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_蔺秀云

心理学报 2009, Vol. 41, No.10, 967?979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09.00967

收稿日期：2009-01-21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XLX16),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147),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在京流动儿童的学校表现、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BAA08004)。 通讯作者：方晓义, E-mail ：fangxy@49c1e0f6bcd126fff6050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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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及其心理机制*

蔺秀云1 方晓义1 刘 杨2 兰 菁1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 北京 100191)

摘 要 为了探讨流动儿童所感受到的歧视对他们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以及应对方式和自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北京市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选取1164名流动儿童、从公立学校选取525名北京儿童、从流动儿童主要来源地的农村选取568名农村儿童作为被试,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测查了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应对方式和自尊。研究发现: (1) 流动儿童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在学校类型、流动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 流动性高的儿童得分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 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也不存在学校类型与性别和流动性的交互作用; (2)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女孩、来自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流动性高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差于与之相对应的被试, 除在社交焦虑和抑郁上存在学校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外, 在孤独感上不存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的交互作用; (3) 不同类别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流动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上最差; (4) 除消极应对与自尊、积极应对与抑郁相关不显著外, 歧视、心理健康水平、应对方式、自尊两两之间都相关非常显著; (5)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也通过应对方式和自尊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自尊不仅在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也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流动儿童; 歧视知觉; 心理健康水平; 应对方式; 自尊 分类号 B844; R395

1 问题提出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流动人口总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增加到1.4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1/10, 而且每年以600至8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文摘, 2008), 估计到2010年, 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将达到1.6亿, 而像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更是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Chinese News Press, 2006)。近年来, 我国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 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之一就是流动人口家庭化, 主要指某些家庭中由单个成员流动变为整个家庭流动, 大批学龄儿童跟随身为流动人口的父母流动, 成为流动儿童(Migrant Children)。1998年由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 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流动儿童课题组, 2006)。而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将流动儿童定义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 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者“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 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人口(张黎明, 赵顺义, 2003)。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是指6~18周岁户籍在农村, 但随父母或者监护人居住在城市的儿童青少年(刘扬, 2008)。2003年11月, 我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公布, 我国18周岁以下流动人口已达到198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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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流动人口的19.4％, 0~14周岁的儿童约1410万, 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8%(项继权, 2005)。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除少部分参加工作外, 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学校就读, 据2006年北京市各区县教委的统计数字显示, 在京就读的流动儿童已增至37.5万(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04), 其中入读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占总人数的61%(谢尹安, 邹泓, 李小青, 2007)。

歧视(Stigma)最早是由Goffman(1963)提出来的, 原指人身体上不好的特征或由疾病引起的症候, Goffman在书中将其定义为非社会期待的属性或特征, 用以区分个体不同于主流群体。这些特征大致包括三类: 一是身体上的缺陷, 如各类残疾; 二是个人品质上的污点, 如意志薄弱、作威作福、情绪异常、叛逆等, 可通过某些表现或记录得知, 比如精神病、囚犯、吸毒、酗酒、同性恋等; 三是种族、宗教、民族的不被认同。之后, Alonzo和Reynolds (1995)及其他一些学者均在Goffman的基础上对Stigma做了解释, 但意义相近, 通常指人们觉察到的一种负面的属性, 它使带有负面属性的个体和群体受到排斥、孤立、偏见和歧视, 或远离、逃避正常的社会阶层, 且这种逃避含有自我贬低的意思。

流动人口从一开始的称谓“盲流”和“农民工”就暗含着歧视之意, “盲流”指无领导的盲目流动, 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 只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盲目流动; “农民工”虽然中性一些, 不过也指的是流动人口虽然在城里做工, 但是他们仍旧是农民(Chen, Stanton, & Li, in press)。1997年1月, 零点调查公司在京、沪、回、汉四地调查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和评价, 结果表明, 1/3的市民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熟视无睹, 16.7%的人讨厌、看不起外来人员, 约有18%的外来群体受到当地市民的强烈歧视, 45%的外来群体有时感受到歧视, 2/3的外来人员表示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朋结友(袁亚愚, 1997)。李强(1995)从对北京地区的农民工访谈分析中发现, 大多数农民工都提到了“被人看不起”和“受歧视”的问题。

