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和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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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论文翻译

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和生物学

姓名：金 朋

学号：210120222039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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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引言.............................................................. 1

2.什么是信任，我们该怎样去测量它？.................................. 2

3.信任仅仅是承当风险的特例吗？...................................... 4

3.1.神经生物学的证据 ............................................ 5

3.2.行为的证据 .................................................. 9

4.风险和社会偏好能够预测调查信任吗？............................... 11

5. 解决行为的信任和关于信任度的期望................................ 14

6.解释国家和种族的信任差异......................................... 16

7.信任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信任形成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17

8.信任的因果关系的影响？........................................... 20

9.信任因果关系角色的背后机制....................................... 22

10. 结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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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和生物学

本刊所表达的任何观点皆来自那些文章的作者们，而并非IZA机构。已经被本刊刊登的研究文献可能会包含一些政治观点，但是IZA本身并不秉持制度化的政治立场。

德国波恩的劳动研究协会，是一家当地虚拟的国际研究中心，并且还是科技，政治，商业之间进行交流的场所。IZA是经由德国邮政集团资助的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该中心与波恩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它自身拥有的国际网络，讲习班和学术会议，数据服务，项目支持，调研视察，博士计划等内容为波恩大学提供有激励性的研究环境。IZA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内，(i)从事于独创性的，具有国际竞争性的研究,(ii)政策概念的发展，（iii）将研究成果和概念宣传给感兴趣的公众。

IZA研讨文集期刊，通常只阐明初步的观念，通过传播以到达鼓励探讨的目的。像如此一篇论文的引证应该可以对它的临时特性做出解释。直接从作者那里得到的修正版本也许更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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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和生物学*

近些年来，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已声称，信用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尽管被推荐的关于信任的价值，测量方法和定义看起来不是完全的牢固，并且信任准确的角色鉴定也已经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目前仍然不清楚，是否信任只是良好制度的一种附带现象，还是它有能力在塑造重要集合经济成果中扮演独立的因果关系的角色。在本文中，我依靠一个行为学的关于信任的定义，这种定义能让我们把它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偏好和期望。我审查那些有说服力的行为学和生物学的数据表明：信任绝不仅仅是承担风险的一种特例，而是基于社会偏好的重要形式，这种社会偏好就像背叛厌恶一样。用行为来定义信任，使理解民族和种族的信任差异在偏好和期望方面的差异性成为可能，并且它提供了很多方法来检验和解释信任在因果关系中的角色。

JEL分类：C7，D00, D2，D7，D8

关键词：信任，偏好，期望，生物学基础

Corresponding author:

Ernst Fehr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Zurich

Blümlisalpstrasse 10

CH-8006 Zürich

Switzerland

* 2008年8月，在米兰市召开的欧洲经济联盟年度会议上进行了总统演说.我感谢Björn Bartling, Bernadette von Dawans, Charles Efferson, Urs Fischbacher,Michel Marechal, Paola Sapienza 以及Daniel Schunk提供的有帮助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 Naef在本文的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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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信任几乎在人类所有的关系中都扮演着一种角色。它遍布在友谊关系，家庭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之中。人们得到朋友的支持,孩子信任他们父母，卖房信任买房会付账。因此，直观地讲，一名社会科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对作为概念的“信任”感兴趣。信任在经济交换中同样扮演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看起来很明显，在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缺乏信任会严重的束缚市场交易。

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信任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了激增。测量信任(Berg, Dickhaut and McCabe 1995,Camerer and Weigelt1988,Fehr,Kirchsteiger,and Riedl 1993)及其决定因素(Bohnetand Zeckhauser 2004;Bohnet et al.2008;Eckel and

Wilson (2004);Schechter (2006),Houser,Schunk and Winter 2008)的实验性工具的发展，和在国际面板数据集中信任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一样，都极大的促进了关于信任的研究。它们使体制对信任影响的分析成为可能（e.g.,Bohnet and Huck 2004; Brown et al. 2004）,又使交叉国家间信任的比较成为可能(Buchan,Croson and Dawes 2002,LaPorta,et al.1997,Naef,et al.2008)。除此之外，信任的集合数量在国家层面上与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有关系，例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通货膨胀，或者国家之间贸易的数量；一些文章表明，信任可能是这些变量的重要决定因素。LaPorta 和他的合著者们(LaPorta,et al.1997)指出，一个更大的信任他人的份额与通过膨胀率呈负相关关系，与交叉国家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Knack and Keefer(Knack and Keefer 1997)在报道中称，在1980—1992年里，信任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平均年度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Zak and Knack（Zak and Knack 2001）用文件证明了相似的关联。更近一些，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9）认为，两个国家之间较高的双边信任与两国之家更多的贸易数量紧密相连。除此之外，这种影响对于更多依赖信任的商品更为强烈。同样是这些作者们(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2008)，提供了信任在金融市场中所起作用的微观经济证据。在他们2008年的论文中，例如，较少信任他人的个体最不可能购买股票，并且当他们购买的时候，也只是购买少量的股票。这些作者们认为，在股票市场中个体信任的缺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参股困惑”，那就是，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利用股票市场的存在。

