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兴亡
更新时间:2024-04-08 03:15:01 阅读量: 综合文库 文档下载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文字版(转载)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文字版
因为一个朋友的推荐,我以漫不经意的态度开始看王康和陈平先生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兴亡的对谈(完整版),但立即就被深深吸引,并通宵看完全篇。只要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我观看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情,那就是震撼!因为它让我非常透彻地看到今天中国似乎是人类宿命的前世今生和将来的必由之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它,那里面有我们太多太多的影子,也有值得我们太多太多的镜鉴!也可以使我们身边许许多多蓄意的思想迷雾和认识陷阱不攻自破。由于无法上传影视资料,只好把文字介绍奉上,但建议最好看影视,因为那里面至始至终的充满悲剧气息的俄罗斯乐曲,两位嘉宾那举手投足、一叹一息之间的体语和充满个性的语言,都会使你更加深深地身临其境。
阳光卫视《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1--18夜文字介绍
中国与俄国共同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中国在20世纪一直“以俄为师”,发誓“走俄国人的路”,拜列宁为导师,斯大林为领袖,苏联为“老大哥”; 后来又反目成仇,势同水火,继而各行其道,渐行渐远。
但无论作为学生、追随者还是挑战者、路人,中国已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中国现代历史命运、制度和精神气质、美学符号乃至哲学思维和宇宙观早已渗透和弥漫着苏俄死魂灵。
阳光卫视《子夜》推出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以列宁、斯大林重要活动、思想、影响和评价为经,以苏俄74年兴衰成败为纬,对曾经深刻改变了中国路向的历史人物以客观、公正的描述和评价。 十月革命到底是革命还是一次政变?
面包和平土地 ,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是不是一场骗局? 列宁遗嘱中最担忧的“斯大林”如何走上苏联政治舞台? ……
敬请关注《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 分集介绍
第一夜.俄罗斯启示 第二夜.和平 面包 土地 第三夜.列宁与列宁遗嘱 第四夜.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夜.战时的苏维埃
第六夜.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之死 第七夜.斯大林的崛起 第八夜.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九夜.大清洗(上) 第十夜.大清洗(下)
第十一夜.二战中的苏联(上) 第十二夜.二战中的苏联(下) 第十三夜.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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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夜.苏共二十大
第十五夜.苏维埃大厦的解体 第十六夜.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第十七夜.英特纳雄耐尔 第十八夜.苏维埃的兴亡 导语
中国与俄国共同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中国在20世纪一直“以俄为师”,发誓“走俄国人的路”,拜列宁为导师,斯大林为领袖,苏联为“老大哥”;后来又反目成仇,势同水火,继而各行其道,渐行渐远。
但无论作为学生、追随者还是挑战者、路人,中国已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中国现代历史命运、制度和精神气质、美学符号乃至哲学思维和宇宙观早已渗透和弥漫着苏俄死魂灵。
震惊世人的十月革命到底是革命还是一次政变?面包、和平、土地 ,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是不是一场骗局?列宁遗嘱中最担忧的“斯大林”是如何走上苏联政治舞台的?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大清洗”运动究竟导致多少人罹难?红色苏联74年历史究竟给现世怎样的启示?
——阳光卫视首档思想文化类节目《子夜》第一季《苏维埃的兴亡》邀您共同探讨。
《子夜》主持人刘爽
子夜时分,万籁俱静,思绪却脱缰而走。为自由思想着的名师大家奉上清茶,一起畅聊,一起仰望星空,是享受。
听他们纵横古今,谈史论道;看他们枪来剑往,头脑风暴,清茶顿成玉液琼浆。
子夜过后,再看蓝色穹庐的尽头,黎明可以期待,明天会像新出生一样。 特约评论员 陈平
父亲堪称苏俄通,在克里姆林宫钟声中走进俄罗斯的启示行列。在父亲陪同并译介下曾拜晤苏俄20世纪下半叶圣徒安德烈·萨哈罗夫。又于苏俄旋乾转坤的历史关头,跳上红场上的坦克,将一束玫瑰花插入炮筒,与俄罗斯命运结下两代不解之缘。 嘉宾 王康
至今未去俄国,却认那片寒冷苦难的土地为精神麦加。对俄罗斯的弥赛亚救赎精神情有独钟,也为其悲剧乌托邦深致叹息。对俄罗斯的罪孽、黑暗、死亡洞察有时,而更激赏她的忧郁、美丽、高贵和神圣。深信,俄罗斯是中国最大地缘和历史宿命。
第一季第一夜《俄罗斯启示》嘉宾:王康 嘉宾介绍:
王康,至今未去俄国,却认那片寒冷苦难的土地为精神麦加。对俄罗斯的弥赛亚救赎精神情有独钟,也为其悲剧乌托邦深致叹息。对俄罗斯的罪孽、黑暗、死亡洞察有时,而更激赏她的忧郁、美丽、高贵和神圣。深信,俄罗斯是中国最大地缘和历史宿命。
陈平,父亲堪称苏俄通,在克里姆林宫钟声中走进俄罗斯的启示行列。在父亲陪同并译介下曾拜晤苏俄20世纪下半叶圣徒安德烈?萨哈罗夫。又于苏俄旋乾转坤的历史关头,跳上红场上的坦克,将一束玫瑰花插入炮筒,与俄罗斯命运结下两代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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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我的精神麦加
主持人刘爽: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和二十多年前的俄罗斯,还有今天的俄罗斯,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你有没有去过? 王 康:我没去过。
主持人刘爽:很想去吗? 王 康:去啊。
主持人刘爽:很想去,其实你去一趟很容易的。
王 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精神麦加》,我觉得精神上我多次去过俄罗斯,而且是作为圣地来朝拜的。
王 康:陈平说到去俄国的具体的那些感受、那些经历,我呢,我是完全纸上谈兵。我觉得俄国始终和它的专制、它的愚昧主义、它的帝国的传统相对峙的,有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追求自由、追求尊严、追求幸福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为是在俄国强大的专制的背景下,所以显得特别的英勇,特别的珍贵。
主持人刘爽:要说感同身受的话,我觉得陈平在这一点感同身受应该是比别人更强烈一些。你个人命运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应该是特别紧密的。
陈 平:我已经说了我感同身受。我怎么到前苏联,你知道我在莫斯科刚下火车的时候。
主持人刘爽:哪一年? 陈 平:1987年。
主持人刘爽:1987年。 陈 平:我很激动。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激动?
陈 平:不完全是说我去和我的父亲见面。 主持人刘爽:您父亲什么时候去的苏联? 陈 平:1955年。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去的?
陈 平:那时去留学并合作研究,他是搞军事的。 主持人刘爽:你去的时候,和父亲多少年没有见面了?
陈 平:1959年吧,1959年四岁,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回来探亲,然后就再没回来了。
主持人刘爽:再也没见过。 陈 平:对。
主持人刘爽:那你已经对父亲,四岁应该没有印象。
陈 平:那没什么印象。说有印象吧,我这点可能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遗传吧。他尽管很小的时候就去参加新四军,但他也是非常喜欢看书。他到1961年以后没有回来,他留下来的书有两大箱子,拿木头钉的箱子,很大的大箱子,大概箱子有将近一米六七那么长,大概这么宽两箱子书。我呢,就很不安分,我说我从八岁开始看书,那时看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包括还有其它这样的书。那时候我看书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孩对父亲还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因为知道父亲不在了,但对父亲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文革前,包括文革中,让我最初开始读书,到今天还保持着天天要看书的习惯,就从把那个箱子撬开来看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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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我们这一季的话题谈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这个话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两个名字影响了好几代中国大陆的人。
王 康: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前苏联,或者我们叫苏俄,或者叫俄苏。整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道路,对全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影响。
苏式印记在中国依旧有迹可循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老大哥”这个词意义深远,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昔日红色苏联,早已在十八年前轰然倒塌,然而“苏式”符号在中国依旧有迹可循。
王 康:现在为止中国的,我们比如天安门广场,那基本上是红场的一个延续;我们的人民大会堂,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斯大林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所谓拜占廷式的、罗马式的建筑;我们整个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镰刀、斧头那些美学象征,毫无疑问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
主持人刘爽:我们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末,还有六十年代初的人的音乐审美,还有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词汇…… 王 康:对。
主持人刘爽:都是从苏俄过来的。要说感同身受的话,我觉得陈平在这点感同身受应该是比别人更强烈一些。
陈 平:对苏联的感觉,真的我感受到,就是我前面说的,俄国人选择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他们的文化是处在,它既不完全认同这种由古希腊,包括这个古罗马,然后走向了文艺复兴,走上了工业革命的西方,以及英美为代表的,包括法国的西方。它对法国还认同一些,因为法国和俄罗斯,它都是具有农业文明的一些形态。但是总的来讲,它把它自己并不是完全归为欧洲文明,但同时它又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它又鄙视咱们,它又看不起咱们亚洲文明,这个很有意思。 徘徊亚欧之间千年的双头鹰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联姻,并皈依基督教。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第三罗马。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称号,这一称号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义语。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双头鹰一面向东,一面向西,象征着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之间的独特处境。 王 康:但我个人特别着迷的就是它的追求自由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俄国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专制主义传统极其的强大,它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来确保专制主义者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但是同时它的自由传统也同样的强大,甚至有时候更强大。你比如十二月党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贵族中的贵族,是俄国统治阶级的中坚人物,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回来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年轻漂亮财富多得很,但他们就为真理而奋斗。他们看到战败的法国比作为征服者的俄国,那些人强烈的、不可比拟的自由和幸福,俄国是如此的丑陋,如此的落伍。人家就为了他们统治的这个阶级,人家是公开起义,十二月党人在冬宫广场起义,那种是公开地起义,不是搞什么阴谋诡计。 陈 平:殉道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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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也不是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人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广场中心,公开地排好队伍起义,等待你来绞杀。人家被上绞架的时候,英勇得很,慷慨就义。
陈 平:这是它的宗教精神。
王 康:人类的精神没有一种模式。 陈 平:这是宗教精神。
王 康:我个人特别特别敬佩的,就是我永远所,就是我没法赞美的,就是俄国的那种贵族精神。 主持人刘爽:只能信仰。
王 康:包括他们的夫人们,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不是跟着她们的那些兄弟们、丈夫们到了西伯利亚去嘛,死在那个地方嘛。
主持人刘爽:对。我记得有一句诗,是一个公爵夫人写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写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在我拥抱我的丈夫之前,先把镣铐放在我的唇上。 王 康:是。
主持人刘爽:这是一些贵族革命者的一种精神气质。 王 康:在人类历史上,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我觉得是永恒的、永远的悲剧,所上升到了人类的审美和人类的诗歌的巅峰,不可超越。西方没有啊,西方哪有这些啊。西方法国大革命如此波澜壮阔,就像第三等级无套裤汉,他们要争得自己的那份财产权,那份土地权。他们本来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为了自己而奋斗天经地义啊。俄国的贵族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那些不幸的人们而奋斗。 主持人刘爽:有人说这个两种精神……
王 康:托尔斯泰本身是个贵族伯爵,誉满全球,整整十年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就是为了财产权。托尔斯泰坚决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所有的版权全部分给社会,索尼娅说不行,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庄园怎么维持下来,这是重要的一个分歧点。在托尔斯泰看起来,财产,就俄罗斯的这种精神,天底下权力和财产是骯脏的,是有罪的。当然这个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财产权在俄国从来不被认可,尤其土地私人占有,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土地不能买卖,它是神圣的。这个我觉得很难比较,在精神上。西方的,我叫资产阶级,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或者对自由的追求和俄国式的这种贵族的对自由的追求,两者之间谁更高尚,我使用这个词,我坚决认为俄国的贵族更高尚。 主持人刘爽:陈平认为呢?
陈 平:如果用高尚这个词我赞同。 主持人刘爽:赞同?
陈 平:但是如果说这个社会实践来讲,我觉得只能走向悲剧。 主持人刘爽:你觉得那种殉道式的精神没有意义?
陈 平:当然来讲了,审美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的,高尚本身就是审美的一个词汇,高尚一定和审美、和悲剧连在一起。
王 康:那么俄国人起码占有了拥有了审美的悲剧的这种高度。 陈 平:对对
王 康:也就够了。我们中国我们拥有什么呀?