在广大农民工在城市中正当社会权益普遍缺位的背景下, 流动儿童在受教育过程中也经常面临着较差的就读环境以及某些城市人群的不友好对待。对流动儿童的歧视集中表现在义务教育的过程中, 使儿童遭遇到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歧视(李荔, 2005)。任云霞(2006)指出流动儿童面临着消费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福利制度的排斥, 并指出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张秋凌(2003)的访谈发现,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因为户籍制度和流动性大而导致入学难问题普遍存在; 歧视现象普遍存在, 流动儿童感受最强烈的是同伴交往中的歧视, 有儿童认为“他们有时瞧不起我们, 给我们白眼, 不和我们玩。”另外, 社区和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也存在歧视。雷有光(2004)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报告不喜欢北京的主要原因是“北京人看不起我们(71.4%)”, 不羡慕北京人的原因中, 27.2%的流动儿童认为“他们不尊重人”, 20.3%认为“他们对人不友好”,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认为北京人对自己“不好”或“很不好”的人数比例为52.9%。从同伴的角度来看, 流动儿童朋友中没有北京孩子的占40.1%, 69.1%的流动儿童不愿意和北京孩子做朋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看不起外地人”, 高达75.7%的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被嘲笑和讽刺。由此可见, 流动儿童在入学、同伴、社区和制度方面面临着一定的歧视。

歧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明显不利的影响。Finch(2000)等对墨西哥移民的调查发现歧视意识水平直接影响到抑郁, 并受到文化适应性和性别等多个因素的影响。Lewis(2003)等对男、女同性恋的调查发现, 感知到的歧视和自身的性取向能显著的预测抑郁症状。Foster(2000)的研究发现, 个人感知到的歧视越多, 其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也越多。Nyborg(2003)对黑人儿童的研究发现, 歧视与其抑郁症状、心理烦恼、无助感、低自尊等消极心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广州市对城区中10所中小学校1200名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流动儿童面对排斥和种种不公平待遇, 产生了畏惧心理, 甚至还会形成自闭心理、仇恨心理等, 加上流动儿童随着父母流动, 很难在一个居住地方和学校呆久, 总是不断地与陌生邻居和同学老师接触, 增加了他们的社交焦虑(中国社会报, 2005)。流动儿童的频繁流动给他们带来孤独感方面的问题, 频繁的流动导致他们不能建立稳定的同伴关系。他们除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外, 在城市内部也在不断的流动。赵娟(2005)对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发现, 该校每学期学生的流动率大约在10%左右, 80%~90%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转学经历, 多则有3~4次转学经历, 而是否有稳定的同伴关系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孤独感(孙晓军, 周宗奎, 2007)。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弥漫性的心理状态, 儿童长期处于此状态会导致一系列适应不良(Diaz, Ayala, Bern, 2001)。

但对文献的回顾还有实践都告诉我们, 并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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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流动儿童在遇到歧视后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那为什么有的流动儿童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而有的儿童却不会出现？显然, 在歧视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可能还存在其它中介或者调节变量。Diaz(2001)和Corning(2002)的研究指出歧视意识将会通过自尊而间接影响到个体的抑郁水平, 不同自尊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歧视意识对抑郁、焦虑的作用程度不同。

应激的CPT(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理论指出, 应激性事件通过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认知评价等中介变量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Gee G. L., 2002)。歧视作为一种应激性事件, 它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也会随着个体应对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韦有华,汤盛钦, 2005)。Folkman和Lazarus (1986)的研究认为, 根据应对的功能, 可以把应对方式分为两类: 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 即相当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他们的研究发现, 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和幻想与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相联系。Samuel (2003)等对加拿大籍朝鲜移民为被试的研究报告指出, 知觉到的种族歧视对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 在控制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在加拿大居住年限等变量以及歧视、诱发情绪与应对方式的主效应后, 直接对抗(personal confrontation)对歧视知觉与抑郁情绪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即直接对抗能缓冲歧视知觉对抑郁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 被动接受、情绪转移(如哭喊、尖叫、拼命去玩以忘记不愉快等)这两种应对方式与歧视的交互作用也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Edwards(2008)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美籍墨西哥青少年的歧视体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以解决问题、表达情绪和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与歧视体验的交互作用对自尊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熊青(2006)对流动人口的歧视研究发现, 个体自尊在歧视经历和SCL-90症状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应对方式在歧视经历和歧视意识与症状总均分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已有很多研究发现歧视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但究竟如何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呢？这个问题还没有探讨清楚。鉴于以上表述,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 歧视知觉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造成影响, 而应对方式和自尊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起到什么作用, 还有应对方式与自尊之间的关系, 自尊在歧视、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水平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确。考虑到流动儿童作为儿童来讲可塑性大, 模仿性强, 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 歧视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自尊和应对方式在歧视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具体有以下几点: (1) 了解流动儿童知觉到的社会歧视状况; (2)了解在京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状况, 包括社交焦虑、孤独、抑郁, 如严重程度, 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3) 探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机制, 重点考查应对方式和自尊在歧视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假设歧视知觉会影响到社交焦虑、孤独、抑郁等心理健康水平, 应对方式和自尊在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研究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流动儿童的社会处境、心理发展状况及需求的研究”项目。为了使流动儿童被试更具有代表性, 根据分层整群抽样法在北京市的六所学校内(1所打工子弟小学, 5所公立学校)的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中共收集了流动儿童1164名, 其中包含两类流动儿童被试, 分别是在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1164名流动儿童中, 小学和初中的流动儿童各占50%, 分别为582人; 在学校类型上, 来自公立学校的有842(72.3%)人, 打工子弟学校的为322(27.7%) 人; 在性别上, 流动儿童男生有633(54.4%)人, 女生499(42.9%)人, 性别信息缺失32(2.7%)人。流动儿童的年龄平均为12.30±1.91岁; 他们每月的零花钱从0到600元不等, 平均为51.77±76.58元。