尽管对信任角色感兴趣的研究此起彼伏，一些问题仍然没有被回答。关于对信任正确的定义仍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在一些著作中也不能够清楚地了解信任到底是怎么样与偏好和期望这样更多的基础经济元素相联系的。对信任合适的测量方法以及不同测量方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目前尚不清楚信任是否能够对重要的经济产出起到独立的，并且持续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例如，贸易额，收益，以及社会群组的全部福利。

在本文中，我采用以Coleman的理论为基础的关于信任的行为定义，这个定义与像期望和偏好这样的经济元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用最近积累的有力证据来证明——神经生物学(Baumgartner,et al.2008,Kosfeld,et al.2005)，遗传学(Reuter,et al.2009)，和行为学(Bohnet,I.,et al.2008,Bohnet,I and Zeckhauser 2004, Cox 2004, Hong and Bohnet 2007)所认为的——信任不能够被期望所捕获，这些期望与其他人的可信任度和单独的风险偏好有关，但是，社会偏好在信任行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Bohnet和他的合作者们在工作中记录的背叛厌恶，似乎在信任行为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背叛厌恶意味着与经济学家过去是怎么样在风险下做出决策的一个重要背离。这个背离暗示着在以社会因素构成的风险和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风险之间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区别。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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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们更愿意在面对既定概率坏运气的时候承担风险，而不是面对同样概率被欺骗的时候去信任它。背叛行为因此成为信任行为的一个额外的附加抑制剂，它增加了财产权的重要性并且影响着体制的实施——不管它们是否是合法的还是以非正式形式建立的。

信任的行为定义给组织在特殊缘由时期提供了灵活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使研究人员能够按照与其他人信任度相关的期望，风险偏好以及社会偏好来进行相关重视的研究。我采用这个定义作为在调查中检验信任决定因素的测量方法，这些结果表明信任的调查测量是被风险偏好所预测的，背叛厌恶的测量与信任行为的测量是一样来源于信任游戏的。这些发现表明信任不仅仅能够捕获与人们信任度相关的期望，还受到他们的偏好的影响。除此之外，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在一个信任游戏中，偏好程度并不影响其他人关于信任度的期望。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在期望的可信度上得到一个清楚的数值，他可以在游戏中直接的去问回答者关于委托人的信任度。

本文也包含一篇短的章节，该章节提议，信任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和种族之间在信任上的差异。这里，我依靠Naef和他的合著者们的研究成果，用文件来证明美国和德国之间在信任上实质性的鸿沟，这也能充分的被两国人口在期望和偏好上的差异所解释。

最终，我证明了，信任的期望成份是被主流的非正式制度所影响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内因变量。这个事实提供了关于信任因果关系影响的讨论起始点。我认为，尽管对于其他人的信任度抱有乐观的期望能够在不同长期产出中扮演独立角色的这件事看起来具有可能性——相对于悲观地最初期望而言——确实还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主张。在这个背景下，我论述了一些在数据上检验过的关于信任因果关系角色的文件。我认为，经济学家仍然缺乏对于信任起作用的变量，这种变量能够毋庸置疑的来支持因果关系的主张。因此，关于信任研究最重要的开放式的问题看似莫过于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撑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信任的改变能够一起重要经济变量的持续的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它恰好是证明社会科学家对信任大量兴趣研究正确性所表现出的证据的一部分。

2.什么是信任，我们该怎样去测量它？

一个个体的信托（我们称之为委托人或投资者），如果她随意的放置资源，任凭来自后者的其他群体在没有任何委托的前提下随意使用。此外，信任的行为与期望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行为能够按照投资者的目标来进行支付。尤其是，如果受托人值得信任，委托人境况良好，那么信任就不会被放置。反之，受托人不值得信任，委托人境况糟糕，那么信任就不会很好的安置。

这个信任的定义是以 Coleman (1990)的理论为基础，将信任定义为一种行为。以这种方式定义的信任能够熟练的检验目前正在使用的一次性匿名扮演实验游戏，例如，礼物交换游戏(Fehr, Kirchsteiger and Riedl 1993)，将在第7章详细讨论，还有信任游戏（(Berg, Joyce, Dickhaut and McCabe 1995)。 实证，例如，Bohnet and Zeckhauser采用的信任游戏的二元版本，在下一章会起到作用。在这个游戏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初始的禀赋10＄，而投资者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卖掉自己的禀赋或者一直持有它。如果投资者卖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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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那么能够使受托人以两倍的速度得到20＄，他得到的数量就是30＄。受托人也只有2个选择——送还15＄或者只送还8＄。因此，这个游戏能够捕捉满足我们信任定义的行为。如果投资者把他的禀赋发送给匿名的受托人，她随意的配置资源，任凭受托人没有任何真实保证的使用。或者受托人值得信赖，信任的行为增加了投资者从10＄到15＄的支付。假使，受托人是贪婪的（或者不是值得信任的），投资者得到的比初始禀赋还要少。

