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变异论包世臣书学思想的两面性

激进与变异:论包世臣书学思想的两面性

金 丹

[内容提要] 本文从激进的碑学锋芒和变异的帖学观念两个方面，论述清代书家包世臣的书学思想，他的书学思想中反映出改良意识，他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凸现出嘉道年间处于帖学与碑学交织时期书家复杂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 包世臣、碑学、帖学、激进、变异

包世臣的理论成就，在书法史上的学术定位是清代碑学的完善与发展，是推崇北碑的关键性人物，但实际上他的书学思想不是简单的“推崇北碑”四字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具有两面性，即激进的碑学锋芒和变异的帖学观念。包世臣的书论比较芜杂，《艺舟双楫·论书》不是一本体例完备的专著，而是他的自述、题跋、笔记、手札、传记、论书诗等的汇集。它不像阮元《南北书派论》的条理清晰，也不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体例完备，故要在通读他的各种论述后，才能将他的书学思想抽绎出来。他处在一个复杂的、各种文化思潮交融、帖学为主流碑学为潜流的时代背景下，因而他的思想中存在碑与帖的矛盾交织。

一、激进的碑学锋芒

（一）对北碑的再度挖掘与弘扬

应该说，从理论上对北碑进行梳理并大力倡导的是阮元，包世臣顺应了这种潮流，他虽然几乎不提阮元二字，但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在提倡北碑问题上，包世臣对于书史的意义要远逊于阮元。由于他生活的年代至咸丰年间，加上他本人学习北碑，又对北碑技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故对后世写北碑的影响较大，这也是要给予说明的。他对北碑的观点和阮元一样，表现出激进的锋芒。本文在表述他对北碑的推崇的同时，对其挖掘过程中的论据略加评述，既肯定他在推崇北碑中的可取因素，也论其不能成立的一些观点。

包世臣对于北碑的论述较为集中的是在《历下笔谭》中，他推崇和涉及的北碑就有：《郑文公碑》、《刁惠公墓志》、《云峰山五言》、《经石峪》、《张公清颂》、《贾使君造像》、《魏灵藏造像》、《杨大眼造像》、《始平公造像》、《张猛龙碑》、《李仲璇碑》[1]、《敬显儁碑》[2]等。

他对一些北碑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 《刁惠公志》最茂密。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3]

真正、茂密、云鹤海鸥之态、龙威虎震之规，他对一些北碑的赞美可见一斑。他还认为：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4]

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若求之汇帖，即北宋枣本，不能传此神解，境无所触，识且不及，况云实证耶！[5]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6]

包世臣提出了北碑的审美：峻、涩、庄和、排宕、洁净、精深、自在、雍容宽绰等等。他还提出了北碑的渊源：“《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李仲旋》、《敬显儁》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7]他的来源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详考，篆分遗意是包世臣之所以提倡北碑的一个重要理由。朱大可总结了包世臣、康有为提倡魏碑的四条理由：一、魏碑能传蔡卫。二、魏碑能备诸美。三、魏碑能开唐法。四、魏碑能得原搨。[8]朱大可一一驳之。包世臣论“魏碑能传蔡卫”说，康有为、朱大可均已驳之，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云：“中郎派别有锺梁，茂密雄强正雁行。”又云：“《吕望》翩仙接《乙瑛》，峻严《孔羡》毓《任城》。”在《历下笔谭》中又认为：“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孙夫人。”康有为对他的这种溯源表示反对：“论者乃谓中郎派别锺、梁，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后而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

岂谓能过！梁鹄得法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9]“魏碑能备诸美”说，朱大可列举了顾炎武、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王昶、武亿诸多学者对魏碑的深讥，别字、荒谬、鄙陋、猥拙、纰缪、失真都是魏碑的弊病，并引《后周书·赵文深传》：“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说明北朝书法鄙陋纰缪，当时朝野早有定论，“奈何学者之甘为《艺舟双楫》所误哉？”。三、四两条，朱大可是针对康有为的“卑唐观”的，实际上，“魏碑能开唐法”、“魏碑能得原搨”的观点在包世臣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包世臣认为齐《隽修罗碑》成为欧阳询书法的先河。包世臣“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10]就是认为刻帖失真，而魏碑能得原搨，能见笔法。对此说法，本文不同意，刻帖因摹勒而失真，北碑因直接书丹而保真，却不知道碑版因千年沧桑，薶蚀也导致失真，如果说以刻帖因一翻再翻而多次失真的话，碑版也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碑版有直接书丹者，也有不书而刻者，更何况书了也未必刻得不走样，甚至走样的程度要高于刻帖。刻帖尚能尊重原作，精心模拟，刻碑则有很多刻工程式，下刀的痕迹很明显，圭角毕露。不书而刻者更是以刀代笔，处处表现出的是刀而不是笔，学习者以笔来模仿刀毕竟不是正途，而透过刀锋看笔锋，就不是一种意会吗？朱大可还列举了碑的翻刻情况的存在，此处不作详述。既然刻帖会失真，那么为什么吴熙载和朱鋐也钩摹包世臣的书法成《小倦游阁法帖》使之流传呢？

