引导高端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及扩散是推动高端服务业兴起的重要力量。政府应积极引导高端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及产业融合。一是通过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建立企业技术创新引导资金，采取奖励等措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二是大力促进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利用引进或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改造，使原有服务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催生新的高端服务业；鼓励技术先进企业的技术扩散，逐步推动服务业高端化；通过资金扶持、政策优惠等措施促进高科技服务产业化等。

实施税收优惠，扶持高端服务业发展。虽然高端服务业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力量，有必要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一是在现行营业税的行业差别税率设计中融入扶持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理念，如将高端服务业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对国家鼓励类的高端服务业按3%的低税率征税等。二是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设计中对高端服务业给予扶持鼓励，如对高端服务业按高技术产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等。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鼓励高端服务业发展。我国的高端服务业要想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单纯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和积累难度很大。应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同海外著名大企业集团、行业协会等的联系与合作，嵌入全球高端服务产业链中，实现互利共赢、错位发展。比如，上海市充分利用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系列协议和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优惠政策融入全球金融服务链中，并逐渐攀升至金融高端服务环节，形成上海市的高端金融服务业。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坚持科技引领 建设智慧银行

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面对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银行业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赢得发展主动权，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将信息技术成果与自身经营管理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努力建设智慧银行。

信息技术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

当前，随着宽带传输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引擎，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移动互联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模式。基于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三网融合、近场通信、智能终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融合，人类获取信息资源、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社交网络成为人们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智能手机成为人们购物、支付、出行等许多日常事务处理的重要工具。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12年上半年，我国共有互联网用户5.38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规模达到3.88亿，手机已经成为我国网民的主要上网终端。

海量数据处理使复杂环境下的精准决策成为可能。数据是企业经营的宝贵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当前，大数据技术日趋成熟，使企业从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大幅提高。大数据技术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数据体量巨大，已达到千万亿字节（PB）级别；数据类型繁多，包括文本、视频、图片、日志、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处理速度快。这些特征决定了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有着本质不同，它使企业在海量数据和复杂环境下作出精准决策成为可能。

人机交互技术带来革命性变化。随着生物识别技术、触摸技术、动作行为交互技术、显示技术、影像采集技术等领域的创新突破和有机结合，自然用户界面的概念应运而生，人机互动的方式正由传统的键盘、鼠标转变为触摸以至生物识别等更自然、简捷、直观的智能化交互方式，对新技术的运用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利。

云计算技术重塑企业经营模式与商业生态。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把所有计算机应用和信息资源都用互联网连接起来，供企业和个人用户随时、按需访问和分享，实现了集中的资源共享，推动了企业管理模式、收入模式、运营模式的创新，带来了产业模式和商业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

信息技术跨越式发展深刻影响银行业的变革与发展

信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本质特征是开放、聚合、互联与智能，对银行业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 信息技术发展加剧金融脱媒。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公司、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电商企业和银行卡组织等创新商业模式，丰富服务手段，从各自擅长的网络购物、手机支付、供应链服务、资金清算等领域向传统的银行业务领域全面渗透，使银行金融中介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一些社交网络利用开放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先进的搜索引擎，使虚拟社区内的用户很容易实现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沟通和有序排列，直接完成存贷交易撮合，不再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又如，一些移动支付平台通过读卡器和智能手机的配合，可以使消费者和商家随时、随地完成付款和收款交易，不再需要纸币和信用卡，从而进入了“手机货币”时代。

电子渠道促使商业银行转型。当前，电子渠道已成为一种主流商业渠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利用电子渠道随时随地获取各类服务。大量成功案例证明了电子渠道对现代企业营销的重要性。亚马逊、淘宝等企业依靠互联网获得了爆炸式的成长。一些传统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在积极拓展在线业务，将越来越多的线下行为向线上迁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借助网络媒体、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开展企业形象宣传、表达公司诉求、发布企业产品和收集客户意见。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等新兴渠道和服务模式，深度契合了新一代人群的需求，迅速从银行辅助渠道发展成为银行交易主渠道，这一变化直接挑战了银行传统经营模式。银行必须快速跟上电子渠道发展的时代潮流，顺应客户行为习惯的变化，从以线下为主过渡到线上线下并重。

技术手段驱动商业银行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高端消费需求快速扩大，低端消费要求不断提高。诸多新兴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它们敏锐洞察到了社会人口

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及时将产品与服务由中间状态向两端迁移，既关注高端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又注重中低收入人群、年轻人群的行为特点和服务诉求，主动放弃向客户兜售同质化产品的做法，不断丰富以电子渠道为主的低成本、可定制的产品与服务，因而客户规模快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扩大客户基础，就必须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细分客户群体，强化差异化服务能力，在为高端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及时运用信息技术，通过电子渠道为中低收入个人客户和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信息技术促进商业生态系统开放共生。信息技术的黏合作用使产业链变得复杂，利益相关方增多，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越来越艰难，从而导致商业生态系统逐渐形成并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主战场。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个体倾向于按一个或多个中心企业指引的方向发展，这有利于中心企业获得最大收益。当前，银行传统业务早已进入同质化竞争阶段。在移动互联时代，要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增强客户黏性，就必须不断创新业务模式。一方面，应推进与战略伙伴的深度合作和业务联盟，聚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提供商、电子商务企业等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应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全流程的业务链条，为客户提供资金流、信息流服务以及全场景金融解决方案，建立合作共赢、互补发展的共生关系。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成果建设智慧银行

信息技术使银行业务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业务流程，变革了传统的经营模式，催生了新的产品服务，以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信息技术不再仅仅是跟随业务发展的手段，而成为引领需求、创新业务、开拓市场的重要引擎。银行业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走科技驱动、科技主导的金融创新之路，努力建设智慧银行。

所谓智慧银行，是指充分运用先进科技成果和银行经营管理经验，高效配置资源，敏锐洞察引领客户需求，并做出灵活快速反应的一种高度智能化的金融商业形态。建设智慧银行的目标在于：创造最佳的客户体验，提供随时、随地、随心的金融服务。

随时，就是7×24小时全天候服务，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间限制。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电子商户的普及，商业形态从间歇性服务向全天候服务转变，客户消费和交易习惯也随之变化。这就要求银行顺应“永远在线型社会”的潮流，提供7×24全时在线的金融服务。

随地，就是银行服务无所不在，打破传统物理网点的地域限制。在移动互联时代，银行必须深挖“移动”特性，在各类移动终端上集成移动银行、远程支付、近场支付等应用，利用各种新技术打造“银行始终在客户身边”的全场景金融服务。

随心，就是银行服务随需而变，打破传统的以银行为中心的服务限制。银行应进行换位思考，灵活快速地提供差异化、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允许客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服务，实现“所见即所得，所想即所得”。

实现这样的愿景，建设智慧银行，是一项长期而复杂艰巨的任务。当前，应在改善客户体验和提高服务智能化水平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此，应重点推进三项工作。

实现一点接入、全程响应的渠道服务。它能够支持全球客户随时、随地的接入需求，彻底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无论客户身处何时何地，均能即时接入银行网络；能够支持全球客户多样化的接入要求，

在客户广泛使用的新型电子渠道和智能终端上提供服务与支持；能够实现各类渠道间的整合协同，无论客户是从柜员、客户经理、自助设备、网银、手机或移动终端中的任何一点发起交易，各类渠道均能及时感知客户要求，给予一致的协同响应，提供简洁、友好、优质的服务。

建设协同互动、高效便捷的全球公司客户服务平台。它以客户经理为中心，实现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风险管理经理的实时互动、高效协同。它既是一个覆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基金、租赁等各领域的实时的公司客户需求传递与营销支持系统，也是一个以本土网络为主、覆盖全球、为客户提供7×24小时服务的跨区域服务平台；既是银行对客户综合贡献度和产品销售进行核算的手段，又是全球客户经理/主办客户经理、区域客户经理实施条线管理的工具，还是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风险管理经理日常工作与业绩考核的依据。

构建反应灵敏、富有弹性的创新机制。一是建设全面、开放、协同的创意在线平台，广泛收集来自员工、客户的创意，培育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热情。二是持续推进未来银行实验室建设，以提升智能化水平与客户体验为重点开展前瞻性研究，实施客户调查、客户研究，并组织客户对创新产品与流程进行体验，建立创新孵化和容错机制，打造创新研发基地，成为客户体验中心，构建创新合作窗口。三是建立创新管理流程和方法，形成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建立全面收集、提炼升华的创意发现和生成机制。

（作者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以高度文化自觉发展文化产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吹响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号角。建设文化强国，发展文化产业是题中之义和战略之举。江苏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文化自觉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认识发展意义