这个游戏也阐述了为什么信任的行为定义能够捕获信任的本质，信任由投资者发自内心的情愿构成并且容易受到其他人行为的伤害(Hong and Bohnet

2007)，然而在信任的基础理论中确漏掉了这一点。假象一下，例如，有两个人，一个是A，另一个是B，他们对受托人的可信度存在不同的期望。尤其是，A相信受托人有0.3的可能性返还15$，而B相信受托人有0.4的可能性。进一步假定，A因为发送了自己的禀赋儿容易受到伤害，而B保留着自己的禀赋。如果信任的本质在于容易使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受到他人行为的伤害，那也就能讲得通，A信任，B不信任。然而，信任的基础理论确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因此，我们对信任直观的概念就是与信任行为紧密联系的那一个。

上述的争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期望并不是不在信任行为中起到作用，如果信任是包含信任举动的一种行为，那么，它的形成受到我们对他人信任度的期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包含在信任行为中的风险的影响。因此，人们的风险偏好应该在信任行为中起到作用——在最近的文章中已经被经验主

2义的支持所接受的一个提议(Karlan 2005,Schechter 2006)。

尽管信任被信任的行为测量方法最好的捕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测量方法是没有这么有效率的，而且研究人员不得不依靠信任的调查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来自于美国社会综合调查机构（GSS），自从1972年开始，这个机构每年对信任进行一次测量，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已经广泛的使用这个方法来测量信任在不同文化国度之间的差异。这两个调查都用到了下面的问题来捕获信任：一般而言，你愿意说“大多数的人值得信任”还是愿意说“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别太小心”调查对象可以用2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人值得信任”或者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别太小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与询问人们的行为倾向是非常接近的（别太小心）。 而且它与人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相像,他们根据过去已有的经验和行为方式来商议，或者反省当面对含有社会风险的情况时，将以何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它看起来就像回答GSS和WVS的问题一样，那就是信任的形成绝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他人可信度期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人们承担社会风险偏好的影响。事实上，这种信任测量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完全有可能符合期望和偏好共同影响信任行为这个特殊缘由的符合分类。一个最近的研究指出，一个规避风险或者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会分享这个观点：“大多数的人值得信任”，若非在同时期，审慎和风险规避会引导一个人“别太小心”，因为人们不愿意接受需要大量偿还的小概率风险。Miller and Mitamura (2003)指出：这种混淆在测量不同文化间信任的时候具有高度的疑问性。

排除那些有合理理由相信两个回答分类的人们，Miller and Mitamura建议采用能直接区别信任还是不信任的“单维的”问题，例如以7个分类数值的利开特式量表对“你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值得信任吗？”进行分类，从“一点儿也不(12 我们应该采用加法的形式来进行探索，因为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找到了风险偏好与信任行为的链接(E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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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完全相信（7分）”。类似于上面的方法，德国社会经济小组所提的问题例如“一般而言，一个人相能够信其他人”分为4个答案分类（完全同意，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完全不同意）。鉴于这个问题是GSS内在的问题，这些信任的新测量方法可能更好。

来自于信任游戏的行为信任测量方法存在的一个潜在的缺点就是，投资者可能出于纯粹的利他目的而将自己的钱发放出去(Cox 2004)，这些转移可能不是“信任”，尽管资源的配置任由那些毫无保证的群体随意使用，因为这些转移并不是与更好的回报投资者的返还期望相联系的。在信任游戏中，几乎没有关于先驱转移者利他动机力量的信息3，但不是所有的都看似那么可信，先转移的人并不知道匿名的第二个转移者4，除了他有同样的货币禀赋，有同样的利他情感。然而，控制了无私的动机似乎是可取的（见第4节）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行为。利他主义的控制，是有道理的，即使只使用信任的调查措施，因为如果受访者在从内省到自己的可能行为需要信任的情况下得到他们的答案，就不能排除利他主义影响信任的调查措施。如果利他主义影响信任的行为措施，那么它似乎也有可能会影响信任的调查措施。在第4章，我会更深层次的验证这一猜想，但是在做这个之前，一个影响信任不同类型偏好的完整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

3.信任仅仅是承当风险的特例吗？

从标准化的经济模型来看，这是很有诱惑力的模式情形，就像是在参与涉及风险或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的信任情景。例如，一个理性并且自利的投资者在Bohnet and Zeckhauser(2004)设计的二元信任游戏中，形成信任的概率与受托人的行为相关，如果信任行为的期望效用大于“不信任”的期望效用，则投资人3 Cox (2004)认为，一个人可以从捕捉差异中得到纯粹的行为信任的测量方法，这种差异介于先驱者在信任游戏中的转移和在另一个相同的独裁者游戏中资源归还的人之间。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与独裁者游戏相比，信任游戏将受试者放在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然而，信任游戏有可能引发社会交换（如果我信任你，你也信任我，我们都会经济富裕），独裁者游戏可能会引发帮助性和慷慨性的架构，而这正是在信任者游戏中缺乏的。因此，在两个转移游戏中存在的差异可能会低估行为的信任。

