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考古题集

名词解释： 1、汉代铁官：

汉代管理铁的冶铸事业的机构。汉代冶铁手工业空前发展,管理冶铁的机构扩大,职官组织也系统化，但铁官的设、罢和隶属常有变化。西汉初年治粟内史下设铁官。地方郡、县、侯国设铁官，产铁的县设大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管理铁器铸造和贸易。铁官的任命由大司农或郡守负责。官营作坊中设官吏，具体管理生产，并特设司隶官掌作坊内徒隶和巡察事务。产铁多的郡，设铁官多人和作坊数处。对多处作坊统一编号,系统管理。汉代铁官管理系统的建立，反映当时冶铁业的规模、产量已经很大。 2、沂南汉画像石墓：

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内。1956年出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墓主姓名无考，从墓形及车骑出行画像的导从制度看，应是高级官吏。 墓室全部用预制石材筑成，由前、中、后3个主室和4个耳室及 1个东后侧室组成。墓早年被盗，仅存少量残碎陶器和铜镞。画像内容主要有战争、祭祀吊唁、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宴饮庖厨、历史故事、家居生活等画像。在中室的八角柱上刻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图像，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该墓画像多采用减地平面线刻，少部分为阴线刻，中室八角柱上的曲拱，则用透雕技法刻成应龙形象。在汉画像石中，沂南画象是具体刻画了当时的豪强大族生活而艺术水平又较高的作品 3、滇王之印：

云南省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一方金质蛇钮，印面文字为“滇王之印”,为西汉早期滇国王之金印。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滇国之事基本可信。 4、新莽嘉量：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 所制的铜质标准量器。形如带双耳的圆筒，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共有5种标准容量。“嘉”为美好和标准之意，“嘉量”即标准量器。新莽嘉量为传世品。新莽嘉量制造技术精湛，比例准确，是研究秦汉量制的重要材料。该器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叙述王莽自托为黄帝、虞舜苗裔及制定合于古制的度量衡制度等内容。每一种量器又各有分铭，记五量的名称、容积、径、深及底的面积。王莽之制,基本继承了秦制。 5、熹平石经：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本儒家经书，也称为“汉石经”、“一字石经”。熹平四年(175) 汉灵帝命蔡邕等参校诸本文字经书后，用隶书写《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 《论语》七经， 请名手刊刻。光和六年 (183)完成 ，立于洛阳太学所在的鸿都门外，共46块碑，供时人校订文字。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县佃庄公社太学村，石碑已毁。宋代以来有残石出土，近代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 6、朱书解除文：

东汉中后期及魏晋时期流行于墓葬中，一般在陶器上用朱书写字，文字内容多为求福辟邪，属道教思想，应与东汉后期道教的兴起有关。（与前年考题“解谪瓶”有关） 7、解谪瓶：

东汉中后期及魏晋时期流行于墓葬中，一般在陶器上用朱书写字，内容多为求福辟邪，属道教思想，应与东汉后期道教的兴起有关 8、工官：

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中可以看到，当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县有工官、司空。汉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县设置工官，诸侯王国也有工官。工官产品主要供皇室御用、赏赐及官府军队的需要。考古发现的汉代铁器、漆器外多有工官字样。 9、云梦秦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１５５枚，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其中古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日书》。更为重要的是秦律。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极为罕见，这次发现震动了学术界。从墓葬时代分析，这些律文是秦统一之前的法律。云梦龙岗秦简１５０余枚，出自６号墓，内容是秦律，有《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等。是继睡虎地、四川秦律之后第三次发现秦律，时代系秦末，是秦统一后的律文，但与睡虎地秦律又一脉相承。 10、凭几：

中国古代木器家具之一种，为跪坐扶持之物，战国两汉墓葬或有出土，画像石上一般也可以见到。 11、规矩镜：

西汉前期的铜镜上既已出现少量规矩纹，规矩镜的大量流行在王莽时期，东汉以及魏晋时期亦存在。所谓规矩纹，即被西方学者称之为TVL符号的一种纹饰，在中日学者中，有人称之为规矩纹，具有这种符号最为典型的镜种，一般称之为规矩镜。

1

12、砖室墓：

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经六朝、隋唐，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至北宋时期出出现了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此种墓葬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13、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秦兵马俑坑即发现于皇陵东门大道的北侧。据文献记载，兵马俑坑始建于秦初，终于秦末农民起义。目前发现四个俑坑，推测之批兵马俑为送葬军阵的模拟。已发掘的部分出土有武士俑、木质战车、陶战马、青铜兵器及车马器等等。兵马俑所发现的兵种包括骑兵、步兵、车兵，反映的秦军编制为，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为作战主力，骑兵仍处于从属地位。出土的兵器除少量铁镞外，多为青铜铸造，包括有短剑、盾甲、戈、矛、马具等，展现了秦军的真实装备。陶俑陶马形同真人，制作复杂，一般上按俑、马不同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套合、粘接，最后雕刻出细部，雕塑技术精湛，故秦始皇兵马俑可谓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14、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完整的金缕玉衣，外观和人体外观相似，以玉片和金丝编缀而成，称为“金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玉衣制度始于西汉中期或稍早，终于曹魏黄初三年。诸侯王墓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发现有金缕玉衣，说明金缕玉衣并非皇帝专用。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 15、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 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所谓“黄肠”，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说法即柏木黄心，即去皮后的柏木。棺椁周围用木头垒起一圈墙，上面盖上顶板，就像一间房子似的，外面还有便房。它和梓宫、便房、外藏椁等构成了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而其他的皇亲国戚及高官大臣只有经过天子的特赐才可享用。见于《汉书》记载。黄肠系由木质得名，题凑则指“木头皆内向”的堆垒结构。目前黄肠题凑墓葬的发现仅限于西汉一代，以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石家庄汉墓、湖南长沙汉墓及江苏高邮汉墓为等诸侯王墓为典型代表。迄今尚未发现东汉时期黄肠题凑墓的实例，题凑之制在东汉时期已渐为砖室墓所代替。 16、博山炉：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

17、五铢钱

五铢钱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五千年的货币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例如王莽统治的时期）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奠定了中国圆形方孔的传统。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铢”是古代一种重量讲师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因此所谓“五铢”实际上很轻很轻。 18、汉代铁官

铁官是中国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管理铁的冶铸事业的机构。汉代冶铁手工业空前发展，管理冶铁的机构扩大，职官组织也系统化，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属官有铁官长、丞。但铁官的设、罢和隶属常有变化。地方郡、县、侯国设铁官50处，据《汉书》和《史记》记载，产铁的县设大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管理铁器铸造和贸易。铁官的任命由大司农或郡守负责。官营作坊中设官吏，具体管理生产。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专营盐铁，禁止私营。于弘农、河东、河内、南阳、蜀、辽东等郡，连京兆等共四十郡，悉置铁官，均隶于大农。主铸造铁器，不产铁的地方，亦置小铁官，隶郡县。东汉时悉隶郡县。 19、汉石阙

石筑的阙。多立于宫庙陵墓之前，作铭记官爵、功绩或装饰用。汉阙是汉代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有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堪称国宝级文物。 20、居延遗址

居延遗址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的境内，指的是包括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和塞墙等遗址在内的遗址群。居延遗址主要包括我区金塔县的大湾城故址、地湾城故址、金关故址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遗址。边塞遗迹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250公里，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废弃于东汉末年。

2

21、居延汉简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新简，新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21、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墓竹简1972年发掘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前118年（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书，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22、简牍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简牍形态各异,文献记载名称亦多，较重要的有简、牍、觚3种。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云梦秦简

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4、汉画像石

所谓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 25、朱书镇墓瓶

朱书陶瓶，即用朱砂书写在陶瓶上的解殃文辞，在考古中被称作镇墓文，因此又名解殃瓶、魂瓶，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考古发现表明，东汉以来，盛行用朱书陶瓶作随葬品。 26、中山王墓

中山国的资料只靠零碎的推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山王墓发掘出土大批文物，才揭开中山王国神秘的面纱。

中山王墓位于平山县三汲村，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19000余件，并以大量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铭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中山侯钺、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铜错金银龙凤方案、十五连盏灯、银首人俑灯、虎噬鹿器座、牛器座、犀牛器座、双翼铜神兽以及带有压划纹的磨光黑陶鼎、石制六博棋盘、鹰柱大盆，大量的玉龙、玉虎、玉人等，则以精巧的做工，独特的造型，反映了中山国手工业在铸造冶炼及工艺加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 27、马王堆汉墓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发掘了1号墓。1973至1974年初，发掘了2号、3号墓。1973年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 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骨质印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的封土，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28、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上，面积约36平方公里。在西汉时期，作为首都的长安城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汉朝之后又有数个王朝定都于此，隋朝初年迁都至大兴城后，

3

这里被废弃。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区的西北郊外。1961年，汉长安城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1年，兆伦铸钱遗址并入。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开始在渭河以南、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200年）命萧何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起修筑城墙。惠帝三年春（前192年），修筑达到高潮，先后征发了14万人筑墙，到五年秋（前190年）建成。汉武帝继位后，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在城南开太学，在城西扩充了秦朝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至此，经过近一百年的兴建，汉长安城的规模始告齐备。 29、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位于保定城西北21公里处满城县陵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宫殿。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0、汉阳陵

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 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 31、狮子山汉墓

