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

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 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这些女性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其形貌美丽，各有其动人之处。其中，经历坎坷的旧时代女性，是苏童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却自饮苦酒，并未享受到安逸幸福的生活;娴、芝、箫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他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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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中都没能真正获得独立，延续着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命运。苏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度可悲的女性生存世界，并揭示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中国传统中的男权文化。

一、男权文化下对女性的钱性交易

人类从存在以来，一直在孜孜以求民主、平等和自由，追求男女之间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但对于存在了几千年的男权中心社会，男女的真正平等却如同神话遥不可及。“女人的处境是，她这个像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尤其在中国的封建文化中，男性在经济上、政治上主宰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秩序。女性作为男性权利的一种体现，只能以物化的形式被男性占有，而女性的悲剧命运也由此拉开序幕。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弥漫着凝滞而浓重的男性文化色彩。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统治者、决策者。以男性标准确立的道德、伦理、等级、规范纳入文化的范畴，成为统治的思想，形成单一而强大的男性话语。处于弱势中的女性，则被迫长期保持缄默，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和能力，而成为被男性话语所限定的客体。男性以自己的标准、范式去欣赏、打造女性，女性成为被窥者，成为男性掌控中的玩物。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方式则相对隐晦，即通过一种女性自愿交出人生自由或性商品的形式实现。在城市化过程中，繁华的都市生活永远吸引着这些物质欲望强烈的女性。为了得到物质，她们必须首先把自己变成“物质”。这些女性在物质诱惑与生存压力的双重牵制下迷失了自我。在这种迷失中，女性更进一步地陷入男性文化的深渊中，男性文化以其巨大的驭动力使女人的言行举止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男性文化的要求。众多女性在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己自觉地、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诸多落后观念。女性为了适应生存而压抑人性，认同文化指定的角色。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存依附于男性家长，承认自己的物化现实。出卖色相，被当成玩偶成为卖品的女性在苏童笔下随处可见。《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文治家族垄断了近两百年枫杨树乡村的美女;《婴粟之家》中的翠花花只是一份礼品，像皮球一样被拍来打去;《红粉》中小萼与秋仪都出身下层，她们都是因贫穷而从事娼妓这一“女性最古老的职业”(张爱玲语)的。在这里并不存在古典小说中那种逼良为娼的套路。用小萼的话来说就是，“我到喜红楼是画过押立了卖身契的，再说他们从来没打过我，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他们凭什么打我呢?”她本身就认可了这种钱一性交易方式。在这里，像小萼一样的女性己经没有了羞耻感，这种没有挣扎与反抗的顺从才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生存露出了它最狰狞的一面，廉耻的代价是昂贵的，很多人负担不起。 对于那些不愿意自力更生只想依附男人的女性而言，如果不甘出卖色相，婚姻便成为了她们争夺生存权利的场所。于是，颂莲在父亲死后，在做工和嫁人两条路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人，跻身于陈佐千的成群妻妾之中;小鄂、秋仪在有机会摆脱男性而独立时，却拒绝改造，拼命想抓住和老浦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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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由于长久处于无父的缺失状态，一旦结婚，便表现出对丈夫的近乎病态的占有欲。 然而，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女性为谋求生存而获取的婚姻关系，实质上也是卖淫关系，这是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包含有财产关系在内，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出来的钱与性服务的交换。按照这一逻辑，街头的卖淫和有财产关系在内的婚姻关系之间只有形式的区别，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用钱来交换女性，只不过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零售，一个是批发而己。因此，对于这一类女性而言，无论是以婚姻契约的形式，还是以卖淫的形式，都改变不了她们被物化的现实。这已极大妨碍了女性自身独立价值的实现，也就使其根木不可能形成波伏娃所说的“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与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苏童不仅写出男性中心文化设计的深渊绝境对女性造成的压迫与虐待，而且写出了这些女性身陷绝境之中的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尽力剖析了她们自身的心性误区。

