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如何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善收入分配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专业：经济学 年级 ：10级 学生姓名：季晓丽

指导教师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可以有很多途径。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就要大幅度调整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大大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减少经济建设的支出。把财政支出的钱更大部分用于提高保民生，特别是保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000多亿元，财政支出70，000多亿元，人均的财政收入相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稍微少一点。如果加上卖地等收入，就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说明我们现在财政收入水平是很高的。人均的财政支出比农村的人均收入高多了。如果我们把财政支出做个比较大的调整，那么我们可以比较大幅度地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材料，2008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9%，两项合计占15.3%，这比人均3000美元~6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平均用于这两方面的支出低了整整16个百分点。因为那些国家这两项支出平均占全部财政支出的31.9%。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支出占的比重比其他国家平均水平还低那么多，实在是说不过去。前年和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

3000美元以上了，大大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等等的支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包括40000亿的投资刺激计划等，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支出有一些还是没有做好，比如说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资，就没有很好完成计划。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地方政府没多大的利益，对于GDP的增长没多大作用，所以他们是很消极的。根据人大常委的调研报告，按照2009年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计划，全国要投入资金1676亿元，但是到8月底只完成了投资395亿元，仅完成了23.6%，说明列入计划的用于公共支出的投资没有很好完成。所以我想如果国家真的要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下决心调整投资和消费结构，增加居民消费比重，增加保民生的支出，应该说潜力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每年有10,000多亿元利润，如果拿出30%~50%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等，这就是3000亿~5000亿元以上，把这些钱用于民生项目，包括社保等，就可以增加好几千亿元，现在我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不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比例太低了，这也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要真正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或者储蓄和消费的结构，大大增加居民消费的比重，除了很多其他途径，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而且比较大幅度地调整，应该说是有效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政府干预社会的贫富差距，应从对结果的干预转到对起点的干预上来，从消费、能力入手。这样，政府对分配的干预就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才可能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一厢情愿地认为，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就认为同时缩小了消费差距，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误区。现代社会，居民个人对公共消费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收入差距缩小不见得消费差距也会缩小。例如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不能说给低收入者增加补贴就能解决，如举办农村教育，这不是给农民一些钱就能替代的。现代社会的消费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就是买米买菜这样看似很私人的事情，也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对食品市场的调控和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等等。

分配的公平应以社会正义为前提。社会正义就是按照公认的游戏规则办事，包括经济运行规则、社会运行规则。遵循了这些规则，分配差距就是合理的，就意味着达到了社会公平。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这包括腐败收入和灰色收入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它对老百姓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收入对我们的收入差距扩大到底起多大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们做的一些模拟分析，发现它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比如说它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腐败收入带来的基尼系数的扩大要小得多，但是它产生的社会民众的负面心理效应是非常大的，社会不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这

是因为腐败带来的腐败收入，由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消除腐败对于平息老百姓的怨言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然而，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我们都特别关注的腐败问题，也采取了很多办法，但效果始终不太明显。这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关系，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重大改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不断蔓延的趋势。

收入分配不公中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公的典型的例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看其他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根据一个中国和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比较的论文，中国的数据是2002年的，俄罗斯的数据是2003年的，看一下两国的基尼系数，中国是0.44，俄罗斯是0.34。中国收入差距比俄罗斯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比俄罗斯大得多。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中国的城乡之间的过大收入差距没有任何的正义性。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我们都清楚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和变化的过程。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政府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惠农政策，但是从内容和力度上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过去60年中，我们亏欠农民的太多了，现在仍有不少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和政策。因

此，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不论对于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还是对于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收入分配不公中还有一个问题，即个人收入流动性明显降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发现收入流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谓比较高就是说那时候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在一个五年期间，不同阶层的变动性还是比较大的。你如果看收入转型矩阵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出来。然而，从90年代末开始，收入流动性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穷人想成为富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大。而且，如果看一下不同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就会发现父辈的收入，父辈的人力资本，父辈的职业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就出现了人们通常议论的“富二代”和“穷二代”的问题。最近几年大家对这一点也都有所感觉。所以，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内的收入差距的问题，而且要解决长期内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中涉及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教育机会差异。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富二代”和“穷二代”的问题。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中个人教育收入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意味着不同学历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受教育机会差异下降，它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可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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