狮子山汉墓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徐州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陵墓，它位于中国东部江苏省的徐州市三环路狮子山，四千余件兵马俑是汉墓的重要陪葬品，它发现于1984年，时隔十年后，发掘了主人墓——汉墓。汉墓位于徐州东郊狮子山南麓，凿石为室，穿山为藏，墓室嵌入山腹内深达百余米。 32、直百五铢

直百五铢是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汉献帝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后铸于成都。初铸钱大而厚重，后铸逐渐减重，最轻薄者，不足0.8克。面文篆书“直百五铢”四字，寄廓直读，即价值“一百枚五铢钱”。其时虽盛行董卓小钱及轻劣、剪边五铢等，然直百五铢仍属搜敛资财之虚值大钱。面、背有内外廓，多光背，常见水波、星号等纹饰；少数背铭篆书“为”字，以示铸地益州犍为郡，系方孔圆钱中最早之记地钱 记地钱，古钱币术语。背文铭记铸地简称之钱。自唐“会昌开元”背铸“京”、“洛”、“荆”、“越”等 22 地始，至宋“宣和通宝”背“陕”钱、明“洪武通宝”背“渐”、“豫”、“北平”等，这些都为记地钱。常背铸或背刻阴文和文饰，也有背铸阳文，如“为”，“工”，“王”，“十三”，“七”等字或四出文。 33、曹魏邺城

它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古邺城漳水之北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北邺城是建安九年(204)曹操封魏王后营建的国都，曹丕代汉移都洛阳后，以此为北都。后赵、东魏、北齐相继都邺，承光元年(577)北齐亡，此城衰落。南邺城为东魏元象元年(538)依北邺城南墙而建，毁于隋代。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筑的典范。全城强调中轴安排，王宫、街道整齐对称，结构严谨，分区明显，这种布局方式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特别是它对后来的长安、洛阳、北京城的兴建乃至日本的宫廷建筑，都有着很大借鉴和参考价值。 34、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35、买地券

买地券、镇墓文是东汉中後期出现的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买地券”最初只是作为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通常附有道教的制鬼符篆，券文刻写或笔写于砖、铁、铅板、石板等硬化的物品上，以便于墓中久存。主要内容是为死者买阴间宅地一处，要求幽冥各级官吏不要侵害死者灵魂，阴阳殊界，死者鬼魂也不要回到人间作祟，复连生者。 36、星云纹镜

古镜之一种。又称“百乳纹镜”，有的连称为“星云百乳镜”。主要盛行于西汉中期武、昭、宣帝时期。镜纽多连峰式，纽座外围及镜子边缘多饰一圈连弧纹，一般都为十六连弧。主纹用众多的乳纹所构成，多是圆锥形凸起，四周连成一圈。乳纹之

4

间，常用圆曲线相连接，状若星云，故名“星云纹镜”。乳钉数目不等，少者三枚，多者十几枚，因有五星式、六星式、多星式星云镜之名称。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星云系由蟠螭纹渐次演变而成，小乳钉系蟠螭骨节变幻，云纹则为蟠螭体之化身。星云纹镜，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出土，其中以河南、陕西和江苏发现较多。 37、走马楼简牍

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数量大约有10余万片，多达200余万字，这批简犊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上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至嘉禾六年(238)的年号。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字至40字。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券、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官刺等类。经初步统计，数量达10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是上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简牍是研究三国吴国社会经济历史的宝贵资料。 38、镇墓兽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怪兽；是为镇摄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朗，五代以后逐步消失。 39、前朝后寝

这是宫室（或称宫殿）自身的布局。大体上有前后两部分，一墙之隔，“前堂后室”，即“前朝后寝”。所谓“前朝”，即为帝王上朝治政、举行大典之处。所谓“后寝”，即帝王与后妃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在“前朝”中央靠墙处，设有御座，这是帝王上朝坐的地方；在“后寝”，则设有床具，供休憩之用。 40、工官

工官是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汉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县设置工官，诸侯王国也有工官。 41、尹湾汉简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尹湾汉简的主要内容：《集簿》木牍。所设项目近六十项，完整而成体系，都是当时朝廷必须掌握的情况，当属国家统计所设项目。五方面内容：机构、行政区划类；人员类，乡三老、孝弟、力田数；县、邑、侯国吏员数；户口类；土地类，提封田数量，侯国的邑居园田等；钱谷类。每个方面通常又分为若干项。 42、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简答题：

1、邺城考古发现及意义

东汉末年,魏王曹操营此城以为都城., 及魏文帝曹丕受禅移都洛阳,乃以其为北都。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朝代都先后定都于此。

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包括南北毗连的两个城址。北邺城大部在今漳河北，北临故漳河，传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南邺城在今漳河南，初营于东魏，毁于隋。由于漳河频繁泛滥和改道，北邺城遭严重破坏，地面遗迹残存甚少，南邺城则全为白砂所覆盖。

北邺城呈长方形，有七门：南面三、北面二、东西各一门。一条东西大道将全城分作南北两区。北区中部建宫城，宫城以东为贵族所居戚里及官署，以西为禁苑铜雀园，苑内置武库、马厩、仓库，西城垣中部偏北，以城垣为基础筑金虎、铜雀、冰井三台。南区大部分为居民里坊，只有少数官署，在全城中轴线的位置上辟南北干道,南通大城正南门,北达宫城。整个布局区划分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市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北邺城的建筑遗迹，只有位于城西垣上的金虎、 铜雀两座台基和城内8处不知名的夯土台基。

5

11、汉代五铢钱的变化 (1) 西汉五铢

汉武帝元狩四年冬（公元前119年），下令销毁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钱文“三铢”，实重2 -2.4克，直径1.8-2.2厘米。元狩五年，废除三铢钱，改铸五铢钱，面文“五铢”，重如其文，直径2.5厘米，标准重量3.5克。从此我国的货币进入五铢钱制的时代。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可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将铸钱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私铸，专令上林三官铸造标准五铢钱，又称上林五铢或上林三官钱。三林五铢直径2.5厘米，重3-4克，面无内郭，有的穿上有横郭，外郭稍宽。“五”字两笔曲交，“朱”头方折。

昭、宣时期，“五”字相交两划与横相接处略内敛，交笔弯曲，金头较小，呈双翼簇型，朱头方折，较金头为高，外郭较宽。至元帝以后，五字交笔弯曲更甚，与上下两横接处呈垂直状，金头较小，呈三角形。

西汉晚期，流通货币中出现剪轮或磨郭五铢，又称綖环钱，一般认为系剪凿而成。 (2) 东汉五铢

东汉建国之初，社会动荡，货币一度混乱。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下令统一货币，铸行五铢钱，世称东汉五铢。东汉五铢直径2.5厘米，重3.4-3.5克，面无内郭，外郭较窄，五字交笔缓曲，朱头圆折，中竖两头细，金头为硕大正三角形，四点较长。桓、灵时期铸有一种钱背有四出纹的五铢，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放射至外郭，又叫角钱。

12比较斗彩、五彩和粉彩的区别

1、粉彩：粉彩别名＂软彩＂因为在材料中加如玻璃白，能用中国画的的渲染技巧施彩，绘图时可以随意增减颜色的浓淡和层次，特点是色阶多，彩柔和，过度效果明显，立体感强，能体现物体的 深浅 阴阳 向背． 2、斗彩：斗彩别名＂青花填彩＂＂青花点彩＂．顾名思义，就是用青料在瓷胎上勾勒出文饰的轮廓线，烧成后用彩料填色．也有用青花做局部渲染．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想结合的一种彩瓷品种．

3、五彩：五彩可以分为青花五彩和纯釉上五彩两种．纯釉上五彩 很容易识别，最容易和斗彩混淆的就是青

论述题：

1、楚王陵墓之特征

（一）墓地的选择

楚王选择葬地，一般是各具一山，山头都不太高大，自为一体。在墓的前方，一定要有开阔的空地，远山近水，一览无余，独占一山，曰“占山为王”。墓门一定要向空地，其方向有面向南者：如狮子山墓、北洞山墓、驮篮山二墓、南洞山墓、

11

花五彩．青花五彩是在釉下用青花描画出所绘图案的蓝彩部分，罩釉烧成，而斗菜是以青花勾勒图案轮廓．

卧牛山墓。有面向西者：如小龟山墓、石桥汉墓；亦有墓门向东者，如楚王山刘交墓。皆人工凿岩成墓，精粗有别，一般早期较考究，四壁平整规范，如北洞山墓、驮篮山墓；晚期较粗犷，如小龟山墓。 （二）关于墓道甬道及封门

关于楚王陵墓的墓道，比较复杂，早期有斜坡墓道一般比较宽大，如楚王山刘交墓、驮篮山二墓，斜坡达20度，亦有前后宽度不同，又分前（外）宽后（内）窄；平底墓道，如北洞山墓、狮子山墓。中期墓一般为长方形小平底，如小龟山墓、石桥墓、南洞山墓；个别墓道前端稍宽，亦有墓道后端有一段为喇叭形，如南洞山墓。晚期的卧牛山墓墓道前宽后窄，底部有斜坡，但斜度较小，为15度左右。

甬道：早期较宽大，一般剖面约为2×2米左右，较短，如北洞山墓、驮篮山二墓、狮子山墓。中期墓的甬道一般较长，剖面约1.1×1.9米，有的长达近50米，如小龟山墓、石桥墓、南洞山墓。晚期甬道又变短，如卧牛山墓。