4 有证据表明，利他偏好的特殊形式——剩余最大化动机——在确定的环境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Charness and Rabin 2002, Engelmann and Strobel 2004, Fehr, Naef and Schmidt 2006)。这种动机直接诱导先驱者在信任游戏中把钱发出去，因为这种转移会是钱增至2倍或3倍。然而，通过实施一种游戏很容易移除这种动机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这个游戏就是：当第2个转移者把对这两个人有效的转移增至全部资金的时候，第一位转移者只能转移总金额。礼物交换游戏，在后面有更多细节，精确地的特征描述。它排除了投资者的行为是由最大化剩余动机所驱动的。虽然这可能仍然是投资者期望受托人剩余最大化动机的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理性的信任应该以对受托人动机的全面评估为基础。因此，礼物交换游戏可能是比信任游戏更好的测量信任的方法，因为它排除了投资者的最大化剩余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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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信任。从标准化模型的角度来看，风险的来源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与风险是否由受托人的不确定行为构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通过一个随机的原理决定了受托人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可测的其他来源。然而，我要在下面指出，一个与行为学一样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3.1.神经生物学的证据

Kosfeld等人（2005年）进行了两组受试者的信任游戏的版本，其中一组吸入含有独特的哺乳动物的神经肽催产素喷雾，而另一组吸入安慰剂喷雾。这一实验起源基本原理的证据表明，催产素在非人哺乳动物中以一定的亲社会的方法行为扮演了关键作用，例如，草原田鼠，神经肽的研究中重要的动物“模型”之一 催产素和加压素（密切相关的神经肽）在配偶键和一夫一妻制中显得至关重要（INSEL和杨，2001年）。在其具有影响力的调查中，INSEL和杨（2001年）写到：

事实上，在草原田鼠中，一夫一妻制的所有主要行为方面都可以通过催产素和加压素的中心注射来得到促进，即使在没有机会交配的田鼠中。相反，这些行为仅仅在草原天使交配之前受到催产素和抗生素的限制，因此，在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中，催产素和加压素似乎是必要的，并且对交配键的形成也是足够的。

长期配偶关系的形成——有时等同于人类的婚姻——能够被视为包含实质性种类关系投资的决定，因此它服从风险规律，因为这些投资在关系外几乎没有价值。因此，这些神经肽可能使动物，人更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风险。

另一个神经肽在亲社会的方法行为中的作用的例子来自于大鼠。在大鼠中，如同跟其他哺乳动物中一样，雌性动物对婴儿存在天然的回避，特别是婴儿的气味，母性行为的开始要求克服拒绝婴儿的自然偏好。有趣的是，因病变而导致雌性大鼠嗅觉器官进化的抑制反而促进了母性关怀的开始(Fleming and

Rosenblatt 1974)，就像催产素一样。神经肽在分娩的时候被释放在中心，并认为降低了细胞在膨胀中形成的概率，降低了嗅觉器官的进化过程。这些结果导致研究人员假设：催生素可能是在从逃避到靠近的过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Insel and Young 2001)。值得注意的是，心甘情愿的提供母性的关怀，去包含着高成本和高风险，因为它使雌性动物更容易受到捕猎者的攻击。

基于这个动物著作，Kosfeld等人(2005)假设：催生素能引起人们在信任游戏中展示更多的行为信任作为测量。大体上，也有可能存在，神经肽在信任游戏中引起较高的反转移。为此，投资者和受托人被随机分配到安慰剂和催产素组合。 受试人收到的是安慰剂或者是催产素的鼻用喷雾剂的装置，因为众所周知，神经肽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以更高的机率接近大脑(Heinrichs and Domes 2008)。每一个投资人与4个不同的受托人分别参加4次独立的信任游戏。只有在第4次游戏结束的时候才反馈受托人的信任行为。投资人可以投0,4,8,12单位的货币在受托人身上。数量的发放是3倍，增加到受托人禀赋为12。然后受托人返还，无论他想要多少。图1b显示出，投资人在催产素组的确发放了更多的钱给受托人。在4次信任游戏中，展示最大信任的受试者的百分比是，特别是，在催产素那一组相当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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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也引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催产素是通过创造更多乐观的期望来增加受试者的信任吗？其次，它使受试者更加的亲社会化了吗？也就是说，它增加的是与受托人的信任度一样的信任，还是仅仅是增加了信任的期望？图1展示出：催产素对投资人的期望没有影响。事实上，对任何给定的转移水平而言，在安慰剂的条件下，投资人对受托人返还转移的平均期望是较高的，即使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如果期望一直保持不受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催产素可以通过影响受试人的偏好来影响他们的行为。然而，催产素并不能使受试人更心甘情愿的返还金钱，这就排出了它能够使人们不加选择的更加社会化的可能（见表1C）。因此，投资者展示出的高水平的信任不太可能是慷慨的结果，因为这同时也提升了返还的转移者。