陈 平:所以我刚刚说他说自由,我说这个自由和西欧文明的那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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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列宁的悲剧,包括斯大林悲剧。尽管他残暴无比,但他本人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所有的宗教、道德伦理和一切对于英雄楷模,利他主义的颂扬,是对过于自私的一种,相对的一个平衡和压抑。因为太自私了!就像蛇如果自己吃自己尾巴,人也完蛋了,蛇也完蛋了,是吧?那么就不能自私到伤己,这是底线。我这个伤己就包括,你伤同类,伤利他,伤太多了,也是等于伤己。他们都在做的,不可能达到的一件事,他们都在奔向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拯救乌托邦的还是乌托邦
在19世纪前欧洲已经开始有构建平等社会的思想萌生。产生了不少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学作品。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从此,人类在追寻理想国的道路上多了一个行动指南。
陈 平:所以我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我看绝大部分人都会发出对乌托邦的嘲笑。殊不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乌托邦。而乌托邦本身是可爱的、崇高的,但它是悲剧的。
主持人刘爽:乌托邦是人类永远的梦想。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流派,一个国家都在追求人类的一个最高理想。他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实现。用你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列宁的梦想。列宁的遗愿为什么不能实现。他认为是从这个人性的基本的这个点上,是违背人性,利己的。
陈 平:你消灭差别,就是消灭运动,就是消灭生命。如果像共产主义所追求那样的,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到了按需索取,那社会就静止了,那社会哪儿有发展?哪儿有运动呢?今天的经济危机,人们着急什么?就是着急需求没了。我没有需求、增长都急成这样子了,你还要达到社会,什么是这个按需分配! 做梦!这就是梦想者们的美好的梦!必然转化为现实的残酷的悲剧。
主持人刘爽:巨大的悲剧。
陈 平:因为它不可实现,他要想方设法去实现它去,那么他就扭曲自己,也扭曲社会,扭曲人类,这就是我一方面,我不能不承认,一百五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最崇高的运动。从道德情操上面来说。但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运动,最悲壮的运动,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实践,对于天国理想的一场实践,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都现实了,再也不去做这个梦了,梦做够了。我们做过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的,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梦,最后成了最黑暗的时代,对吧?所以,梦是美好的。梦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当成真的,那就变成不美好了。这是我要说的。 主持人刘爽:那么俄罗斯的悲剧,它的根源就在这儿吗?王康同意吗? 王 康:乌托邦当然是人类的,永远的一种理想,哪怕有苏联的七十四年的,这种血腥的乌托邦,人们还会走下去。只是它可能不在俄国,在其它的国度,在其它的年代,由其他的,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行使。乌托邦从来是有两重性的,其实有些乌托邦,它并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有时候有些乌托邦是以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乌托邦,孔子,他希望三代,那就是大同社会、大道的社会。人们在禅让,人家不要国家权力。很多都是这样,《圣经》也一样有些关于将来的。因为乌托邦有时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巨大的一个悲剧的结果。但是有时候乌托邦也是人类前进的一个巨大的动力。美国一个伟大的一个,现在一个拯救神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蒂里希,这位先生写了很多关于乌托邦的文章,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受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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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乌托邦的最后仍然还是乌托邦。其实俄国革命之前的欧洲的19世纪的几大革命,也是更早期的乌托邦的一种实践。而这种实践因为种种原因,在英国,在美国尤其在英美两个国家。英语国家完全实现了,在法国代价很高,所以乌托邦,咱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也可以从不同的类型里边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我同意陈平的这个结论。俄国的乌托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一次乌托邦。它一登上历史舞台,俄国革命那个,那种气势,那种规模,那种主张,那就真是史无前例。英国、法国、美国革命,是人权革命、财产自由、个人信仰自由、宪政等等。人民政权。它是解放全人类要根本地、重新地定义和重新地再造文明。(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三夜《列宁与列宁遗嘱》嘉宾:王康 列宁主义
公历1917年3月15日,几乎在尼古拉二世走下皇位的同时,俄国突然出现了两个新的政权。列宁作为其中之一,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一心希望能从这场决斗中胜出。他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还有平等的口号,赢得了民众们的欢心。而立刻成立议会,则成为他取代临时政府的直接理由。但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议会中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他又迅速地解散了议会。从此时开始一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就开始统治俄罗斯。 王 康:列宁多次在1917年演说时候对那些工人市民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官吏,没有常备军的这么一个半国家社会。一旦革命成功国家,国家就走向消亡。这是合乎,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了嘛。我相信这是列宁的本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列宁在他的生前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性来把他的这个关于一个新的俄国,它的国家形态,它的基本制度怎么建立起来,他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建立,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主持人刘爽:没有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条件等等。没有可能性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允许,是他根本做不到,还是跟他自己的理论,跟他自己的路径,完全自己跟自己是矛盾的。
陈 平:列宁的这种描述本身就是乌托邦,人类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也是乌托邦,它可以成为很好的一种社会良知和愿望理想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想体系一旦成为一种,这个,政治的和经济的实践,它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它从追求自由,追求人的解放,对吧。追求没有压迫,没有警察,但是一定会走向更加地,这个,压制自由,一定会走上更加地对人性的压抑,一定会比,这个没有这种乌托邦追求的,这个国度多得多的警察。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乌托邦的追求,是和人性相违背的,这里我说共产主义运动。真的它是一场很悲壮的,人类的一个思潮,一场运动,真的很悲壮。它是由人类一代又一代的,最具有社会良知。最具有同情心,最富有激情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一代的人所推动所促成的,但是他们都走上悲剧,走上对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否定。
乌托邦这个词的希腊语原意是:不存在的世界。而列宁却相信,他和他的信仰可以带给俄国人们一个乌托邦。
陈 平:人类产生了无数的宗教,多数宗教如果我剥掉它,剥掉它一层层的外衣,它在这当中都是主张的是利他。人类一个又一个的政权,或者是现实的状态,那么它都表现的人的自私和贪婪。那么我不去论述这些,这个一部人类社会史,它太长了。我们就谈为什么在,这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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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产生了文艺复兴,建立了主张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民主社会,这么一个体制的,几乎是同时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社会所必须的一种补充,一种我们用,还是用这个,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表达它。这也叫做对立的统一,对吧。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牢牢地建立了个人权利,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权。人权的根本权利,根本的定义,是个人权利。那么好,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私和贪欲,获得了它的有史以来的一种正当性、合法性。当然它的丑陋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暴露出来。自私和贪婪是丑陋的,那么这样子就必然产生摆脱了宗教色彩的一个思想体系,作为社会对这种,这个个人贪婪正当性的一个,一个制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产生的根源。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历史的解读。
主持人刘爽:陈平是指出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说,共产主义或者乌托邦,无论是列宁的还是马克思的,为什么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没有?是因为它和人性的基本的那一面是相违背的。 陈 平:对。
主持人刘爽:如果实现共产主义了,就灭绝了人性的那一部分。 陈 平:我就这么说,你只要去推行,你真的去想推行一个,这个,公有制的社会,你就必然采取……
主持人刘爽:灭私的这个行为和路径……
陈 平:你要灭掉“私”,你就必然是在政治上要走向高度的专制,思想上也要走向一种愚民政策,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生存资源也好,对于财富也好,对于权力也好的争夺么,这种争夺从来都是打着一种利他主义的旗号,所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逐步发达起来。经过工业革命以后,逐步发达起来的这个西欧社会,难以形成一种社会革命的力量,但对于刚刚摆脱农奴制的,又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来说,那么它寻找到了它的最好的土壤。所以,列宁本身他是悲剧的,他是具有这个悲天悯人的一个情怀。他具有非常好的一种希望,一种愿景,但是实现不了。 王 康:陈平先生,我在这一点上,我不尽然赞同你的看法。我认为人这种三种性质都有一个自然属性,那绝对是自私的,个体本位,否则这个个人保持不下来,这毫无疑问的。第二,就是他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肯定有两重性,有利己也有利他的,因为不利他最终不能利己。 陈 平:对。
王 康:第三,人有神性,人有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更高的那个本性,我觉得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圣贤先知为他人作出牺牲,为这个时代作出牺牲的人不绝如缕,太多了。就拿“9?11”来说,你说高度发达的,以个人利益为主体的美国社会,213名消防队员,那明知这个世贸大楼绝对是死亡了,但是,而且全是义务的那些人…… 陈 平:但是老康啊,所以他们被称为榜样,被称为英雄,就像你其它说的,所以一些人被称为圣贤,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设计绝不能依据英雄,依据榜样,依据圣贤来设计,那就是悲剧。
王 康:社会制度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毫无疑问的,否则肯定,否则肯定就是专制和暴政。但是社会也绝对不能鄙视和讽刺人想成为圣贤的冲动。 列宁遗嘱
从莫斯科往东南走四十多公里可以到达高尔克村,这里有座16世纪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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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 。1924年1月21日,列宁就是在这里溘然长逝的。在他离开之前他显然对这个世界做了比以往更缜密的思考,并且把这些作为遗嘱留给了后人。
王 康:我们要提到列宁晚期特别重要的列宁遗产的精华,就他的被认为是遗嘱,陈平,这个遗嘱啊,我们长期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研究和评价。列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献,长期以来列宁的遗嘱,在斯大林时代被认为是伪造的,是反革命文件,很多当时知情的老布尔什维克,居然因为这个原因被投入监牢,甚至被枪决。中国也长期没有把它收入列宁全集,一直到90年代上个世纪之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我的记忆,才把它编进了,列宁全集的第三十六卷,就是刚才我说的,第615页到620页。 主持人刘爽: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王 康: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列宁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的1月初,连续口述了几封信件……
看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正在进行的激烈权力斗争,列宁非常担忧,这会造成党的分裂。他在12月23号,口授了第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提出两点:一是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二是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权力。这些要求为了同一个目的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团结。
王 康:过了两天12月25号,列宁又写了一封信。就开始评价主要的六个中央委员的,他们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首先托洛茨基,是全党目前最卓越的领导人,非常能干,但是他太热衷于行政事务的行政方面,然后是斯大林,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当了党的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心他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我没有把握。
主持人刘爽:这点被后世引用的特别多,好象是说,列宁对斯大林是非常不放心的,这不是他选定的人。
王 康:这个是有背景的,他那个,他接下来分析了,其实列宁最钟爱的是布哈林。列宁是1870年生的,布哈林是1888年生的,比他小18岁。他们相当于两父子的关系。他说布哈林是全党所喜欢的人,是俄国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有些烦琐哲学,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希望 把他的这个班子。所谓,交给布哈林的但是具体的,直接的,可能作为领袖的。其实他看好还是,他垂青的还是托洛茨基。而绝对不是斯大林,最后一封信,他就在1月4号专门谈到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他说他这个缺点。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当中,我们个人的交往当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考虑到他和托洛茨基的这种分裂的可能性,考虑到党内稳定性,这可能就不是小事情了。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是一件可能就,就极其重要意义的,决定意义的“小事情”了。而他在这封信里面还提到,他说俄国的第二个危险就是工农联盟的破裂。他说我们党依靠的是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如果这个两大阶级的联盟不存在了,那么俄国的革命采取什么办法,都没法解决。后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根本不存在的基础上的。从一开始就开始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剪刀差,身份等级制度,国内通行证,现在我们叫做二元城乡结构那套东西。这个是完全没有向历史做交代的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是依靠农民建立在农民的巨大的牺牲的基础上的。但是革命成功之后不仅是背叛了农民,而且农民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列宁的六封遗嘱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列宁于1923年3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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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粗暴的,你竟然粗暴地对待我的夫人。”斯大林曾经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非常粗暴地来斥责克鲁普斯卡娅,把一封信件列宁口述的信件转交给托洛茨基,而且用粗暴的话骂了她。“你竟然粗暴地对待我的夫人,”他说,“尽管我的夫人同意忘记你的话,但是我不能轻率地忘记。”他说,“毫无疑问,反对我的夫人的言行,就是反对我本人。”他说,“现在请你斟酌,要么你收回你的话向我道歉,要么我们就断绝各种关系。列宁1923年3月5号。” 托洛茨基的悲剧
遗嘱里流露出了列宁对斯大林日益增加的不满。此时的列宁更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是托洛茨基,他心里的天平第一次倒向了自己这位昔日战友——托洛茨基。作为苏联政权的创始人之一,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是一片模糊。 王 康:托洛茨基是4月份才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以前是个孟什维克,但是有非常天才的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十月革命老实说没有托洛茨基,就像没有列宁一样,很难说是后面那种结果。
主持人刘爽:这点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我们脑子里没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画像。 陈 平:红军总政委呀。 王 康:红军之父。
主持人刘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他的形象,你能给我们建立一个。
王 康:托洛茨基的形象,托洛茨基,犹太人,俄国革命很多犹太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基洛夫,列宁好象也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陈 平:反正犹太人把这个世界搞得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在苦难当中。马克思是犹太人,对不对? 王 康:是。
陈 平:这个犹太人真的把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当然确实,他们太富于哲学思考。
王 康:那个托洛茨基他是才华横溢,跟列宁一样。在欧洲流浪了很多年,也懂很多外语。那个,非常浪漫,他后来在跟斯大林勾心斗角权力之争的时候,开中央会议他居然就拿一本莫泊桑的小说来看。那当然是原文,或者是堂吉诃德的西班牙原文来看,表示我对你斯大林这一套权力角逐我毫无兴趣。我不,很不屑。他是1928年被开除出去,在国内流放。1929年流放到,后来流放出去了,托洛茨基在国外。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了一个特务,在1941年给他,在他家里边,用那个风镐,丁字镐,在他背后给他扎死掉了,但是托洛茨基在生前,在国外组织了第四国际,鼓吹他的……
主持人刘爽:托洛茨基组织了…… 王 康:托洛茨基。
主持人刘爽:第四国际。
王 康:第四国际,现在还有第五国际呢。第五国际那就根本不象样子了,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国外成立的,目的是在要重新改变被斯大林所背叛的那场十月革命的道路,重新继续那个道路,而且把这个道路引向全世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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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理想。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性的人物,死的那么惨。托洛茨基后来在苏联国内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号。斯大林后来镇压所谓的列宁近卫军,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里科夫,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全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反革命匪帮的这个名义下进行的,后来“托派”,托洛茨基派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邪恶的、最反动的这个代名词,影响到中国。中国的托派老实说14亿中国人,看有没有一千个人,了解这个托派的来龙去脉。从陈独秀开始,这个托派的命运在全世界都非常惨,这是列宁所开创的 十月革命道路的,特别让人感慨不已的,一个派别的,一个大人群,也有几十万人,一个特殊的命运,这个命运足可以写一百部电视剧,我看都不过分。
主持人刘爽:如果设想一下,托洛茨基最后继承了列宁的衣钵,或者说他替代了斯大林的话,苏联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
王 康:托洛茨基的某些方面比列宁左得多,和斯大林是不相上下。你比如在镇压那个喀琅施塔德水兵,他是军事委员嘛。喀琅施塔德水兵,是为俄国十月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是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后来在整个内战时期,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子弟,他们反抗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剥削和镇压就举行起义。现在人家就叫起义,当时叫叛乱,托洛茨基和捷尔仁斯基 联名下命令残酷地镇压,托洛茨基说要全部地消灭他们,一个也不能留。不要有丝毫的怜悯,连伤员和俘虏统统地枪毙,一万六千人吶。 主持人刘爽:为什么会这样? 王 康:一个都没留下来。
陈 平:所以这刚刚老康这个说了,实际上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主持人刘爽:不相上下。
陈 平:无非是托洛斯基没有掌权,掌权了跟斯大林,所干的事也差不多,为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角色,不是他们的人格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角色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个角色包括营造的环境对他角色的期望,和他这个角色,给自己个人的心理暗示等等一切都是让他走向更加的专制和独裁。
主持人刘爽:如果是他的话,他也会成为一个暴君的。 陈 平:对他和斯大林无非是,一山不容二虎。
列宁的遗嘱名叫《写给代表大会的信》,可是这封信并没有在十二大上公布,也没有在他去世后的十三大上宣读。直到他去世32年后才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之于众。这份遗嘱里饱含着一位革命者的拳拳苦心,如果说历史在蜿蜒着前进,那么在列宁的遗嘱面前它是不是又拐了一个弯呢?(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四夜《战时共产主义》嘉宾:王康 俄国内战
十月革命里并没有炮响,冬宫墙上也没有留下弹痕,苏维埃政权上台的顺利程度甚至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有意料到可到手的俄国确是这样一番景象。边境上德军渐渐逼近,立宪派们在不断集会反对,旧俄将领们带着军队等待机会。
主持人刘爽:我记得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有一个特别富有这个演说魅力的口号,叫“土地、和平、面包”,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了,现在该去兑现这个承诺了,还是说把这个承诺就放下了?那么当时,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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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是不是他的唯一的选择? 王 康: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局面,最大的一个局面就是马上在俄罗斯的,从彼得堡、莫斯科一直到俄罗斯全境展开的内战,将近两年时间。接踵而至的就是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的,俄国人的自相残杀,叫做内战。那些沙皇的,主要不是沙皇,那些白军,那些旧的军阀,或者那些社会革命党的,或者大量的,那些土著的那些军阀们,农民的武装,并不赞成。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也弄不懂。这个时候列宁就意识到必须做重大的战略调整。现在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的条件来巩固,来发展苏维埃新生的政权。当时列宁说的很清楚,这个我要预先说一下,列宁把整个的和西方的,包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正常的贸易关系,争取西方的贷款,这三项主要目标统统作为一个策略。利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缝隙,然后呢?来为新生的苏联所用,列宁说的很清楚,我们要非常仔细地、谨慎地、小心地、不声不响地、非常聪明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的缝隙为我们所用。
主持人刘爽: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王 康:然后我们要来,来建立,来寻找我们的同盟者,哪怕是临时的、不可靠的、动摇的、犹豫不决的都没关系。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一定程度达到了。 主持人刘爽:一定程度达到了。
1918年3月6日,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此举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延续了七年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上台而停止。苏维埃政权为了取得胜利,他们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办法,安排政委指导旧俄军队发动农民参加红军,还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余粮征集制度
主持人刘爽: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个选择?