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文化建设认识与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当前，文化产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文化建设热潮兴起，功能作用不断凸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传播价值观念的有效渠道。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文化产品蕴含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追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全民族素质提高等。只有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在大众化的文化消费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

推动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苏省正在进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迫切需要在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上实现突破。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低碳、绿色、可持续等特点，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抓手。文化是关系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方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当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精神文化消费进入了快

速增长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和引导文化消费，让人们享有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建设文化强省的主攻方向。近年来，江苏省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但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弱的问题依然突出。建设“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强、文化事业和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的文化强省，文化产业发展任务尤为繁重紧迫。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攻关突破，已成为江苏文化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

拓宽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决定发展的质量效益。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以时代眼光、全局眼光、长远眼光来谋划发展。

在深化改革中谋发展。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着力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推动转制企业不断完善运营机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市场有序开放，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文化产业，扶持促进民营文化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在满足需求中谋发展。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文化产品要真正赢得市场青睐，最重要的是适应和满足受众需求。当前，人们更加重视产品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和消费的舒适度、便捷度，重视多元性、互动性、参与性，重视情感体验和心理认同，追求个性化、时尚化和精神享受。应加强对大众消费需求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吸引受众；注重培育和引导消费需求，强化宣传推介，提升发展效率和效益。

在产业文化化中谋发展。文化具有提升产业附加值的重要功能。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文化与制造业、旅游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产业更普遍地渗透和交融，文化要素推动传统生产方式、运营方式加快变革创新，促进产品品质优化、品位提升。事实表明，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可以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增强产品吸引力影响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整合资源中谋发展。产业发展的基础是资源，只有善于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文化产业才能做大做强。一是积极开发利用自有文化资源。江苏省历史文化资源丰厚，而且文化资源越是深入开发、充分利用，就越能提升价值、放大效益。二是善于整合集聚利用其他资源。比如，通过放宽政策、搭建平台，汇聚更多的金融资源、科技资源，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和层次；通过加强省内外、国内外、地方与中央单位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在注重创意中谋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把创意变成项目、把项目变成产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现在，许多地方注重把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起来，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拓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许多企业注重加强创意策划，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只有激发创意，才能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才能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突出发展重点

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需要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必须抓住影响面广、带动力大、示范性强的项目和环节，在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上求突破，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

突出培育企业。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培育文化企业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坚持把培育骨干文化企业作为突出任务，大力推动骨干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推动重点文化集团通过自我裂变产生新的专业性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专、精、特、新”的中小文化企业，精心培育成长性好的民营文化企业，推动形成以骨干企业为支撑、中小企业为基础，构成合理、门类齐全、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结构。

突出发展园区。推进园区建设，重要的是建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上下游之间、企业与园区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每个园区都应有鲜明的产业定位，切忌“拣进篮子都是菜”；引进、扶持一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企业，带动文化产业链发展；着力为企业提供最急需的、单个企业无力承担的专业服务，吸引企业集聚发展。着力推动省各文化集团重点办好一个文化产业园区，各市和有条件的县（市）集中力量抓好1—2个重点园区，进一步提高园区规划层次，抓好服务平台和产业链配套建设，加大招商力度，吸引企业和项目入驻。

突出创新业态。新兴业态代表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做好新兴业态“增量”文章，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江苏省委提出，2015年文化产业中新兴业态占比要达到60%。“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将坚持以创新创意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依托，大力发展原创性、个性化、不可替代、可持续追随的文化产品及相关服务，促进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强化发展支撑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内涵、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在发展路径上，应更加注重强化高端要素支撑，提升产业创新度、开放度、融合度和市场化程度。

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江苏省科教发达、自主创新能力居全国之首的优势，着力跟踪文化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核心技术研发，积极参与文化技术标准制定，提高文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动科技进步成果应用，加快提高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做大做强一批文化科技企业和基地，推动文化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加强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培育一批文化科技品牌。制定文化科技企业和基地认定管理办法，进行重点扶持。

强化金融支撑。着力构建宣传文化部门与金融主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机制，成立银企对接理事会，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企业，创新融资形式。大力推动文化企业上市融资，促进形成资本市场上的“江苏文化板块”。通过争取财政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扶持一批文化创投公司、担保公司，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强化市场支撑。把握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和青少年文化消费特点，推出更多有针对性、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大众消费，做大文化市场。注重传统元素与时尚元素的结合、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的结合，不断提高品牌的市场认同度和影响力。举办高端展会引领市场，突出抓好专业展示交易平台建设，精心打造南京文交会、苏州文创会、常州动漫周等重点会展，把国际国内企业、媒体和消费者的目光吸引到江苏来。拓展文化产品出口市场，制定进一步推进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建立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评价体系，加快江苏文化走出去步伐。

强化人才支撑。深入实施高层次文化人才工程，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型、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和领军人才。重点抓好商业运营人才、创业创意人才、资本运作人才、技术领军人才、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

和引进。加强文化产业紧缺人才，海外文化创意、研发、营销等高端人才，带资金、带技术、带项目的文化团队的引进，提升人才引进的综合效益。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千方百计留住人才，把使用人才作为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进一步完善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充分调动文化产业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谱写交通运输业科学发展新篇章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交通运输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影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不断探索交通运输科学发展之路，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确交通运输为什么要科学发展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历史欠账较多，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量不足，运输装备水平落后，运输保障能力不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之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从世界交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角度审视我国交通发展，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审视交通适应能力，从人民群众对交通需求的角度审视交通服务，从行业外的角度审视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不断解放和发展交通运输生产力，既适度超前又符合国情，才能逐步缩小交通运输供给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我国交通运输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交通运输科学发展，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交通运输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战略选择。为此，10年来，我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懈努力，促进了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路交通网络和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善的现代港口体系初步形成，民用航空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内河航道等级、邮政普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巨变，为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确交通运输为谁发展

服务亿万群众，是交通运输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交通运输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交通运输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提出“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0年来，我们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建设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交通运输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水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量。公路客货运输量分别从2001年的140.3亿人、105.6亿吨增长到2011年的328.6亿人、282.0亿吨，分别增长1.3倍和1.7倍。民航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分别从2001年的7455万人、209.7万吨增长到2011年的2.93亿人、557.5万吨，分别增长2.93倍和1.66倍。邮政快递最高日业务量突破1800万件。积极落实惠农政策，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开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农村物流和城市配送加快发展。积极推进以普通公路为主的非收费公路体系和以高速公路为主的收费公路体系“两个公路体系”建设。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发挥。实现海峡两岸海上、空中通航及通邮。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提高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基本建立了全方位覆盖、全天候监控、快速反应的现代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系统和救援体系。建成重点营运车辆监管服务系统、轨道交通监控系统，成立国家公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中心，开展“平安工地”建设，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危桥改造、安保工程成效显著。有效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顺利完成多项特殊应急救援任务。加强抢险救灾物资运输，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处置危急事件、保障大型活动中，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救助能力经受了检验。

明确交通运输发展的战略方向

实现多种运输方式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加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机衔接和协调运转，实现交通运输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这既是世界交通运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现阶段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战略方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在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发展现代物流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不断消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对民航局、邮政局的指导，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优势互补、分工明确、衔接顺畅的综合运输运行系统和服务系统。二是出台了《关于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形成了综合运输体系框架下集约的基础设施系统、现代的运输装备系统和科学的组织保障系统，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三是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加快发展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内河航运，加强专业港口码头运输系统建设，优化完善航道网络，提高船舶等运输装备的大型化、专业化水平。四是积极探索物流业发展的科学途径，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支持现代物流龙头企业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推进运输服务业向现代物流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五是推进重大改革。完成水监体制和港口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取消了养路费等行政收费项目，已有19个省份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规范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六是完善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实现交通运输法规的整体协调统一。

着力解决交通运输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多年来，交通运输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不尽合理，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认为，走依靠科技进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创新型行业，是实现永续发展和代际公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提出了实现“三个转变”的思路，即“由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拉动向建设、养护、管理和运输服务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科技进步、行业创新、从业人员素质提高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变；由主要依靠单一运输方式发展向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转变，实现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取得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获得30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长大桥隧建设技术、深水筑港技术、河口航道治理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电子政务、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应用管理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智能交通国家物联网和北斗导航系统在道路运输领域应用等示范工程全面启动。二是实施“人才强交”战略。公路养护技术等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港口水工建筑技术等9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获得批准建设，行业重点实验室达到43个，涌现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三是大力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行营运车辆燃料消耗准入制度，2011年节约燃油142.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60.2万吨；鼓励发展甩挂运输、厢式运输、集装箱运输等专业化运输方式，加快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组织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推广节能减排示范项目；完善节能减排评估体系，在10个城市开展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开展交通运输企业能耗统计监测。