这里插入图1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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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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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风险偏好被预测为形成信任行为开始，催产素已经使人们更多的寻找风险。为了核对这种可能性，Kosfeld等人实施风险实验，这个实验与信任实验一样，除了没有受试人这一事实。取而代之的是，面对一台电脑，这个电脑模仿之前在信任游戏中的受试人的行为。这些被测人在风险实验中，有同样的投资机会，就像在信任游戏中那样，他们从电脑模仿的可能行为中得到模糊不清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像在信任游戏中的那样模糊不清。风险游戏的结果显示出：催产素不影响投资者的行为，表明：神经肽影响了偏好成分，而不是风险和模糊不清的偏好。第2个风险实验更加强化了这个结论。在与信任游戏同构的风险游戏结束后，受试人做出了包括二元机率的12种选择，赢奖的多变概率，以及赢或输的概率。Kosfeld等人在12组难以计算的实验中，没有发现介于安慰剂组和催产素组的显著的差异。

这些结果表明，神经生理机制影响了受试者在信任游戏中的偏好。但是这些偏好与风险和模糊不清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信任捕捉的不仅仅是承担风险或者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一个特例。这里一定有一些偏好元素，是风险和模糊不清偏好的概念所不能捕捉的。一个缺少偏好的天然的候选人就是社会偏好，因为社会偏好的一些种类暗含一种对信任特别的厌恶。厌恶不平等，例如，意味着投资人经历的不平等，如果他要面对一个减少他的效用的不值得信任的受托人。同样的，相互作用的理论(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 2004, 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意味着，受试者从非报答的信任中得到了额外的负效用。因此，这些社会偏好理论暗示一种特别厌恶成为容易受骗的人或者被不值得信任的伙伴而剥削。因此，Kosfeld等人暂时的推论：催产素在这些种类的社会偏好的理论下影响了神经生理机制。

这种解释就是：风险承担包括神经生理机制（神经的活动），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接收到进一步的支持时还需要预付风险和模糊不清的偏好

(Baumgartner, et al. 2008)。这个研究检验在神经系统中的差异，这种差异包含信任以及携带催产素和安慰剂的受试者所承担的风险。与Kosfeld等人的研究形成对照，新的研究设计的内部的主题在于关注受试者的信任和风险承担，而这种设计是受试者在信任游戏中体验到相对低的返还转移和在风险游戏中较低的投资成功率之后。这个研究表明：在信任游戏中，催产素有选择性的释放已知的包含有恐惧过程的神经系统（与风险游戏相关）。更具体的说，催产素在信任游戏中，在扁桃体和中脑区域中使神经系统活动无效（即上述的释放神经系统）。 此外，这种恐惧系统中的钝化作用在信任与风险游戏中与贫乏的信息反馈有微差的行为反应。当受试者在风险游戏中体验到他们有限的投资成功率的时候，他们会减少他们的投资，受试者在信任游戏中保持他们先前投资水平（接收到与他们的投资同等精确地回报时）。因此，正如Kosfeld（2005）所研究的那样，催产素有选择的影响信任捕捉，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新的研究中推断出：这种行为的影响与在恐惧系统中有选择的释放相关。这个研究，因此，支持包括神经系统机制的社会风险承担这个概念，超越了它所承担的自私的风险。

Reuter等人提供了另外一部分吸引人的神经生物学的证据，这些作者检查在信任游戏和风险游戏中的行为，他们指出：受试者要是有一个特别的催产素基因接受的变化，他就能展示出比可供选择的基因变化更多的信任承担。此外，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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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信任游戏中增强的信任基因变量并没有表现出差异，也没有展现更多的信任度，这表明，基因变量并没有不变的增强亲社会的行为。 Reuter等人的结果表明：社会与反社会承担风险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基础，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基因中被编码。这些结果与最近的一项双胞胎研究(Cesarini, et al. 2008)相符合，那就是：信任只是部分遗传。

3.2.行为的证据

信任承担来自非社会化行为导向构成的风险的过程中，呈现显著的差异。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来自Bohnet和Zeckhauser(2004)等人最近研究文献的强有力的支持。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的工具是在第二章提及的二元信任游戏。但是取而代之的是让投资者简单的做出信任或是不信任的决定，他们抽出投资者最小化的投资可能性（MPA），这就提供了信任游戏的一副完整的图片。MPA是受托人的最小化值得百分比，受托人需要选择值得信任的行为来引起投资者的信任。因此，如果投资人选择0.7的MPA，而受托人实际的信任份额展示出的结果却小于0.7，已挑选出来的MPA意味着：投资者的信任。注意，在信任游戏中说实话对投资人而言是微弱的优势策略，因为，与他们自身真实的MPA值相对来说相对歪曲的MPA值而言，他们不能得到任何收益。例如，如果，一名受试者的真实的MPA值是0.4，而他或她声明自身的MPA值是0.6，如果值得信任的人展示出的最后结果是0.5的话，他的或她的期望效用就会减少。