王 康:更重要的还不是外部,更重要还是国内。因为内战,因为整个对于所谓强行征收余粮,就俄国的农民完全成为了从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基础,和平、土地、面包主要是针对农民来的,农民拥戴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天然对土地有要求嘛。1.5亿的俄亩的土地,第一次分给了广大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当然拥戴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列宁很快转向了,有一个当然现实的问题,这些大城市,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这些城市的工人或者一般市民需要养活,需要粮食,因为战争各种情况,因为欠收,所以实际上是强行在农民手里边去把粮食抢过来。 陈 平:它叫征粮嘛。 王 康:叫征粮,《列宁在1918年》那个电影不说吗,来了一个农民,直接找到列宁,农民说 ,傻不拉叽的农民,说我们要,要找我们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们农民还有什么真理,他说是啊,他说我们辛辛苦苦,把粮食种下来,收回来,城里来的人,工人们或者什么,那个余粮征集队的队员,把它们拿走了,抢走了。后来列宁就是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真理。我们就要把这个粮食拿走,你不给我就强迫,你要反抗我就镇压。 陈 平:当列宁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号召进行了这个夺权的,夺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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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一场起义,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和平没了,这个土地又变了, 主持人刘爽:一征粮面包也没了。
陈 平:面包更少了,我想知道,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当时是如何面对,他自己的这么一个,这么大差别的一个选择。因为他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在野的一个革命家了,对不对?或者是街头,他已经不是街头革命者了,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最高领导人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戏言啊,他如何对待他自己的这个反差?这点我真不知道。
主持人刘爽:我倒是觉得,我跟陈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可能我想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别无选择,如果说君子不君子的话,政治家可能很难用君子去衡量。 陈 平:不不不。
王 康:陈平说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要回答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列宁面对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的,他的政策背后的,他的这种,这种反差,政策反差,在他的这种道德上的取向其实很重要。多年以来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道德君子,道德非常高尚无私的人。应该说列宁确实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他也从来没有滥杀他的高层的无辜,但是列宁的道德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执掌最高大权的人。他的道德的取向可以影响俄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确实如此。列宁的道德可以从他自己,他自己那句话来说,一切道德都必须为革命服务。列宁在道德上有一个先驱。那就是涅恰耶夫,涅恰耶夫是俄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长期反抗沙皇专制在彼得堡的要塞里面,他是最桀骜不驯的一个犯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革命者手册》。他的一生,他的理念,他的主张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魔鬼的题材。他是完全实行恐怖政策,连巴库林的恐怖分子都怕他,所有人在他面前发抖,他的名言就是:革命者没有个人财产,没有个人感情,甚至没有个人的性命。他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联系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统统没有,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所有的科学他们都没有兴趣,他们只懂一种科学,那就是破坏。谁对这个世界如果还留恋,还对任何事务还有好感,他就不是革命者,必须制造仇恨,必须制造暴力,制造各种各样的骚动,然后来制造一个无所不摧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甚至要跟警察在一起,要跟强盗在一起,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列宁多次重复过涅恰耶夫的话,就是一切道德都不能阻挡革命,为了革命,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为这是在实现马克思的梦想,只有这样布尔什维克政权才能赢得战争,并带领俄国继续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可是面对农民们的哀号,和罢工者被枪毙的尸体,布尔什维克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呢? 王 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预料到,他说二十世纪俄国的这些刽子手们,他们也许杀完人之后心情很轻松,两个眼睛还是清亮的,还可以很轻松地喝酒。后来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二十世纪俄国那些刽子手们,那些杀人犯们,他们完全可以越过尸体之后他们双手一点不颤抖,双手沾满鲜血不颤抖。因为他们有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 主持人刘爽:先进的意识形态?
王 康:先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叫历史决定论,就决定了,这个为了历史的前进的合法性,总得要牺牲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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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为了历史前进的合法性,五百万人死于饥荒。那么列宁……
王 康:不光五百万人,更多的人死掉。
主持人刘爽:列宁越过这些,历史的这些障碍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自我谴责?
王 康:刚才我提到,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专门有一章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杀掉他们很多同胞之后他们心里边没有忏悔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新的,先进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
主持人刘爽:新的,先进的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超越这些尸体?
陈 平:我不认为是新的,先进的西方意识形态。反映到今天,就恐怖主义。作为政治人物,很多行为到一定程度身不由己的。但是我对这个俄国十月革命后能走到那么一个,残酷的一个状态,能够和这个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他们是占据了这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高地。这个问题我可以实话实说,他一批一批的革命者呢?他们所要推翻的和所要去战斗的对象,他们所批判的武器,一般都是说这些统治者的残暴,残暴,无耻等等。如果把这些革命者没有上台之前革命者的行为和被革命者的行为比较起来,那确确实实革命者是高尚的。那个被革命者呢?也确实是,这个,显得是没有他们道德高尚。但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这些革命者,一旦成为执政者,统治者,他们比他们当初的革命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持人刘爽:把道德的感召力就放下了?
陈 平:不不,有过之无不及就是这个历史现象。我不是指哪,不是我十月革命,不是哪一个,就整个这个历史现象。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悲剧
1918年7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十一口,在叶卡捷琳堡的一间囚室内被苏维埃队员枪决。他们的遗骸被隐藏在叶卡捷琳堡的郊外一处沼泽地里,直到1991年才被世人发现。对于将俄国引向一战又在二月革命时和平退位的沙皇,这样的结局是一种宿命吗?
主持人刘爽:尼古拉二世这一家全部被杀掉了,这个我,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言,这是失分的,不是得分的。列宁怎么会不理解这种事情呢?
王 康:这个事情后来那个俄国人,为时已晚的,八十年之后,对尼古拉二世表达了一种迟来的一种哀悼。1998年,在那个乌拉尔,乌拉尔州的叶卡捷琳堡。当年杀害尼古拉二世全家那个地方,修了一座教堂,叫耶稣基督鲜血大教堂,耶稣基督鲜血大教堂。1998年7月16号的第二天7月17号,在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弥撒会,专门来安葬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他,他的夫人,四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儿子,阿列克谢,还有他的一个家庭的医生,叫御医,一个男仆人, 一个女仆人,还有一个厨子等等,11个人全部被枪杀了。 这11个人过了八十年,终于从叶卡捷琳堡,那个枯井里面,把他们的残骸,他们挖出来,然后运到圣彼得堡。当时的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他们夫妇,双双在那儿鞠躬,在世界媒体的注目下,可能咱们中国没有直播,鞠躬,而且叶利钦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一个谈话。他说,我们今天是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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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上,这个毫无必要的,无耻的血腥的暴行忏悔,这是我们共同犯下的罪过。他说二十世纪,俄国是失去和谐的世纪;是血流成河的世纪;暴力和极权充满了这个世纪;这是我们共同忏悔的需要,是俄罗斯获得新生的道德上的需要。我们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俄国必须通过,宗教和政治的宽容和谅解,然后呢,找到一种新的道路。年轻的一代,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神圣的俄罗斯。当时在1918年的7月16号,枪杀这个尼古拉二世,当然也有一些紧迫的现实理由。当时那个,乌拉尔州的苏维埃认为这个尼古拉全家在叶卡捷琳堡,作为整个乌尔州的这个反抗白匪的这种斗争。 陈 平:高尔察克。
王 康:高尔察克,是不利的。他始终是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一个强大的一个象征。然后他打电报给莫斯科,给彼得堡。列宁当时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以这个职务身份,还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他们两个人签名,同意立即处死尼古拉二世全家。 主持人刘爽:全家,包括那些孩子? 王 康:对对对。
主持人刘爽:那沙皇本人如果是个象征的话,就对那个白匪高尔察克。他那些孩子呢,那孩子能对历史进程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最小的孩子是多大?
王 康:最小孩子14岁,完全没必要…… 主持人刘爽:完全没必要。 王 康:尼古拉已经在二月革命就逊位了,和平逊位,交出所有的权力,而且放弃他沙皇的一切特权。本来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给苏联政府一笔钱,倒过来给他们一笔钱,然后而且还可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著作,原著,在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那些原著,那些是非常珍贵的,对共产党来说,无偿地交给苏联政府换取尼古拉二世,到英国永远地避难。结果没有实现,结果在1918年7月16号全家给处决了。后来英格丽?褒曼不是拍了一个电影吗?
主持人刘爽:大家有传说,这种传说可能更多的是美好的想往。 王 康:还有一个小公主……
主持人刘爽:说那小公主流落出去了,没有死。 王 康:总之是很血腥的,这个……
主持人刘爽:这个故事有可能成立吗?那个电影? 王 康:我不知道。 主持人刘爽:不知道? 王 康:但愿她…… 主持人刘爽:无法……
王 康:但愿有一个幸存者。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在证明安娜公主的幸存,只是人们美好的一厢情愿。革命离不开暴力可就算暴力,站在公理和正义的旗帜下,它也并不是无远弗届的。
王 康:这种斩草除根的这种虐杀,后来直接地也被运用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自己的身上了。留京的两个儿子,托洛斯基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俄国,一个在巴黎,先后被刺杀。加米涅夫的儿子,季诺维耶夫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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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谁的儿子?都被杀掉。这种东方的,这种专制主义,我特别要强调,它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它这种一旦暴行实施的话,它要殃及到很多的无辜者。中国也一样,连坐法。全家处斩,西方没有这个概念。
陈 平:我还是说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而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这个真的是难以理解的残忍。我也没法理解那时候人为什么变得,对生命本身,他失去了一个,一个敬畏了。
王 康:康德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作为工具,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作为目的。启蒙运动最伟大的这种成就,就是生命至高无上。但是这个东西,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无产阶级革命不要这些劳什子。 陈 平:不不不。
王 康:无产阶级革命声称自己是更高的一场革命。是拯救全人类。 陈 平:不。
王 康:他们不是伪君子。
陈 平:不,不对不对不对,那无产阶级革命,那可是强调是更加强调这个。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可贵,那两回事。
主持人刘爽:好象从目的上,就最终那个乌托邦的那个理想,终极那一点上,是要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是要那样的。
陈 平:我啊,我也接触了很多中国的老革命。我从小就接触了很多。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经常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的问题。我接触很多老革命,真的,每一个作为个人,你跟他接触起来,真的是,身上有很多美德。但是的话呢,一旦说这个这个被说是敌人,那种,这种这个心狠手辣,真奇怪。这是为什么?
王 康:也许我那个受资产阶级人性论影响太深了,
陈 平:别别别,你别老挂一个什么名字,你别搞一个什么…… 王 康:你就让我挂,你就让我挂下去。 陈 平:不,什么叫资产阶级人性论?
王 康:你就让我挂下去,也许我受资产阶级人性论(影响)太深了。 陈 平:你什么时候受到资产阶级影响了?