为了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比较, 还选取了北京儿童被试和农村儿童被试。对北京儿童来说, 在选取流动儿童的北京5所公立学校共收集到525名北京儿童。其中, 男生有279(53.1%)名, 女生有234(44.6%)名, 缺失32(2.3%)名; 初中生有353(67.2%)名, 小学生有172(32.8%)名。对农村儿童来说, 在北京流动儿童的家乡来源占前5位的河南、安徽、河北、湖北和四川省收集到农村儿童568名。河南省258(45.4%)人, 安徽81(14.3%)人, 河北81(14.3%)人, 湖北74(13.0%)人, 四川74(13.0%)人。其中, 男生有293(51.6%)名, 女生有268(47.2%)名, 缺失7(1.2%)名; 初中生有257(45.2%)名,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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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311(54.8%)名。

2.2研究工具

本文的研究工具来自于“流动儿童的社会处境、心理发展状况及需求的研究”项目, 整个研究根据前期访谈结果的分析对所使用的测查工具进行了筛选和编制。

2.2.1流动儿童基本信息及流动性情况

根据流动儿童的情况自编了儿童的基本信息情况表, 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校类型、年级等, 另外根据流动儿童的流动情况, 又自编了适合他们情况的问题: 如是否出生在北京、老家在哪个省市县, 老家是城市还是农村, 在北京的周围邻居状况、居住条件与老家相比状况、所在学校状况、所在学校与老家所上学校相比状况、在北京的朋友数量以及朋友中有几个是北京当地的孩子、有几个是外地来京的孩子。

根据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特点, 自编了流动儿童的流动情况: 具体有离开老家的时间、来北京的时间、来北京之前去过几个城市、是否与父母一起来的北京、来北京后搬家次数、来北京后多久才开始上学、来北京之后转学次数、到目前这个学校多长时间。

2.2.2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由La Greca于1988年制定, 先用在2~6年级的儿童, 后由Vernberg等人用在了七、八年级的少年前期, 适用年龄为7~16岁。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 原量表包含两大因子: 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按0~2三级计分: 0“没有此问题”, 1“有时有”, 2“经常有”, 题目如“我害怕在别的同学面前做没做过的事情”, 总分越高, 表示焦虑越强。由马弘等于1993年修订。考虑到中小学生的情况, 将三级计分改成四级计分, 从0“从不这样”到3“总是这样”。在本研究, 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是0.85, 0.68, 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

2.2.3青少年孤独感问卷

青少年孤独感问卷(Adolescence Loneliness Scales), 采用邹泓修订的孤独感问卷, 用于测量青少年的情感孤独状态, 共21个项目, 包括纯孤独感、对自己社交能力的知觉、对目前同伴关系的评价和对重要关系未满足程度的知觉4个维度。问卷5级记分, 从1“一点也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 题目如“在班上我没有人可以交谈”。除社交能力知觉的高分代表积极评价外, 其它3个维度的高分均代表消极评价。将社交能力知觉维度反向计分后再和其它3个维度得分相加, 取其平均分作为孤独感总均分, 得分越高说明孤独感越强。在本研究中, 四个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是0.86, 0.80, 0.79, 0.72, 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

2.2.4儿童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Scale, CDS)是Fendrich, Weissman & Warner等于1990年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儿童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CES-DC)编制的用于测查6~23岁的儿童、青少年、青年抑郁的量表。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 为一个维度, 涉及到抑郁的6个主要症状, 包括抑郁心境(Depression Mood)、感到内疚/没有价值感(Feeling of guilt/Worthlessness)、无助感/绝望(Sense of Hel- plessness/Hopelessness)精神活动迟滞(Psychomotor Retardation)、没有食欲(Loss of Appetite)和睡眠困扰(Sleep Disturbance)。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9, 本研究中为0.81。量表采用4级计分, 从0“没有”到3“总是”。得分超过15分即为抑郁障碍或心境恶劣, Fendrich等的研究中, 抑郁症患者的平均得分为21.2, 而非抑郁症患者的得分为13.9。量表在临床上具有较好的效度, 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得分, 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分低于15分, 那么他们在社会适应方面较好, 而非抑郁症患者得分超过15分的则适应差。