二、男权文化下女性的互残意识

在苏童看来，男权文化造成了女性被物化现实，进而形成男强女弱格局，

女性也常常安于这种弱者的地位。小萼说:“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她们谋求生存的手段就是依靠和依附男权，为此都将锋芒和阴谋实施在自己姐妹身上，对男人则妥协、讨好。《米》中的织云自幼便显示出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特性，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了摆脱五龙不惜葬送自己的姐姐。光阴茬苒、时代变迁，女性的性格及其命运在苏童笔下却一如既往，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自私狭隘得令人心寒，血浓于水的人伦之情也毁灭于相互尖刻的怨恨之中。女人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剪刀和发夹，相互残害，造成彼此心灵世界的百孔千疮。在这样的讲述中，苏童将男/女对立模式虚化，凸现女/女对立模式，从而反映出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互残意识。

《妻妾成群》是苏童流传最广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一夫多妻”的故事和“红颜薄命”的母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文学演绎和诠释。作品从年轻、水灵、有文化的颂莲踏进陈府大门写起，到颂莲发疯、五太太文竹进陈府大门嘎然而止，触及的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屡见不鲜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和男权中心文化“吃人”的主题。但作者没有将主要的笔墨用于控诉声称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头上来的封建家长陈佐千的荒淫和无耻，而是通过对颂莲悲剧命运的描绘，重点表现了5个女人如何为了将自己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而互相绞杀。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留给她们的是十分狭窄、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争宠斗法便成为她们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惟一选择。每个女人的争宠都是对其他女人的生存和呼吸的一种威胁，这便足以使她们互相为敌。在这场战争中，陈佐千家的四房太太的全部智慧、全部才能、全部阴谋诡计，统统施展到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姐妹身上，演出女人折磨女人的悲剧。无论是固执圆滑、手持佛珠的大太太毓茹，满脸堆笑、暗中使绊的二太太卓云，还是冷眼多情的三太太梅珊，连陈家使唤的丫头雁儿都揽在了一群争宠女人的行列里。而斗争的结果依旧是女人的悲剧。从颂莲最初选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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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做妾的人生之路看，她是自以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在陈府获得自己一席之地的。她的“女学生”身份确实使她在故事的开始阶段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时移境迁，颂莲带有学生气和现代味的言行举止却使她越来越无法融于充满了僵尸气味的大家庭。她既不像毓如那样拥有制度本身赋予她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也不像卓云那样熟知男性中心家庭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不像梅珊那样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大胆妄为。她在陈佐千脸上的一吻是她命运的转折点。颂莲本想借此表现自己和老爷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摆脱不了这场女人战争的悲惨命运。最后雁儿暴死，梅珊被扔进枯井，颂莲终至疯了。而五太太文竹的到来必将重复她们的命运，预示女人的悲剧无休无止。

在《红粉》中，两个女人因为性格的差异走着各自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们同时爱着一个不中用的男人，一场战争就在两个女人中展开。最后男人死去，两个女人没有分出胜负。苏童巧妙地借助了一个典型的历史环境(新旧交替的中国南方小镇)，三个特殊的人物(两个被新社会遗弃的妓女，一个没落的纨绔子弟)，却写出有别于一般历史小说的故事。小说看似写这三个人的爱恨缠绵，然而细究想一想，苏童要抓住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女性在认同男性文化后彼此伤害对方的现实，于是女人的结局越是凄惨，越是悲凉，越是强烈地撞击着读者心灵，也似乎提醒着看故事的每一个人:是谁葬送她们?是她们自己。这些女人们，不管是妻妾、是妓女还是情妇，他们都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意识，正是这种依附意识使女性处于无可选择的境地。而被依附主体—男性一时的好恶往往是女性面临失去依附的危机。为脱离危机，女性必须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艰难的蠕动着，进行着可悲的人生搏斗。在这种搏斗中，妻妾之间、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互相仇视、充满敌意、耍尽手腕，造成人格的裂变，呈现出疯狂、病态、畸形、羸弱的心理面貌。女人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要克服自戕意识，去反抗男权文化，要不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悲剧。