关于封门设备：各种门道封法也不一样，甬道门主要用塞石，塞石大小和制作光度依墓葬规格不同而异，一般长2.0～2.5米，个别长者达4.5米，宽厚在0.95～1米。早期甬道较宽，用４块塞石两两并列上下叠压封堵，个别塞石上下有榫（如北洞山墓）。塞石数量，依甬道长短而定，如北洞山用３组，狮子山用４组，驮篮山亦用３组。个别墓室也用塞石，如北洞山的主墓室（棺室）在过道上（短甬道）也用一组塞石。这些塞石内或外往往还有一道木质门，一般为双扇，留有门枢窝和封门器槽；封门器有铜质（北洞山墓）或铁质（狮子山墓），形制也不同。早期墓的各室，视其情况，有的也备有木门，如狮子山墓、驮篮山墓；个别墓在后墓道，两侧凿有耳室，也用较小的塞石填实，如北洞山墓道后段，还用较小塞石封堵，耳室则用长宽各约1米的石板封堵，这些石板厚薄不均，一般下边厚，上部薄，当为操作方便所致，如狮子山内墓道的３间耳室即用此封法，同时在封门内又用木质门封死，个别墓在墓道两侧凿有石龛，其封门方法用特制石板竖立封死。中期墓的封法大体同早期，唯甬道窄而且用两块塞石上下叠压封死，这种墓往往全甬道填满塞石，如小龟山男性墓用了１３组塞石，这种塞石往往在甬道底部凿有石槽以增加封门之牢固性（小龟山二墓）。有的墓在塞石上有编号，记塞石尺幅和在墓中的位置，如狮子山墓甬道塞石。塞石的制作工艺有粗有精，一般早期较精，棱角规整，六面磨光。以驮篮山墓塞石最精，六面光洁，可以鉴人；北洞山墓、狮子山墓次之，中晚期墓塞石较粗约，打制出六面，凿痕清晰，不加打磨，以石桥M2最典型。 （三）关于耳室的配制

耳室的设置系根据各墓的具体情况而定，有多有少。有的在墓道两侧，如北洞山墓在后墓道两侧各有１间耳室，楚王山刘交墓在墓道上有４间耳室，两两相对，狮子山墓在内墓道两侧相对３间耳室，但各墓墓道上不造耳室；有的墓在甬道上凿制耳室，如小龟山二墓、石桥墓、南洞山墓；有的墓没有耳室，如石桥墓M2、卧牛山墓。耳室的功能亦不尽相同，北洞山墓因被盗而墓室空空，功能难定。狮子山内墓道３间耳室，从出土文物论定，西侧南端一室（W1）为“御府”库，放置大量铜容器、铜铁兵器、漆耳杯、玉酒器等武器和生活器皿等，各式器物达２００余件；西侧北端一室（W2）主要放置铜、银容器及鱼、兽骨及谷物（炭化）等，似为贮藏室；东侧一室（E1）有两道门，从出土的陶器、盆、铁釜、铜勺、铜甑、铜釜等物，应为庖厨间。小龟山汉墓的耳室似为车马间，在男性墓内清理出陶俑、陶马和车等明器。 另在北洞山墓墓道中段两侧有７个石龛，龛内放置彩绘陶俑222件，这些俑皆为武士、武官形象，看来这是为了卫戍该墓而特设的仪卫俑。 （四）关于墓室的配制

墓室是墓葬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主室（棺室）、横堂、侧室、沐浴室、厕间及排水设施等。主室在早期墓中多在墓之后端，为长方形，因系放置棺椁之地，一般都很讲究，造型规范，四壁平整，如北洞山墓、驮蓝山二墓。楚王山墓还用特制石料四壁砌筑，顶用特制券石起券，异常宏伟。但是，狮子山墓主棺椁陈置于横堂东侧之棺床上，这可能是因为该墓尚未建成而墓主突然故去的应急措施所致。中期墓显得比较复杂，多系在中心部位的一间大室内再建木结构瓦顶棺房，如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小龟山二墓、石桥墓、南洞山墓等。后期墓比较简约，把棺椁置于后室即可。关于其他室的功能，因被盗诸原因，不能论述准确，仅就个别墓室，依据清理情况和各室现存设施，简述如下：狮子山楚王墓之E2，清理时发现有诸多铜钱遗迹，该墓盗洞又出有完整钱17．６万余枚，故论定此为钱库；该墓之E4，清出有女性所用之物及女性牙齿等，该墓又有专门之封门设备，故为女性陪葬墓；而W3和W4分别集中出土铜镜、铜印、铜镞、铜带钩、铁甲、铁盔等，故认为为储藏室；该墓的后室，出土整套石磬、琴钮之类乐器附件，似为乐舞厅。北洞山墓之西侧室，因塞石封堵较严，未被盗扰，在其室内清理出金带钩、金耳饰、玉衣片、透雕玉饰及铜带钩等，亦应为储藏室；在出土文物中有“武库”铜印章及铜弩机、铜镞等兵器，说明在墓室中当为“武库”的设置。中期的小龟山M1甬道上，有一套间（XIV、XV）与该耳室（XⅢ）相对应，从出土的陶俑、陶马、陶盆及铜弩机、铁衔镳等及井等设施看，该室的功能应为车马间。在早期墓中还有沐浴间（驮篮山二墓）和厕间（北洞山墓内有２间、驮篮山墓各有１间）。中期墓的厕所不大明确，如小龟山墓之第X室，石桥M1主墓东端北边的小室也应为厕所。在楚王陵墓中多有水井设置，这些水井的位置各有不同，早期的狮子山墓在包厨间中，中期的小龟山墓有两眼水井，其一位于男性墓的XIV室的马厩中，另一眼位于XI、XⅡ两室壁中间；晚期卧牛山墓的水井位于后侧室南壁下。关于墓内的排水设施，不分早期晚期皆有，唯狮子山墓因尚未按原计划建成而没有外，其他各墓都有，排水方向，依各墓具体情况而异，有的把水排在裂隙处，有的排向墓道。 （五）关于封土

12

一般来讲，西汉的帝陵、王陵皆有封土，楚王陵墓亦不例外。但是，有的墓经过２０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水土流失，有的尚存，如楚王山墓、北洞山墓；有的已不存在了，如小龟山墓、驮篮山墓、石桥墓等。封土质地一般是从山下运上去的褐色土，以夯实，夯层一般在20～35厘米，个别封土周围还用特制石条镶砌，加以保护，如楚王山刘交墓。

（六）关于陵园及其他设施

西汉帝陵皆有陵园，且规模庞大。按照制度，王陵也应有陵园，因徐州历史上多次黄河泛滥，造成平地有3～5米淤积，加之地貌变化，陵园已不复存。但在楚王陵周围，仍可见一些遗迹，如在狮子山西的砖瓦厂采土场内，可见到不少西汉瓦片，在我们找墓时新挖的几条探沟中，也都见到瓦砾遗物。同时，在狮子山西坡上，发现二节陶质排水管，是为墓垣上的排水设施，从这些遗物和遗迹，说明狮子山墓当年有相当规模的陵园建筑。

墓是葬埋死人的设施。个别墓不仅有墓葬设施，而且还附有衙属部分，如北洞山墓在墓道中段东侧，建造有一整套类似地面建筑的衙属，功能齐备，有大小达１１间之多，计有武库、乐舞厅、更衣室、仓房，地下贮藏室（凌阴）、厨房、水井、柴房、厕所等。

个别墓葬还专门陪葬有兵马俑等卫戍部队。如狮子山楚王墓，在其西、北部都发现有兵马俑坑，西侧有６条坑，包括步兵、骑兵、车兵和警卫俑等兵种，数量多达4000余件。同时，在陵园内也发现多处零星兵俑坑和一处车坑，车坑中葬有３辆漆质模型车和３个立式陶俑，当为御手或车士。 （七）关于陪葬墓

近臣及亲属陪葬古已有之，西汉亦不例外。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长陵就有萧何、曹参、张耳、张良、周勃、戚夫人等陪葬；惠帝安陵有鲁元公主、陈平、张苍、爱盎、杨雄等陪葬。帝陵如此，王陵也多依规行之。楚元王墓目前可见有４座陪葬墓，《水经注》记载“??经十余坟”。北洞山墓北面的后柚山上，清理了近１０座陪葬墓。在狮子山墓附近的绣球山上，1987年也清理出２座陪葬墓。小龟山墓也发掘过陪葬，那是1972年发掘小龟山一号墓，从出土器物铭文可知为“翁主”墓。 值得一提的是狮子山墓中的３座陪葬墓，其一曰“食官监”墓，位于内外墓道相接处之外墓道东壁下，墓主为男性，年龄在40岁左右，随葬品颇丰厚，计有5件铜鼎、4块玉璧、两件玉璜、4把铁剑、两件铜镜、1套制作精美的玉枕、1方铜质“官监印”和1方无字玉印及大量铜钱、陶器和陶俑等；其二为E4内，因被盗清理出牙齿及玉舞人、玉鼻塞、玉珩等文物，经鉴定，为一30岁左右的女性；其三为E5内，该室盗扰惨重，但从墓室的结构和与E4封门设备相同来看，亦应为一女性陪葬墓。究其原因，可作以下推论：狮子山楚墓的时代，发掘简报认为第二或第三代楚王。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为刘交之子，官居“宗正”，在位四年薨，墓陪葬二女一男似难理解，若为第三代楚王，该王参于“七国之乱”，战败自杀，死的突然，墓未建成即行葬入在自杀前，把自己心爱的妃子先行杀掉与自己葬在一起，亦为不可；楚王战败自杀，二女子痴情殉葬自杀也有可能；食官监是楚王的亲信，楚王自杀，作为楚王属下，生时关系密切，楚王死了，甘愿殉葬而自杀也是可能的。