王 康:如果当初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命令里面说,把尼古拉和他的夫人处死掉,他们对俄国人民他们犯有重大的罪过,把他们的孩子给保留下来,那么,这还勉强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历史上,历史上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辩护,哪怕他是逊位了,但是他客观上他可能,成为旗帜,成为旗帜成为一种威胁。但没有,把沙皇全家处死,在道德上面是绝对站不住的,在历史上同样也站不住的。(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五夜《战时的苏维埃》嘉宾:王康 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的重要力量,在两万六千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可是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国推行到高峰时,这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军队却发生了暴动。他们高喊着:“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苏维埃政权遭到了从内部发起的攻击。
主持人刘爽:有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也要阐述到,比如说镇压兄弟,镇压起义。
王 康:1921年的3月2号,这场起义后来被镇压持续将近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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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刚好是联共在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还没有结束几千代表当中就有两百多人直接赶往芬兰湾去参与镇压,托洛茨基是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后来的,与斯大林职守的所谓的红色拿破仑战略军事家直接指挥军队,带了六万军队去苏联政府,给水兵们的答复是你们立即投降,水兵们拒绝投降,然后就,水兵又还逮捕了几个,反抗起义的苏维埃的代表,和一些共产党员,这样就开始镇压,军事围剿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所有的两万六千名水兵,全部被镇压。一种说法是有几千名跑掉了,跑到芬兰那边去了,剩下来的全被打死。要么被什么俘虏,或者也被处死。喀琅施塔得水兵的爆发,强烈地震撼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政权。因为这些都是…… 主持人刘爽:从内部发生的。
王 康:内部发生的。虽然列宁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小资产阶级的,西方的,那种煽动下所煽动的一场叛乱,但他心里很明白,这个是直接的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所造成的,那种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光是不满了,一下推翻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政权了。
主持人刘爽:我对你刚才说的,他心里很明白这句话。我很好奇,他心里很明白但是他还要这么做。
王 康:后来列宁曾经说过他的《论粮食税,这篇文章里面曾经谈到,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那种那些匪帮们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还要深深重得多,而这个深重的原因,是我们的这种余粮征集制度。俄罗斯新生政权,面临着西方所谓,武装干涉的那种局面下,战时共产主义不得不实行。同时他也是列宁为首的新生政权的一种,恶性的政策的施行的一个结果。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整个俄国处于非常状态,这一政策保证了内战的胜利。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非常政策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受到推崇。那些全情投入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此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曾预言过红色政权必胜的别尔嘉耶夫,因为不满文化极权主义,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1922年被驱逐出境,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自己的祖国。 别尔嘉耶夫——只有一个地方不知道我,那就是我的祖国
主持人刘爽:知识分子在苏俄时期,在列宁的这几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几乎成为这个苏维埃的那个对立面。不知道怎么形成这种局面?那就举个例子,就是别尔嘉耶夫。
王 康: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洛茨基,弗洛连斯基,弗兰克,我说的这些名字,都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化精神复兴的一些代表人物。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后来在1922年9月份,被驱逐出苏联国境。那是一个很悲惨的,很有象征性的事件。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做《第一次警告》。应该说算很有人性了。就是说俄国的社会里边,总有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不归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们不服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愿意在对这个新的这种权威新的一种真理的象征脱帽致敬。那么我们对他们,我们就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他们如果再回到俄罗斯土地上面来,又没有忏悔,没有认错的话,就地正法。别尔嘉耶夫自己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家里面,他的祖辈曾经为捍卫俄国,曾经跟着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所以是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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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这么一个人,别尔嘉耶夫自己在基辅大学学自然科学,他实际上是欢迎十月革命的。他说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是一种进步的革命,他很早就预言了,它会来。但是,因为他是个哲学家,他觉得人最大的得救是人的自由和精神。而这个自由和精神,永远是个体的,绝不是集体化的,集体化的政治和历史运动只能服从于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的这种解放。
主持人刘爽:这个别尔嘉耶夫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 王 康:对,他坚信这个。所以他认为这个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正确的,进步的这个十月革命,但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是反动的。
主持人刘爽:这别尔嘉耶夫早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转变了他的这个角色,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一个人士,宗教学者。
王 康:别尔嘉耶夫,就直接告诉捷尔任斯基说,我这个人是,绝不会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些,我不会退回去了,我也不会在精神上服从你们。直接就告诉他,我不会后退。因为他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个摧毁性的力量。 陈 平:为什么? 王 康:他不肯接受。 陈 平:他怎么…… 王 康:马克思主义是,希望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代。刚才说了嘛,他认为真正的个人的得救,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解放。而任何一个群体,尤其包括无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和社会,历史运动。肯定是反对个人的精神和自由的解放。
陈 平:马克思,在马克思原著里面,是说,这个人类的解放是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前提的。
王 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怎么样,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说了,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肯定要采取一种暴力的行为来进行。
陈 平:为什么马克思会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而这个……
王 康: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嘛,那个是个分水岭。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这样的。
陈 平:很多后面的悲剧,起源于,其中不能说全部,是源于马克思思想体系当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持人刘爽:内在的悖论……
陈 平:对,根源可能是,所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成为了这个天使, 主持人刘爽:就是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陈 平:最后形成的还是悲剧。你说它是个宗教也好,它内在具有极大的矛盾。这个内在极大的矛盾两面性,也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 主持人刘爽:就是还说知识分子的话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及的,就是高尔基。高尔基有一个论著,
王 康:叫《不合时宜的思想》。
主持人刘爽:高尔基自己本身的命运也有过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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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绝不是御用文人
我们熟知高尔基是因为《海燕》《母亲》《童年》,可我们很少知道高尔基只是个笔名。这个单词在俄语里的意思是痛苦。革命前高尔基用作品抨击了沙皇制度的黑暗,革命后他又用《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文集表达了他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他的命运就如同海燕一样,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
王 康:作为工人阶级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作家,他跟列宁,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个人关系非常之深远。他在价值上,他在情感上,他是欢呼和拥护这场十月革命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一个俄国的知识分子的这么一个高尔基,同样他的另外一种价值,和他的取向上,他又绝不赞成,十月革命的暴力倾向。他10月28号就发表了那篇文章《不能沉默》。那个时候他就反对十月革命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然后之后他在他的《新生活报》连篇累牍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后来合成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他完全是跟布尔什维克进行辩驳和进行抗争,进行批判。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那早就脑袋就没了。那幸好他是高尔基。尽管这样如此,他1922年,1933年还在意大利待了十年呢。 主持人刘爽:就你不走,我们把你送走。
王 康:而且列宁一直劝他走,列宁说,怎么老兄,你还不走啊?当时确实是列宁再三地催他走,他就走了。他就待不下去了。列宁死后他才回到俄国来,他是1936年的6月18号去世的,他死在医院里面。 主持人刘爽:死得也很蹊跷。
王 康:高尔基的死,列宁的死,托姆斯乔姆斯基的死很多人的死,包括克鲁普斯卡娅的死,都有一层厚厚的一层阴云,一重迷障,他不会死这么巧。而且那个是刚好是在莫斯科审判前夕。如果他还在,老头子肯定是不会那么就沉默了。那斯大林就面临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一个人物,一个障碍。除掉他是合乎斯大林的一个逻辑的。基洛夫死去之后,到高尔基死,这两年左右时间,实际上高尔基已经和斯大林没法共处了。斯大林给他莫大的名誉,专门给他,国家给他的别墅,给他服务的有三十几个仆人。他享有的这种权利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享受不到的,但是尽管如此,高尔基还是不领情。在这点上我觉得高尔基在他那个时代绝对不能说是高尔基是个御用文人,高尔基也许有迷误的时候,也许有错判的时候,从高尔基的一生来看,十月革命前他从底层走来,他觉得这个社会制度完全不能应该这样下去了,他的作品还是很了不起。高尔基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俄国可以说几百年的,底层这种民众的,他们对真理,对正义的,对于未来的这种,这种期盼和要求。这个还是而且十月革命之后,他这么高的地位,从列宁到斯大林对他尊敬有加但是高尔基不领情,高尔基完全可以领情嘛。他可以获得所有俄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地位和尊荣啊!这点可以看高尔基这位这位高老兄个子也高,还是一只海燕。 工业革命后,人从迷茫到革命的转变
主持人刘爽:陈平我刚才听你一句话,你说他(高尔基)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陈 平:在相当一段路程上是同路者,所以,这股洪流也包含了他的贡献。这里面我为什么要提这问题我不是说要这个要去批判高尔基,这个还是这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好,夺权也好,为什么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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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为什么会成功?
陈 平:成功了以后,他为什么又能站得住脚?而站住脚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那么多的不仁不义之事,他为什么站了,站了七十多年?这为什么?我认为的话呢,这人类的文化的发展他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当时十七,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欧洲是当时是从精神状态各方面是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否则就不会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那么多好的艺术作品。包括你看那么多好的交响乐,那么好的,包括圆舞曲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那个时候人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是处在一个应该说一个最和谐,什么叫和谐?外面表现于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这里面表现他这种宽容,忍让,仁爱,这是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都和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状态,文化状态和又和人们心理的状态又相联系的。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实际上面这个工业革命尤其是在工业化和这种市场化,它破坏掉了很多过去的平衡,破坏掉很多过去那种安宁,一种宁静,一种生活的状态。就像人那时候得了精神病一样的,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文化,得了精神病。这些东西呢,除了文化形态它就最后表现成为一个,一种社会,社会应该遵从的模式。我们现在给当时冠予了很多的名词什么法国巴黎大革命,巴黎公社大革命,什么后来这个,十月革命这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描述。什么资产阶级式,那就归于资产阶级,对吧?但是呢,那时候就产生了那么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本身,宗教就是意识形态。信仰两个单词,都是从宗教里面出来的。那么在这么一种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个就不仅是表现为好象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所谓的这个实际上表现为人的内心。和他所处的这么一种生存状态,和文化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个表现为外在人就在一段时间走上了迷茫,这个迷茫演化成了,这种所谓一次又一次,极其残酷的革命运动。这个过程是人类重新寻找他的,新的平衡的一个时代。
意识形态之于社会是一种恒常的存在,大多数人身处其中,少数人玩弄于掌股之上。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常以“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与其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被视为“极端”。柏拉图称其为“高贵谎言”它的真容扑朔迷离。
陈 平:我不赞成把这些灾难,这些罪过归结于某一个政党,某几个领袖身上。我说应该我们全民反思,如何用宗教的语言,使全民重新从心灵上,寻求一种新的救赎。今天我们在告别过去那个时代,它的那个时代人类到底怎么了?那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这一百五十年,是有史以来,人类战争的死亡人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多,非战争状态下面的,和平年代的这个,以所谓合法名义进行杀戮,进行最残忍的杀戮,最多的这一百五十年。
主持人刘爽:陈平这里边有两个概念,老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个是他花了四十八年,去寻找到的一个答案。老康我相信你几十年也是在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对他的朦胧的答案,你是怎么评价?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说到全民忏悔,全民救赎。
王 康:我现在不正面评价那个陈平的关于全民忏悔全民救赎的这个观点。我只说还是联系到俄国来说,就是我们这些灾难也好,教训也好,悲剧也好,有一定程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我认为结合我们二十世纪的各种教训经验,我觉得走俄国人路肯定走不下去,俄国人自己,自己都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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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是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话了。还是走人类共同的道路。俄国人的教训就是,他太自负地,太狂妄地把自己等同于人类。把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斗争,当成人类解放的斗争,没有人授权他呀?他自作多情啊。
陈 平:马克思也自作多情,是马克思提出来,要解放全人类。
王 康: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在相对真理的小河边待着,那个汪洋大海的绝对真理,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支流而已。那种谦卑感,这种对自己的真正这种认识,才是人类高尚阶层所在;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是没有,你说如果列宁、斯大林从认识论上他们最大的谬误,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这种狂妄是各种因素滋养起来的,但是再多的因素它都叫狂妄。他给自己提出来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这是最大的认识论上面的谬误。
陈 平:那希特勒也是这样子。
王 康:希特勒还有点区别,希特勒在最后,离开他这个城市时候,他这个灾难深重的德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存在了,德国也没有必要在地球上存在。列宁、斯大林不这样,他们坚信人类绝对要走向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共产主义,那种人间天堂。反正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不管是德国的,还是俄国的,这种领袖崇拜,这种滥施暴力,这种穷兵黩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排除人性,排除其它来说,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说有罪的话,这是最大的罪。(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六夜《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之死》嘉宾:王康 列宁的退却——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确实保障了苏维埃政权,从内战中胜出。可除了胜利,它还为俄国带来了290亿至500亿卢布的物质损失,1300多万的人口减少。而农民暴动和水兵起义,直接撼动了新生的苏俄政权。列宁感到震惊,直接过渡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了吗?
王 康:那个时候1921年左右,苏联的整个经济到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比拟的那种悲惨的境地,这是列宁的原话。列宁后来在苏共的,联共的十大上面,作出了几点基本的结论。他说第一,按照我们的这要在一个小农经济占汪洋大海的国家,要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切问题都要按照共产党的那种政策来解决,那是共产党的自大狂。第二,如果我们敢于承认失败,敢于面对这个危险的现实,我们必须重新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第三,现在我们这道路,我们根本就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必须实行一条,新的一条经济路线,我们就称它为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补丁,其措施主要是对战时共产主义做修正。具体有,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在流通方面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等等。这些政策就如同一场甘霖,洒向了俄国久旱的土地。
主持人刘爽:这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王 康:1923年的3月27号,十一大开幕。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我们要面对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生存,我们要依赖这个市场。他说我们现在要,苏维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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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苏维埃的管理制度,管理的这些组织,必须要尽量地结合资本主义最新的先进的技术。然后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等于,就像一个方程式一样,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制度,加上美国的托拉斯,加上美国的国民教育,加上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 主持人刘爽:这我……
王 康:普鲁士加美国的……
主持人刘爽:这我不太懂,这几个加号之间,它怎么形成一个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王 康:他的意思就是陈平说的,他要善处环境。那个时候俄国内忧外患,从列宁去世到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刹住。在1956年期间,俄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经济学家本来预测,这个俄国的经济如果要恢复到战前水平,1913年的水平,起码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结果使得苏联的经济迅速地复兴。1926年的时候,它整个的工农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而且它第一次出现了人口的正增长。增加了1500万人,俄国的人口可不像咱们中国。中国好象我们人太多了,俄国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人口的增加是极大极困难的事情。它居然增加了1500万人。实际人口比1913年,增加了一倍半。而且它的死亡率降低到26%,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30%,2500万的农户,完成了全部的农产品的供给。而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国那些,那些作家们,那些什么帕斯捷尔纳克,那阿赫玛托娃,那些文学巨匠,发表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那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文学的黄金十年。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苏联经济一下走出困境。俄国人真正尝到了苏维埃带来的甜头。但在很多布尔什维克心目中,这一政策,在俄国大地上的开花结果,却是党在前进路上的一次退却。
主持人刘爽:退却这两个字里面是含有评价,含有列宁的评价的。你怎么看列宁自己对这个,退却两个字的理解?
王 康:我们不能再往前冲锋了,冲锋我们损失太大了。 陈 平:自己没了。 王 康:自己都没了。
陈 平:你竭泽而渔,你鱼吃光了,它就没有了,怎么办呢?想到往下面吃,没得吃!我再养点鱼吧。
王 康:但是这个退却是绝对有前提的,第一,时间,是在1921年春天到1923年春天,这个实现就大概用一年左右。列宁大概他所想的退却时间,就是一年左右。第二,他说我们掌握了俄国的经济的制高点。那就是第一我们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军队,国家各种权力,宪兵,警察等等。 陈 平:也就是暴力吧。
王 康:第二,土地我们掌握了。第三,工业和农业,大工业和大农业归我们掌握。一当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一当政权得到巩固,一当社会的不平衡,骚乱,和各种隐患被消灭掉。那么就停止退却,就停止新经济政策。所以,新经济政策对列宁来说,始终是一个权宜之计。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来的。但他明确表示,这只是后退到自己的阵地上。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在党的内部,却有人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将来前进的方向,并给予它最坚决的拥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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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这个人就是时任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布哈林。 布哈林之死——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王 康:他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家,捍卫者和执行人。列宁生前对布哈林的评价非常高,布哈林是中央委员会最年轻的一代领导人了,是全党所喜欢的人,是我们最大的理论家。很多专家都认为列宁真正所垂青的,所瞩目的那个接班人,或者将来的这个,列宁二世,不是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年龄跟他差不多了,而是,而是布哈林。那布哈林在列宁死后,他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首席发言人,也是它的捍卫者。而且他死于这个新经济政策。后来导致他跟斯大林的矛盾上升。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认识比列宁应该是更往前走了几步。更带有一种,全局和根本性的这种意义。布哈林认为俄国革命之后,口号布尔什维克,已经不应该是谁赞成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应该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那种,市场上面的自然而然的竞争,然后这种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那种急风暴雨的,而是通过阶级之间的,良性的正常的一种竞争,一种和解,一种合作,来达到,来实现社会主义。布哈林特别反对斯大林的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掠夺,进行封建军事掠夺。而这个他认为是沙皇时代的最大的罪过。布哈林尤其是不赞成。他警惕通过这个对,农民的军事封建掠夺,可能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甚至是一个成吉思汗式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非常可怕的。他说只有白痴才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需要贫农。布哈林发出一个口号,那是后来激励了俄国整个农民的,就是三句话。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这种结果什么意思呢?这种结果势必造成在经济领域的,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
王 康:我觉得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俄国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一种第三条道路。就是布哈林……
主持人刘爽:这条路…… 王 康:这条道路……
主持人刘爽:能走下去吗?
