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干部和草根的民主

政工干部和草根的民主

本报记者 郭亮 实习生鄢秀钦 王小珊

第十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一个和兵团首长、参谋部一样，能对10万大军战况在第一时间掌握的部门。

1949年7月，作为十兵团政治部宣传部秘书，随着兵团机关来到福建的江苏泰兴人耿冬生，对前方战事的体验，大部分来自宣传部专有的那部电台，“一天到晚，接收着各部队传过来的战报。”

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到参加革命，并成为“首长身边”接触机密的政工干部，耿冬生花了6年时间。

但很快，随着形势的严峻，为了加强地方建设中的政治导向，1950年8月，耿冬生成为福州市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转业干部492人中的一员。

而在此前，从其他渠道加入福州市新政权建设的干部，有从山西的太行、太岳老解放区选调的长江支队部分，有在上海召集的由上海大中院校的学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南

下服务团，还有主要由三野在上海组建政工干部组成的南下纵队，有资料统计从这三个方向来

福州工作的干部有776人，后来还有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和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毕业的学员100余人，也分到了福州。

这支不到两千人的队伍，只是福州市（包含八县人口）1950年227.38万人口的千分之一不到，但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激情，却左右着这个城市新政权最初蜕变。

入城之前

“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胜利万岁！”

今年已经87岁的耿冬生，还清楚记得1949年6月17日，十兵团政治部进军福建动员颁发的最后一条口号。这条口号当时被颁发至连。

早在10天前，10兵团党委会上决定，先派遣一个400多人的先遣队入闽，由29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当天晚上乘坐10辆解放上海缴获的汽车从苏州出发，“野司首长还特批，另拨1千两黄金给他们，主要是用于筹集粮、草、油、盐、蔬菜，为入闽的10万部队，随军的地方干部和民工1万5千多人，8000多匹马，做好后勤准备。”耿冬生对于这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

但从后来宣传部收到电报看，部队进入福建以后，还是普遍营养不足，“很多战士因为饥饿，得了夜盲症，晚上奔袭的时候，看不清路，经常发生掉河里淹死的事情。”耿冬生说，10兵团在1949年四五月份，接连发动渡江战役、解放上海，部队急需休整，按照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3野战军准备提前人闽，争取于6、7两月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但兵团首长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希望能休整一个月，“这个建议得到兵团和野司的批准，所以后来大部队是在7月2日从苏州出发，14日到达福建浦城。”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10兵团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歼了国民党福州守军5万多人，俘虏3万多人，我军仅伤亡1502人，牺牲274人。“但其中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张鼎丞在《关于福州战役发起之前情况报告》(第二号)中说，进军福建的部队“一个月未吃肉，甚至吃不到菜，吃盐水汤，以至于晚上不少士兵眼盲看不

见道路。”。

政工干部

虽然部队战士大都营养不良，但官兵却斗志昂扬，“你知道战士的斗志哪来吗？从上而下政工干部的动员，和部队宣传部的形势宣传，至关重要。”

那时，从每天的战报中，耿冬生会选择大量鼓舞人心的事情，写成新闻稿发出去。 耿冬生没想到的是，本来打算胜利后回老家的他，在参加解放福州战役一年后，他又回到了福州，并成为这个城市新政权的一份子，“我是营职干部转业，当时应该算是科级干部吧。”耿冬生开玩笑说，并回忆当时对福州的映像，“城中唯一的交通要到就是八一七路，狭窄的道路有时连军用吉普也很难通过，路的两旁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房子。”

而在福州解放后第六天来到福州的王春生，对于当天福州的记忆充满着好奇：“我们到福州是8月23日傍晚，福州战役刚刚结束，我们看见解放军押着俘虏和军管家属还在一队一队地向城外走去，市面上的商店已经开始营业，但是只收银元和铜板，我们刚到福州，住在杨桥路一家银行的楼上，因为人民币还不能用，只是用带来的米煮稀饭加点盐吃，我们口袋里没银元，语言也不通，在街上逛逛看看，看到福州的电灯不太明亮，街上的路都是用石头铺成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极不平整，街上行人很多是赤着脚或穿木拖鞋走路，街道两旁的房子很多是木头的且要用木头支撑，似乎摇摇欲坠，我们好奇地看着这些福州给我们的最初印象。”

“老百姓都穿着木拖鞋，走在中正路（解放后改为八一七路）上，鞋底敲打在石头路面，响声非常清脆，晚上都被吵得睡不着。”今年81岁的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春生，那年只有21岁，可却是随三野南下，准备接管福建的南下纵队的干部。

王老说，南下纵队和南下服务团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南下纵队的干部大多数是在省直单位工作，又兼任福州市军管会工作。

“南下纵队分为两个大队：即梁大队和陈大队。梁大队是以梁国斌为首长的政法干部大队；陈大队是以陈辛仁为首长的宣传、文教、新闻出版干部大队，我是陈大队的，到了福建后，陈辛仁首长是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又是福州军管会文教部部长。”王春生回忆说，当时他分在福州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任秘书，“我们新闻出版处被人笑称，两人一羊（杨），处长杨西光还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副处长何若人是后来福建日报社社长，还有一个副处长吉人也兼着省委宣传部出版科科长。”