明确交通运输发展重点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积极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改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人民群众交通运输条件，通过推动交通运输条件的平衡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一是认真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要求，推动公共资源向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农村地区出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实施“五年千亿元工程”等政策，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72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增加到356.4万公里。大力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和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实施农村客运网络化试点工程和农村客运班车通达工程，截至2011年底，全国乡镇、建制村通班车率分别达到98.1%和91.3%。

二是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先后制定实施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战略的规划和措施，显著缩小区域交通运输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来，西部地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总投资1.67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头50年投资总和的6.8倍。坚持部省协调联动，先后与10余个省区政府签署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发展合作协议，形成部省合作加快交通建设的联动机制。全力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运输发展，为实现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稳步推进国际合作。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运输合作，东北亚陆海联运合作取得初步共识，连续12次当选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通过推进国际公路建设、开通海陆联运通道、签署运输协定等系列措施，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深化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框架和北极航运领域相关工作。

加强精神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是行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精神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一把手”工程，坚持“一岗双责”，坚持一同规划部署、一同检查落实、一同考核提高，有效提升了干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为交通运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作风保证。

一是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宣传、积极践行《交通运输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组织实施交通运输文化建设“十百千”工程，培育并初步形成了一批优质服务品牌和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广泛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组织开展行业精神文明建设评比表彰工作。在奉献交通、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形成了“铺路石精神”、“筑港精神”等交通精神，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具有交通运输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加强对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情况、灾后重建资金物资使用和交通重大项目的监督检查；针对商业贿赂、工程建设领域和道德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以及“小金库”、公务用车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作者为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

积极探索“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关于河南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调查

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略。进入新世纪，各地推动“三化”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认识和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下“三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关系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河南省近年来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新路子，并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取得了新突破，获得了新启示。

推动“三化”协调发展需要探索新路径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上，作出了推动“三化”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一些地方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两种不协调现象仍未得到有效克服：一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了，但粮食产量下来了，生态环境破坏了；二是一些地方粮食生产、生态环境保住了，但经济发展上不去。要想既避免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中忽视农业和生态环境，又避免为了保粮食、保生态而拖累经济发展，就必须创新“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和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创新“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径。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河南省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并突出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为核心，以产城融合、集约节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互促共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就是把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带动全局的战略突破口，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作为实现引领的根本着眼点，通过城镇规模扩大和功能完善，带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多元就业，促进产城互动、产业互动、城乡互动，从而加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引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把发挥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作为战略突破口

当前，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发酵，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进一步提振经济，实现更有质量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将扩大内需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首要任务，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同时应看到，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必然伴随土地占用增加，推进“三化”进程与确保耕地红线成为两难问题。而且在传统工业化和传统城镇化模式下，高速度产生高消耗，低水平造成高排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突出矛盾。因此，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立足实际、遵循规律，破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之间矛盾的有效举措，是实现“三化”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形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出现了经济服务化、工业服务化的趋势，高附加值环节逐步向研发、服务两端集中，现代工业发展更加依赖信息、研发、配套服务和环境等，工业

化越来越多地需要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带动。这与传统的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对聚集人口、信息等要素资源的城镇化要求更高。这是必须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深层原因。当前，河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仍然是富民强省重中之重的任务。但也应看到，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借助城镇化所带来的环境优化、城镇综合功能不断完善的优势，吸引和壮大一批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项目和骨干企业；发挥城镇集中集聚集约效应，吸引和集聚科技要素，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创新支撑与人才支撑；依托城镇发展信息、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提升“三化”协调度的必然要求。“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产城协调、产业协调和城乡协调。推动产城、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需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城市功能完善、生产要素集聚和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使现代城镇体系成为培育现代产业体系的土壤和高地，推动依城促产、以产兴城，实现产城协调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企业集中、产业集群和人口集聚，进而拉动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实现产业协调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互动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快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谋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城镇化处于加速推进阶段，新型城镇化才具备发挥引领作用的条件和可能。从河南省来看，城镇化水平低已经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2011年河南城镇化率仅为40.5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创造性地将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镇体系，构建由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组成的现代五级城镇体系，以覆盖整个农村的农民多维转移路径替代单一的进城转移路径，可以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打破过去城乡二元分割和要素单向流动的局面，为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创新、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集聚平台，推动城乡统筹，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河南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在要素组合上，强调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视野中优化资源要素的空间重组，突出节约集约，提高科技含量；二是在驱动机制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以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并将现代城镇体系延伸至新型农村社区；三是在目标导向上，突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致力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河南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探索和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立足本地实际，坚持解放思想。推进“三化”协调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发展规律，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以解放思想为总开关，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探索新路，稳中求进，务实发展。面对质疑不能裹足不前，而应开放包容、冷静反思；出现偏差不能回避遮掩，而应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有了成效不能骄傲自满，而应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只有这样，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才能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立足统筹发展，坚持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三条路线，既有各自的演进路径和运行规律，又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实现“三化”协调发展，根本在于协调，关键在于统筹。不仅需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各自的发展提升，更需要推动产城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统筹发展，使“三化”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相互支撑、互促共进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关系。

立足区域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应认清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合本地实际选好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应立足各区域不同的产业基础、人口禀赋、城乡格局、生态环境、文化底蕴以及综合实力等条件，在推动“三化”协调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动力、体制机制等方面积极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从而走出符合区域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立足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转型发展。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主题主线不动摇，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加快推动从一家一户、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转变；从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转变；从二元分割、粗放扩张的传统城镇化向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转变。

立足以人为本，坚持务实求效。新时期新阶段，实现从传统“三化”向新型“三化”转变，推动新型“三化”协调发展，必然面临改革攻坚、发展转型的挑战和考验，任何急功近利、脱离群众的冒进和偏差都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造成发展受阻。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敢闯敢试、开拓创新，又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办实事、求实效，把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谋划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型“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用信息技术搭建基层民主新平台

——关于山西省运城市“阳光农廉网”建设的调查

一个时代总有一些新的课题，也自然会有一些科学答案。信息时代，如何搭建基层民主的新平台，如何方便基层群众行使知情、参与、监督和管理的权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多次到运城市调研，农民朋友总提到这里的“阳光农廉网”。经了解得知，这个专门服务于农民的网络平台已经运行3年时间。“阳光农廉网”，就是将农村的事、农民的事、农业的事放到互联网上，让农民知情、让农民参与、让农民监督、让农民管理，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一个新的渠道，它对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给予我们一些有益启示。

“阳光农廉网”保障了农民的知情权。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知道的情况越全面、越准确、越具体，越能自觉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跟着我们党一道奋斗。现在网络已经覆盖到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通过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充实生活、做出选择、维护权益成为可能和现实，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对个体权益的保护要求、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愿望呈现越来越积极的趋势。在信息时代，“使民知情”变得更为便捷。事实上，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千方百计满足农民的知情需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进而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党的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争取广泛的民意支持、夯实群众基础。运城市的“阳光农廉网”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创建一种民情公开机制，将群众最关注、最现实、最急需了解的事项全部公布于网上，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事。“阳光农廉网”突破了一些公务网站仅限于公开法规政策、职责权限等表层信息的惯例，统一确定了惠农资金、涉农项目、三资管理、重大村务、基层党务、村干履职等6方面137项敏感性、多层次内容，上至涉农政策的出台、下至每村每户的落实，多如数千万元惠农资金的拨付、少如几元钱的农民出工补贴，都可以点点鼠标就明白。通过“阳光农廉网”这个涉农信息的“集散地”和“大超市”，给了农民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

“阳光农廉网”维护了农民的参与权。办好“三农”的事，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农民参与得越积极、越主动、越广泛，事情就能办得越好。在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技术使公民参与政治、表达诉求、行使权利的渠道变得比以往更直接、更便捷、更灵活、更丰富，网络已经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只有重视和扩大网上公民参与，并注意加强引导和规范，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做到顺势而为，党的执政方式才能做到与时俱进。“阳光农廉网”为千千万万最基层、最普通农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化平台。一是解决农民群众“想参与”的问题。运城市将农廉和农事有机结合起来，在“阳光农廉网”上开设了“庄稼医院”、“网上超市”、“三农”信息服务等板块，用农廉促进农事，用农事检验农廉，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二是解决农民群众“能参与”的问题。针对部分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户均电脑拥有率不高的实际情况，运城市在村组一级全部设立了“阳光农廉网”查询点，方便村民上网。三是解决农民群众“会参与”的问题。以18—60岁农民为重点对象，编写浅显易懂的《阳光农廉网农民群众操作手册》，组织开展“万名干部进农村大培训”活动，使全市农户对农廉网的知晓率达90%以上。