王 康:如果布哈林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力,如果他没有在他五十岁时候就被斯大林处死。如果布哈林的政策在党内的高层,布尔什维克里边,得到一致的赞成和拥护。这三个如果,那么这个道路肯定有别于斯大林模式。一定程度也区别于,列宁的那个道路,那种策略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那个放水养鱼的这种方针。
陈 平:刚刚老康说一句话很清楚,那布哈林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那布哈林是完全违背了这个,那个当时的,这个联共(布)的党章了。而且他又处在一个,一个由列宁一手建立起来的,一个集权主义政党的,一个政党之内,包括国家体制之内。所以,注定了他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工具性的悲剧人物。而他不可能成为,使苏联发生根本性的,实际上相当于国体转变的,政体转变的一个领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 康:不尽然。二十世纪。就是这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竞争,对抗。叫资本主义,叫社会主义。美国为首的,苏联为首的。拿美国来看,1929年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罗斯福上台,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说到底,凯恩斯主义也好,他的新政也好,说到底就是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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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和福利国家的那些经验,那些原则,甚至进入他们的法规。资产阶级那些名门望族们曾经谴责罗斯福,罗斯福在新政那十八条,全是一字一句从《共产党宣言》里面抄下来的,罗斯福就是把美国引向了共产主义去了。罗斯福自己他也明白,记者问他,你是共产党吗?直接问他,他说我不是,你是资产阶级吗?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的哲学是什么?他说我的哲学是什么?我的哲学就是,只要美国人民尝起来,不管它是鱼肉还是禽肉,美国人民尝起来,觉得特别可口,那就行了。最后新政大功告成的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他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拯救美国资本主义,捍卫美国自由制度,
主持人刘爽:对,我的哲学既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只要富起来就行。
王 康:那么同样就是其实,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看都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所带来的,人类要摆脱困境要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各种尝试的办法,或者社会制度的选择。这两种绝对不是完全地对立和冲突的。其实里面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像北欧,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功地融合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有所约束的资本主义。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也成功地糅合了,某些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那些,那些要求,和现代资本主义东西。绝对不是完全不相干的,而布哈林这个新经济政策,就想在俄国的土地上面,也来尝试这么一场实验。列宁本身是放水养鱼,养鱼了还得杀掉,还得吃掉。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的程度的主观和客观的意义上面,它可能导致俄国走向一个,和平的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罗斯福在美国一样,把它融合在一起的,现在叫做第三条道路出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
王 康:布哈林我觉得他犯了三个大的错误。第一,是他自己,他是真理报的总编辑呀,他是真理报、消息报的总编辑,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的社论和声明的撰稿人和首席发言人,苏联的科学院的创意人,是个大才子。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共产主义运动最博学的,就是布哈林了。他精通德语、英语、拉丁语、法语,可用这些语言勘那些原著,他又是博物学家,蝴蝶学家,还是优秀的一个画家。但是他居然,犯了这么天真的错误,布哈林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在真理报上,公开地刊登列宁的遗嘱。当时列宁还在世,凭列宁的巨大的声望,很轻易地可以让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台子上撤换下来。开始就可以刹住斯大林后来给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是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他是在三十年代初,他出于对一个整个党的团结和形象,他参与了,甚至推动了,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这个在客观上,是大大地加强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的能力。第三,一直到他被送上法庭,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和其他其他十七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内务部的地下室被枪决。直到那个时候,他没有把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和斗争,把它公开化。而在党内,布哈林永远是少数派,永远是非法分子。斯大林大权在握,但是一旦他把这种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把它公诸于世,让整个苏联社会都知道的话,那个力量就不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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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官僚方面了,就在布哈林身上了。至少那个时候历史的真理属于布哈林,而不属于斯大林。
1938年3月,站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被告席里的布哈林,在没有证人证据的情况下,对“叛国”“刺杀列宁”,等罪名供认不讳。这让旁听席里的众多西方记者目瞪口呆,因为在不久前的法庭辩论里,布哈林还狠狠驳斥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谁也没能明白,这离奇变化背后的秘密。布哈林,这个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就在这样一场荒唐的判决后,被秘密枪决。 王 康:布哈林在法庭上表现的,可以说很出色。它这个法庭是公开审理的,这个审判是非常卑劣的,但是可以很恰当地认为是布哈林最后的,最壮丽的一个时刻。西方的记者都迷倒了,在法庭上,布哈林五十岁,面容非常憔悴,须眉皆白了,但是模样非常像列宁,而且他的回答那个维辛斯基的审判的时候,他的那种强大的逻辑,和极其慑人心魄的那种雄辩,维辛斯基经常张口结舌,回来不出来。而且布哈林很明白,他自己肯定死路一条,但他就证明了,他是真正的男人,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的英勇。他是1938年的3月15号被枪毙,之前他和他的那个年轻的妻子才十八岁,拉林娜见了一面,他就给她说,你还年轻,你得背下我的遗嘱。就是最著名的,布哈林的遗嘱。 布哈林遗嘱
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王 康:布哈林的妻子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嫁给他才十八岁。然后他们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尤里。布哈林被枪决之后,拉林娜被抓进监牢里面,关了六个月的水牢。然后又在流放地,捱过了十八个年头。和她的儿子都不认识。一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局部非斯大林化之后,她才和几百万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家来,母子团圆。1961年,她和尤里,她儿子联名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和二十二大,要求为她的丈夫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当时慑于国内外的巨大的压力,根本就没有回信,晚年赫鲁晓夫自己很忏悔。他觉得自己良心有愧,应该做了那一步。又过了十七个年头,一直到1977年,1977年,她给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新的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再次提出了要求给布哈林平反。没有任何消息。一直到1980年,这个时候拉林娜完全绝望了,她已经八十来岁了,她就让她的儿子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欧洲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贝林格,要求他为他的父亲在国外奔走。这封信很快转到了那个罗素和平基金会,英国的。这个基金会然后再号召全世界的,正义的人士,有良知人士,为布哈林平反昭雪奔走。一直到1988年,这个时候拉林娜最后一次写信给苏共中央最后一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二十七大,她说我们的党政上,写着列宁的名言,共产党是时代的荣誉和良心,请你根据这一点来办事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她说我费了极大的这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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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流放地,在集中营,在艰难的岁月里边,我记下了布哈林的这个遗嘱。我当时发了誓,如果做不到,我就是违背我的誓言。她说我相信,你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未来一代正直的,年轻的,党的领导人。1988年2月4号,1988年2月4号是布哈林蒙难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过了整整五十年,苏联最高法院为他平反昭雪。但是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25号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宣布十月革命在苏联的事业已告失败。这个拉林娜已经八十五岁了,拉林娜最后是在这个,共产党被解散,十月革命道路宣布到此为止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当中,离开了人世。(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七夜《斯大林的崛起》斯大林的悲惨童年 约瑟夫?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格鲁吉亚哥里人,梯弗里斯东正教神学院学生,因参加革命被流放西伯利亚等地,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主持人刘爽:我想我们三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斯大林的画像,陈平你要给斯大林画个像的话,别多想,第一反应,什么样子? 陈 平:第一想,那就真的是一个粗鲁的暴君。
主持人刘爽:不知道老康你心里,你有没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形象认知的画像?
王 康:形象?我们就只能援用当时的最直接的材料,就是巴库地区的宪兵队把他逮住之后,他作为一个国事犯,给他记下来那些档案的记录。说该国事犯个头不高,他很瘦弱,脸上有麻子和斑点,他小时候得天花。左手是残疾,而且他的左脚的第二个、第三个指头是连在一块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睛是棕黄色的,下巴上头有些胡子。 主持人刘爽:这完全不是我作为六十年代人心里边那个斯大林的样子,六十年代人看到是马恩列斯毛的所有的画像里面,斯大林是一幅非常英武的,就西泽大帝的样子。
王 康:他不是俄罗斯人,是格鲁吉亚人。这么一个格鲁吉亚人,成了整个俄国的、前苏联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影响遍及全世界。斯大林他的出身和列宁完全不一样,列宁是个低等贵族,受过高等教育,多次出国,也懂很多外语,对西方不陌生。这个斯大林他是,他很不幸,不幸的童年,非常的贫寒。他的祖上是农奴,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之后,他的祖父成了一个城市贫民,到他父亲就成了一个鞋匠。鞋匠在当时的格鲁吉亚在哥里那个城市老家里面地位也不太低,他手艺人嘛,但那个鞋匠特别喜欢喝酒。
主持人刘爽:酒鬼!
王 康:酒鬼,而且他的父亲粗暴,完全没有文化,对他的妻子非常粗暴,经常殴打她。所以从小,他小名叫索索,索索就完全没有父爱,而且对父亲非常憎恨,父亲有一次在斗殴当中被打死。
主持人刘爽:这个出身,酒鬼的父亲和童年没有父爱,对他的人格形成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王 康:太重要了。多少人从小缺少父爱的,他都有一种严重的一种缺陷。希特勒也缺少父爱,斯大林也一样。斯大林他后来的名字叫科巴,他在少年时代看了一本书叫《弑父者》,杀死父亲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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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科巴,他就把科巴取为自己的名字。世界的爱的一半,来自父亲那边,对他来说是堵住了。
主持人刘爽:这会不会扭曲他的人格?
王 康:那肯定会扭曲,那毫无疑问。但他母亲非常伟大,跟所有的母亲一样,那天然的、伟大的母爱。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他的母亲一直到他成为俄国的主宰之后,登峰造极的权力巅峰之后,他母亲还是住在一个很阴暗的、小小的一个房间里边,穿着那个黑色的格鲁吉亚老年妇女的那些衣服。他母亲就希望他成为一个神父,所以把他送到哥里的神学院,念了六年书。作为一个这么一个贫穷的,他母亲是一辈子给人家洗衣服,那时候那是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母亲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歌颂和诅咒斯大林的人,我觉得都更本质。最后她活了八十岁,最后她对她的儿子,她唯一的一个独生子,她说:“真可惜,孩子,你到底没有成为一名神父。” 斯大林的崛起之路
六年的神学院生活并没有让斯大林成为一个神父,宗教救赎的精神在他的内心被置换为共产主义。这个出身贫寒,童年不幸的格鲁吉亚人,在命运的驱使下走上了革命之路。
陈 平:我刚刚听你们在说,我就在想,这个斯大林这个人,他的出身,他所受的教育,他是怎么样进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核心这个圈子里面的。这点我想可能老康应该对此有研究。
王 康:他是在1907年和列宁认识。1913年,列宁把他提拔到中央委员会里面,而且让他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那篇文章斯大林写得不错。斯大林尽管出身非常的卑微,但是他非常的酷爱读书,非常贪婪的读书,他看了不少书,尤其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深有研究。斯大林后来走上一种高位,很多也取决于某种偶然,比如他总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生最高的一个职务就叫总书记,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前,苏联共产党的那个书记,没有。“书记”和“秘书”在英语在俄语里面都是一个词。一直到七大,1918年,才正式地设立书记处,就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大量的事务,成立书记处。斯维尔德洛夫是第一任这个书记,不叫总书记,完全是事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一直到1919年八大,苏共中央增加两个机构,一个是政治局,一个是组织局,斯大林进入这两个局,那进入很高的职务。到九大,到十大之后,斯大林兼管这个书记处。到十一大,他正式成为书记处的总书记。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上层那些领袖们都不屑一顾,说那个书记处,就是给我们服务的,就是处理很多日常工作。但是谁都没想到,斯大林逐步地、不声不响地、非常有耐性地把这个书记处,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打杂的这么一个机构,逐渐把它变成了一个执掌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最大权力的一个机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在列宁生前倒是一直在开,而且坚持联会制度。从1917年开始,包括内战,包括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期间,每一年,一直到1924年,这六年时间,列宁每一年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是斯大林执掌大权之后,这个联会制度被破坏,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最长的是十三年,不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最后就形成了斯大林把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转移到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又集中在政治局,而他全盘地操控了政治局。他一个人最后变为他凌驾于整个党的之上,然后所谓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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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包括政治局这些所谓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机构的那些很抽象的词汇,都形同虚设了。 二流人物斯大林
1922年4月,斯大林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位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并不是十分重要。然而到了1929年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没有一个人的权力可与斯大林相抗衡。
主持人刘爽:我刚才注意到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用一个词,就是他不声不响地、非常耐心地,这个有他的性格在里头,我不知道他这个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 康:他当年是个反沙皇的一个革命战士,就是刚才说了,后来他很有幸地结识了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他是一个二流人物,十月革命当中他是中央委员,但他和列宁、托洛茨基这些人物比起来,他完全就是很逊色的一个人。托洛茨基、列宁都是天才的一些演说家,也很能写作。加米涅夫这些都是长期和群众和这些士兵们打交道的一些领袖般的人物,光彩夺目。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不是一个演说家,写文章还可以,但是也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长处就是默默地、悄悄地,但是非常有耐性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他的权力,这是斯大林最大的一个长项。 陈 平:一方面你要看斯大林他个人的这种出身哪,成长啊,他的背景。应该说他是处在一种社会底层的,并且是一个很激进的革命者。他的本身的个人的性格一定是更加相信目的和手段,他认为对目的才是重要的。 主持人刘爽:目的一定要清晰明确。 陈 平:而且手段……
主持人刘爽:一定要不择手段。
陈 平:对,是可以这个不顾及任何的这个道德的、伦理的,或者良心的,这他都可以不考虑。
主持人刘爽:可是当时列宁是有遗嘱的,而列宁的遗嘱是不看好斯大林的。
王 康:是啊。列宁1922年到1923年的年底和1923年初,那些遗嘱不是已经明确说,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换成另外一个人。
主持人刘爽:那我就不能理解了,既然有这么清晰明确的遗嘱,而且当时肯定也还有别的人选可以考虑,为什么斯大林能够走到权力巅峰? 王 康:布尔什维克高层实际上一直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倾向,斯大林一直没有自己的,斯大林是在不同的时间站在不同的派别那一面,同意某种倾向。你比如早期他同意右派的观点,到一定时候他转过来同意左派,但是有一点,不管同意哪一派,必须是在,一定是在这个派别占权力上风的时候,斯大林跟他们站在一起。第二,他特别善于分化瓦解他的那些同志们,他的那些未来的反对派。我曾经说过,斯大林比如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去世之后,他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盟,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他又和布哈林结盟,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一点上,那些十月革命那些领袖们多多少少有些知识分子气,有点自以为是,但是斯大林没有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天真。他很明白,一切都是为了权力。
托洛茨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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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才华横溢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一大威胁。这个列宁遗嘱中“中央委员中最有才能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的天才领袖,最终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命殒西方。
王 康:说到托洛茨基,陈平,我还真是有点感慨。托洛茨基是一生当中都是在流放、监禁、流亡异国的。他和斯大林是一年生的,他生的那天他是生日,刚好和十月革命是同一天,1879年11月7号。他在十月革命当中那是举足轻重,有时候地位是,应该说他甚至超过列宁。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红军之父”,他是这么一个人。况且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是一个老革命家,也参加过孟什维克,被德国的政府曾经驱逐过,那个霍亨索伦王朝给他缺席审判判他监禁,然后他被法国政府又被判刑,把他赶到西班牙去坐牢,后来又被驱逐到美国去,在加拿大坐牢。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他后来1928年被开除出党,1月份,1929年2月份,他被驱逐到中苏边境的阿拉木图,然后驱逐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这个人一生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他被驱逐之后,他的前妻,他和他前妻生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两个年幼的外孙,先后都被处死。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婿,也先后被杀掉。他的长子列夫,列夫跟他一块被驱逐到国外去的,陪伴他,做他助手的,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工处死。他本人同样命运。1940年8月20号,被斯大林的特工用那个冰镐,在他的家里边,在墨西哥家里边给他扎死。
陈 平:这个托洛茨基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一个,可以说他带有宗教倾向的人。
王 康:对。
陈 平:本身就是个很激进的,是吧。早期的很多的这种暴力都是托洛茨基是冲在最前面的。
王 康:托洛茨基不认为他自己是个悲剧人物。他在写《我的自传》里面他说,有人经常问你,你怎么看你的命运。他说我知道这些问话的人是带着一种,某种挖苦的味道,好奇的心情。他说我从来不关心,我不懂什么叫个人命运,我能够非常客观地看待我的命运,而且我把它和历史进程的客观进程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就是一个牺牲者,但是一切人类的伟大的,历史文明推动进步的,都是由我们这种牺牲者做出来的。他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应该是他的遗嘱,他引用巴枯宁的一段话。巴枯宁说,历史运动从来不会按照直线或某种规则运动,但是总的历史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所有反对革命的都会烟消云散。他说我就是这个历史运动的参与者,我喜欢它的风景,对其他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那些大灾大难,它们就成全了我,让我变得非常高尚。他说我对时代,我从来不怨天尤人,对于他们那些个人,他们非常的渺小,他们无知,他们充满奴性,我也不怨他们。他说这个巴枯宁这段话虽然有一些宗教的意味,但是说得很精彩,他说我愿意在这段话下面签上我的名字。托洛茨基就是这种人,那跟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不同风范和结局的人。
陈 平:如果我们说托洛茨基,包括刚刚老康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但是这代人普遍的,他们所歌颂的这个价值观不是安宁,不是平静,也不是要一种和谐。他们需要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一种运动。
王 康:运动就是一切,托洛茨基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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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运动审美,是一种这个美的,审美的代名词了。这是他这一代的价值观。
斯大林缘何登上权力巅峰?