（八）关于殉葬器物

汉人行厚葬。不仅有建筑宏伟的墓室，而且有品类齐全的各式器物。这些器物就质地讲可以包览金银铜铁铅、陶石玉骨漆。就功能来讲，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生活和科学技术等，无所不包。但是，因这些墓葬被盗严重，为研究设置了障碍。从这些残墓中清理出土的器物来看，有楚王的葬服金缕玉衣，有装裹华丽的漆玉棺椁及玉枕等，楚王配带的主要有玉璧、玉璜、玉冲牙；有楚王的娱乐器件石磬等；有楚王生前穿戴和使用的铁质盔甲和铜铁剑戟铍矛等；有生活所用的铜鼎、锺、壶、匜、舫、鉴、镜；有楚王饮酒的酒器玉卮、玉杯、玉耳杯及玻璃杯等；有为楚王做饭所用的灶具甑、釜；有为楚王陪葬的食品鱼、鸡、牛排、狗、猪、羊等；更有为保卫楚王而特设的军队及墓内存放的玉豹、铜豹、玉兽等；还有楚王的侍从男女陶俑等；更有反映楚王权力的印章和封泥等。 综上所述，西汉楚王陵墓的建造方法可以概括为：

1． 选址：皆选用石灰岩山头，因楚元王选址在楚王山北坡之小山包上，其子孙皆不得超之，所以后代多选用独立存在的小山头上。

2. 定位：墓向有向南、向西和向东，独无向北者，但墓前一定要有一望无限的开阔地带，不得有他物挡其视线；同时墓道一般开在山坡上或靠近底部，墓道和甬道要与山体石头纹理走向有夹角，并不得小于45度，这样最安全。 3. 墓道：在山下部或山腰，呈长条形或呈前宽后窄箕形有平底和斜坡底两种。 4. 甬道：沿墓道前端向里延伸，一般早期宽而短，中期窄而长，晚期窄且短。

5. 墓室：一般在墓道或甬道上有一或两个耳室，墓有前中后及侧室等。一般来讲，早期墓建造考究，主要布局在中轴线上或两侧，厕所比较明显；中期墓比较粗犷，墓室结构比较复杂；且主要室内另设木结构棺房。晚期墓则比较简约，只有前、后室和侧室；个别墓室还附有“衙属”，结构复杂，门类齐全，造型考究。 6. 陵园及其他：一般墓都有陵园设施，个别墓还有陪葬墓或兵马俑坑等。

2、西汉诸侯王墓的形制与楚王岩洞墓的建造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调查和发掘了数十座西汉诸侯王墓，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风俗和习惯存在较大差异，

13

因此西汉诸侯王墓的建筑形制亦不一致，总的来说可分为竖穴木椁墓和岩洞墓两大类，同时每个大类中又有一些不同的形制。其中，竖穴木椁墓多建造在平原地区或丘陵之上，如北京的广阳王墓、长江流域的湖南长沙王墓、安徽六安王墓和江苏扬州的广陵王墓和泗水王墓等。此类墓葬又可分为普通椁室和“黄肠题凑”两种形式，如北京大葆台的广阳顷王刘建墓和扬州高邮神居山的广陵厉王刘胥墓，均为“黄肠题凑”式的大型木椁墓。岩洞墓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发展史上的一支绚丽奇葩，其“因山为陵，凿石成室”，整座陵墓直接开凿在山体之中，此类墓葬在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国中曾盛行一时，主要分布在冀西、豫东、鲁南和苏北的丘陵地区，著名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山东曲阜的鲁王墓群、河南永城的梁王墓群和江苏徐州地区的楚王墓群，即是岩洞墓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处于两类之间者，如山东长清济北王墓即兼具岩洞墓和木椁墓的特征。西汉诸侯王墓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地域特征和相对独立的墓葬体系，从而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汉墓建筑艺术。 徐州地区是我国汉代岩洞墓葬的重要起源与集粹地，这种墓葬形制曾在西汉楚王国中广泛盛行，是楚国高级贵族的一种特有葬制，其中楚王为横穴式岩洞墓、楚国贵族为竖穴式岩洞墓。从时间上来看，楚元王刘交的陵墓在建造上至少要早于文帝霸陵23年，且文帝尊崇楚元王，他之所以提倡岩洞墓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其叔父刘交的影响。岩洞墓之所以在西汉楚王国中最先兴起并大量存在，是与徐州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葬俗习惯以及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分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徐州地处山东丘陵向南延伸带上，楚都彭城周围群山环抱，多山少土的地理条件为岩洞墓建造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二是徐州一带很久以来即有人在山中建墓的习俗，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桓魋就曾在徐州开凿石椁墓，从而为西汉楚王大型岩洞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汉初提倡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等文化思想观念和政治因素。四是铁质工具的普遍使用和炒钢技的出现，对西汉时期岩洞墓的建造和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经金相分析表明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凿墓铁凿即为炒钢。

3、西汉楚王陵墓的分期与时代特征 徐州楚王墓群上起汉初下迄新莽，是我国西汉诸侯王岩洞墓中发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存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徐州地区的西汉楚王墓虽同属岩洞墓，但每座墓的形制结构又无一雷同而各具特色。这些楚王墓在各个时期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规模上，又与王国的兴衰命运和楚王在位年限的长短等因素息息相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早、中、晚三期较为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现就西汉楚王岩洞墓的分期和时代特征作以概述。 早期为汉初至文、景帝时期，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同茔异冢”即楚王与王后墓分葬于同一陵园的两座山体之中；墓葬形制为中轴线式的前堂、后室结构，墓门外部建筑宏伟，墓道长而宽敞，甬道宽而较短，其墓门外部建筑具有明显的逐步内收迹象。这一时期楚王墓的又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文帝之前，以楚王山为代表，此时的楚王岩洞墓尚处于萌芽阶段，保留有大量竖穴土坑墓特点，其主体墓室为在竖穴岩坑内用石条垒筑成室，墓顶夯筑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堆。第二阶段为文、景帝时期，此时楚王墓已摆脱了竖穴墓的影响，形成了西汉楚王墓特有的横穴式岩洞墓葬形制。墓葬结构基本呈中轴线布局，但并不完善；墓门外部建筑庞大而复杂，墓道两侧建附属的墓室或耳室，前端外部结构仍有用石条垒筑的现象，此后即全部改成在山岩中直接开凿；长而宽敞的墓道分为前后３段，其外宽内窄，逐段向内收缩；墓门2米见方，墓门后的甬道内由4组呈“田”字形的塞石封堵；墓内主体建筑相对较为简单，基本为前堂后室结构，墓门至前堂的甬道内，侧室较少或不完善，这一阶段的墓葬有北洞山楚王墓和狮子山楚王陵。第三阶段为景帝至武帝前期，以驮篮山楚王墓为代表，此时王与后的墓葬开始靠拢，分建在同一座山体的两峰，墓葬中轴线对称布局十分强列，陵墓的外部结构开始简化，墓道变成长而宽敞单重斜坡式，墓门外已不见耳室等附属建筑，但墓内建筑结构却变的庞大而复杂，表现为甬道内的侧室增加，前堂周围出现许多生活化的附属房间。 中期为武帝至西汉晚期。由于武帝时汉朝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的楚王岩洞墓葬在布局和形制结构上均发生了重大演变。首先表现为“同冢异穴”，即楚王与王后的陵墓建在同一座山体下，而分凿出两个靠近的墓室，两墓之间一般有◎门相通。其次是陵墓的建筑规模逐渐变小，墓葬为非轴线式布局，其外部结构较为简单，墓道单重，短而窄，末端呈喇叭口式内收，墓门宽1米比前期缩小了近一半，甬道变得十分狭长，而墓内空间增大，墓室一般以大厅为中心呈不对称的错落式分布，宽敞的墓室中部出现了特有的擎天石柱筑结构。武帝时期的楚王墓尚有一定的规模，但随着王国权势和国力的逐步减弱，至西汉晚期建造规模日益缩小，特别是王后陵墓已十分微小，完全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此期楚王墓有小龟山、东洞山和南洞山楚王墓。

晚期楚王墓为西汉末期，以卧牛山汉墓为代表。随着西汉晚期楚王国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萎缩，此时的楚王岩洞墓已走向衰落，其墓葬形制基本沿袭了中期楚王岩洞墓的一些特征，但与之相比规模更小，墓道外部入口处仅宽2米，整条墓道完全为外宽内窄的嗽叭口状，墓室的数量、功能与结构也更为简单，仅有一主、一侧两间墓室和一耳室。此时仅见楚王而不见王后墓，说明至西汉末期时王后可能已合葬为一座陵墓。

4、试述汉楚王墓群。

14

汉楚王墓群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1996年11月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 楚王山汉楚王墓群；

狮子山汉楚王墓及陪葬兵马俑坑； 北洞山汉楚王墓； 小龟山汉楚王墓； 驮篮山汉楚王墓； 东洞山汉楚王墓； 南洞山汉楚王墓； 卧牛山汉楚王墓。

2006年5月，徐州汉代采石场遗址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归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楚王墓群 4-1楚王山汉楚王墓群：