2.2.5个体知觉歧视问卷

结合前期对流动儿童的访谈, 对刘霞(2007)等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进行修订。问卷列举了流动儿童在北京生活可能遇到的遭受歧视的9种情况, 询问被试句子所描述的情况是否与其现实符合。答案为4点量表: 1为“一点都不符合”, 4为“完全符合”, 以考察儿童主观觉察到的自己因为外地人身份而受到歧视或者不公平对待的程度, 得分越高, 代表感受到的歧视越多。对问卷使用极大方差正交旋转提取主成分的方法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只形成一个因子, 能够解释54.47%的总体方差, 各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57~0.83之间。本问卷是针对流动儿童设计的问卷, 所以只测查了流动儿童。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2.2.6 Rosenberg自尊量表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由Ros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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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65年编制, 用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此量表由5个正向计分和5个反向计分的条目组成, 分4级评分。“非常同意”计4分, “同意”计3分, “不同意”计2分, “非常不同意”计1分, 有几道反向记分题。总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自尊与信心的相关系数为0.65, 与合群性的相关系数为0.39; 而与几个涉及到自我评价过低的概念呈负相关, 与焦虑的相关系数是-0.64, 与抑郁的相关系数是-0.54, 但与性别、年龄、工作经验、婚姻状况、排行及学习成绩无显著相关性。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9。

2.2.7应对方式问卷

该问卷是解亚宁在国外应对方式量表基础上根据我国人群的特点编制而成, 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 共20个条目, 答案为4点记分, 0代表“不采取”, 1代表“偶尔采取”, 2代表“有时采取”, 3代表“经常采取”。积极应对含12个条目, 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 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方面”; 消极应对由8个条目组成, 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 如“幻想可能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编制者认为, 该问卷适合于包括小学文化程度在内的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平均分越高, 代表采用相应应对方式越频繁。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83。

2.3研究过程

整个研究过程, 先是设计并实施了访谈提纲, 然后根据对访谈结果的分析筛选和编制了测查工具, 之后对筛选和测查工具进行了预测试, 预测试之后实施正式施测。正式施测前, 根据北京流动儿童的情况,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北京市的六所学校内选取了被试, 以班级取样的方式进行施测, 正式施测前, 先让学生签写知情同意书, 不想参加的同学可以退出问卷施测, 中途退出亦可。在主试给学生详细阅读指导语后, 学生开始作答, 主试监督学生作答的整个过程。被试作答结束后, 赠送给被试礼品以示对参与项目的答谢。

对回收的问卷, 除当场检查外, 继续以目测的形式筛查废卷。然后由数据录入公司将数据录入数据库, 通过Frequency等命令, 进一步删除废卷。最后用SPSS 11.5进行统计分析。

2.4数据分析

第一步先是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进行了描述, 分析了不同性别、学校类型(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和流动性高低在歧视知觉上的差异;

第二步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对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进行了描述, 分析了不同性别、学校类型和流动性高低之间的差异;

第三步采用方差分析考察了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即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上的差异;

第四步以自尊平均数上下1个标准差为界, 将值在1个标准差以上的赋值1为高自尊的儿童, 将值在上下一个标准差之内的赋值2为中度自尊的儿童, 将值在1个标准差以下的赋值3为低自尊的儿童, 然后以三类自尊水平为自变量, 以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

再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结合起来, 以平均数为界, 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的赋值为1, 积极应对高和消极应对低的赋值为2,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赋值为3,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赋值为4。然后以四个赋值为自变量, 以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

第五步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分析了歧视知觉、自尊、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的相关系数。

第六步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歧视知觉与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的关系, 并分析自尊和应对方式在模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3 结果

3.1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分析

采用ANOVA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在学校类型、性别、流动性差异进行了分析, 如表1显示。9个题目的歧视知觉总均分为15.81±5.99。知觉到的社会歧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学校类型上,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知觉到的社会歧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 在流动性上, 不管是城市流动性、住房流动性还是学校流动性上, 流动性高的儿童知觉到的歧视显著多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在方差分析中对歧视知觉做了学校类型与性别、城市流动性、住房流动性、学校流动性的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均不显著。

另外, 从9个题目的得分来看, 有三个项目得分最高, 分别是“学校和社会对北京当地的孩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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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地来的孩子要好”(M±SD=2.34±1.07), “北京当地孩子不愿意与我做朋友”(M±SD=1.95±1.04), “北京当地人对我们有偏见”(M±SD=1.88±0.96)。