列宁生前已经预感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导致党的分裂。1922年12月24日,在第二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直言对斯大林强烈的不满和担忧,但此时的斯大林已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个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领导人,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陈 平:你和这个王康对话的时候你一直在问,斯大林怎么会拥有这些权力的。我在想,这种结构的设计,实际上面我们说这个,从中央委员会,然后包括后来发展到政治局,这个过程的设计实际上是列宁主导的,尤其走到政治局的时候是列宁主导的。王康是不是同意这么一个判断?
王 康:还是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到全国人口的2%,它是一个绝对少数派。而且这个阶级,这个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很不成熟。所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叫发展也好,叫偏离也好,叫背叛也好,这是列宁主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么落后的,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承担那个历史使命。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一个党。这个党在无产阶级和整个俄国社会的上面,从上面灌输给这个阶级他们的历史使命,并且受他们的委托来统治整个俄国。所谓这个党的建设、党的绝对领导、党的独裁和集权,这是列宁主义的第一原则。
陈 平:列宁主义的政党就是一个集权的政党,这两者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说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因为它是一个在野的一个革命政党,它内部应该来讲还是一个民主的。我想老康可能同意这个意见,对吧?这个包括老康说了,列宁是一个个地说服那些其它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领袖们,同意他的武装起义的意见。但是,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一条从革命的、民主的,一个激进的政党,逐步走上一个个人专制的一个组织体系。 王 康:列宁曾经说过,人家说我们一党专政,他说我们就是一党专政,我们永远需要一党专政,这确实是列宁的一大发明。但这个列宁的发明,不是他完全主观凭空想象来的,他只要要搞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这个革命,而在俄国的具体环境里面,它肯定就是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这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列宁也好,其它人也好,在这个革命里边,要么就不搞,只能走这个道路,这是个必然。
陈 平:你可以看现在世界上面,几乎所有现代的这个专制政党,它的设计的这个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基本上都源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这是我要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观察斯大林这个人,分析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个在组织、设计的过程当中,斯大林是一个有极高的这个组织能力的人。
主持人刘爽:就是他的执行力非常强。
陈 平:尤其组织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等到刚刚王康说,等到列宁就是遗嘱上说建议把他给免了,那已经是免不掉了。 主持人刘爽:已经来不及了。
陈 平:刘爽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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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爽:已经建立起来,运转起来了。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八夜《自上而下的革命》超速工业化
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在1929年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整地建立起后来延续70余年的斯大林模式。共产主义的死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如此评价斯大林,“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
主持人刘爽: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就带有统治者那种高压的,或者一厢情愿的,或者强迫式的这种色彩吗?
王 康:也是一方面。由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社会内部的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政治上的分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国外的一些新的情况发生了。你比如德国法西斯这种因素开始上升,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国外的这种压力开始增大。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比较自由化的那种政策,被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必须给它停止下来,反过来要强化党的领导,要强化专政的力量,强化国家的力量。斯大林顺应了这个潮流,或者斯大林引导了这个潮流,所以他来了一场整整10年的自上而下的,他来领导发动的一场革命。我来描述一下这场革命。首先他要开刀的是农民,理由就是必须接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在农村的这种自发的,有富农倾向的这种农业经济。他们虽然缴了很多粮食回来,但是他们构成了对苏联,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的某种威胁,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不能容忍的。另外就是更重要的,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各种新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必须完成一个使命,那就是工业化,而且要超速地完成工业化,叫超工业化,快速工业化。这个工业化对苏联来说,只能在国内进行殖民剥夺,只能把农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
主持人刘爽:牺牲品。
王 康:基础,也是基础和前提,当然就是它作为牺牲品。 陈 平:老康,在十月革命爆发前,沙皇治下的俄罗斯工业并不是太弱。十月革命前,俄国它是名列西方强国之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 王 康:就有俄国。
陈 平:对不对,对吧,俄国可不弱啊。
王 康:它不光是八国联军,瓜分波兰、进攻瑞典、进攻芬兰,一直到远征巴黎,俄国都是盟主。
主持人刘爽:这个脉落就是他走上权力顶峰之后呢,他对农民的态度似乎是在动摇他自己的统治基础,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加速工业化,似乎又是为了让他的权力更结实一点。
王 康:我们不能永远都说他仅仅是为了权力,他已经大权在握了,他得做事情。苏联的工业化是令人震惊的,很多历史学家对苏联的工业化一直到现在,还是持相当的肯定态度。他这个10年当中,比如到了1927年,1926年年底,1927年左右,苏联的整个重工业比1922年左右已经提高了整整5倍,钢产量提高了3倍,水利和煤提高了两倍,电力提高了6倍,机器生产提高了19倍。整个重工业为中心的超工业化时代这十年当中完成了,这个时候苏联的重工业后来直接奠定了反抗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的重要的工业基础,这是历史学家肯定苏联工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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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跟西方相比,西方是用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斯大林总的来说用了二三十年,但是实际上主要时间在那10年当中。但是同时,就是苏联的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化的完成,是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换得来的。你看俄国的农民,是十月革命的基础,就跟中国革命一样。没有俄国农民的参加,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列宁绝对不可能战胜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不能战胜那些白匪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谓当时的“和平土地 面包”是深得农民的拥护的,农民确实拥护。这个道理太简单,农民天然的要求就是跟土地在一起,“耕者有其田”,全世界农民都一样。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是农民,农民挽救了因为内战、因为饥荒,因为各种起义和骚乱所带来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局面。新经济政策核心就是把余粮征集制改为纳税制,实物纳税制,就是尊重,或者说引发农民的这种生产主动性。短短五六年时间,俄国的农民就再一次挽救了俄国。但是到了1928年开始,斯大林必须要搞工业化。
全盘集体化与集体农庄
高速工业化急需资金,可是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却并不合理。虽然农业丰收,农民却不愿把粮食出售给政府。1927年底,苏联爆发了所谓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破坏和小农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提出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大农庄。这一事件成为了苏联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导火线。 陈 平:那叫集体农庄运动。
王 康:对,叫集体农庄。俄国的农村就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口号下面,把俄国的一亿两千万俄国的农民卷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浩劫当中来。那是非常血腥的,非常残暴的。这些农民们被各种各样的财政的、行政的、法律的措施强迫他们交出他们的粮食,他们的土地出来,还被那些工人、城市的工作队、农民、农村的干部,甚至警察,甚至部队,多次地反复地给他们追剿、流放、监禁和处决。当时的整个俄罗斯大地上面,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这些都是传统的欧洲的粮仓啊,这些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面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衣衫褴褛的、完全是乞丐式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的农民离乡背井。俄罗斯当时的农业到什么惨的情况,因为它是农村,机械化还没有实现,全俄国的农民拥有的牲畜,7000万头牛、2500万头猪、14600万头羊、3300万匹马,一大半全部给宰杀了。农民是,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俄国整个农民都在含着眼泪宰杀他们自己的牲畜。农民的语言简单地说,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
主持人刘爽:1932年到1933年发生的大饥荒,当时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这种现象。 王 康:乌克兰前前后后大概要有500万左右被饿死,这是后来乌克兰独立出去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整个俄罗斯大概饿死的农民是1000万,包括300万儿童,1300万一共。这个数目已经够惨烈了,不光是乌克兰。这样农民就大量地。 陈 平:10%。
王 康:大量地流浪到了城市里面来。为了阻止这些农民流入城市,苏联政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内身份证”制度。身份证制度成功地阻止了农民流入城市,那么大批的农民就死在城市之外。身份证制度本来是沙皇俄国的一种安排,十九世纪末期之后到二十世纪初,几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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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一就是在苏联废除,在俄国废除身份证制度。他们认为身份证是警察统治的一个恶果,它唯一方便的就是警察,对老百姓是一个绞索,所以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废除了身份证制度。但是全盘集体化之后,为了防止农民涌入城市,苏联政府又恢复了身份证制度,叫“国内护照”。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也是没法向历史进行交代的一个政策。斯大林为了工业化,坚持要把粮食出口到西方去。我再说一组数字,我觉得数字比我们评论要更有力量一点。1928年,苏联出口的粮食是100万公担,1929年一下增加到1300万公担,1930年增加到18700万公担,1931年上升到58700万公担,一直到1933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还出口了1000万公担的粮食。这些粮食的其中的一半,统计学家计算过,就可以让整个的俄国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主持人刘爽:出口这些粮食目的是换回外汇。
王 康:换取外汇,急需的外汇。发展工业也是为了打破那些西方的媒体说俄国饿死了人,出现了饥荒这个无耻的谰言,捍卫苏联的光辉形象。主要是急需工业化的外汇,尤其是进口那些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外汇。这就是斯大林,他自己是一个农奴的后代,而且他被认为他是一个俄罗斯农民的解放者,真正的解放者。中国一样,一旦建立大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什么好教育的,农民永远不可改造,农民就是种田,养家活口,他是朴素到了极点的一个阶层。农民的所有的那些毛病、那些弊端、那些缺陷,我认为统统都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加于农民身上的那些无端的那些迫害、那些围剿、那些剥夺是绝对不能谅解的。
陈 平:如果说中国这么做,我应该说情有可原,而苏联那么做,天理法理都难以容。因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沙皇俄国是一个强国。十月革命后,这一批极端的革命党人使这个俄罗斯以及后来苏联,他们的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倒退。这就我说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对于苏联造成的巨大的破坏。 阶级斗争尖锐化
正当集体农庄在苏联国内遍地开花之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一事上出现了分歧。1929年12月底,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自此全盘集体化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引发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王 康:这个全盘集体化同时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就是在工业化的同时,他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运用很多集体的名称,来给各色人等编制绞索。苏联的这种犯罪分子,被处决被逮捕的人的罪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发明。在欧美各国,他是刑事犯就是刑事犯,他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在苏联不对了,苏联他是叫“人民公敌”,你是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个非常抽象的,巨大的一个概念,你是祖国的敌人,你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三十年代苏联的罪名太多了,我简单说一下,它有很多案件,沙特赫案件、乌克兰解放联盟、留京小组、波格丹诺夫机械论、什么左右右左集团、33人案、军人案、劳动农民党、工业党……无数名目繁多的这种名目,都可以让这些人死于非命。这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这个比战时共产主义那些罪名还要多得多。成千上万的俄国的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那些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乃至那些集体农庄的主席、拖拉机站的站长,甚至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学校长、普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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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都被关进大牢去。那个时候是完全人人自危,重新进行一次恐怖统治。 陈 平:为什么?