楚王山位于徐州市西十公里的铜山县大彭镇境内，山体东西走向，主峰高195.1米。墓群位于北坡，现存 楚元王陵五座汉墓。1号墓是主墓，位于山体向北伸延的山头上，山头高70米，其上有褐色夯筑封土，高约10米，上方下圆，周长约200米。在封土东约30米的坡上，可见墓口。在其东有用碎石堆成的斜坡，长约百米，直至山下，这些碎石，显系造墓时凿岩的废弃物。封土南30米处的山头与主体连接处，人工凿制出一条东西长60余米，宽约5米，深4米的沟，似为防止主峰洪水下泻冲刷墓葬封土而特建的排水沟；2号墓位于1号墓山脚下，为一东西长135米，南北宽约60米，高约20米的封土堆，似为1号墓的陪葬墓；3号墓位于2号墓东125米亦为陪葬墓，为覆斗状，底园上方、底部直径约为60米，顶部20米见方，高12米。墓之东半部，被村民采土削去约五分之一。夯层明显，层厚10-20厘米；4号墓位于3号墓东约200米，呈覆斗状，底部每边长约60米，高13米，顶部每边长17米，原为斜坡，后呈四级坡阶；5号墓位于4号墓西北角，封土较小，其形亦呈覆斗状，高不足4米，每边长22米，也应是一座陪葬墓。《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北征记》载：“彭城西二十里有山，山阴有楚元王墓”。郦道元《水经注》“获水又东经同孝山（即楚王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实为上方下圆），垒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步许，经十余坟，悉结石也”。“《铜山县志》也记载了这一问题：“楚元王墓上圆下方（实为下圆上方），垒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步许。另有古墓数十处，皆垒以巨石，相传为刘交子孙墓。”北朝宋传亮《修楚王墓陵》记述当时还在陵侧住有五户守陵人家，经常洒扫陵墓，依时祭奠。看来在北朝时期，楚元王陵的规模还相当可观，不仅有十余（几十座）墓，而且墓侧住有保护陵墓的人家，并依时祭墓，墓的周围用特制的石块砌筑，十分壮观。今天昔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硕大的封土堆经过两千年的水土流失，没有了当年的气势，墓周砌筑的巨石，已为村民拉去铺路建桥，坟堆上长满了荒草和荆条。1997年元月一群盗墓贼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两次盗掘了楚元王墓，不少文物被他们盗走。为了解墓内盗掘情况，徐州博物馆副馆长梁勇同志曾顺着盗洞进入墓内探查。绘制了示意图发表于2001《文物》第十期上。若梁勇绘图准确，该墓既具有竖穴墓的特征又具备岩洞墓的特点，很可能开了岩洞墓的先河。目前这里已成立了文物保护机构，对这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 4-2狮子山汉楚王墓及陪葬兵马俑坑：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是徐州汉兵马俑的主人墓。它的发现是在发掘兵马俑之后，我经过６年的不懈努力， 狮子山楚王陵（雄）于1991年7月12日找到的。１９94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颁发发掘证照，当年12月动工发掘，次年３月底基本结束。由我和邹厚本同志任领队。该墓位于兵马俑馆东400米的狮子山主峰南坡，凿石成墓，早年被盗，有３间耳室和１座陪葬墓未被盗墓者发现，保存下来一些重要文物。该墓由墓道、天井、内墓道、甬道、耳室、侧室、棺室及陪葬墓等部分组成，总长117米，宽13.2米，面积850多平方，凿石量达5100多立方米。是历年来在徐州所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实的墓。但该墓尚未按原设计要求建成，室内有许多地方遗留下诸多待完成的痕迹。

墓道分内外两部分，外墓道又分前后两段，前段长29米，宽9米，未建成，其上残石林立，为了下葬方便，在残石上用夯土做成斜坡道。后段长20米，宽3.45米，平底，深达14至10米，两壁平直，裂隙处用特制石料砌补；内墓道位于后端，北接墓门，长19米，宽2.05米，深5.20米，其上为天井，天井长18.6米，宽13.2米，深11～8.5米，四壁平整，裂隙部分用特制石块填补。内墓道两侧有三间耳室，西侧两间，东侧一间为E1，有二门。内外墓道相接处的外墓道北侧，有一陪葬墓，未被盗，从出土铜印得知，其主人为食官监，他陪葬有五鼎、四璧、二璜、四把铁剑，一套玉枕，两面铜镜及陶器，陶俑等，一堆铜钱位于足头。三间耳室，功能分明，东侧耳室为厨间，出有大量炊具及陶瓮等，并有下邳、兰陵、符离、萧邑的封泥，说明这些东西多系这些属具贡奉的。内墓道西侧W1为御府库，出土文物特别丰富，门内有玉豹守门，室内存放的铜兵器有剑、戈、戟、矛、铍；铁兵器有剑、矛等；铜容器有舫、锺、鼎、匜、盆、勺等；玉器主要为酒器卮，耳杯、高足杯及玉蝉、玉环等；漆器多腐烂，计有耳杯，圆奁上的银、铜扣件等，同时还有“彭城丞印”、“太仓之印”、“内史之印”等封泥。如两捆铁剑上放置“楚中尉印”封泥。W2为储藏室，计有铜鉴、壶、锺、灯、银娟、银盆、银鉴等。还有一对铜豹放置在室中央，这些器物也多为贡品。

该墓甬道内的各室被盗，盗者从墓门入墓。墓之封门塞石被拖出四块，在盗洞及墓门被拉出的塞石上散存着各种文物，

15

有铜钱，玉器及铜器残件，铜印章等，金缕玉衣被拖出室外，在塞石上把金缕抽走，玉片被弃置于塞石上或塞石夹缝中，现存玉片4000多件，个别玉片上尚存有金丝，玉璜、玉璧散落各处，一片狼藉。墓门与甬道高宽相同，高1.96米，宽1.95米，用16块塞石并排叠压封堵，每组4块，共4组，计16块，总长10.5米，把这段甬道封堵的严严实实。甬道总长39.36米，甬道上凿出六间侧室和两间储藏室，东侧四室从南至北为E2-E5，从盗后残迹看，E2为钱库；E3未凿成，E4为一陪葬墓，在此室清理出女性牙齿及玉舞人、玉璜等遗物，该室除木门外，又用空心砖封堵；E5亦为陪葬墓，盗掘惨重，只清理出少量陶片封门方法同E4；甬道西二室，南为W3，清理出铜镜残件，铁甲片、铜镜、铜弩机等，北边为W4，主要出有铜印、铜带钩和一对玉龙等。看来此为印库，甬道北端接横室，因西东不在一个平面上，暂把东侧编为E6室，室底比西室高25厘米，该室较宽大，东西长4.58米，南北宽3.40米，高1.97米，该室遗物不多，主要有玉鼻塞、玉璜及死者遗骨，计有头骨，骶骨、肋骨、骰骨等，从迹象看，原来棺椁就放在这里，西半部为W5，长5.4米，宽3.24～3.44米，高2.2米，该室遗物异常丰富，主要有玉璜、玉璧、成组漆玉棺所镶玉片图案及玉件，玉龙、墓主人骨骼等，从E6和W5至后室、有一个过道，长4.25米，宽2.07米，高1.84米，过道底部南低北高，呈斜坡势，后室东西长7.98米，南北宽3.37米，高1.87米，出土文物以乐器为主，有石磬、琴瑟钮，玉管，铁甲衣片及铜镞等。

该墓建造，巍伟壮观，但并未按原计划建成，从现存情况看，到处残留未完成残迹，排水设备也未来得及开凿。此墓的主人死的突然，属于草草埋藏。 4-3北洞山汉墓：

北洞山汉墓位于徐州市北十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北岸、津浦铁路西侧的铜山县茅村镇洞山村。因该村位于 北洞山汉墓（精）徐州市北，俗称北洞山。村中有三座山头，东南一山称桓山，山中有一石室墓，早年遭盗，墓道两壁上有不少后人题记，传为宋大夫司马桓魋墓。实为一汉墓。村中部的另一山头，其上封土成峰，土呈棕褐色，人工夯筑，夹杂有绳纹、弦纹灰陶片及较多的绳纹瓦片。封土高度约20米，范围直经约百米。封土多为村民取走他用。1954年5月，村民取土时发现该墓。从墓内取出桥形铜印两方，印文为“楚宫司丞”、“虹之左尉”；青玉璧两块，铁剑两把，陶女俑七件及许多铜钱。1980年夏季，村民在封土南约10米处挖取石料，再入其墓，取出各种陶俑30余件，还有石磬、井栏等。俑身施有黑、白、红、绿、黄、赭等彩，制作工艺水平颇高。1986年9月至12月，徐州博物馆会同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队对该墓进行发掘。该墓凿山为室，因山而葬，依山为陵，坐北朝南，由墓道、主体墓室和附属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南端，由前后两墓道组成，前道宽约5.8米，后道宽约3.5米，后道两侧壁凿出七个小龛，东四个，西三个，龛平顶，每龛约1平方米，每龛置彩绘陶俑30件左右；主体墓室位于墓道北端，由墓道、耳室、大门、侧室、甬道、横室、主室甬道、主室及厕所等部分组成，为石灰岩山体中凿石造室，总长21.5米，最宽处达15米，是该墓的主要部分，凿造工艺异常考究，各室裂隙部分用特制料石镶砌，四壁平整，部分抛光，同时用灰砂抹平，涂以青灰色涂料，再用朱红刷涂，整个墓室红彤彤，华丽壮观。各室顶比较复杂，既有平顶，又有两面坡顶，还有四面坡顶；甬道、墓道皆用特制塞石封填，此墓塞石为特别加工，两两相对，榫卯扣合，非常坚固；甬道部分用十二块分三组封填，棺室门道也用四块塞石两两并列上下相叠，墓道北端亦填以塞石，但石块小不统一，明显有些简略。附属建筑部分位于墓道北端的东侧，在墓道北端有通道，该部分地平比主体部分降低约3米，有阶梯相通，由十一个室构成，其功能分别为舞厅、更衣室、库房、仓房、厨房、柴房、厕所等，长24米，宽16米。为凿石成穴，砌石为室，每室壁砌石九层，石料厚薄不均，室顶用条石人字形排成两坡顶，其上复以土，顶部石面部分有朱书题字，主要为石材编号和尺幅，这些石室，形状相似，宽窄大小有别，最大室长15米，宽3米余，面积达64.6平方米。在厨房中设有灶具，厕所中有蹲坑，贮藏室中有谷物碳化痕迹，有方形水井，上有复斗式井台。整个附属建筑，工艺有些粗糙，全部用毛茬石头，未做抛磨处理。厕间与库房等部位，用特制陶制空心砖相隔。