3.2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性分析

对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进行了描述分析, 并采用ANOVA分析了它们在不同性别、学校类型和流动性高低上的差异。见表2, 从总体上来看, 社交焦虑的得分为8.67±6.74、孤独感的得分为1.93±0.60, 抑郁的得分为18.71±11.05。在性别上, 社交焦虑和孤独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生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但孤独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在学校类型上, 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且均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儿童。在流动性上, 均是流动性高的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的得分上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在城市流动性上, 流动性高的儿童在孤独感、抑郁得分上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在住房流动性上, 流动性高的儿童在孤独感、抑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 在学校流动性上, 流动性高的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在交互作用分析上, 学校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在社交焦虑[F(1,724)=4.24, p<0.05]和抑郁[F(1,660)=8.19, 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存在学校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的社交焦虑上, 打工子弟学校女生得分最高, 其次是打工子弟学校男生, 再次是公立学校女生, 最后是公立学校男生, 在抑郁上, 打工子弟学校女生得分最高, 其次是打工子弟学校男生, 再次是公立学校男生, 最后是公立学校女生。

表1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及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类别M SD F 总体15.81 5.99

公立学校14.42 5.21

学校类型

打工子弟学校19.46 6.36

F(1,905)=149.32***

男16.10 6.15

性别

女15.47 5.77

F(1,880)=2.43

低15.55 6.05

城市流动性

高17.09 6.04

F(1,809)=7.32**

低15.44 5.87

住房流动性

高16.83 6.10

F(1,870)=7.66**

低15.38 5.92

学校流动性

高 17.11

6.08

F(1,884)=13.54***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表2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及方差分析结果

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变量类别

M SD M SD M SD 总体8.67 6.74 1.93 0.60 18.37 11.13

公立学校 3.07 3.90 1.86 0.61 17.45 11.43

打工子弟学校 4.14 4.29 2.12 0.53 21.64 9.42 学校类型

F(1,902)=12.81*** F(1,825)=31.84*** F(1,806)=19.19***

男生 3.12 3.65 1.98 0.59 18.74 11.06

女生 3.69 4.47 1.88 0.62 17.96 11.20 性别

F(1,890)=4.32* F(1,802)=5.93* F(1,829)=0.85

低 3.36 4.13 1.91 0.61 18.10 11.22

高 3.49 3.71 2.08 0.59 20.96 11.56 城市流动性

F(1,819)=0.12 F(1,735)=8.40** F(1,744)=5.41*

低 3.25 4.00 1.90 0.60 17.62 10.91

高 3.71 4.07 2.07 0.60 22.08 11.35 住房流动性

F(1,880)=1.78 F(1,790)=9.87** F(1,794)=16.28***

低 3.16 3.94 1.89 0.60 17.93 11.29

高 3.93 4.34 2.05 0.61 20.16 10.61 学校流动性

F(1,891)=5.92* F(1,804)=9.97** F(1,807)=4.98*

10期 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973

3.3 不同类别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分析

采用方差分析考察了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在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上的差异, 结果见表3。表3显示, 不同类别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其趋势是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最高,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次之, 北京儿童得分最低。Post-hoc 检验发现, 在社交焦虑上,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MD =2.12, p<0.001)、北京儿童(MD =2.91, p <0.001)和农村儿童(MD =2.86, p <0.001),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北京儿童(MD =0.79, p <0.05)。在孤独感上,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MD =0.26, p <0.001)、北京儿童(MD =0.47, p <0.001)和农村儿童(MD =0.29, p <0.001),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北京儿童(MD =0.20, p <0.001), 北京儿童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儿童(MD =?0.17, p <0.001)。在抑郁上,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MD =3.95, p <0.001)、北京儿童(MD =5.42, p <0.001)和农村儿童(MD =2.23, p <0.05),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北京儿童(MD =1.47, p <0.05), 北京儿童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儿童(MD =?3.20, p <0.001)。

3.4 自尊和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分别以三类自尊水平、四类应对方式为自变量, 以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4。总体上, 自尊高低和应对方式积极与否在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自尊上, 低自尊的得分最高, 其次是中度自尊的, 高自尊的得分最低。在应对方式上, 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其次,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的得分再次,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得分 最高。

自尊高低的Post-hoc 检验发现, 在社交焦虑上, 低自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度自尊(MD =7.12, p < 0.001)和高自尊的(MD =11.19, p <0.001), 中度自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自尊的(MD =4.07, p <0.001)。在孤独感上, 低自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度自尊(MD = 0.59, p <0.001)和高自尊的(MD =1.11, p <0.001), 中度自尊的显著高于高自尊的(MD =0.52, p < 0.001)。在抑郁上, 低自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度自尊(MD =6.91, p <0.001)和高自尊的(MD =10.87, p < 0.001), 中度自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自尊的(MD =3.96, p < 0.001)。