“阳光农廉网”确立了农民的管理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由民管理”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提高执政效率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的管理需求与社会的管理渠道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开辟网络途径，鼓励和吸引广大群众在网上开展社会管理，集万民之智，汇万民之力，不断提高民主管理的效率、效力和效果。“阳光农廉网”有效解决了农村管理中点多面广、事杂人散的难题，突出农民群众的管理主体地位，使“由民管理”变成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是农民有权决策。运城市高度重视对“阳光农廉网”上群众意愿的收集、梳理和研判，定期形成《网情分析报告》，呈送同级党委、政府，努力让社情民意在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二是农民有权表达。在“阳光农廉网”上，运城市各级涉农单位和乡镇的主要领导都拥有一个向社会公开的QQ号码，农民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与领导干部进行在线对话，“面对面”地表达诉求、交流思想。三是农民有权评判。通过“阳光农廉网”对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奖惩任用的重要依据，真正把评判的尺子交给了农民。现在运城市反映农村党员干部的涉纪信访量较3年前下降了54.7%，农民群众赴省进京上访量下降了64.1%。

“阳光农廉网”实现了农民的监督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需要权力仅仅是为了给人民办事。“请民监督”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体现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网络凭借其开放、快捷、互动、低成本、无边界的优势，为公民监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网络监督逐渐成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有主动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将执政活动置于网络监督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规范运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阳光农廉网”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监督，它将权力装进了一个透明的容器，使执政行为始终处于群众的视线范围内。运城市“阳光农廉网”分级建立的3628个投诉窗口，集中受理群众对公开内容和基层干部的举报投诉，坚持所有网上投诉必须有结果、有回应、有答复，并将结果依类别进行网上反馈、会议反馈或单独反馈。同时，积极整合基层党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活动小组、村务监督委员会、涉农信访和农经审计等五个渠道的监督资源，形成了“1+5”式的综合监督体系，真正将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各方面的资源利用起来，各方面的智慧集中起来，各方面的优势发挥起来，各方面的热情调动起来，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引导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民主监督和管理。3年来，运城市共堵塞农村不合理开支和防止集体资产资源流失达6.63亿元。实践表明，一个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实时监控的立体监督网络，是信息时代实现权力和执政行为“流程科学化、运行阳光化、监督常态化、制衡刚性化”的有效途径。

山西省十分重视“阳光农廉网”的建设和推广，2011年7月，“山西阳光农廉网”在全省开通运行，总网还与省级26个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11个市的阳光农廉网站链接，实现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行政村五级联网。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多样化、多元化的时代，各种矛盾纷呈，这必然对党执政提出新的考验。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社会治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按照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有什么矛，就有什么盾；有什么盾，就有什么矛。有了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就必须用信息时代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用信息时代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才能解决好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这是信息时代党的执政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运城市“阳光农廉网”建设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对信息技术只要认真研究它、熟悉它、驾驭它，必然会在科学执政的过程中迎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编者的话

诚信是立身之本、经商之道、为政之要，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推进诚信建设，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如当前诚信缺失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诚信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如何以政务诚信带动诚信建设等等。本期“本周话题”的3篇文章，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努力建设诚信社会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闫志民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诚信建设在整个道德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加强诚信建设，要求我们深入分析诚信缺失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应对举措，努力建设诚信社会。

诚信缺失问题产生的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通过指令与计划构建经济与社会秩序，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的空间很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和个人追求合法利益的热情。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走上了唯利是图甚至违法犯罪的道路，做出各种弄虚作假和损人利己的事情，使社会诚信遭到破坏。事实上，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只有大家诚实守信、遵守约定，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还不长，还有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这就使一些造假行骗、损人利己的不诚信行为有机可乘。

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

性、差异性大大增强，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在一些领域，传统道德的作用有所削弱，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在诚信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诚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同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诚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比如，关于企业和个人诚信的征信制度、公开制度、评估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等还不健全，信用信息的采集、服务、管理跟不上社会需要；目前还没有关于信用及其管理的专门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中。由于诚信制度存在漏洞，失信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或者失信成本远远低于所获利益，这就导致了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益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失信行为。

建设诚信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强化道德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编写现代信用知识普及读物，广泛开展关于社会诚信的法律法规和道德纲要的教育活动，普及信用文化和知识，积极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得益、失信吃亏的社会氛围；发挥学校在诚信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把诚信教育作为小学、中学、大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和生活习惯；发挥各类媒体在诚信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注重报道那些诚实守信的单位和个人，大胆揭露各种弄虚作假、坑蒙拐骗、严重损害群众和社会利益的失信现象，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加强制度建设。近年来，我国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抓紧把社会信用纳入法制轨道，强化了法律对社会诚信的引导、规范、保障作用。当前，应针对信用缺失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堵塞法律和制度上的各种漏洞，不给试图破坏诚信的人以可乘之机，让失信行为及时受到应有惩处；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包括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征集、评估、管理制度，公开快捷的诚信信息查询和使用制度，对个人、企业、政府部门诚信的有效监督制度，对维护社会诚信有功者的奖励制度和对严重失信者的惩罚制度，等等。

注意突出重点。首先，抓好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具有重要示范带头作用。应进一步规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使其做到依法行政、取信于民、廉洁公正、开放透明，以政务诚信引导和推动其他方面诚信建设。其次，抓好企业诚信建设。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不仅直接关系自身形象和自身利益，而且关系整个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应建立企业信用征集系统和失信惩戒机制，特别是结合市场主体准入、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档案，推动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其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第三，抓好个人诚信建设。加快建立包括个人信用等级、个人信用记录等在内的个人信用档案，以个人诚信促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发挥政务诚信建设的表率作用 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伍洪杏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政务诚信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政府的执政水平，关系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务诚信程度越高，越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越能增强行政运作效率；政务诚信不足，则容易导致公共政策阻滞，增加社会运行成本，损害政府公信力。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充分发挥其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政务诚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政务诚信是政府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政府在获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也肩负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只有信守承诺、诚心诚意地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第二，政务诚信是一种重要能力。只有履行承诺的诚意而没有践行诺言的能力，不能称为诚信。政府需要通过自身工作来累积信用资源，从而赢得公众信赖。第三，政务诚信以公众满意度为重要评判标准。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行为结果的认同程度。公众满意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诚心诚意地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政务诚信建设，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凸显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充分保障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的协调，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把公共利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使全体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自身利益得到了维护。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务诚信的生命线。政府行为不能违法，行政权力不能滥用，这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应强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使其自觉养成依法行政习惯，增强通过法律手段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应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推进行政法制建设，加强行政立法，健全行政法律责任机制。

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事实表明，只有开诚布公、勇于负责的政府才能获得社会信任；政务不公开、权力运行不透明，只能导致公众对政府的猜疑和误解。面对网络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政府应更加注重公共信息的公开，把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类权力运行过程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逐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层次，规范公开的内容和形式，让公众清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办事的效率和效果怎么样，是否按照程序规定办事。

扩大公众参与。政务诚信状况如何，公众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显著提高，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迫切。一般来说，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如果公众的意愿能够充分表达、能够得到充分理解和尊重，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就较高；反之则较低。应通过设立政务诚信举报电话、投诉信箱、网上投诉等方式，积极拓展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反映和诉求表达渠道。

健全行政问责制度。行政问责的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政府执行力。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培育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应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问责体系，严肃查处违反政务诚信的行为。对政府工作人员个人违反诚信的，严格追究个人责任；对单位部门违反政务诚信的，严格追究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同时，可以把查处结果记入公务员个人诚信档案，与公务员考核奖惩、职务晋升挂钩。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促进政务诚信建设。

以法治建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系 陶 杨

社会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形成联动机制，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当前，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诚信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总体来看，虽然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有关于社会诚信的规定，但社会诚信领域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尚未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对一些案件的处理中，由于现有法律对社会诚信的规范偏于宏观性和原则性，相对缺乏可操作性，致使一些失信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因此，应认真梳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与社会诚信相关的内容，对已有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并查漏补缺，加快社会诚信相关立法，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诚信法律规范体系。所谓多层次，是指既注重法律层面规范的制定，也注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其他层面规范的制定，努力形成上下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诚信法律规范体系；所谓多方位，是指从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社会诚信法律规范建设，既有对诚信行为奖赏和对失信行为惩罚的实体性规范，又有相应的程序性规范。