从发掘现场观察，该墓曾多次被盗。但仍有甬道西侧室和墓道两侧七个石龛未被盗墓者发现，保留下222件彩绘陶俑和金带钩等重要文物。其他部位虽被盗扰，仍清理出彩绘陶俑、陶容器、铜弩机，铜箭头、铜铺首，铜质封门器、金带钩、玉剑饰、玉兽、玉剑格、玉珌、玉璧、玉璏、玉觹，鳞形玉衣片、玉环、石磬、铜印，玻璃杯及铜钱等各式文物600余件，特别是铜印、“半两”铜钱和鳞状玉衣片等，有些填补了汉墓发掘的空白，对考证该墓年代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该墓的附属部分，是以往汉墓中未见过的。据“发掘报告”考证，墓主为第五代楚王安王刘道。

2004年11月9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发表了葛明宇、孙凤娟二同志的文章，指明该墓墓主不是第五代楚王刘道，而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我认为该报告把其墓年代订在第五代似靠后了，定在二、三代较合适。其因有：1.其墓出土文物与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墓出土文物比较差异太大。2.其墓葬形制也是从第五代到第六代也是跳跃式，不应差别那么大。3.该墓出土钱币2/3以上为早期钱也不合理，应为时代越晚早期钱越少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4.第五代墓已到了武帝元狩之后，由于武帝推恩令已实施，王国势力弱小，难与皇室抗衡，五代楚王刘道怎么可能用属于东海和彭城的官印陪葬呢？疑点很多现列举这四点供方家研考。

在墓北约百米处，另有一山，叫后楼山，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该山上发掘出十余座竖穴石室墓，这些墓多在一侧或一端凿有洞室，出土器物也较丰富，计有玉璧、玉璜、玉枕、玉覆面及一些铜器、陶器等。显然这些是北洞山楚王墓的陪葬墓。 关于“司马桓魋墓”，有人考证为北洞山楚王墓的王后墓。

16

4-4小龟山汉楚王墓：

龟山位于徐州市西北９公里处，为一高约40米的石灰岩山包，因其形似龟故名。现位于徐州市九里区拾 龟山汉墓（奇）屯镇境内。

1972年6月，南京博物院曾在龟山西麓发掘过一座西汉竖穴洞室墓（未被盗掘），出土一些铜器、陶质金饼等重要文物，个别铜器上有“文后家官”，“丙长翁主”铭文，似为陪葬的翁主墓。该墓编为龟山一号墓。1980年在其墓南侧又发现了一座岩洞墓，编号为龟山二号墓，该墓实为两座并列的夫妇墓，由南京博物院和铜山县文化馆于1981年11月和1982年11月分两期进行发掘。该墓早年被盗，盗掘惨重。1990年春天，龟山两村民从北墓道进入，对未清理的南甬道后端一组（第１３组）塞石进行拨弄，把其上边一块砸坏，进入甬道，发现南甬道中的三间耳室。这三个耳室，由徐州博物馆进行清理。1992年夏天，铜山县文化局又对南墓道、甬道进行清理，拉出塞石１３组等26块。至此，该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该墓由墓道、甬道、耳室、侧室、前堂、棺室等部分组成。为同茔异穴夫妇合葬墓，因中有壼门相通，故报告将其视为一个墓。通观全墓可知，南侧墓为主墓，即楚王墓，北侧为副墓，即王后墓。楚王墓由墓道、甬道、塞石及V1—XV号墓室组成。王后墓亦由墓道、甬道、塞石及I—V号墓室组成。为便于介绍，特以龟山二（男）号墓和龟山二（女）号墓（以下简称“男墓”、“女墓”）分别介绍：

男墓：墓道位于西端，露天，分前后两段。前段未发掘到头，宽4米，后面呈梯形，东接甬道，与墓门同宽，西接墓道前端。因山坡关系，前端距地表深度2.4米，后面最深达7米，露天部分以夯土填实，夯层0.7米，层间夹有碎石层。 甬道位于墓道东端，直接墓道，甬道口也是墓门，高1.78米，宽1.06米，全长51.2米。甬道中有三间耳室，南侧一室（XⅢ），出土陶俑3件，陶马４件，还有铜质马衔镳、铁环，铁钩形器等。该室门直对XTV室，XTV把甬道截为两段。该室距墓门28米，东壁距IX室23.2米，室东西长4.8米，南北宽4.64米，顶高2.55米，为四角攒尖顶。东北角有一方形水池，池面有一方形石块，在西壁处有一陶盆和一件陶俑。该室西壁向北通一门，入XV室，XV室南北长7.9米，东西宽4.4米，顶高2.4米，壁高1.85米，呈长方盝顶，中间有一立柱，室内放置陶俑一件，陶马六件，及铁衔镳、铜弩机、铁钩形器等。甬道封以塞石，每组上下两块，十三组，共26块。塞石长方体，长1.65～2.48米不等，2.3米者居多，宽约1米，高约0.9米，制作较粗糙，不太光滑。塞石的两端多有刻铭或书铭。特别是第一组上层塞石前端上雕刻一篇文字为墓主遗训，内容曰墓主葬制简约皆葬瓦器，请“盗墓”者不要盗掘该墓。该墓除甬道三间耳室外，还有主室、侧室、厕所、厨房等七间及水井。其中有两间较大室，中间皆有擎天柱，最大的墓室（VⅡ室），面积达60多平方米。

女墓：位于北侧，墓道、甬道基本同男墓，唯只有一间耳室，塞石也少两组，两墓道相距约20米。女墓除甬道上一间耳室外，另有４间主室、侧室、厨房等。从现存情况看，两墓之间壼门（通道）是由女墓凿入男墓，从而可知，男性先葬，女性后死。从该墓出土之银质龟钮“刘注”印看，该墓为第六代楚王刘注，死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5年），刘注在位１４年。刘注夫妇墓建造独特，墓道较小，有长而窄的甬道，墓室结构复杂，但各室凿造粗约，凿痕粗壮明显，部分室顶呈拱形，在女墓的室顶专凿制出不规则“圆形”体，似为天空中的星辰，但很不规范，其性质尚待考定。该二墓各室及甬道，墓道有系统的排水设施，且粗而整齐。

该墓部分室较宽大，清理出许多瓦片，似在室中又建有木结构的建筑，这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相类。因该墓多次被盗，出土文物不丰富，计有各式陶俑、陶制麟趾金、铜矛、五铢铜钱等。特别是“刘注”银印的出土，使该墓有了归属，对研究西汉王墓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该墓还出有一些枣、梅、杏、酸枣的果核，对研究西汉中期殉葬制度和当时水果的种植有一定价值。 4-5驮篮山汉楚王墓：

该墓位于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的王庄村村东侧驮篮山上。该山有东西两个山头，在山的南坡开造了两座墓，西侧为一号墓，东侧为二号墓。该二墓于1987年由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根据群众反映调查发现。1989年10月至1990年4月由徐州博物馆考古队进行发掘。两墓凿山而葬，规模宏伟壮观，结构奇特，工艺卓越。经发掘者考证，两墓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夫妇墓地。

一号墓由墓道、甬道及13个墓室构成，室内建筑面积200多平方米。墓道长达30米，宽约5米，为在山坡上凿制而成，呈北低南高斜坡状，倾斜夹角20度，墓道内填红褐色夯土，杂有不规则自然巨石。一号墓墓道上部多被采石破坏。前段石质欠佳，尚留一段可见原貌。墓道与墓门相接处，有一长7.2米的平面，与墓道同宽。在此平面上，有一与墓门等宽，长3.2米的斜底坑，北端最深处距平面72厘米。甬道自墓门至横堂，长16.6米，宽2米，高2米，填塞石五组，共20块，塞石每块长约3米，宽、厚各约1米，每块重约10吨，墓室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总长28米，最大的室为横堂，长9.47米，宽3.7米，高3米余，主室位于横堂北直对甬道部分向北伸入，在甬道上凿出三对侧室，两两相对，前部两对为正方形，稍后一对为长方形，横堂西壁北端向西凿一小甬道，在其西端南北各有一室，南室为厕所，北室为沐浴室，厕间设施考究，由特制青石构件组装而成，由蹲坑、踏脚板、靠背、右栏及握手、地下排水系统等部分组成，科学合理而实用；沐浴室，在西南角门侧用磨光石条砌出方形抹角浅浴池，整洁大方。另在横堂东侧后壁向北再向东凿制同西侧之厕间、沐浴间相同的二室；另在横堂北壁主室西侧向北凿制出一东西长南北宽之墓室。该墓除甬道外，共有十三间墓室，各室均设有门道，原装有木质门扇，