表3 不同类别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方差分析

儿童类别 n

社交焦虑

孤独感

抑郁

总体上

1435 7.71 5.84

1.80 0.55 17.57 9.85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 147 10.04 6.45

2.10 0.56 21.01 9.24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

477 7.92 6.61 1.84 0.61 17.06 11.18 北京儿童 393 7.13 6.07 1.64 0.49 15.59 9.30 农村儿童

418 7.18 3.93 1.81 0.46 18.79 8.38 F

F (3,1431)=10.66***

F (3,1431)=28.97***

F (3,1431)=14.22***

表4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与自尊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社交焦虑

孤独感

抑郁

变量 n M SD M SD M SD

高自尊

110 4.19 4.79 1.40 0.36 15.33 6.30 中度自尊 437 8.26 5.87 1.92 0.54 19.29 8.39 低自尊 77 15.38 7.41 2.51 0.65 26.19 10.53 自尊

F (1,783)=81.68***

F (1,712)=100.82***

F (1,718)=38.51***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 191 9.30 7.24 1.95 .67 21.41 9.86 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

169 6.29 6.34 1.59 .47 16.86 6.20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 114 10.43 7.05 2.21 .62 24.25 9.83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

233 8.00 6.02 1.95 .55 17.70 8.27

应对

方式

F (3,703)=10.76***

F (3,703)=28.39***

F (3,703)=23.59***

10期 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974

应对方式积极与否的Post-hoc 检验发现, 在社交焦虑上,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与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MD =3.01, p <0.001)及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MD =1.30, p <0.05)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与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MD =?4.14, p <0.001)及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MD =?1.71, p <0.05)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存在显著差异(MD =2.43, p =0.001)。

在孤独感上,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与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MD =0.36, p <0.001)和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MD =?0.26, p <0.001)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与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MD =?0.62, p <0.001)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MD =?0.36, p <0.001)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存在显著差异(MD = 0.26, p <0.001)。在抑郁上,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高与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MD =4.55, p < 0.001)、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MD =?2.85, p =

0.005)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MD =3.71, p < 0.001)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高消极应对低的与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的(MD =?7.40, p <0.001) 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低消极应对高与积极应 对和消极应对都低的存在显著差异(MD =6.55, p < 0.001)。

3.5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

3.5.1 歧视知觉、应对方式和自尊与心理健康水平

的相关分析

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分析了歧视知觉、自尊、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的相关系数, 如表5显示。歧视知觉与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都在0.001水平上正相关显著, 且与自尊、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也都在0.001水平上相关显著; 自尊与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都有显著的负相关; 积极应对除与抑郁相关不显著外, 与自尊正相关、与歧视和社交焦虑、孤独感负相关都非常显著; 消极应对方式除与自尊相关不显著外, 与心理健康水平都正相关非常显著。

表5 心理健康水平与歧视知觉、自尊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歧视知觉 社交焦虑

孤独感

抑郁

自尊 消极应对 社交焦虑 0.38*** 孤独感 0.50*** 0.53*** 抑郁 0.37*** 0.53*** 0.48*** 自尊 ?0.39*** ?0.45*** ?0.55*** ?0.38***

消极应对 0.14*** 0.19*** 0.19***

0.28*** ?0.07

积极应对 ?0.16***

?0.08*

?0.25***

?0.01

0.33*** 0.47***

3.5.2 歧视知觉、应对方式和自尊与心理健康水平

作用机制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歧视知觉、应对方式和自尊与心理健康水平存在相关的关系, 为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心理作用机制, 用AMOS 5.0做结构方程模型。

(1) 应对方式为中介的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

根据问题提出中, 应对方式常常作为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中介变量, 所以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 以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 以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为因变量作结构方程模型1, 结果如图1所示。

图1显示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p <0.001, 同时歧视知觉通过积极应对(β=?0.16, p <0.001)对孤独感(β=?0.26, p < 0.001)有显著的预测, 通过消极应对(β=0.14, p <

图1 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的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

平影响的结构方程图

0.001)对社交焦虑(β=0.13, p <0.001)、孤独感(β= 0.24, p <0.001)和抑郁(β=0.24, p <0.001)有显著的预测。如果没有应对方式, 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孤