提高社会诚信立法的科学化水平。在社会诚信立法过程中，如果不注意立法技术，比如只设定义务行为规范而没有设定违反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容易使规范仅有宣示意义，无法真正震慑失信行为人，进而导致法律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构建社会诚信法律规范体系，不仅应关注立法的数量，更应关注立法的质量，着力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立法技术上应更加细腻，着力增强法律条文的严密性、用语的准确性、逻辑的周延性、实践的可操作性；坚持动态、开放、发展的原则，使法律规范既能够满足当下的需求，也具有适度的前瞻性，能够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区分轻重缓急，对已经过时、相互冲突、操作性不强的法律规范分别采取修改、废止、解释、配套等方式予以处理；对于拟增加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做到审慎立法，使法律规范充分反映社会诚信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更好地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加强司法诚信建设。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障社会诚信的重要手段。以法治建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一方面应加强司法机关自身诚信建设，促使司法机关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率先垂范，牢固树立诚信司法、公正司法观念，确保司法结果公正；另一方面应注重发挥司法活动对社会诚信的引导作用，在司法活动中坚持惩恶扬善，鼓励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让诚信的人更讲诚信，让失信的人寸步难行，引导公众树立诚信的价值观。此外，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不到位的情况下，可以结合社会诚信的道德标准裁判，坚持能动司法，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保障社会诚信建设。

坚持严格执法、诚信执法。国家赋予行政机关以强制执行法律的权力，这既是保障法律实施的需要，也是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格依法行使执法权，不越位、不缺位，树立行政机关的公信力。那种“钓鱼式执法”的行为不仅有损执法机关的形象，而且破坏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行政机关在对失信行为进行处置时，还应依法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建立失信行为记录，增加失信行为的违法成本，切实保障守信者的合法权益。

强化普法宣传教育。诚信意识是公民参与诚信建设的前提条件。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要求深入推进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应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增强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适应新形势下群众法律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建立科学的诚信法制教育体系，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弘扬诚信和法治观念，在社会营造尊重法律、崇尚法治、自觉守信、扶持诚信的浓厚氛围。

把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爱国卫生运动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与人民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事业，迄今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始终坚持党的卫生工作方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了突出成绩，对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总结好、运用好这60年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开展新形势下的爱国卫生运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60年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爱国卫生运动得到党的领导集体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始终坚持“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工作方针，60年不平凡的历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和精神财富。

坚持群众路线。动员群众、全民参与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是因为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它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物质文化生活紧密相连、休戚相关。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制订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目标，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使爱国卫生工作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创造伟大的奇迹。

坚持政府主导。地方负责、部门协调是做好爱国卫生工作的有效机制。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工作，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作为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有力抓手。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层层落实，提高了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卫生防病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明卫生意识，形成了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是做好爱国卫生工作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洁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供应、免疫接种及环境卫生等最基础的卫生因素，在保障健康、促进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倡导和开展的全民卫生防病运动，是群众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同疾病作斗争的有效方法。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2008年的73岁，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爱国卫生运动功不可没。

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以改水改厕为重点，带动环境卫生建设和健康教育知识普及，是大面积、全方位改变农村面貌的有力举措。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最薄弱的环节仍然在农村，受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威胁最大的人群仍然在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放到农村，必须长期坚持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起抓，把爱国卫生运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卫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农村环境卫生水平，培养农民的卫生习惯，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不断丰富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

深入开展新形势下的爱国卫生运动，既要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又要立足现实国情、顺应群众健康需求，不断丰富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

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快速转型与升级，人们更加追求生命质量和健康，对生产生活环境的期望更高，对健康服务能力提升、优质资源布局调整、保障制度完善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爱国卫生运动应着力于整合社会力量、改善环境质量、普及健康知识，从源头上控制健康危害因素，持之以恒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积极应对日益加重的传染病和慢性病双重负担的挑战。当前，我国疾病发病和死亡模式发生转变，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疾病负担不断加重。有效应对这种挑战，应继续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应对传染病的有力抓手，广泛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不断提高人群健康素养，共同打造健康环境。同时，把慢性病防控融入爱国卫生工作中，将慢性病防控与健康促进纳入卫生创建的指标体系，使各项防控措施可操作、可评估。

深入挖掘爱国卫生运动的文化内涵。6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爱国卫生运动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激励群众，已经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效方式。保持爱国卫生运动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必须继承优良传统，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在促进人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上下功夫，在激发群众爱国情怀和创新热情、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上下功夫，在整治环境、建设美好家园、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上下功夫。

积极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创新发展

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秉承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从我国国情和卫生发展规律出发，努力把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努力做到“三个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爱国卫生工作应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爱国卫生运动与依法治国结合。既发挥爱国卫生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方面的优势，又加快爱国卫生立法进程，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促进控烟、减盐、降糖、限酒，推动全民健身运动。二是慢性病防控与卫生创建结合。把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和防控慢性病纳入卫生创建指标体系，使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慢性病危害，完善相关政策，落实部门职责，使各项防控措施可操作、可评估。三是建设健康城市与创建卫生城市结合。卫生城市（镇）创建在我国已开展20多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应因势利导，把卫生城市创建与健康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各地党委、政府更加关注群众健康，大力打造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人群，以群防群控的战略思维在预防、控制和消除人民健康危害因素方面再打一场新的人民卫生战争。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着眼于进一步建设整洁、优美、健康的城乡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认真总结经验、查找存在问题，把整洁行动向纵深推进。抓好城郊结合部、城中村、背街小巷等重点难点部位的整治，城乡统筹，攻坚克难，以点串线，全面推进；集中抓好一批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环卫设施以及集贸市场的规划和建设，满足群众需求，方便群众生活，提升城镇形象；及时出台有关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将整洁行动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工作中，不断强化部门职能管理，落实岗位人员职责，建立竞争机制、强化监管力度，提高工作水平，形成人人参与环境卫生治理、人人享有良好卫生环境的生动局面。

加大对爱国卫生工作的投入保障力度。在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爱国卫生工作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加大领导力度、增加投入，确保爱国卫生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从建立长效、规范的工作制度入手，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逐步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加强爱卫会的组织建设，健全爱卫会及其办事机构，为爱卫会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完善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和分级管理的工作方式，强化部门协作，充分发挥爱卫会的议事协调作用；及时

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爱国卫生工作与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紧密结合、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

（作者分别为全国爱卫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引发了世界各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我国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这场危机的冲击并对世界应对危机作出积极贡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党自觉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大力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七大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思路、举措，而且需要提高党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进一步提升执政理念。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转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强化长期执政的理念，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来思考和谋划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发展的后劲。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进一步开阔执政视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提出，既是基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现状作出的选择，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进一步凸显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形成的倒逼机制，也在客观上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有抓住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开阔执政视野，树立世界眼光，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进一步改进执政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方法来推进，才能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一系列政策制定与政策调整，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不断健全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民主执政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进一步创新政绩评价体系。政绩评价标准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如何评价考核发展绩效是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与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相匹配的政绩和发展绩效评价体系，从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从侧重于考核经济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指标，从侧重于考核短期指标转向注重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

我们党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我们党积极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新要求，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形成了一些宝贵经验。

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在和平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上。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来进行。从2008年开始，我们党提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凝聚了强大力量。

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广大党员的素质、能力、视野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党及时顺应这一要求，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坚持经常性集体学习，带动全党兴起新的学习热潮，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推动科学发展所需的各种知识，学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经验。同时，大规模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党员干部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知识结构、提升能力水平。全党上下形成了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的良好风气，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智力支撑。 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是其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发展要求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当前，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应紧密结合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进行，以此作为衡量先进性的重要标尺。从2010年开始，中央部署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基层党组织努力做到“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创先争优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展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等，就是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举措。通过改进选举制度、实施党务公开、试点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拓展党内沟通渠道等，党内民主稳步发展，并带动人民民主发展，不仅促进了全党全社会科学发展共识的达成、力量的凝聚，而且促进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包括《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等等。这些制度规定健全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强化了党内监督，完善了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既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科学治党的能力。科学治党，就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党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新考验，只有科学谋划、协同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强领导核心。 进一步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能否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着力提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合理调整利益格局，通过利益关系的理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进一步提高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等，更好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民主诉求和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把提高应对国际风险能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紧密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来观察和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既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又努力避免国际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实际出发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准确认识我国社会管理现状，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本土性。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的灵魂，能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从实际出发，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主要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历来把科

学看作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在历史上曾多次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教条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科学技术的物质成就充分彰显的今天，科学精神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以求是、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已成社会风尚。对于社会管理问题的思考需要发扬以求是、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运行的具体状况及其需求，提出更为合理的方案和策略。应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思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既善于继承好的传统做法，又敢于突破不合时宜的体制性障碍；坚持尊重实践和创造，特别是认真总结和推广近些年来各地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推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世界眼光，积极研究借鉴世界不同国家、地区进行社会管理的有益做法。