就这样一套人马，省市兼顾，第二天（1949年8月24日），21岁作为福州军管处新闻出版处秘书的王春生，就开始单枪匹马对福州的报社进行接管。

人民的政权

1950年国庆节刚过，刚脱下军装到福州市总工会工作的耿冬生被领导叫去谈话，宣布福州要组建码头工作队，由他任队长，率领20多名干部，进入福州闽江两岸、解放大桥南北各码头，“我们去的任务，就是开展民主改革运动，要铲除封建残余，让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不是一句话的事，不是今天说要民主，第二天天亮就实现民主了，那时候，刚解放一年多，又进行着抗美援朝战争，老百姓还生活的很苦，大家连民主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90年前，陌生的德先生被介绍到中国，60年前，一个江苏来的小伙子带着20几个人

依靠新成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在福州的码头上努力实践着。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福州市解放初沿闽江两岸有码头54个，有码头工人2333名，但这些码头工人受着封建把头运费抽头、没收尾钱（零头没收）、交应酬费、孝敬钱、站色、没收额外工资等经济压迫，码头上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分为108邦、36天君、24诸仙、4霸天、一贯道等，他们在码头对工人任意打骂罚跪，还秘密传播台湾广播，谣传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并私藏枪支、秘密设置电台。

一篇描写当时福州码头工人生活的文章是这样写到：工人们几十人挤住在江边的棚户区，全是统铺，即使是在深秋寒冬，大部分还穿着旧麻袋缝制的上衣，腰里也围着旧麻袋，光脚穿着木拖鞋，蓬头垢脸，一天两餐，每餐一样：番薯稀饭配咸橄榄。

两个月后，工作队摸清情况后，立即成立了搬运工会和码头工会，“在南门花园路市委宿舍二层，我将调查到的基本情况报告给了市委和市总工会的领导。”耿冬天生说，根据他的汇报材料，当年12月27日，福州市政府颁布《彻底废除封建把持，本市各码头一律收归国有》的布告 。

“占领舆论阵地”

而在耿冬生带领福州码头2333民码头工人，忙于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前一年，当时已是福州市新华书店出版科科长的王春生，正忙着赶印着各种马列书籍，“在1949年的9、10两月，我们赶印了20余种共20余万册，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论》，每天来新华书店买书的人超过两千。”

和进入福州的作战部队不一样，王春生和身边同事们带到福建来的“武器弹药”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解放区的文艺书籍，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这些一共6万册的图书和准备重印的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14副书型，购买和运输的经费，还是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在上海特批给的旧币500万元。

早在1949年7月初，大军从上海向福建进发，第一站到达苏州，王春生和南下纵队陈大队的同事们驻扎在苏州的监狱，根据华东局印发的城市接管工作学些提纲，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对福州的旧政权的新闻、出版、书店的接管方案，确定除福建日报筹备人员负责接管中央日报外，进入福州后还要立即接收一个较大的书店做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接收一个较大的印刷厂。

1949年9月9日，福建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记者写的一篇标题为《大旱之望云霓》通讯，写的是王春生负责的位于福州宫巷口的新华书店开业时的盛况景象。

新华书店在福州的第一个门市部，本来打算利用国民党中正书局旧址，但是那座房子太小，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主任特批，将已接管的原储金汇业局作为新华书店的门市部，这是地处宫巷口的一座临街的三层楼房，二楼、三楼都有临街的大窗户。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福州举行群众庆祝游行。新华书店宫巷门市部，迎来了一个光荣的任务——接待张鼎丞主席、叶飞司令及其他福建省委领导登临书店二、三楼，凭窗检阅观看群众游行。

“省委领导把新华书店当做我们党已经占领的一块阵地、一所可以信赖的检阅台，给我们全体职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王春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草根的民主

1950年12月，在耿冬生的主持下一个民主的会议，福州码头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当时我们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些工人口才不好，不会说，就选出工人代表对108个把头分别按罪恶轻重、民愤大小，民主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其他工人举手表决。”

而除了地位上打压封建把头，斗争的成果还包括物质上的，把头侵占的工人财产计人民币三千多万（现在的3000元）、大米一万斤、黄金一两六钱，房屋二十六间成为了工人们共同的福利基金，并由工人推选出的斗争果实管委会保管。

对于当时码头工人实行民主制后的效果，耿冬生说，以前码头工人不少工人帮助走私，帮助逃税，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后来自动联合起来缉私，监督纳税，自订公约：“不运一斤无税的货，互相检举偷税行为”。“那时，码头工人们有人做主人的感觉。”

在还没有开展三大社会改造前，1952年的9、10、11三个月中，福州码头共缉获私米422包，私盐1万斤，花生7155斤，生油52箱，煤油32箱，地瓜3万斤，糖400斤，大豆40包以及其他杂货800多斤，并协助福州税务局追还税款1亿2千万元（即1200万元）。

在劳动模范流行的最开始，码头上的劳动竞赛，涌现出60多名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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