10期 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975

独感和抑郁影响系数分别是β=0.37, p <0.001, β= 0.0.49, p <0.001, β=0.38, p <0.001, 应对方式进入结构方程后, 系数有所下降, 所以应对方式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的间接作用是0.14×0.13=0.018, 对孤独感的间接作用为(?0.16)×(?0.26)+0.14×0.24=0.08, 对抑郁的间接作用是0.14×0.24=0.03。整体上, 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的R 2分别是0.157、0.201、按照Sobel 的检验公式/Z ab =,

积极应对在歧视知觉和孤独感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显著, Z =3.90, 消极应对在歧视知觉和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显著, 值分别是,

Z =3.74, Z =5.38, Z =3.43。

整个模型不显著p =0.115, 模型的拟和指数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分别是χ2=4.325, df=2, χ2/df=2.163, GFI =0.999, NFI =0.997, CFI =0.998, RMSEA=0.035。

(2) 自尊、应对方式为中介的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

根据问题提出和结构模型1, 将自尊加入到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模型中, 所以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 以应对方式、自尊为中介变量, 以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为因变量作结构方程模型2, 结果见图2。

图2 应对方式、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的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结构方程图

图2显示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仍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p <0.001。同时歧视知觉通过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方式和自尊对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有间接的作用。与图2模型相比, 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影响系数有所下降, 所以自尊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歧视知觉对社交焦虑的间接作用是(?0.16)×0.35×(?0.31)+ ( ?0.28)×(?0.31)+0.14×(?0.19)×(?0.31)+0.14×0.13=0.13, 对孤独感的间接作用为(?0.16)×(?0.18)+ (?0.16)×0.35×(?0.36)+(?0.28)×(?0.36)+0.14×(?0.19)× (?0.36)+0.14×0.19=0.19, 对抑郁的间接作用是(?0.16)×0.35×(?0.24)+( ?0.28)×(?0.24)+0.14×0.23+0.14×(?0.19)×(?0.24)=0.12。整体上, 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的R 2分别是0.241、0.251、0.428。

按照Sobel 的检验公式, 自尊在歧视知觉和社

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Z =值分别是8.52、12.16、3.56。自尊在应对与心理症状之间也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在积极应对和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之间的Z 值分别是Z=10.01、18.05、3.97, 在消极应对和孤独感、抑郁之间的Z 值分别是Z =6.11、3.39。

整个模型不显著p =0.266, 模型的拟和指数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分别是χ2=2.646, df=2, χ2/df=1.323, GFI =0.999, NFI =0.999, CFI = 1.000, RMSEA =0.018。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感受到了社会歧视

从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流动儿童在北京感受到了歧视, 在“学校和社会对

976 心理学报 41卷

北京当地的孩子比对外地来的孩子要好”一项上得分最高, 感受到的歧视最为严重, 其次是感到“北京当地孩子不愿意与我做朋友”, 处于受孤立的地位。与流动人口(袁亚愚, 1997; 李强, 1995)相一致的是, 流动儿童也认为“北京当地人对我们有偏见。”但对于儿童来讲, 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被周围的孩子孤立, 尤其是在学校感受到歧视的话, 会让他们的感受更强烈。这些歧视还包括一些结构性的或制度性的排斥, 另外还有社会关系的排斥以及文化排斥。所以流动儿童作为同他们父母一样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感受到了较多的歧视, 尤其是来自学校和周围伙伴的不合理对待。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感受的歧视要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儿童, 如同Goffman(1963)关于歧视的界定中提到的, 一种群体因为某些特点会遭到另一些群体的排斥和拒绝。一方面, 打工子弟学校相对于北京的公立学校来说, 是非主流学校, 处于比较偏远的城市郊区, 教师队伍和教学设施甚至教室都有待改善, 因而其中的学生也属于不同于公立学校学生的非主流群体; 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来自经济条件欠发达的地区, 来到城市寻求经济利益, 大都从事着脏、乱、差的工作, 缺乏稳定收入, 因而孩子的经济保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形象和消费方式也和北京市儿童有显著不同, 从他们所能支配的零用钱上也可以看出数量显著少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 属于受排斥和孤立的群体。

不管是城市流动性还是住房流动性和学校流动性上, 均是流动性越高的儿童感受到的歧视越多, 流动性本身可能并不会导致歧视, 更多的还是流动儿童在流动过程中经历了更多的不稳定生活环境和学校环境, 同时也表明流动儿童因为非主流群体的身份无论在哪个城市, 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另外, 频繁的流动常常意味着经济上的贫穷, 同样影响着流动儿童的生活和学校消费方式, 因而导致感受到更多的歧视。

4.2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

著的影响

从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分析来看, 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差于公立学校的学生, 流动性高的儿童显著差于流动低的儿童。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跟流动性和学校类型有很大的关系, 而流动性和学校类型又被贴上了“流动”和“打工子弟”的标签, 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不同类别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的差异也可以看出总体上流动儿童的情况差于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