准确认识社会管理现状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管理活动。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我国的社会管理任务尤为艰巨。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形势总体良好。这说明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等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逐渐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我国较短时期内集中出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流动性、开放性大为增强，社会管理的难度在增加。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深刻地说明了在现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本土性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本土性，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提升系统性，协调各方力量。强调系统性，就是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平衡性等原则，观察和处理社会管理中的问题和矛盾，对管理要素进行有效整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管理的系统性，在宏观层面就是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管理过程与加强社会管理主体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在微观层面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各子系统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注重权威性，有效应对社会风险。所谓权威性，是指社会管理者及其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形成社会凝聚力。现代社会比以往更多地依赖人造体系维持社会运行，如计算机、网络、电力等。这种依赖越深入，体系越发达，发生风险后的危害就越大。同时，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应对风险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需要在尊重多样化的同时，将多样化诉求纳入社会发展整体框架，树立和维护社会管理的权威性，高效组织动员各种力量化解危机，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与挑战。社会管理者应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

识别关键环节、调整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等方式，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认真研究不同利益群体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做好舆论引导，提升社会凝聚力。

强调本土性，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中，既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管理模式，也不能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需要适应我国国情，加强对本土经验的挖掘。在社会管理上，需要强调“文化自觉”。要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治理的合理内核，深刻理解我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国民心理特征等对于当前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提高社会管理系统性和权威性的一个重要资源给以考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文化软实力中的硬任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富强，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要有文化等软实力。为了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完成几项重要的硬任务。

人文文化

这里所说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交流”，而是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学科，确切地说就是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简称文史哲。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文学作品，不仅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陶冶人们的心灵。《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古文、明清小说中的名篇名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历来重视历史著述，现存历史著述非常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不少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给人以智慧。

人文文化是文化的基础，人文素质与每个人和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息息相关。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加强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弘扬人文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仰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信仰。没有信仰的文化，等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主要是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仁”。把这种信仰或基本价值理念再扩大一点，就是“三纲”和“五常”。对此要进行全面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社会主义文化信仰或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其实质和目的就是要强化信仰文化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道德文化

道德是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以善恶为基本评价标准，是协调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我国是文明礼仪之邦，重道德、知荣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荣辱观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现阶段，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针对当前出现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道德文化建设应牢牢抓住职业道德建设，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与道德文化紧密相联的是廉政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文化是道德文化在公职人员中的运用和体现。道德文化针对的是全社会所有成员，而廉政文化只是针对公职人员。廉政文化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不能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但权力能够滋生和诱发腐败，对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则是腐败。针对新形势下的腐败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使之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非一朝一夕能大功告成，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文化安全

任何一个国家不仅存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问题，还有文化安全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扩张主义。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但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立场并未改变，他们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扩张、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对西方学术思想，要辩证对待，优秀的批判吸收，不好的抵制化解。另一方面是文化霸权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它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高科技成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推行霸权主义的同时，竭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以及反映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冲突论”。

在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盲目崇洋，更有甚者歪曲事实，竭力美化新老殖民主义者。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西化论”，是丧失民族尊严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畸形文化形态，是一种“瘫塌了民族脊梁的疲软文化”。我们必须坚守“文化主权”，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抵制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切实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关键是要靠文化建设。新形势下，我们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创新城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探索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不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对城市实有人口管理的要求随之不断提高。保持30多年高速发展的广东省深圳市，在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奇迹的同时，在城市管理特别是实有人口管理方面面临着问题先发、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为此，深圳坚持以人为本，以共建促共享，不断加强和创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初步探索出一条快速城镇化条件下的实有人口管理之路。

快速城镇化使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尤以人口集聚为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迅猛发展，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待业大军大规模跨区域转移，对传统人口管理模式造成明显冲击。

传统人口管理模式在快速城镇化条件下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三分离一狭窄”。所谓“三分离”，一是人口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传统人口管理模式主要采用静态管理方式，把人口“拴”在土地上，人户高度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前提，人口流动户籍却不能随之流动，造成人户分离，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人口管理与服务分离。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缺乏服务内容，呈现人口管理与服务相分离的状态。三是财富创造与分享分离。户籍制度是传统人口管理模式的基本制度，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户籍制度上附带着较大的福利差异。流动就业人口为居住地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但由于不具有本地城镇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分享城镇发展成果。所谓“一狭窄”，是指入户通道狭窄。长期以来，乡村人口、流动人口入户城镇主要有三个通道：学历通道，军旅通道，随迁通道。这三个通道都不是常态化通道，特别是与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相比，入户总人数很少，通道狭窄。

创新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显著的体制机制优势，吸引了大量城乡富余劳动力，由此带来实有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目前，深圳实有人口总量达1400万人，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结构比为5∶1。大规模流动人口聚集，使得传统人口管理模式“三分离一狭窄”的缺陷日益凸显，深圳实有人口管理面临一系列困境。

公共服务需求迅速膨胀与有限供给的困境。一方面人口快速流入，规模激增，公共服务需求呈迅速扩张之势；另一方面，人口快速膨胀使深圳土地、环境、水、能源等资源短缺问题明显暴露，城市承载力达到极限，公共资源不足，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而且还存在“公共服务陷阱”，就是公共服务投入越大、水平越高，引致的需求越大、缺口越大，市民尤其是外来人口越不满意。在这方面，深圳一直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努力缩小户籍与非户籍的差别。目前，在36个方面做到了“同城人、同待遇”。但是，受公共资源瓶颈制约，深圳在住房保障等一些方面仍然不能实现均等化，保障性住房仍然只能覆盖到户籍困难群体和非户籍人才群体，还有1000多万外来人口居住在出租屋，他们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

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困境。1000多万外来人口聚集的事实带来巨大的人口管理难题。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那么连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很难维持，更不用说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了。很明显，新形势下传统管理手段已不可行、不适用。深圳最早推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最早实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如果仍

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施人口管理，必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一直在探索解决人口管理与服务难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曾经探索实行暂住证管理，把暂住证作为“深圳人”的身份识别和管理载体，拥有深圳暂住证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深圳人。但暂住证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强制的人口管理手段，几乎没有服务内容，而且暂住证信息容量小，服务短缺，支撑乏力，不能解决“三分离一狭窄”问题，因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口管理边界的困境。如果以户籍人口作为人口管理边界，则管理范围太小，不能满足深圳以外来人口为主、人口快速流动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建设和谐深圳的要求，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而资源不足和户籍制度刚性，决定了短时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扩大户籍人口。如果扩大人口管理边界，势必要突破现行户籍制度，那么新的管理边界与户籍制度如何衔接？此外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如扩大到什么范围、以什么为具体抓手和操作平台等。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本世纪初，深圳在取消暂住证后，创造性地实行居住证管理，在居住证中捆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内容。应该说，居住证在强化服务理念等方面有巨大进步，但目前居住证也有服务内容较少、信息不畅等缺陷，还不能完全实现居住证与户籍之间的对接。

深圳面临的这些人口管理和服务困境表明，人口管理问题仍然是深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创新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完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

目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镇人口会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管理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完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是我国大中城市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深圳尤需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努力提高城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完善居住证制度平台。从深圳的实际来看，居住证是在现有户籍制度框架下最能体现现代人口管理理念的制度平台。居住证制度的核心就是突出居住概念和服务理念，对持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赋予其“居住”身份，可以享受户籍制度所对应的社保、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服务。深圳近7年来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同。今后，深圳将继续参照以实际居留作为入户要件的国际通行惯例，以缩短居住年限标准为重点完善居住证制度，把居住证制度精心打造成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衔接平台，为根本解决人户分离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拓展居住证在商业、金融、就医就学、出境入境等领域的服务功能，将个人就业、社保、信用等信息纳入居住证管理，尽快实现“一卡多能、一卡通用”，增加居住证持有人的查阅功能，让其了解可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

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平台。户籍和非户籍最大的差别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差别待遇。在现行户籍制度存在刚性、户籍人口不可能大规模扩张的情况下，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根本含义，就是要缩小户籍和非户籍的差别待遇。今后，深圳将以实有人口作为配置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边界，实现实有人口全覆盖，进一步加大投入、明确标准，适度超前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优质高效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2012年，深圳要在已经实行的36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新增8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如，实行全民医保，将外来人口及其子女纳入医保范围；实行全民社保，无论身份和工作性质，应保尽保；出台“失业动态归零”方案，开展公益性就业介绍培训等；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实有人口，普惠所有居民。

完善积分入户制度平台。户籍仍是现阶段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多年来，深圳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9月以来推行了积分入户制度。积分入户制度的设计思路是，克服入户通道狭窄的制度缺陷，