17

门朽无存，留有门窝、封门器窝及门枢窝的上下窝槽及个别门枢铜饰件。墓内排水系统完备，各室以沟相通，利于泄水。该墓严重失盗，但墓室保存完好，出土文物主要有各式陶俑、陶金饼及各种金属物件等。

二号墓位于一号墓东侧140米处。形制、结构大体同一号墓，唯甬道较短，长10.58米，宽度相同，其上有两对侧室，靠墓门侧室为长方形，而北侧一对侧室各为前后两室，主室形制同一号墓，横堂西侧厕间与沐浴室亦为在横堂北壁西端向北再向西凿甬道，然后在其端向南北各凿一室，南为厕间，北为浴室，厕间有蹲坑等设施，而沐浴间有浴池等；横堂东亦凿一室。二号墓比一号墓略小，全墓共十一室，总面积约187平方米。室顶大体同一号墓。该墓早年被盗严重，出土遗物也与一号墓大同小异，以各式陶俑和陶金饼为最多。该墓道部分保存较好，在墓道北端山体上，凿制出“■”形排水沟，以防山上水下泻冲刷墓道封土。

驮篮山二墓，造型风格相同，结构略异，墓道相似，墓门处理相仿，墓内设施也大同小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墓的做工精湛。石壁雕凿平整，内壁均以澄泥遍涂3-5层，再以红色平敷，室内装修技术娴熟。墓室的顶计有四角攒尖顶、平顶、盝顶、两面坡顶等，可以说，汉代所有的房顶形制在这里都用上了，两墓都有完备的排水设备。一号墓塞石自铭“前山”，同时在横堂东侧一室中存有散乱的铁甲片，说明一号墓是男性墓，其主人当为楚王。二号墓当属王后。这完全符合西汉时期帝王陵墓“同茔异穴”制度。 4-6东洞山汉楚王墓：

4-7南洞山汉楚王墓； 4-8卧牛山汉楚王墓：

卧牛山位于徐州市城西2公里处，该墓建在山之东北坡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徐州博物馆发掘。凿山成墓，墓门向南，方向正南北。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侧室构成。墓道底部呈15度斜坡状，甬道长18米，前端宽2米，后端宽1米。后端至山坡顶6米，墓门高1.8米，宽1.05米，甬道与墓门同宽高，前甬道长2.5米，前室南北长3.5米，宽5.9米，高3.2米，前室顶为两面坡式。前室至后室以甬道相连接，长9.4米，宽1.05米，高1.8米。后室（主室）长6.5米，宽5.6米，高4米，顶亦为两面坡式，底部铺以石板，较零乱而不规则，室内散乱放置板瓦，筒瓦、似该室后搭建有木结构棚房之类建筑。主室东侧有一室，长4米，宽3.8米，高3.5米的侧室，为两面坡顶，该室南壁处有一水井，各室四壁凿制平整，底部有排水设施，纵横相连，前后相通，主室出土人骨架一具，头南足北，葬具朽无。墓葬早年被盗，器物多破碎，计有瓷罐残片，陶猪圈，红陶盆，铁矛头，铜器饰件，小玉环、无字玉玺、玉觹等，铁器有铁殳4件。另有“大泉五十”铜钱120枚，大布黄千1枚。该墓时间约在西汉末年。 石桥汉墓：

1982年10月，位于徐州市东北8公里的石桥石灰厂，开山采石时发现一墓，徐州博物馆进行清理。编为二号墓，墓向西北偏西80度。该墓南约10米，另有一墓，曰一号墓。该墓约在元代被盗，明正统二年（1437年）编撰的《彭城志》称此山为洞山，称该墓为“仙人洞”，后人曾在甬道上雕凿佛像三尊。一号墓亦西向，北偏西85度，由墓道、甬道、耳室及六间墓室组成。墓道长4.2米，呈坡状露天，稍宽于墓门。墓门与甬道同宽高，甬道长46米，宽1.2米，高1.82米，距甬道口18米的甬道北壁有一南北长4.2米，东西宽4米的耳室，耳室高1.95米。因该墓早年被盗，封门设备无存，其封门方式尚不可知。六间墓室，直对甬道一室有东、南两侧室，北壁一门通北室，该室最大，中有一擎天柱，其室北面有室，一室特小，似为厕间，主室长10.2米，宽7.2米，高2.8米。多为拱形顶，个别小室呈平顶，墓室凿造粗糙，不加修饰，底部为在一个平面上，有排水设施。

二号墓为王后墓，未被盗。但是，此墓系采石时发现，工人先行入墓，把一些大件文物拿出来，失去原位。个别文物也受到破坏。二号墓与一号墓平行，墓门亦向西，平面呈刀形，通长24.2米，甬道长19.9米，宽1.1米，高1.82米。墓道未清理。封门用长2.6米，宽0.8米，厚0.75-0.9米的塞石两块叠压封堵，距封门3.5米的甬道内，有一堆碎石，为倒塌的第二道封门，只有一间墓室，东西长4.3米，南北宽3.5米，高2.05米，室为平顶。无排水设备。

出土文物较丰富，计有七件铜鼎，二件铜锺，二件铜勺、三件铜灯、一件行灯、三件鎏金铜盘，二件鎏金博山炉及四件铜镜等；玉器主要有玉璧、玉璜、透雕玉环、玉舞人，玉佩、玉贝、玉觹等；漆器较多，已朽坏，保存了诸多银扣件及兽足漆案腿。该墓中所出铜器多有刻铭，如“明光宫”，“明光宫赵姬锺”、“赵姬沐盘”、“王后家盘”、“赵姬家”等。 于1997年7月在一号墓南侧10米发现一墓道编为三号墓，由徐州博物馆进行了清理。三号墓由墓道和甬道两部分组成，通长32.4米。墓道长16.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宽3.2米，长12.5米，从东部3米处内收，南部内收平缓。墓道东段长4米，宽1.2米，有喇叭口状。甬道口宽1.02米，高1.8米，用上下二塞石叠塞。塞石为长方体，长2.4米，宽0.91米，高0.81米。甬道长15.90米，甬道底东高西底，无墓室、棺木藏于甬道内。出土文物不多，仅有铜镜两面、七子奁等。 5、

6、简述70年代以来秦汉简牍的重要发现（只列出地点及主要内容）

18

甘肃秦汉简牍的出土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和天水地区。从出土单位看，有遗址和墓葬两种。其中遗址较为复杂，一是驿置遗址（悬泉置），一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等遗址（居延、敦煌、酒泉、玉门）。墓葬则较简单，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天水秦简等皆出自墓葬。遗址简牍，大都是屯戍文档和驿传文簿，包括有诏书、律令、法规、各种籍账、官府文书、书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书。保存了与西域往来之情况和从长安通往敦煌的邮路交通的具体路线及位置。甘肃墓葬简牍，从内容看有古书籍、医方、律令摘抄、官府文件和遣册等。其中以前四种为主，遣册少见。古书籍如武威简本《仪礼》，天水放马滩《日书》，武威医简，武威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甘谷官府文件汉简。

1979年，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墓出汉代木简400余枚，内容是有关兵法、军法、军爵律和其它古书籍的残目，对研究汉代兵制有重要价值。１９９６年，在都兰古墓中又出吐蕃文木牍。但尚未发表。

陕西：１９８０--1981年未央宫殿区房址内出土的１１５枚木简和６万余枚骨签，木简内容较简单，但很有意义。骨签内容和性质与甘肃边塞遗址中出土的木揭是同属一类文书，是简牍的另一种形式。由骨签内容得知，这些房子是中央国家武库之遗址，骨签中所记载的不同形制、不同种类的兵器情况，与甘肃居延、敦煌汉简中的兵器簿又互为印证，为研究汉代兵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为此未央宫骨签的出土也是简牍发现史上划时代的发现。 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汉简，是墓葬中出古籍最多的一次。其中以兵书中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最为重要。《吴孙子》、《齐孙子》的同时出土，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

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大量竹简。系西汉晚期之古籍，有《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太公》、《日书》等，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为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北京大葆台１号墓出竹简１枚。该墓系大型“黄肠题凑”墓，因保存不好，许多遗物受损。但迹象表明，曾有竹简古籍存在。为今后发现竹简起到了提示作用。

江苏仪征１０１号墓出土的竹简《先令券书》，是迄今所见遗嘱类文书最为完整、文字最多者。

江苏尹湾汉简，包括古籍类如《神乌赋》、《博局占》，其它簿籍文书有《集簿》、《吏员薄》、《长吏名籍》、《属吏设置薄》、《兵车器集薄》等。为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行政建制、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兵器制造与管理以及户籍、垦田等问题，提供了详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安徽阜阳汉简，阜阳汉简出自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之墓。这批竹简都是文帝时古籍。有《诗经》、《仓颉篇》、《周易》、《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辞赋》、《刑德》、《相狗经》《行气》、《日书》等１０余种，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木牍５枚，封检２枚，木简１０枚。内容为《从器志》和《东阳田器志》。《从器志》多记载甲、矛、弓、弩、矢等兵器，而《田器志》则是农具类器物的名单。 四川青川郝家坪第５０号战国墓出土木牍２枚。内容为秦王颁布的《更修田律》，是继湖北云梦秦律之后第二次发现秦法律。对研究秦国法制史有重大价值。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其中古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日书》。更为重要的是秦律。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极为罕见，这次发现震动了学术界。从墓葬时代分析，这些律文是秦统一之前的法律。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汉简，包括有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 《算术书》、《庄子》的《盗跖篇》等。