歧视知觉与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都成显著的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较大, 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结构方程分析显示,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都有显著的影响, 尤其是对孤独感的影响, β达到了0.49。这与流动儿童遭遇到的歧视是一致的, 歧视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被孤立、排斥, 所以被歧视的流动儿童处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生活和学校环境中, 因为歧视对孤独感的影响最大。感受到的歧视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影响, 歧视导致流动儿童不能较好地与周围人交往, 尤其是不能与同学和老师长期融洽相处, 另外, 频繁的流动导致儿童不停地面临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 而这些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又排斥和歧视他们, 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与以往多项研究一致(Finch, 2000; Foster, 2000), 流动儿童歧视对情绪有显著的影响, 尤其是对抑郁也有显著的影响。

4.3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影

响机制

为考察哪些因素会起到中介或调节的作用, 降低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以应激的CPT 理论为基础,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应对方式和自尊在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水平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歧视作为应激事件, 显著的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而应对方式和自尊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应对方式中, 不管是积极的应对方式还是消极的应对方式, 都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其中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减缓歧视对孤独感的影响, 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儿童比消极应对方式的儿童心理更健康一些也能说明这一点。积极应对方式如“与人交谈, 倾诉内心烦恼”, “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应用对解除孤独感有显著的作用, 感受到孤独感的人采用一些积极的应对方式, 或者接受一些积极应对方式的干预, 对减少孤独感有重要作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虽然与歧视和心理健康水平都是正相关, 但是采用应对方式应对就会好于不采用应对方式。

在应对方式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的同时, 自尊也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 核心的中介作用是自尊, 歧视通过自尊分别影响到了心理健康水平的各个指标, 同时应对方式也通过自尊为中介影响到了心理健康水平。自尊作为一个人更内在的特点, 在外界环境如歧视存在的不可改变的情况下, 对调解心理健康有显著的作用。在熊

10期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977

青(2006)的研究中发现, 自尊和应对方式在歧视经历和歧视意识与心理症状中同时并列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得出自尊和应对方式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存在不一致, 采用的应对方式最终还是要通过自尊对心理健康水平起到作用, 自尊作为个体最核心的一个变量影响着心理健康水平。由于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特殊地位, 自尊水平显著差于城市儿童, 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没有价值, 所以自尊水平是影响和调节他们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可以得出对于流动儿童来说, 要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需要从调节自尊入手。

5 结论

本研究以应激的CPT理论和有关歧视的研究为基础, 通过研究,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流动儿童在城市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 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儿童, 城市流动性、住房流动性和学校流动性高的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2) 流动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显著差于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不同性别、学校类型和流动性高低不同的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自尊高低和应对方式积极与否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3) 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社交焦虑、孤独感和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应对方式和自尊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自尊又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水平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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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in Beijing

LIN Xiu-Yun1, FANG Xiao-Yi1, LIU Yang2, LAN Jing1

(1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Institution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140 million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keeps growing. An estimate of 19.8 million children under 18 years migrated with their parents from rural areas to the cities Migrant children face a great deal of issues in living and schooling in city and possess a number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it is common that migrant children are stigmatized by urban residents. A major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claimed that they were disdained by Beijing citizens and their schoolmates (Beijing natives) kept away from them. Stigma could be a life stressor, theory of 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 pointed out that stress could affect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through mediators, such as, coping, cogni-tive appraisal, and self-esteem.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We tested three hypotheses: (1) Migrant chil-dren perceive great stigma, and those with high mobility perceive greater stigma than those who with low fluid-ity; (2) Migrant children demonstrate poor mental health, and those with high mobility have significantly worse mental health than those with low fluidity;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mental health; coping and self-esteem act as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mental health.

We recruited 1164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we also recruited 525 Beijing children and 568 rural chil-dren as comparison. Data of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migration history, stigma perception, coping,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social anxiety, loneliness, depression etc.)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WA),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Data revealed that migrant children perceived great stigma from urban people around them, and the levels of stigma percep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 by types of schools as well as levels of mobility. Migrant children in private migrant schools reported remarkably higher level of stigma perception than those their counterparts in public schools. Migrant children with high mobility reported higher level of stigma perception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low mobility. There was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coping, and between stigma and self-esteem, as well a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we found stigma perception affected mental heal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coping and self-esteem, which suggest that coping and self-esteem could be the mediator between stigma percep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conclusion, among migrant children, stigma perception affects mental health significantly and induces problems like social anxiety,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However, the effect can be mediated by coping and self-estee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 could be used in migrant children’s stigma perception intervention, to reduce their stigma perception, change their coping and enhance their self-esteem, and may improve migran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stigma perception; mental health; coping ways;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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