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构建一个不断扩大的常态化通道，流动人口可以通过积分入户成为户籍人口，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对于目前已经符合积分入户条件的人员，即刻准予入户；对于目前暂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明确的政策引导，使他们形成合理、明确的入户预期，这样有利于外来人口在深圳长期稳定就业和守法生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今后，深圳将进一步加大积分入户政策实施力度。在积分入户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入公益服务、诚信记录和荣誉奖励机制。外来务工人员入户评价机制从原来的“条件制”、“门槛制”变为“综合评价制”，建立统一的人才引进平台和综合评价机制。大幅增加居住条件的含金量，大幅提高居住年限分值。

构建高效人口管理平台。在强化服务理念的同时，创新人口管理模式，实现高效人口管理。实行“以证管人”，以居住证为核心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人口管理平台，凡具有人口管理服务职能的部门和实有人口登记、变更的全部信息，都将纳入居住证系统。实行“以房管人”，完善出租屋管理，实施房屋“身份管理”，推进房屋编码全覆盖。实行信息化人口管理，通过建设“三库两系统一网站”，将政府服务居民的信息资源和管理资源编织在网络和网格上，打造覆盖市、区、街道、社区的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对人口、企业、地理空间信息的动态跟踪和各部门信息资源的联通共享。以社区为平台，在社区层面编织社区公共服务民心网，整合各部门在基层的服务管理资源，实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纵向到底。

以改革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以加快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实际上，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目前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跳出单纯技术性分析的窠臼，以改革创新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

一个预料之中的增长速度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增长速度。这么说的原因在于：第一，世界经济不仅没有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还看不到走出本轮周期的迹象。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要独善其身是不太现实的。7.8%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速度。第二，由于居民消费存在诸多后顾之忧，如住房、社保、医疗、上学、就业、通货膨胀问题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第三，在外需和国内消费需求乏力的情况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而目前又处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效应的尾声阶段。第四，“十二五”规划纲要主动地把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7.5%，表明这个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7.8%的增长速度符合预期目标。所以说，7.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预料之中，具有合理性。

科学判断当前经济形势需要转换思维方式

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如何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这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更深层次上认识问题，其中尤须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的“自然增长率”问题。

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组织水平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与既定条件相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美国

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增长分为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起飞后持续增长阶段，强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围绕新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需要新的工人，需要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

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的起飞阶段。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它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闭僵化的体制，让我们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沿着世界产业发展轨迹前进。后发优势使我们可以跟随世界产业发展的潮流，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发展之初GDP盘子小，容易提高增长率。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产业布局，但我们的产业技术层次偏低。当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的时候，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层次、开拓新的市场来实现，而不能靠“膨大剂”扩张原来的产业。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反倒是不正常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得多，但增长的绝对数和质量并不低。

曾经的高速度使我们陷入“速度情结”，容易诱发拔苗助长式的政策，错失调整结构的良机，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的特点及其自然增长率。

第二，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跃上新水平，要求我们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靠创新、有产业支持的实体经济的增长，是有质量、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为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靠“膨大剂”催大的经济增长。

很多经济学经典成果把创新与经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熊彼特认为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引领经济发展。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长期、细致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考察，并在《长期运动》一书中作了与熊彼特几乎一致的论述，“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的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他举例说，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19世纪80年代的制钢工业，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在这些案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熊彼特和库兹涅茨依据丰富的经济史实告诉人们，正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催生了一个或一群新兴产业，继而带动了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这就是真正的经济增长。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来源于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我们应当追求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宏观层面只是为其创造好的环境。

第三，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下行？

既然当前的经济下行是符合“自然增长率”的，也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经济下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前的经济下行起码有如下的积极意义：一是可以强制性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企业对各种约束条件变化的反应，是对市场压力的反应。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萝卜好卖不洗泥”，企业没有创新、调结构、转方式的压力。马克思所指出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二是可以促进兼并重组。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可以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淘汰不能有效使用资源

的产业和企业。这正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奥秘所在。我们应抓住经济下行的时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和改革

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经济调控措施。从长期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转变思考问题的角度，真正认识到唯有创新和改革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世界经济之所以迟迟没有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还没有出现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历史证明，要在经济起飞后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反减速的斗争，也就是要在旧的主导产业出现减速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形成新的产业兴奋点，其实质就是创新。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的归宿是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创新不是号召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体制的激励。市场经济下的创新具有强制性，因为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研究发现，创新的最关键因素可能并不是人力资本，而是市场机制。正是市场经济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把技术进步变成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市场机制不仅提供了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激励，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创新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既然创新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激励，既然市场经济使创新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为了创新，我们就必须继续推进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造就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的精力引导到创新而不是寻租上去。如果企业家们的财富来源于创新，他们就会成为时代的楷模，社会就会涌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如果企业家通过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漏洞寻租获得财富，那就不仅不会促进社会进步，而且会贻害社会。减少审批可以减少寻租，因为审批是让审批者去判断市场机会，而市场经济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判断。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创新，因为稳定的政策可以使企业家形成长远预期，产生长期行为。此外，有必要倡导冒险精神，因为任何创新一开始总是表现为与传统的不一致。

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市场经济下应对危机的历史证明，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在历史上，长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多会发生滞胀，典型案例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英、美等国的滞胀，还有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滞胀。这次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产能过剩，而扩张性政策只是表面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实则是靠“膨大剂”扩张原来的产业，必然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而且扩张性政策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实行减税则可以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让企业有资金创新发展。只有消费拉动的投资，才会成为高质量的投资。通过企业创新和老百姓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正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热点研究：消费主导型经济与人口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这就要求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需要关注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口的变动，尤其需要关注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等的调整。

消费主导与人口城乡结构

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扭转多年来消费占比震荡下行走势，需要大力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由收入水平决定，并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平均增长7%以上，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扩大城镇养老保险、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3个百分点等发展指标。同时应注意到，要使扩大消费需求真正成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除了要保证这些约束性指标如期达到，也应高度重视合理调整人口城乡结构和适当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从1978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6倍扩大到3.2倍，消费差距由2.9倍扩大到3.6倍。这意味着，把1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就会使消费扩大3.6倍。考虑到变农民为市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及其在低保、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人口城镇化对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还要大得多。因此，人口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带来消费的扩大，适当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是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有力推进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人口城镇化驶入快车道，这是合乎规律的。其一，这是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结果。城镇化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即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产物。1978—2010年，第一产业占比由28.2%下降到10.1%，降低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由47.9%变动为46.8%，微降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23.9%攀升到43.1%，上升19.2个百分点，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二，这是城镇化补偿性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可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为快速推进时期，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1960年的19.7%，年平均提高0.8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为徘徊停滞时期，1978年的城镇化率比1960年还低1.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为快速推进时期，年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城镇化经历长期停滞之后的补偿性发展。按照人口城镇化S曲线理论，城镇化第一阶段为S曲线底部，城镇化率在25%以下，推进速度缓慢；第二阶段为S曲线中部，城镇化率在25%至65%之间，呈加速上升态势；第三阶段为S曲线顶部，城镇化率在65%以上，显示出强弩之末的特征。当前我国约51%的城镇化率处于S曲线中部挺起上升阶段。如果用国际公认的统计模型来衡量，在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到10∶46∶44、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到35∶29∶36的情况下，人口城乡结构应当在60∶40上下，比实际人口城乡结构51∶49要高出一大截，适当加快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空间。只是应当注意，适当加快不等于越快越好，应把握好速度和节奏。

消费主导与人口年龄结构

人是消费的主体，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不仅同人口数量变动直接相联，而且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息息相关。人口学粗略地将总体人口划分为0—14岁少年、15—59或64岁成年、60或65岁以上老年三个部分，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加上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被视为掌上明珠，少年组群消费系数（消费与收入之比）偏高；老年组群收入偏低且储蓄率也低，消费系数比较高，其原因主要是生存需要特别是老年医疗费用占比较高。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寻求扩大消费，基础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好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率提升的基础。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5%，已达峰值；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为10.03亿，也接近峰值。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峰值后期、绝对数量处于峰值前期，提高这一人口组群的劳动工资率，对扩大消费具有权重大、见效快的效应。特别是考虑到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欠账较多，工资率提升的空间很大。然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峰值的到来和即将到来，也意味着其对消费的长期拉动作用将逐步减弱。哪个年龄组群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增强呢？老年人口组群。预测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将由2010年的8.9%、1.19亿上升到2015年的10.1%、1.39亿，2020年的12.5%、1.74亿，2030年的17.4%、2.38亿，2040年的24.5%、3.19亿，2050年的27.1%、3.23亿。要想发挥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就要将老龄化积累起来的消费潜能挖掘出来、释放出来。一应稳步提高老年收入，起码要守住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同步这条底线；二应扩大老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覆盖面，提升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准；三应大力发展老年公寓、托老所等，满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照护、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发挥老龄产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消费主导与人口就业结构