王 康:你想它这种制度,斯大林高高在上,他一人发号施令,不可能所有人都赞成。恰恰相反,不管党内还是党外,总有不同意见。如果是一个相对民主的这么一个架构,那么我们可以协商,我们可以辩论,甚至我们可以投票来赞成谁有道理一点。但是斯大林大权在握之后,统统这一切都不必要了,只能我说了算,你必须服从,如果你不服从,我就消灭你。就像《列宁在1918》跟那个农民的谈话,我们要粮食,你不给我们就强制你给,你要反抗我们就消灭你。斯大林做的就是这样子。 大萧条——资本主义的溃败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开启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股市崩溃、疯狂提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治安恶化……世界经济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期。
王 康: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布宜诺斯和那个纽约的交易所停盘,崩溃。罗斯福1933年刚刚上台,美国资产阶级献给他的礼物就是全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我们现在都知道交易所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多么重要,它不是停盘,它是关闭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生产下降了40%,美国左翼工会和共产党组织的罢工是130万人大罢工,美国全国的退伍军人从美国各地,有些带着武装,向首都华盛顿进发。胡佛总统叫艾森豪威尔威尔和麦克阿瑟,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和他的副官,用坦克车,用正式的美国国家军队机器来进行镇压。伊利诺伊州的那些5000名那些中学教师,冲进银行去,半年没发工资,去直接抢钱。到处都是难民。那些小的股东,从楼上割破自己的手腕,然后跳楼下来。大量的中小老板破产,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美国真是风雨飘摇,真是如此。罗斯福在1932年选举成功,1933年上台之后立马施行新政。我曾经说过,美国资产阶级谴责他把美国引向共产主义,他修改大量的了宪法,他对宪法的修改超过了美国历届总统。然后千里迢迢把那个凯恩斯从英国请过去,两人谈了半天也不相投。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如果是胡佛继续当政的话,还不要苏联动什么手,美国很可能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要么是法西斯天下。法西斯势力也来势汹汹,强大得很。因为美国它经过所谓十年那个黄金时间,已经证明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难以为继了。 光辉夺目的红色帝国
相对于西方各国的哀鸿遍野,此时的苏联经济正在超速工业化的作用下高歌猛进,繁荣景象,举世瞩目。
王 康:苏联在三个方面是西方的楷模。第一,苏联的制度它是真正的自由的天然的盟友,它是反对专制的,这是第一;第二,它是真正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间的感情,它把西方从那种个人原子似的,自私的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的关系解放出来了。第三,苏联的模式才是人类文明的新的起点。三十年代十六大时候,斯大林也意识到,他做政治报告,他说现在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大萧条,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爆发了,那么,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行将到来。但是他没有具体地采取有利的措施,其实那时候他真是有机会,那个时候连美国的那些共产党,左翼力量就非常强大了。以当时的苏联的这种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渗透的能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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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那种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促进,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发动世界性的革命,有可能,有可能让资本主义雪上加霜,甚至让资本主义寿终正寝。
主持人刘爽:还有可能扩大苏联的版图吗? 王 康:它不是版图,全球都是苏维埃制度了。 主持人刘爽: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王 康:那是斯大林掌权时候唯一的一个可能。
陈 平:你这说法是一种可能,也可能没有希特勒,斯大林就是希特勒了,他会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
王 康:当时美国有55个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文章,号召美国人向俄国人学习,俄国人是世界道德的顶峰,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当时苏联驻美大使馆发了一个招工的启事,招6000名熟练工人,报名的有10万人。连杜威,约翰?杜威这么一个80岁的,头号的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都屁颠屁颠跑到莫斯科去朝圣了。
主持人刘爽: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人要排在俄罗斯的大使馆门前去领签证。
王 康:不光是工人,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毕加索,现代绘画的大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甘地,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约翰?杜威,甚至包括罗素那些反共反苏的老手,都对莫斯科景仰得很,向往得很。当时的三十年代,西方是风雨飘摇,而这边是光辉夺目。那时候整个苏联相对比较稳定,也有初步的繁荣,甚至文学艺术界也出现了一些繁荣。但是这个愚蠢的斯大林,他就非要坚持他的在政治上所需要的,我搞一国社会主义,我不管其它的事情,我镇压我的反对派,我要整肃农民,他错过了西方大萧条给他带来的千载难逢的颠覆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个历史时机。我是这样认为的。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九夜《大清洗》(上)在沾满鲜血的皮靴下, 在囚车黑色的轮胎下, 无辜的罗斯在痛苦挣扎, 死亡的星辰高悬在我们头上。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圣彼德堡市东北部,在涅瓦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座典雅的巴洛克式的建筑,这里曾经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也是在这里,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遭到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展开了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为名的一场极其血腥残暴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史称“大清洗”。
王 康: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斯大林由此开始说刺杀基洛夫的这些人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暗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军内、高层的,那些非常地残忍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主持人刘爽:这只是一个借口。 王 康:党内对整个三十年代的这种全盘集体化,和他的包括外交政策,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当时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和日本的关系,都反映到党内的高层布尔什维克,以至于斯大林本人的权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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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强烈质疑。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来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减除党内老布尔什维克整整一代人,十月革命的一代功勋,统统都给消灭掉。
主持人刘爽:也就是开始了他的大清洗。 王 康:他的大清洗。
王 康:陈平我们都是,我这是六十岁了,你也五十几岁了,我们都经历了我们国家发生的很多方面的事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莫斯科大审判,被称为“大恐怖”、“大清洗”那个悲惨的历史事件里面找到很多人的身影。 列宁近卫军的覆灭
王 康:布尔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都有一个传统,就是长时间地、暴风雨般地鼓掌,一直到鼓到两个胳膊都酸了鼓不下去了,然后领袖们说,差不多了,够了够了够了,反复地说,然后才停下来。十七大给斯大林的鼓掌大概少了一两分钟,给基洛夫的鼓掌还多了一点,这个就带来了莫大的一个灾难了。十七大1665名代表,有1108人被逮捕;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18名,102名被处决,这个比例够大了。我必须要说些数字出来,这些数字我觉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36年开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判案,大概有八万多人被卷入到这个案件里面来成为牺牲品。1937年,仅仅一年之后,开始了皮达科夫、拉狄克的审判案,大概有三十几万人做了牺牲品。1938年就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审判案,大概有三百多万人做了这个审判案的替罪羊。这个审判案消灭了哪些人呢?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人之外,我把这个名单说一下。第一批就是所谓的列宁近卫军,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除了列宁之外全部被处决。然后就是列宁生前参加过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这里边的27名中央委员,20名被枪决。然后就是列宁死之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这里边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后来健在之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科夫、布哈林全部被枪毙。列宁生前的所谓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最有学识的一个政府,第一届苏维埃人民政府的9名人民委员,除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过早病逝之外,其它7名人员,除了斯大林之外全部被枪毙掉。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 1936年8月25日被处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真理报》主编
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的第二领袖红军缔造者 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0年8月21日在墨西哥家中被暗杀 被屠杀的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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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对苏联军方的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所谓“红军拿破仑”,战略军事家,元帅,被枪毙;另外一个元帅,苏联红军政委加尔马尼克元帅被处决;联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被处决;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柳赫尔元帅被处决;苏联彼得格勒卫戍区司令亚基尔元帅被处决;苏联陆军的最高级的指挥官,4名当中的3名被处决;苏联一级集团军司令员,12名当中的12名全部被处决;苏联的97名军长中的79名被处决;26名政委当中的22名政委被处决;64名师长的64名师长全部被处决;79名旅长的79名全部被处决;456名团长中的401名团长被处决;海军的35000名高级指挥员被处决。后来希特勒决定制定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画”的时候,德国参谋部的那些参谋就说,元首,苏联可是当年打败过拿破仑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轻易动手。希特勒说,你们不知道,苏联红军最精锐的那些高级指挥官,已经被斯大林处决掉了。在人类历史上,在苏联面对法西斯德国很明显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能像斯大林那样,把自己的高级指挥官大批地处决掉了。还不仅如此,那些在俄国避难、受训、工作的其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党的那些头头们也大批地被处决。其中包括匈牙利的共产党的创始人贝拉?库恩,波兰共产党的创始人列辛斯基,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贝格利曼,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贝尔坦,伊朗共产党的领导人苏尔坦,以及意大利的、比利时的、荷兰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土耳其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的都被处决掉。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
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有“红军拿破仑”之称 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 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号称“远东军魂” 1938年11月9日被处决 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洛夫 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
1939年2月23日被处决
苏联大清洗——和平年代的自残
王 康:在苏联和德国的战争前夕,斯大林把六百多名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逃到莫斯科的反法西斯的德国人交给希特勒,其中居然有一百多人在战后还一直活下来,但是留在莫斯科的两百多名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们全部被处决掉。还不仅如此,当年在拉茨里夫掩护过列宁的一个工人,叫梅利扬诺夫,后来也被处决掉了。还不仅如此,掩护列宁从德国取道瑞士回到彼得堡的欧洲著名的革命家,叫普拉亭,也被斯大林处决。这个人可是有大功于俄国革命的人啊,而且坐过很多很多的牢,彼得留拉的牢,什么罗马尼亚贵族的牢,还在瑞士和德国的监牢里面受过刑,但他最后就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面。1939年,斯大林大功告成的时候,整个俄国的在押犯人九百万人,九百万人意味着每两个苏联的家庭成员就有一个在服刑,这个九百万人已经超过1928年的三百倍。三百倍,俄国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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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叛死刑的也就几十个人,被在流放地死去的也就几百人,不到一千人,但是到斯大林在1936年、1937年、1938年的这个大的肃反的时候,每一天在莫斯科的八个焚尸炉,每一天都要接到源源不断地运来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每一天在莫斯科处死的上千人。这个已经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了,这已经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从来没有历史上哪个暴君这样残忍地、大规模地处死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阶级兄弟、党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1991年的6月14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将军公布向世界,从1920年到1953年,被政治镇压的苏联人是450万。450万,这个数字大大地被减小了。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教授,统计学家,他统计的是,从1928年到1953年,四分之一世纪里边,斯大林大权在握,独揽的时候,苏联人被政治镇压死于非命的是1950万到2200万之间。前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是后来苏联平反委员会的主席,他统计的数字是,死于斯大林暴政的是四千万左右。前美国的国务卿,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统计是五千万左右。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教授统计的是6600万。
无论是450万抑或是6600万,1936年到1938年无疑是苏联历史上极为血腥黑暗的时期。从公开审判到秘密逮捕,从处决少数人到大规模杀害,苏联全国上下人人自危,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之中。 陈平:你说了这么多的血淋淋的这些,我还是要问一句话,为什么? 王 康:我回答不出来,通常的回答我当然知道。根本上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我就会问,为什么这么多布尔什维克们,他们久经考验的、久经杀戮的,在沙皇时代坐牢的、流放的、视死如归的老布尔什维克,包括他们的亲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斯大林想想还以暴力,他们也可以反过来用暴力对待斯大林,一个都没有。
据我所知道,只有一个契卡人员,他后来被判死刑,在枪决之前,他在牢门上写了一句话,杀死斯大林是每一个诚实的、正直的苏联人的义务。这个人叫阿尔特洛夫,一个小人物,其它统统没有。这个和德国可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名单,在德国,希特勒1933年上台1945年下台,短短12年当中,从1942年到1944年,德国在欧洲高歌猛进的时候,德国的上层精英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希特勒的刺杀。这些人包括哪些人,两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哈尔德将军;三位元帅,维茨格勒、克鲁格、隆美尔;一位普鲁士银行的行长波毕伏,一个德国国家银行总裁财长沙特赫。还有两位贵族,一位叫做毛姆,他的祖父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候远征法国的英雄,元帅。还有一位叫维尔敦伯爵,维尔敦的祖上是和克劳塞维茨一起建立反法联盟来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道根顿条约》的签订者。最著名的是自由德国的良知施陶芬堡伯爵,那个独眼的、缺胳膊的,那个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局长。他之前那枪毙的非常惨了,强烈的灯光照着,希特勒要求他们,摄像机全部要照着,拍下来,一个一个全部衣服脱掉,裤子脱掉,用铁丝绞着,绞死。施陶芬堡说,我马上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了,我是怀着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情站在上帝的面前。德国人后来在2004年7月份举行了一个国葬,让全世界都感慨不己,为冯?施陶芬堡伯爵举行国葬,称他是德国,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英雄。俄国这些人,布尔什维克们完全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他们一致认为德国就是,希特勒就是德国民族的结束,消灭希特勒是每一个德国人的天职。这些,苏联这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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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都是违心地认罪。
司法史上的闹剧——莫斯科大审判
1936年到1938年,绝大多数的苏联人都相信在莫斯科工会大厦里列席被告的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大概是世界司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次审判,每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人都是本国中央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所有被告对被指控的罪行竟然供认不讳,不仅要求枪毙自己,并且在庭上高喊斯大林万岁。这就是大清洗中最著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莫斯科大审判。
主持人刘爽:在莫斯科审判的时候我也非常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庭上都认罪,而且都承认自己该杀。 陈平:一直在问你为什么。 王 康:我们……
陈平:斯大林为什么,实际上这里面对他提出疑议的很少很少,是吧。很多对他很忠心的,很听话的,为什么?第二,为什么除了布哈林的自我辩护,其他绝大部分都还是认罪。
王 康:陈平你说你有时候对这些是非认识你还觉得朦朦胧胧的,我说我是一片混沌,我不知道人类高尚能够高尚到什么程度,我更不知道人类邪恶能到什么深度。你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斯大林说,你如果再要和我过不去的话,我就要宣布你不是列宁夫人,他说我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党都能做得到。吉拉斯,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二号人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曾经见过斯大林多次,他说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不能犯的罪,他可能是已经过去的时代和将来没有到来时代的最厚颜无耻和残暴的暴君。我再给你说个数字,1937年,1936年、1937年、1938年,整个枪决这些人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程序简单得很。比如1937年的2月4号,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这4个人,他们签署了12份文件,一天,这12份文件里面要处决2976名人质。然后过了一天,1937年的2月5号,他们又签署了13份文件,这13份文件要处决3661人。到了3月份,他们又签了几份文件,这几份文件又是更多的人质。你想什么感觉,我们中国人爱说感觉,比如我王康,我今天的工作我就是签上我的字,这个字可不是什么货物要到、贷款要到,或者什么什么项目要签了,我一签这个字就是成百上千的人就没了。而不是一天,我虽然不是天天,我起码也是一个月得签多少。
陈平:不,老康我说为什么?
王 康:你,我没法回答,这些都是,这些不是阶级敌人,不是富农、地主、资本家。 陈平:不。
王 康:是,陈平我们之间,我们今天在谈话,明天我签了字就要给陈平送上断头台,你说,你说这是什么人性?我没法理解。
陈平:不,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其中,去杀人,杀无辜的人,杀同事,杀战友,而这些人又同样又去被杀,为什么?我也无法回答,会出现这么多完全用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感觉都无法解答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吧,反人类。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 苏联军事家 一级集团军级 1936年8月25日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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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 苏联军事首长 一级集团军级 1936年8月25日被处决
乌博列维奇?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 苏联军事首长 一级集团军级 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
奥尔洛夫?弗拉基米尔?米特罗凡诺维奇 苏联海军军事家一级舰队级 1938年7月29日被处决 伊万?潘菲洛维奇?别洛夫 苏联军事首长 一级集团军级 1938年7月29日被处决
维克托罗夫?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苏联军事首长 一级舰队级 1938年8月1日被处决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十夜《大清洗》(下) 斯大林的鞑靼军事专制主义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起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古拉格群岛》卷首语
2008年8月6日,俄罗斯为一位89岁的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前任总统普京在葬礼前一天向他的遗体告别,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他的墓地旁献上了一束深红的玫瑰。这个人就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这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曾经在劳改营度过八年,流亡海外二十载,以史诗般的巨著《古拉格群岛》真实再现了大清洗。如今良心已长眠于地下,但那段沉重而黑暗的岁月却给俄罗斯苦难深重的历史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主持人刘爽:斯大林的这种残酷的清洗,包括他把家属、妻子、女儿全部都杀掉,这种斩草除根、株连九族,这种统治伦理它是从哪里来的?很像东方的一种统治伦理。
王 康: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斯大林他自己有时候笑称,他说我就是个亚洲人,我就是铁木尔,我就是成吉思汗。罗素啊,西方的很多人见过斯大林,都认为他斯大林,本来他高加索,他是格鲁吉亚人,还是属于欧洲部分,但是说他的很多脾性,他的很多做法,他的思维确实更多地偏向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东方。有些偏爱那些人种学和地缘学的学者就认为,只有那种不信神的、半开化的、野蛮的,那种亚细亚的和半亚细亚的文明,它们才能够孕育斯大林这种人,只有这种血统才能够容忍像斯大林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专横和暴政,也只有这种人,就是冷漠的、嗜血的,没有现代人道关怀、民主意识、自由精神的广袤的大帝国的亚洲才能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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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才能够肯定像斯大林这种人物。地缘肯定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我们不能回避,就是成吉思汗这个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它叫军事专制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温文尔雅的,没有任何什么人性,什么温良恭俭让可讲的,它一律是严刑峻法。 陈 平:那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王 康:统治了俄国两百四十年。是啊,但是这种传统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要和缓得多。你比如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公开地反对沙皇专制,那是国事罪,头号国事罪,5名领袖也确实被绞死。但是彼得堡卫戍司令,一个伯爵,名字我忘了,看完他们的卷宗之后告诉尼古拉一世,我不能执行您的命令。就是我看到之后,他们是俄国的精英,他们是我们贵族的良心,然后递上自己的辞呈,我不干了。亚洲的统治阶级几乎没有这样的人。 陈 平:那为什么斯大林底下的刽子手们没有一个人说,我递上我的辞呈,我不干了?你说斯大林是亚洲人、亚洲文化、亚细亚的,或者是说成吉思汗的等等。但是,苏联的主体民族可是俄罗斯人。
王 康:但是十月革命之后你看有个重大的一个事件,一个搬家。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把首都从彼得格勒,从圣彼德堡重新迁回莫斯科,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位移,这个标明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的向西方靠拢的,向西方求取现代转型的这个努力终止下来了。首都可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也是它的精神的一个中心,首都从彼得堡迁回莫斯科表明布尔什维克和西方一刀两断,回到一种什么传统,我们说空间,从地缘来看,那就回到一种成吉思汗、铁木尔的鞑靼军事主义的亚洲传统。 陈 平:成吉思汗、铁木尔的汗国的专制、铁血也远逊于斯大林,远逊于苏共,不是斯大林。我应该准确地说,这个反人类罪行,我不同意把这个罪行归结于斯大林一个人。 斯大林的妻子因何自杀?