三、男权文化下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

在女性相互残害的同时,女性对男性却是一种极端的崇拜和依赖。男性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女性自认为自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而自己价值的实现,全仗依赖男性,女性如果失去了男性,那将会是一片迷茫、无助、凄凉。这也是苏童小说中女性悲剧的一个重要体现。 (一) 女性对男权的依赖

懂得追求幸福的女性却始终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其实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女人的屈从、逆来顺受的性格,而是一个个自由发挥个性、有着自由意识并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形象。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追求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女性的性别特征来争取,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通过争夺男性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苏童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米》中织云的形象。织云本是一个美丽、并富有同情心的富家小姐,但她并不想安分守己地过一种平淡、乏味的生活,女性的虚荣使她不得不以自己为代价去换一件貂皮大衣。作为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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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她,虽然遭受父亲、妹妹和瓦匠街所有的人的鄙视,但是她是自愿与快乐地享受这一切,她可以完全抛开他们的目光,她可以不断地和父亲争执,她可以反抗父权和世俗的传统观念。她唯一不能做到的就是反对男权,而且自始至终地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但是单纯的女性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本身就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就像前面说的,女人什么也不是。所以后来当六爷把他们父女三人赶出门的时候,织云绝望了,而她能做的就是更加放纵自己。在苏童笔下的女性都具有旺盛的生命激情,她们从来都在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她们孜孜不倦,可以让自己受尽磨难,也可以彼此争得鱼死网破。无论是身为人妾还是妓女、情人,她们在对男性的迷恋和依附中也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我,她们却不敢以一个独立的身份去与男性挑战,虚荣让她们习惯依赖和堕落,即使他们所希望依赖的男性群体本身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畸形世界。 (二) 畸形的男权世界

苏童笔下是些畸形的男性形象。如果男性世界是正常的、良好的、完美的,那么像织云那样希望通过男性来达成自己的愿望也许并不会那么深刻地造成女性悲剧的发生。但是,这些被女性们众星捧月、顶礼膜拜的男人,他们并非顶天立地、勇敢威武的英雄,也非风流倜傥、有学有识的才人,甚至有的连正常的性功能也不具备。在他们身上,生命力呈现了一种萎缩状态。陈佐千的四房太太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陈佐千身上,可是日渐衰老的陈佐千却性衰退;颂莲把希望寄托在大少爷飞浦身上,可是飞浦却性无能;从卡车上跳下的秋仪走投无路时,第一个想去投靠的是老蒲,可窝囊的老蒲经不起世俗和母亲的压力。此外还有女性化的医生、恬不知耻的理发师、鸡胸驼背的冯老五、懦弱无能的高宗父子等,就是这样的颓败无能的男人却主宰着女人的命运,女性的悲剧由此显得更为深刻。 (三) 女性对金钱的依附

依附男人的背后,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苏童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揭示或暗示这一个问题的实质。《红粉》中秋仪跳车后,暂住老蒲家中,“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也许只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包金银细软”,在她的意识中,男人与金钱是一个东西,有了男人就等于有了金钱。因此,她要投靠的是有钱的男人。这一点, 《妻妾成群》中颂莲与佐千的一段对话表现得更为直白:颂莲拍拍陈佐千的脸说,是女人都想跟你。陈佐千说,你这话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女人都想跟有钱人。颂莲笑说,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应该说有钱人有了钱要女人,要也要不够。这段对话,绝妙地道出了“女人———金钱———男人”三者关系的实质,女人与其说是依附男人,不如说是依附金钱。这一问题的揭示,触及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点。女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导致对男性人身依附。因此,女性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只有经济自立,人格才能独立。通过以上的分析和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形成源于一个畸形男性社会中女性作为人的人性展示形成的。而且苏童更强调的是,女性本身才是悲剧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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