2010年，占城镇家庭20%的低收入户人均消费6416元，占60%的中收入户人均消费12799元，占20%的高收入户人均消费26381元。可以看出，中收入户人均消费为低收入户的2.0倍，高收入户为中收入户的2.1倍。在农村，低、中、高收入户之间的消费差距还要更大一些。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同步，除了同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还受到就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行业劳动者工资差距扩大的结果。如果以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那么，最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平均工资为0.79，次低的教育、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0.89，最高的地质普查和勘探业为1.32，次高的建筑业为1.16，最高为最低的1.67倍，为次低的1.48倍。到2010年，仍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则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仅为0.46，次低的住宿和餐饮业为0.64，最高的金融业为1.92，次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1.76，最高为最低的4.2倍，为次低的3.0倍。最高与最低工资相比，由改革开放前高出67%扩大到目前的高出3.2倍。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通过长期落后的就业结构发生作用，是消费需求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35∶29∶36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严重落后于按产值计算的10∶46∶44的三次产业结构，扩大消费应推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转移，同时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内部就业结构。1978年建筑业工资水平排在各行业第二高位，2010年则降到倒数第三位，就业人员占比却高达9.7%；金融保险业工资由原来略低于平均水平上升到最高，就业人员占比却不足万分之一。这种工资越高就业占比越低的金字塔型收入和就业结构，给启动消费和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带来很大困难。国际经验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和就业结构更适合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是人口就业结构调整应当努力的方向。

调查与思考：加强社区治理 助推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近年来，深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争当社会建设排头兵，把加强社会建设作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一，创新理念思路和体制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之路。

积极适应社会建设的新要求

社区是社会现代化、居住城市化的产物。如何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深圳市是最早遇到现代社区治理问题的城市之一。回应实践要求，深圳市紧紧抓住社区治理这一关键环节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发展转型。

加强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客观要求。社区是居民的家园，是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深圳市人口规模大、流动人口多，社会建设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只有把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到社区，贴近群众、体察民情，发现不足、解决问题，瞄准需求、完善服务，实现社会建设由政府规划导向转为群众需求导向、由行政治理导向转为社会协同导向，才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体现公平、促进和谐。

加强社区治理是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要求。社区连接着城市和居民，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加强社区治理，不仅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关系，而且可以为居民提供文明、舒适、开放的居住空间。目前，深圳市已经成为一座实际管理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但城市化的质量还不高，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必须坚持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人性化，从加强社区治理入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岭南意蕴、深圳气质的现代化和谐社区，把深圳市真正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加强社区治理是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深圳市人均纯收入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相当，人民群众生活正由小康向比较富足的现代生活迈进，对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强。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需求，需要加强社区治理，把更大精力和更多资源投入到社区，切实解决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努力建设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城市。

着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近年来，深圳市在社会建设中坚持重心下移，高度重视加强社区治理，搭建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构建以社区党建为龙头、社区服务为核心、社区管理为保障、社区自治为方向的社区治理综合体系，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智慧型、立体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搭建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网络体系，打造包括“三库、两系统、一网站”的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三库”，就是覆盖人口、法人、城域空间的三大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库；“两系统”，就是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和社区综合信息采集系统；“一网站”，就是社区家园网站。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实现了政府服务居民的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的网络化，构建了“面上巡、多层控、重点防、主动侦、适时引”的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做到了社会管理和服务数据一次采集、资源多方共享、问题联动解决。

构建社区治理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就是以社区党建为龙头、社区服务为核心、社区管理为保障、社区自治为方向的社区治理综合体系。一是社区党建。大力开展“五进社区”活动，建立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挂点社区，发动党员在居住的社区亮身份、树形象、起作用。目前，全市已组建社区综合党委308个、综合党总支166个，占全市637个社区的74.4%。力争今年内实现社区100%有综合党委或党总支，切实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声音，哪里的党员和群众就能感受到党的温暖。二是社区服务。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体系，创建“党群＋社工”、“社工＋义工”联动服务模式，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2011年全市已建成101家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为居民提供养老、育儿、助残、亲子、婚姻家庭、社区教育、心理疏导、文体娱乐、辅导培训等服务。三是社区管理。进一步厘清街道（社区）管理和政府部门管理的关系，强化街道（社区）和驻社区单位的社会建设职责，整合党委、政府服务社区的各种管理资源，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资源共有、信息共享、责任明确、工作联动。四是社区自治。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全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直选率从2002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99.87%；不断加大基层民主建设力度，实行居民议事会制度，引导居委会、业委会和老年协会、各类社团等社区自治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娱乐的作用。

总体来看，深圳市探索出的综合性、智慧型、立体式的社区治理模式对加强社区治理、推动社会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是从理论上正确把握了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建设必须首先关注的重点，没有社区的有效治理，社会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整体发展的基础。二是从体制机制上理顺了党委、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政府只“掌舵”、不“划桨”，只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不直接干预社区内部事务。三是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促管理的社区治理新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打破条块分割，整合各类资源，建立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既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建设方式方法创新；又突出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实现了社区治理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

注重理顺几个重要关系

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圳市在实践探索中深刻认识到，加强社区治理、推进社会建设，须注重理顺几个重要关系。

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长治久安。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加强社区治理是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把社区治理纳入社会建设目标，依托社区治理推动社会建设，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增加投入与创新体制的关系。推进社会建设，需要不断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资本向基层社区倾斜，特别是重点投向基础条件薄弱的老旧社区和城郊社区，努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但应当看到，当前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滞后也有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推进社会建设，需要加大社会体制改革力度，坚持不懈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各种投入的合理有效。

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的关系。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应当也不可能包办一切，而应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积极引导支持其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投入的多渠道。当前，应进一步转变观念，着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建设，必须重视顶层设计。搞好顶层设计，可以更好地把握政策导向、协调各方资源，推动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保障社会公正与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但仅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和支持基层社区和人民群众进行探索和创新，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现实社会建设与虚拟社会管理的关系。当前，群众呼声、民生诉求、舆情动态等通过网络大量涌现出来，虚拟社会日益成为社会建设管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因此，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创新虚拟社会服务管理，把网络管理防控和网络民生服务结合起来，妥善解决群众的民生诉求，加强对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加快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有效对接，推动网络虚拟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收入差距正迎来缩小的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提出，一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不平等状况会逐渐加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这一关系，也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实践应验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即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那么，如何判断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综合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中央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举措的不断推出，我国正迎来收入差距变化的转折点，但这一转折还很不稳定，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

一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比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都会带动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当前，迹象显示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据有关研究，我国收入差距约50%来自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的走向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最近两年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0年的3.23，进一步下降到2011年的3.13。城乡收入比下降的背后，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两年超过两位数：2010年为10.9%，这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2011年为11.4%，显著地快于城镇居民收入8.4%左右的增长。

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在社会各界收入普遍增长的动态条件下，只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五等分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出现差异性的变化，2010年城镇居民低、较低、中、较高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5年增长89.3%、89.3%、87.4%、84%和79.7%。城镇低收入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组，意味着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在缩小。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也出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农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户分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09年增长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后一个时期，虽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继续保持，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将得到改善。

城镇化率超过50%。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始终大于城镇。这样，人口从收入差距较大的农村向差距较小的城镇迁移，就起到了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来，在持续的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缩小。

收入差距拐点出现的原因

人口转型和刘易斯拐点来临，劳动者工资迅速上涨。近几年，劳动者工资上涨幅度较大，这是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折点）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

劳动人口比重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2011年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自然会上涨。2004年沿海省份开始出现“用工荒”，现在已经扩展到内地省份。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企业采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适的工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者工资开始脱离“生存工资”水平，并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长75.8%；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长1.1倍。在城乡居民工资都大幅上涨的同时，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比稳中有降。根据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我国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4年。教育的普及对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带来的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得以实现，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从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学历劳动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渐稳定，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比不再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工资趋同的现象，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随着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惠农政策持续加力，农民增收能力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着力促进农村改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农产品价格走高固然会推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但也意味着农民收入提高。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农产品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形式。同时，农业生产率逐年提高。以粮食为例，2010年粮食单产较2005年提高7.1%，因单产提高带来的粮食增产约3450万吨，占粮食增产总量的55%左右。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未来农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断完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随着收入分配问题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一系列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相继出台。近年来，各地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逐步完善，覆盖面迅速扩大；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提高；教育领域加大了对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补贴，各级教育累计每年补贴支出数百亿元。低收入群体从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间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进一步巩固收入差距缩小趋势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正迎来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为了巩固收入差距缩小趋势，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机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居民收入更多地依赖个体在市场上的表现。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和产业转型会给社会个体带来大量机会，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确保个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如果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获得向高收入职业和产业转移的机会，那么，由职业和行业特征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会缩小。然而，目前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还处于垄断地位，市场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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