为了控制风险规避，Bohnet和他的合作者们同样从非交互的判定问题中收集数据，这个判定问题同样带有与在信任游戏中一样实质性的返还。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判定问题中做出决策和赢得返还时并没有一个受托人。取而代之的是，投资者简单的面对选择，这种选择介于一个确定的10元的返还或者一个博彩lottery L = 15 with probability p and 8 with (1-p)。与信任游戏相似，投资者不得不声明一个MPA值，这个值是在判定问题中发生的最小概率值的可能性，15的返还受制于主题愿意选择博彩之后。由于一个风险中立的投资者声明2/7的MPA值，从

5实际声明的2/7的MPA值的偏差中就能够提供关于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信息。尤

其，如果受试者的MPA值在判定问题中大于2\7，那将是风险规避。

如果受试者的MPA值（信任游戏中）大于MPA值（判定问题），我们就能推断:存在信任约束偏好成分，而这种成分是不能被风险偏好单独捕捉的。Bohnet（2008）等人在6个不同的国家实行了这些实验——Brazil（巴西）, Oman（阿曼）, China（中国）, Switzerland（瑞士）, Turkey（土耳其）, and the US（美国）。在所有的国家中的MPA的平均值（判定问题）都大于2/7，表明风险规避在判定问题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在所有的国家中观察到，平均的MPA值（信任游戏）高于平均的MPA值（判定问题），表明风险偏好不能解释在信任游戏中的所有问题。

为了加深对抑制信任行为的额外的偏好成分本性的理解，这些作者们实施了影响所谓的风险独裁者的游戏。这个游戏与信任游戏相同，除了一个随机的机制，而不是受托人他或她本人决定了受托人的选择。因此，在这个游戏中仍然有一个受托人来接受支付，但是这个受托人不能做出决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随机的机5 L的期望效用是 15P+8(1-P),当P=2/7时，L=10。受试者并不知道真实的概率P值（被选出来的是15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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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来做出选择。这意味着，社会偏好的基础结果仍然在风险独裁游戏中扮演角色，但不是背叛厌恶。也就是，体验纯粹的无效用或参与非互换的信任被取消了，因为，受托人没有机会在这个游戏中互动。信任游戏的MPA值与风险独裁者游戏的MPA值之间的差异，因此成为一种背叛厌恶的测量。Bohnet等人发现背叛厌恶在6个国家中存在——也就是平均穿越6个国家——与风险规避一样重要，因此，这些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不仅是风险规避，而且背叛厌恶也同样限制了交互信任风险的行为*。

如果背叛厌恶对信任来说是重要的，那么风险偏好在信任游戏中对阐明信任行为来说也许会具有一点解释力，如果研究人员不能够控制背叛厌恶，在信任游戏中，那么第一个转移者的回归在风险偏好的测量中，就要承担或忍受许多干扰和遗漏的变量偏误，在小样本中可能会阻碍显著地结果。这也许能够解释：一些研究人员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现风险偏好对信任的影响(Eckel and Wilson 2004, Houser,Schunk and Winter 2008)。事实上，Houser等人的证据能够间接地支持背叛厌恶，因为作者们发现他们对风险偏好的测量在风险游戏而不是信任游戏的行为已经具有极好的预测能力。

背叛厌恶的存在很可能对制度问卷设计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面对的大多数的风险是由社交构成的。就像被贸易合作伙伴欺骗的风险一样，或者就像被政治家或腐败的公务员征用的风险一样。因此，背叛厌恶的存在很可能是贸易或者经济活动的有效的催化剂，因为他提出了有效地法律强制执行体系的设计和执行

6 目前，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就是，是否背叛厌恶只是偏好对交互作用的一个变量，是否额外的动机力量超越了偏好交互作用被要求解释的背叛厌恶。然而，因为在风险独裁者游戏和信任游戏中的实质性的分配是相同的，行为的证据暗示着：人们关心分配如何被送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坏运气还是自私人的行为都是潜在的坏结果的源泉)。Bohnet等人（2008）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信任行为基础结果社会化偏好的作用（也许是不平等厌恶的影响和在总体中最大化剩余的取消），但是，Hong 和 Bohnet指出不平等的厌恶在美国低社会群体中起到了对信任的抑制剂的作用——女人，少数民族，年轻人和非新教徒，然而在较高社会群体中——男人，白种人，中年人和新教徒，展示出背叛厌恶。因此，如同在in Bellemare and Kröger (2008)的研究中，结果的相对重要性和社会偏好的基础倾向看起来在社会经济群体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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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和社会偏好能够预测调查信任吗？

如果背叛和风险规避是信任的决定因素，他们本应该在信任回归中具有预测能力。我检验这个问题的数据来源于包含调查方法，背叛信任，风险偏好的德国SEOP组织*。信任被三个问题所测量：(i)一般而言，一个人可以信任他人(ii)今天，你不可能依赖任何人（iii）当与陌生人进行交易时，在信任他们之前一定要小心谨慎。在所有的3个问题的回答类别里包含“强烈不同意”，“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强烈同意”。我用这样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进行编码，一个较高的数值代表着较高的信任。