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内容是秦律，有《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等。是继睡虎地、四川秦律之后第三次发现秦律，时代系秦末，是秦统一后的律文，江陵王家台秦墓也发现了《效律》条文。 7、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布局和考古发现

未央宫在西安市汉长安城西南部，是汉代长安主要宫殿之一，由永明、清凉等四十多个宫殿台阁组成。宫周长11公里，自西汉至隋初800多年间是汉、秦等八个朝代的行政中枢。宫在唐末被毁，现遗留地面的有前殿、麒麟阁、石渠阁、无缘阁等高台遗址。

未央宫平面呈方形，四面宫墙近中部各探出一座宫门，宫墙西南角发掘了一处曲尺形的角楼建筑遗址，宫城内已探明道路多条，四座宫门皆有道路通至宫城的主体建筑----前殿。

未央宫的主体建筑为前殿，为朝宫正殿，位于未央宫的中部偏东。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台基之上主要由南北排列的三座大型宫殿建筑组成。

前殿基址之西和北部发现有大量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二号基址由正殿、配殿和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可能为皇后所居的椒房殿遗址；三号基址是一座封闭式大型院落建筑，周围有夯土墙，出土大量带字骨签，或为中央官署性质的建筑；四号基址以南北两座大型殿堂为主体，可能为少府或所辖主要官署的建筑。

未央宫内现今地面上存留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天禄阁和石渠阁，皆为汉初所建，是西汉王朝收藏典籍的地方。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墙以南，石渠阁在天禄阁西，皆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另处，未央宫内探明的其他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很多，性质尚不明确。

19

8、汉代画像石墓的分布及特征概说

我国相当多的地区发现有汉代画像像墓，其中较集中的有四个区域：

1，山东，苏北，皖北区，该地区出土画像石最多，尤以山东为最。本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画像内容以乐舞、车骑出行、宴饮与神话故事为主，雕刻技法主要为浅浮雕与减地平面线刻，画像构图简单。东汉晚期，画像内容齐全，各种雕刻技法全面应用，如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画像内容多攻战图、祭祀图、出行图等，典型者如沂南画像石墓。 2，河南、鄂北区，河南以南阳地区发现画像石为最多。西汉晚期画像只刻于墓门门柱和门扉上，内容主要是楼阁、门阙、门吏等，雕刻技法以阴线刻与凹面刻为主；从新莽时期开始，发展天室内，内容主要有车骑出行、墓主生活及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大量出现，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东汉早中基，画像内容简化，浅浮雕成为唯一的雕刻技法；东汉晚期，画像内容新增加了天象图，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出现了透雕法。

3，四川地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画像石出土的范围基本上处于四川盆地，均属东汉晚期，画像砖与画像石并存，内容以历史故事及生活题材为主，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

4，陕北、晋西北地区，也发现较多的汉画像石墓，均为东汉中期，画像多刻于墓门，少数嵌于墓顶与室内。内容以生活题材及神话故事为主，雕刻技法主要用减地平面阴刻。

9、汉唐宋元都城布局之演变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

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东汉洛阳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墙均发现城门遗迹，城内街道与城门相通，或为文献所载“洛阳二十四街”。城中主体为南宫北宫，二宫一南一北，相距不远，中间有复道相连；太仓和武库位于城的东北部，文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位于城南郊和东郊，又有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

北魏洛阳城，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利用了汉魏晋以来的旧城址。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为全城的重心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调、社稷及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工商业区设在宫城以南，明堂辟雍及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则设在城外南郊。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北宋东京汴梁城深埋于今开封市下，考古工作难以进行。今人据文献记载，对其大概形制进行了恢复，北宋东京城大体呈三重城墙套合的结构，城市总体布局上更加突出中轴线，宫城在最中心，至迟在北宋中期以后，东京已经取消了有围墙的里坊和市场，这是与隋唐长安城最大的不同，出现了井字形的街道甚至斜街，商业的繁荣可见于“清明上河图”。城内河道水系发达，景色美丽。

元大都遗址在北京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1267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都城的规模已基本定型。元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皇城位于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宫城偏在皇城东部。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即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刻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同。此外，元大都考古发现还包括城门、城内街道、城内水系、居住遗址等，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及元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各城址布局图可参见大百科全书）

10、汉长安与唐长安城址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

20

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西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分别反映了不同的都城规划制度，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是西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果，既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也有不断吸纳的新的因素。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对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等国的城市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

11、砖室墓墓型演变述略

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葬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入唐以后，官僚墓一般均为砖室墓。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安史之乱以后

，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

五代前蜀王建墓、南唐帝陵，其地下玄宫皆分前、中、后三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长江中下游多为长方形砖室墓，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

辽代砖室墓，除方形以外，还有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等级高者则“多室”。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结构并施彩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金代墓葬受辽宋影响较大。

元代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日趋简化。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南方元墓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

12、汉唐都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变化及其意义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处于西汉与隋唐都城之间的过渡形态，可以东汉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为例。东汉洛阳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墙均发现城门遗迹，城内街道与城门相通，或为文献所载“洛阳二十四街”。城中主体为南宫北宫，二宫一南一北，相距不远，中间有复道相连；太仓和武库位于城的东北部，文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位于城南郊和东郊，又有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北魏洛阳城，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利用了汉魏晋以来的旧城址。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为全城的重心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调、社稷及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工商业区设在宫城以南，明堂辟雍及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则设在城外南郊。

21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13.秦汉都城设计思想和布局特征 1 秦咸阳城：

在西安市北，咸阳市东北的渭河两岸之咸阳塬上。 战国晚期开始兴建渭南宫 庙，咸阳逐渐形成渭北咸阳城与渭南宫室苑囿的格局。

布局：北部为咸阳的宫殿区；宫殿区的东部为制陶作坊， 西部为冶铜作坊，应是咸阳的宫廷手工业区；西南为民 营 手工业作坊区；中部为居民区，附近也发现了陶窑，但 可 能属于私营； 西郊为平民墓葬区， 东北为国君贵族陵墓。 2 西汉长安城：

西汉长安城是公元前 201 年汉高祖定都长安，开始营建的。在东汉末年毁于 战火。

布局：它的总面积达到 36 平方公里，城墙全场 25700 米， 布局 墙基宽 12~16 米，高 12 米多。拥有 12 城门：洛城门、厨 城门、横门、雍门、直城门、章城门、西安门、安门、霸 城门、清明门、宣平门、复盎（yang）门。八街九陌：横向 10 条纵向 9 条，东西九市：六市在西三市在东，长达 160 多闾里。 特点与性质：宫殿、官署区所占面积特大，占全城的 2\\3 特点与性质 面积。城内格局完全符合《考工记》中“左祖右社” “面 、 朝后市）的布局；宫殿和宗庙仍然采用高台建筑。很可能存在有外郭，居民区和市都可能在 外郭里面。 3 汉魏（东汉）雒阳城：

汉时改“洛”为“雒” 位于洛阳市以东 15 公 汉魏（东汉）雒阳城： 。 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水。 布局：“九六城”（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长方形城） 、十 布局 二城门（南 4 个，北 2 个，东西各 3 个） 、二十四街 、宫殿基本在中央 分为南宫和北宫。 ，占据全程 1 ／2 、南郊设礼制建筑、灵台和太学 、 东南为官府所在地 、布广里、永和里为达官贵族居住区；百姓居城外。 工商业区的金市和马市居城外，金市居城内。 城东有大批东汉刑徒墓。 居民区主要在南部，开创了先例。城墙有马面，增强了防御功能。 4 北魏洛阳城：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 与扩建，至宣武帝时建成规模宏伟的北魏洛阳城。 布局：魏洛阳城平面近于长方形，南北约合汉代九里，东西约合汉代六里，俗称“九六城”。 布局 东西北三面城垣至今尚存，南垣毁于洛水。周长约 13 千米。共设 12 个城门 ，东西各 3 门， 北有 2 门，南面 4 门。城内主要街道纵横交错，共 24 段，宽 20～40 米不等，均 3 道并行，公卿尚书等走中 道，一般行人走左右道。城内有南北二宫，中间有复道 相连。出现了中轴大街和东西横街，在铜驼街两侧出现 了很多重要的衙署---“左祖右社” ，在西侧还建立了国 家级寺院永宁寺正式形成了里坊制。把商业区置于内城 南部，郭城以内。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 汉以来的 12 个城门，除开阳门以外，都在魏晋或北 魏时改了名。上东门改称建春门，中东门改称东阳门，秏门改称青阳门；上西门改称阊 阖门，雍门改称西阳门，广阳门改称西明门；平城门改称平昌门，小苑门改称宣阳门， 津门改称津阳门；谷门改称广莫门，夏门改称大夏门。11 个城门都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 ，仅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 500 米。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 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 13 个。

特点：与东汉洛阳城相比，建立单一宫城；出现中轴大街和东西横街，前朝后寝，左右 特点 对称；里坊制形成；商业区置于内城南部郭城内，改变《周礼》“面朝后市”传统。

22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pt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