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稿 新闻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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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闻史

读书笔记

13级新传三班

赵异宝 2013.12.20

浅谈新闻自由

--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有感

《中国报学史》涉及面很广,联系当今实际问题,其中我想就其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由《中国报学史》中我们看出,戈公振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出现及发展有其独特理解,他认为民报兴盛时期是中国新闻自由的开端。甲午惨败,先进知识分子惊醒,“政治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抄”,创办报纸不失为便利的宣传手段。

早期资产阶级代表王韬主张“办报立言”“指陈时事”,是中国第一位提出新闻自由的报人。而新闻思想集大成者梁启超指出报纸“监督”与“向导”的两大天职。究其内涵,二者无不指向新闻自由这一实质。

新闻自由言及言论自由,苏报案为其第一案。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鼓吹革命之健者》一章重笔介绍苏报案,赞扬其言论自由精神。就我看来,苏报案的意义不能止于对革命的助力。从新闻自由角度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清廷的猛烈舆论攻击,从而打破了其严厉的舆论监管。从此,一批报人才意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此外,苏报案后,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宣传似乎更有底气,立场鲜明了,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同时,清廷不可避免地意识到立法控制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自由”不等同于“新闻自由”,但报纸在当时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受

害者。第一部新闻出版物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后,逮捕报人,封闭报关的行为就屡见不鲜,可见清末对新闻自由的极度钳制。

事实上,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没有新闻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根本是无稽之谈。回顾清末明初新闻法规,保障新闻自由只是表面,本质还是利用报刊为政治目的服务。其实在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呢?

当时的报人,有很多同时是革命者,他们敢于直言,甚至辱骂当权者。反观我们如今的报纸等媒体,有几家敢说官家“闲话”?前日《新快报》案中,不清白的又何止是该记者?但却无几人,指出警察非法逮捕的过失。

学习历史,当以史为鉴。作为一个准新闻人,我想,真正的新闻自由,必须使媒体重新获得应有的监督权,不仅是监督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监督当权者。待到当权者已经敢于被监督,也许那时我们的新闻自由才能见一片开明气象。

也说史学客观性

--读《中国近代报刊史》

《中国近代报刊史》为方汉奇先生所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概括了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相对于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此书考订更为详尽。阅读此书我有些小小的看法。

由于资料翔实,全书夹叙夹议,多实事而少空论,而不像有些书讲求虚写,泛泛而谈,使历史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因此我认为书写历史不能先发空论,而应该尽量按历史原貌,对历史进行详细阐述,再从中引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的确,史家有其自身价值判断,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不像散文可以“笔锋常带感情”,无可避免地会掺杂自身主观看法。然而历史又要求客观公正,这是不可避免的矛盾。

“春秋笔法”,自孔子和司马迁之后向来为史家惯用。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儒家讲求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这也符合其倡导的中庸之道。但我认为与史不免有相悖之处。

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史学研究应尽量避免主观性。然而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中国近代报刊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史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阶级倾向。

比如,对外籍报人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活动的评价,有简单化,“一刀切”的倾向。读完这本书。让人感觉似乎当时所有参加办报活动的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确,当时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人有许多以文化渗透为目的,但并非一个好人也没有。对外籍报人,需要具体分析。同样,将《时报》《大公报》划入反革命营垒也欠妥当。是非功过,无论如何应据具体情况作具体评价。

作为新闻史学习者,我认为我们不能拘泥于事件或其意义本身,尤其是那些教科书上“说好的”意义。史学研究有其不同角度,或者说“史观”,而这些角度又有不同价值取向。面对如此的众说纷纭,我们又如何去发掘史实的真相?

一如新闻事实,如果说史实的绝对客观如此遥不可及,那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采众家之言,成一己之意”。无论如何,在掌握足够事实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方汉奇先生之后,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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