背叛厌恶意味着人们不喜欢非交换性的信任，从非交换性信任那里体验到高的负效用的人们很愿意去惩罚那些非交换性的参与者，貌似这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反之，这个道理也讲得通：人们对消极的交互有一种强烈的偏好（也就是，惩罚非交互行为的一种偏好）——其他情况不变——在非交互的信任行为中更可能感受到背叛。消极交互作用的测量因此成为背叛厌恶的很好的代理。德国的SEOP组织利用交互作用问卷的两个问题作为测量的基础(Perugini, et al. 2003)：(i)如果我遭受了一系列的委屈，我将尽可能的报复，无论话费多大代价 (ii)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们在利开特式量表1-7上回答这些问题。

SEOP组织同样包含了基于这个问题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实验上的确认方法：“一般而言，你是一个做好充分准备承担风险或者试着去躲避风险的人吗？”回答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从0-10中11个分数点的利开特式量表中（0代表非常风险规避，10代表非常喜欢风险寻找）。一片最近的文章指出(Dohmen, et al. 2005)风险偏好的测量在风险承担实验中是一种很好的行为预测者。

最终，因为利他主义可能会影响信任的测量，我同样引入了利他主义的测量或者还慷慨作为解释变量。

SEOP设计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供了关于志愿者给社区服务的频率的信息。“你怎样花费你的空余时间？”请指出在下列所示的活动中，你所从事的事情的平均次数。可能从事的事情的菜单排列，从与好友，亲属见面，和邻居一起观看电视，志愿参加俱乐部或者社会服务。回答的分类包括“从来不，很少，每个月，每周，每天。” 我在回归中加入了虚拟变量，回答者从来没有当过志愿者的取0值，其他的情况取1值。志愿活动的变量可能不仅指示主体的利他主义，但是他的或她的社会交往依然很好。我因此也直接引入了一个直接的社交性变量，因为我对志愿者的利他主义者的成分很感兴趣：被试者与“亲属，朋友，邻居”见面至少每天或者每周被认为是社交化的，因为他们频繁的离家外出和别人联系。这就控制了社交增长的机会，志愿活动的测量捡起了其他的关注点。

表格1展示出：这些偏好的测量怎样影响了信任问题的每一个答案，以及穿越这三个问题的一般性的答案。这张表指示出坚定地风险偏好，背叛厌恶，以及志愿活动表现出的利他主义的关心，都显著的影响了信任。不管我用哪种信任的测量方法，展示出较高风险规避的人要比展示出中间风险规避的人少。同样的，7* 本章依靠Naef（2008）等人大量的关于理念的发展。尤其，背叛厌恶和利他主义的测量已经在本中得到发展。然而，Naef等人用这些变量来解释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行为的信任鸿沟，所以这章的意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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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背叛厌恶信任的受试者少于那些中间水平的，以此类推，中间水平的低于那些较低水平的。同样有趣的是，背叛厌恶的系数甚至比那些风险规避的系数还要大，表明：它在信任中具有实质的重要性。控制了社交性，那些从不参加志愿活动的受试者也同样最不可能信任其他人——表明，其他人的关注点影响了信任的测量。

我在表2中引入了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元素，这稍微降低了我们偏好测量的系数，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显著的。我们的偏好测量，尤其是，继续坚定地影响了我们一般的信任测量（信任指数），很可能是因为信任指数提供了比个人测量而言很少的信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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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决行为的信任和关于信任度的期望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信任，有必要区分对其他人信任度的期望和信任的行为。在信任游戏中，这个区分是简单了当的。这种投资者的转移构成了行为的测量，并且诱发了投资者对受托人信任度的期望，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期望测量。然而，我们应该怎样解释信任的测量方法？他们是行为的信任测量方法还是仅仅代表了人们对其他人信任度的期望？推理，看起来貌似真实的假设是：对声明的回答“一般而言，一个人可以信任他人”引发了人们关于其他人可信度的期望。然而，表格1和表格2的结果把这个引入了一个问题。风险和社会偏好显著的影响了信任的调查测量方法这一事实与人们在某种情形下被要求内省的信任的行为相一致，因此，信任的调查方法目前被一般的使用，同时也可能反应偏好和期望的构成。

这当然不意味着：调查测量是比已观察到的信任行为本身更好的行为测量，也就是，在信任游戏中，投资者行为的观察。从哪些未知的陌生人中观察到的真实的信任行为很有可能总是比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提供更能够令人信服的测量8。此外，参加信任游戏要求：游戏规则要详细的解释清楚以至于受试人知道所有的意外情况。这样的细节是典型的无法使用的，当简单的问题装模作样，很少有人知道受试者的含蓄的假想。此外，信任游戏提供了介于信任的行为和受托人信任度评估之间清晰分离的可能性，因为，在信任游戏中的投资者被放入一个特殊的情景，被要求二个定义明晰的回应——一个行为回应和一个期望回应。与此相反，信任的期望成分和偏好成分在目前使用的调研方法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8 Naef和Schupp (2008)发现，信任的问卷调查——即使是那些没有服从于GSS测量的同样的考察——看起来被社会赞许偏见所影响，虽然信任的行为测量不受到影响。德国的SEOP组织利用了德国这些年来人口参与信任游戏的这个典型的子样本的这个事实，参加同样实验的人回答关于信任的调研问题，问题的设计用来测量社会期许偏见。行为信任的测量的优势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通常的实验经济关照被用来给参与者增加在信任游戏中的不唐突的气氛。特别是，在信任游戏中，个人的SOEP的面试者并不知道SOEP参与者的决定，对于调查问题的回答没有面试者——参与者匿名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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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关于其他人信任度的期望同样受到投资者返还转移的偏好测量的影响或者信任的调查方法的影响，那么就应该怀疑是否信任游戏能够清晰的分离行为的信任和期望的信任度。因此，我们接下来检验，在信任游戏中，受托人的期望是否能够被他们的风险和社会偏好所预测。