34岁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里为自己改名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语中意为“钢铁”,而他也似乎的确有着钢铁般的坚韧意志和冷酷无情。斯大林最钟爱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回忆父亲时说道:“我一天天看到人性是如何离他而去,他逐渐变成一座阴森的纪念碑……”
王 康:1936年到1938年的莫斯科的审判,布尔什维克自己的那些精英们,那些元老们全部被消灭掉,这样斯大林就成功地把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他们所缔造的这个带有精英性质的布尔什维克党完全换血。所有的这些人,你想这道理很简单,杀掉一个人,灭掉一个人就多出来一个职位,权力空间就增加一分,总有人来填补它,那当然是按照斯大林的愿望培养起来的那些人。斯大林成功地把整个共产党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那个时候,刚才我说过了,他建立了一个属于历代沙皇都没法想象的那个权力的金字塔。
陈 平:你把这些东西是归结于斯大林。
王 康:这个金字塔闪耀的已经不是人类解放的光芒,而是白骨,而是他的一个暴君的狰狞的面目。连斯大林自己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这个年轻的妻子,他的战友的女儿后来嫁给他了,才三十几岁,1932年就自杀了。而且自杀的时候,那一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15周年,在克里姆林宫,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家属在一起。斯大林抽烟是抽那个烟斗,那天他抽的是纸烟,喝醉了酒,喝得醉醺醺的,他去的晚一点,娜杰日达看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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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拿他稍微开了一点心,开了玩笑,他就把烟头弹过去,刚好弹在娜杰日达的衣服上,掉进她的胸口去了。这个当时很大的侮辱,斯大林而且站起来他就先就走了,他也不道歉。然后娜杰日达很快也回到她的家里,当天晚上开枪自杀。
主持人刘爽:这个像是一个导火索,但是此前一定有积累多年的一些问题。 王 康:斯大林和他前妻生了一个儿子叫雅科夫,曾经有一次想自杀,没有自杀成,斯大林就说,哈哈,小伙子,枪法不准。这个对雅科夫是个打击,雅科夫后来一直醉醺醺的了。但是对娜杰日达打击更深,她就想,我这个丈夫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自己的亲生儿子要自杀他没有一句安慰,他反而拿他取笑、开心。更重要的是娜杰日达的很多亲戚,她的同学,以及他们的长辈老布尔什维克一个一个都失踪了,被处决了。娜杰日达作为斯大林的妻子,你想她心理上的压力有多大。她多次告诉斯大林。 陈 平:我还说为什么和怎么做到的。
王 康:你这个问题是个终极性的问题,你说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就从历史的角度,民族的角度,或者是政治、人性、经济的角度,我们从某些方面来给予回答。你比如斯大林,他有一个贫寒的、不幸的、满仇恨的一个少年。他两个妻子,一个妻子死的很早,死了之后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妻子死了,第一个妻子死了,我那个石头一般的心又开始变得冷酷了。娜杰日达,1932年十月革命那天死了,斯大林将近一个月不说一句话。两年之后基洛夫被刺杀,然后他发动对他的那些当年战友们的这种大的屠杀,那么也许他的妻子的自杀在他的人性上产生了一个根本的,或者决定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连我的妻子都背叛我,她要自杀,我还有谁信得过。斯大林虽然出身卑贱,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笨蛋,他太知道人性的那种深不可测的那种恶了。如果人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内务部的操作程序,那些专门的列车、那些保密的电话、那些受严格检查的食物谱系就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操控远远超过了德国的希特勒。希特勒德国要制约甚至要震撼希特勒的那些历史的文明的各种因素还大大存在,但是在苏联,在斯大林的登峰造极的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的时候,几乎荡然无存。 天国与地狱——理想的堕落
2007年10月3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苏联大清洗70周年之际前往位于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70年前那场惨剧中的受难者。他是第一位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国家元首。站在这个大清洗时代曾经处决过至少两万人的刑场上,普京说道:“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陈 平:我真的想寻求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是什么。从苏联,还有我们所看到的柬埔寨,波尔布特……
主持人刘爽:对,红色高棉。
陈 平:还有我们顾忌到一些,可能是一些外交关系不便再说,对吧。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觉得不能去简单地就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归结于斯大林,他斯大林有天大的本事,他是一个魔头,他也杀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他仅仅是一种邪恶的符号,一种邪恶的代表,但究竟这个邪恶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个是天国的理想,一个是地狱的暴行,一副是天使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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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脸又是魔鬼的狰狞,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都是巧合,苏联出来一个斯大林,你前面已经说了不少,列宁手也是很辣的,而且越来越厉害,难道他们疯了吗?也可能进入那个系统当中人类真的就疯了,除了用疯了你就没法解释,而且不是一个人疯了,是整体的疯了。 主持人刘爽:老康是这么看的吗?
王 康:我还是引用两个法国人的那种感受来说一下,没有回答陈平问的问题。两个都是对俄国非常同情的法国左翼作家,一个是罗曼?罗兰,大作家,写那个《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他到了苏联去之后写了一个著名的《莫斯科日记》,写完日记他说我这个日记五十年之后才能发表,因为我现在发表就会来给那些反苏反共的那些资产阶级、那些反动派们,给他们提供炮弹,但是我这个日记是真实的。他说我到苏联几个月,看见的就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专横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连人的起码的公正、自由和尊严,那些神圣权利都不要了。他说我的心也碎了,他说我失望,绝望和愤怒充满了我的心。他去的时候完全朝圣一样,这么一个法国人。第二个就是吉德,吉德也是一个法国左翼作家,法共的一个作家,他晚了半年去,他叫《莫斯科归来》,他专门深入地、就地地观察了叫“一个人的专政”,就斯大林的专政。他说俄国、苏联到处都是太多太多的穷人,而且他们在精神上的麻木和这种堕落更让他吃惊,他说我和一个人说话就等于和所有的苏联人说过话了,他说在这里,对于思想的这种钳制,思想的不自由、被扭曲超过了德国,这里哪怕一丁点的不同意见,一丁点的这种反对意见都会遭到最严重的惩罚。他说这个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社会,那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他们竭力要向我们显示的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他说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理想怎么会到了,堕落到如此的污泥浊水的田地。
陈 平:我一再要表明这么一个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表现在一种暴力的方式,包括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包括老康一再说的是道德服从于革命的目的,或者直接服从于革命的运动。 地狱的帷幕——苏共二十大
因为一次没有被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成为了苏联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1956年2月24日深夜11点至25日凌晨进行的会议上,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拿出了一份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自此拉开了清算斯大林和大清洗暴行的序幕。
陈 平:当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面做完了秘密报告以后,那些中央委员们什么反应?
王 康:完全失语,现场是鸦雀无声,连咳嗽的声音都没了,那些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那些布尔什维克们,那些苏联领导人们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一场地震,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场地震。斯大林以前像上帝一样,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绝对的主宰,突然之间他原来是这么一个王八蛋。赫鲁晓夫当时所揭示那些事情也是冰山的半角。 陈 平:听过了以后震惊过了以后,这些中央委员们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又是什么状态?
王 康:马上就建立好象是一百多个调查中心,马上就建立了各种平反委员会。1956年2月份之后,大概到两年左右,大概有三百多万人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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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集中营和劳改营、监狱里面释放回来,包括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和他的儿子,都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他们才重新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陈 平: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找这些原因。你看,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我相信知道的人不少。王康,那么多数据出来,惊心动魄,触目惊心,惊心动魄,触目惊心。我在苏联也生活过,我也没有感到那么多苏联人一提到斯大林就感到这是一个恶魔,那是因为它没有解,人们在潜意识里面是,好象感觉到这些不太可能,人们对它是一种怀疑。我刚真的是又一次震惊,我刚刚说是拿我自己来解剖,我为什么又震惊,这不是我知道的东西嘛。
主持人刘爽:答案是什么?
陈 平:这个震惊的刚刚我坐着手都冰凉。
主持人刘爽:老康,你对陈平的又一次震惊,你有什么感受?
王 康:震惊就是有良知、有良心。陈平所需要的是一个理性的答案,其实有时候震惊比知道答案更难,如果我们的同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善恶是非像你老兄一样,能够感到震惊,能够震撼自己心里面的东西,这就是希望所在。我非常欣赏陈平使用这个字眼,你以前也不是不了解,你父亲就在苏联这么多年,而且经历了他人生那么重大的一些变故,你自己又待在苏联,苏联解体的时候你还在莫斯科,后来你也去过,但你现在还是震惊。我王康,我的记忆还可以,但也就那样子,我能够说的那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你都感到震惊了,我觉得这就是希望。这个叫什么希望?就是我们了解历史,以史为鉴。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谁能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血去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世纪像捕猎的恶狼扑向我的肩头。
——【俄】曼杰施塔姆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十一夜《二战中的苏联》(上) “巴巴罗萨计划”与苏军惨败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走上了公开扩展军备的道路,蓄谋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夺取霸权。1941年6月22日,强大的德国军队在席卷波罗的海、法国和巴尔干半岛之后,终于冲过了苏联的边界,正式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的侵略战争。 主持人刘爽:我知道希特勒有一个突然发动的对苏联的“巴巴洛萨计划”,非常成功,苏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开始这么不堪一击。
王 康: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来说它叫卫国战争,第二次卫国战争。第一次是1825年抵抗拿破仑的法军,那个是它的卫国战争,这是第二次卫国战争。你刚才,刚才刘爽说这个问题就是,在战争初期苏军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主持人刘爽:一个战役突然发动了袭击,好像斯大林毫无准备。
王 康:希特勒说得很清楚,他一旦征服了法兰西,他把西欧拿下来之后,谁也不能阻挡他掉过头来征服俄国,他对布尔什维克非常憎恶和厌恶。但是尽管这样,苏联对德国的这种警惕,还是那个防范做得太不够。尽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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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3号的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所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条款,但还是不够。这个不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一直想玩这种双重游戏,想把这个纳粹的祸水引向西方,引向西欧,让资本主义,他认为德国、法国、英国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最后苏联要消灭的国家。最好了,最理想的结果是让德国那个祸水引向西欧,然后苏联从中渔利,这是整个的二战期间的对欧洲的斯大林的一个战略指导方针,应该说他一直在这样进行。但他没料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国很快就投降了,本来法国、英国它们的武装力量有时候还胜过德国。因为德国的高效率,德国的闪电战,法国1940年5月16号就投降了,巴黎就陷落了,这样德国很快就可能掉过头来对付苏联。斯大林心里也明白,但是这种战争的布局那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苏联一直来不及把它整个的进行调整。另外就是,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亚基尔布柳赫尔这些元帅,这些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那些将帅们,大批地把他们消灭掉,这是个战争初期蘇联蒙受巨大战争灾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6月22号 1941年德国侵犯苏联的时候那是摧枯拉朽,整个伏尔加沿岸,包括波罗的海全境,一直大兵迅速地推进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郊外,那个时候俄国的军队损失了高达五百万。 消失的斯大林
战争开始后的几小时内,八百多架苏联飞机被摧毁在机场上,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像潮水一般冲向苏联境内的各边防哨所和居民点。德军闪电战的攻击速度之快,配合之紧密,使得仓皇应战的苏军遭受重创。由于对迎战的准备不足,又缺乏正确的战略领导,开战初期的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王 康:苏联战后有一些非常权威的高级指挥员,都写了很多回忆录,包括铁木辛哥,军事委员兼国防部长,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长期是总参谋长、陆军总参谋长,包括朱可夫本人,朱可夫元帅。很多高级军事指挥员首先指出来,在战争初期,斯大林在6月22号消失了。 主持人刘爽: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王 康:不在,将近一个礼拜不知踪影。美国一个记者叫索尔兹伯里,他也分析了很多材料,他打了个比喻,他说这个时候俄国就像一艘巨大的无敌舰队一样,在茫茫的大海里边完全失去舵手了。他整个不知所踪,擅离职守。
主持人刘爽:他干嘛去了?
王 康:他干嘛去了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也没有离开莫斯科,有人说他在他在孔策沃的那个别墅里边,有人说他在克里姆林宫……总之权威的那些,当时那些将帅们的回忆录里边得出的基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是,战争初期,斯大林是张慌失措,甚至消失了整整一个礼拜,一直到7月2号他才出现,才发表一个他告俄罗斯人民的这么一个广播讲话。
陈 平:不,他是得到了这些战况情报的。应该来说,他在之前尽管得到了很多情报,一再告诉他,德国的进攻迫在眉睫。
王 康: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他也是反希特勒的密谋分子之一,那个是,应该是非常确凿的内部的情报告诉斯大林,就在6月20号左右,希特勒会向他们发动进攻,而且这个“巴巴洛萨计划”的大部份的具体的展开情况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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