幸运的是，Naef 等人收集了大量的数据集，给美国和德国提供了全国典型性的行为的信任测量，以及同等的关于受托人信任度的典型的期望的测量。总计，超过1400个投资者参加了这个实验。我在表3中提出了，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对美国和德国人在信任游戏中期望的影响，Naef(2008)等人要求投资者们在投资中对受托人的返还转移的期望做出描述0，5，10。9 这个表格展示出，期望返还转移的回归结果作为因变量。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同样的测量在表1，表2，表3中显示出：在信任游戏中，偏好测量对投资者的期望基本上没有影响——风险和背叛厌恶的系数在所有的回归中对期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与信任的测量问卷形成对照，这很可能被一个未知的由期望和偏好成分组成的混合体所驱动。从行为的信任实验来看，偏好并没有影响期望测量、这对理性选择朝向信任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样的一个测量方法依赖于期望和偏好之间的基本的区别。按照这个方法，偏好和期望驾驭信任行为，但是偏好并不影响期望，否则他们不能被认为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偏好的缺乏对期望的影响对理性期望的存在而言是不足的，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9 受试者们接受了Naef等人修正过的信任游戏。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初始的禀赋10马克或者10美元。每一个参与者都有0-10单位的货币转移给他的同伴。投资者的转移和受托人的返还是双倍的。这些修正简化了游戏，这是鉴于被嵌入游戏中的约束条件对全国典型性的游戏的影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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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险和社会偏好不能够影响期望的时候，他们影响了投资者的行为。Naef等人指出：在信任游戏中，表1-3中使用的偏好的测量显著的影响了投资者的信任。尤其是，展现出较高背叛厌恶的人比那些中度背叛的人发送给受托人更少的钱，而后者发送给受托人的钱比那些展现更少背叛厌恶的人还要少。同样性质的影响顺序也适用于风险规避。此外，投资者对受托人可信度的期望决定了他们投资的多少。这些结果更加强化了我们的断言，那就是，风险偏好，社会偏好和信任同时形成了信任。合起来算，信任游戏因此能够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它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信任的行为测量并且提供了一个——偏好自由的情况下——期望关于匿名陌生人信任度的测量。

6.解释国家和种族的信任差异

之前章节列出的框架到底能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国家和种族之间的信任差异？还是，跨国家和种族群体在期望和信任上的差异驱动了国家和种族在信任上的差异？还是其他的因素，例如国家和种族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差异，是信任行为差异主要的驱动力吗？

Naef等人对他们代表性的信任数据，应用了信任和偏好的框架。他们发现，在信任游戏中，美国人比德国人展现出了更高的信任水平。此外，他们观察到美国黑人展示出的信任水平低于美国白人很多。问题是，是否偏好和期望的框架能够解释这些信任差异的一些实质性的部分。为了这个目的，Naef等人根据第4章描述的偏好测量方法的基础，检验了美国和德国在风险和社会偏好上的分布。这些关键的发现被总结如下：(i)美国人与德国人相比，有显著地较少风险规避和背叛厌恶(ii)依照上面描述的志愿活动的测量方式而言，美国人同样有显著的利他主义。(iii)最后一点，美国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度同样有显著的更加积极的期望10。因此，如果关于匿名合伙人信任度的风险偏好，社会偏好和期望影响了信任的行为，那么跨国间的偏好和期望差异同样也可以解释跨国间的信任鸿沟。事实也确实如此，Naef等人指出，在期望和偏好方面的差异能够完全的解释美国和德国之间信任的鸿沟。有趣的是，偏好和期望的重要性接露出：即使作者们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期望和偏好测量，以及社会经济测量同时被作为解释变量，偏好和期望变量仍然能粗略的解释信任鸿沟的90%，虽然社会经济变量值解释了10%。

Naef等人的调查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解释美国白人和黑人的信任鸿沟。事实证明：美国黑人比白人有更加显著的背叛厌恶，然而对风险规避而言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美国黑人对受托人的行为期望却没有白人那样积极乐观。总的来说，背叛厌恶和可信度期望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在种族上的差异能够粗略的解释2/3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信任鸿沟。

10注意，美国的投资者面对的是来自美国的受托人，德国人面临的是来自德国的受托人。因此，关于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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