阮元推崇北碑，给长期沉浸在帖学思维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取向，而包世臣继续提倡并身体力行，以北碑风格的创作给书坛带来新的刺激，也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但他在北碑的挖掘过程中，犯了一个和阮元一样的错误，就是为了证明北碑的优秀，而来证明帖学的等同，包括王羲之也是一样的（阮元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可归入北派），既异化帖学概念，又将他们新提出的碑学概念强加在帖学的头上，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难以推翻王羲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将王羲之拉到接近于碑的一边，所以包世臣的很多帖学观念已经是变异了的。包世臣主观上推崇北碑，实际上在推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错误观点和论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推动北碑的进程，因为很少有人在潮流涌动的时刻去冷静地考证他的出处，以及论据的正确程度，而是随波逐流地顺应大势。从他列举的北碑来看，还算是北碑中较精者，发展到康有为，“魏碑无不佳者”，[11]逐渐走向了良好愿望的反面。

（二）北碑与唐碑的矛盾交织

北碑为碑派书家的师法对象，而唐碑多为帖派书家所师法。取法唐碑，经历了长期的历程，具有典范意义。而取法北碑，是一个新鲜事物，具有感官上的刺激。说包世臣是北碑与唐碑的矛盾交织，是因为他对两者无法取舍，难分彼此，也是碑与帖在他头脑中激烈碰撞形成的。包世臣并不像后来的康有为那样“卑唐”，而是对唐碑、唐人书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早年学习唐碑，有自述：

然余书得自简牍，颇伤婉丽。甲子，遂专习欧、颜碑版，以壮其势而宽其气。丙寅秋，获南宋库装《庙堂碑》及枣版《阁帖》，冥心探索，见永兴书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与右军异法。[12]

这是他30—32岁时学习唐碑的经历。直到45岁所作《历下笔谭》时，实际上他已经将注意力放在北碑上了，但他对唐人依然是极其推崇，他的“自唐迄明，书有门户者廿人”中，唐人占了半数，他说：

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鹭，集而有容；柳诚悬如关雎，挚而有别；薛少保如雏鹄具千里之志；锺绍京如新莺矜百啭之声；率更如虎饿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13]

以上列举了他崇尚的虞世南、褚遂良、王知敬、柳公权、薛稷、锺绍京、欧阳询、李邕、颜真卿、徐浩等，均可见他对唐人的赞美和对唐碑的态度，而唐以下除苏轼之外，多贬低之词。几乎是在同时，在将北碑和唐碑进行对比时，他又提出了：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14]

这是他的言论中并不多见的贬唐之词。关于北碑和唐碑的比较，还有他在论述《刁惠公墓志》最茂密时，认为“平原于茂字少理会，会稽于密字欠工夫”。他在《历下笔谭》中还认为唐武德（618—626年）以后，“中实”难言，表示出他对初唐以后书法的轻视。既然唐

碑矜持板刻，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唐碑呢？既然北碑自在多变，为什么仅仅学北碑是他学书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没有一直坚持临习呢？从他的学书历程和对唐人的景仰来看，他的内心是十分“崇唐”的。对于学习书法，包世臣主张从唐碑入手，然后学习北碑。道光十一年（1831）57岁的包世臣在回答他的弟子朱震伯的提问时说：

学者有志学书，先宜择唐人字势凝重、锋芒出入有迹象者，数十字多至百言习之，用油纸悉心摹出一本，……可以渐得古人回互避就之故。约以百过，意体皆熟，乃离本展大加倍，尽己力以取其回锋抽掣、盘纡环结之巧，又时时闭目凝神，将所习之字，收小如蝇头，放大如榜署以验之，皆如在睹，乃为真熟，故字断不可多也。[15]

请注意，这不是包世臣由唐碑到北碑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而是他内心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一直到晚年，他欣赏唐碑的态度都没有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包世臣是崇唐和贬唐的矛盾结合体，如果要有一个量化，他的崇唐观占90%，贬唐观占10%，本文不同意因为包世臣一句话就认定他有“卑唐”思想。

二、变异的帖学观念

（一）对王羲之的崇尚依旧

人们总是会简单地认为碑派书家是反王羲之的，实际上有失偏颇，从阮元到包世臣到康有为，都不是这么简单。通读包世臣的书论，发现他对王羲之的崇尚并没有减弱。包世臣从少年时学习王羲之《兰亭序》、《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洛神赋》，他说：

……以硬黄摹《兰亭》数十过，更以朱界九宫移其字。每日习四字，每字连书百数，转锋布势必尽合于本乃已。百日拓《兰亭》字毕，乃见古人抽毫出入、序画先后，与近人迥殊。遂以《兰亭》法求《画赞》、《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见赵宋以后书褊急便侧，少士君子之风。[16]

少年包世臣对王羲之是崇尚的，那么中年时一度染于北碑，对王羲之的态度如何呢？道光十一年（1831）57岁的包世臣在《答熙载九问》中说：

结字本于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说也，若以端若引绳为深于章法，此则史匠之能事耳，故结体以右军为至奇。秘阁所刻之《黄庭》、南唐所刻之《画赞》，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逐字逐画，衡以近世体势，几不辨为何字。盖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结字序画渐开后人匀称门户，当是右军誓墓后代笔人所为，或出羊侍中，而后人以为王体，误收右军帖中耳。《乐毅论》各本皆是唐人自书，非出摹拓，只为体势之平，实由笔势之近。北碑以《清颂碑》、《玉佛记》为最奇，然较《十三行》已为平近，无论《画赞》、《黄庭》也。[17]

他认为王羲之书法有“矫变之势”、“结体以右军为至奇”、“气充满而势俊逸”、“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他在《答熙载九问》里还认为：“小字如大字，必也《黄庭》，旷荡处直任万马奔腾而藩篱完固，有率然之势。”[18]对王羲之的《东方朔画赞》和《黄庭经》表示出由衷的赞叹。道光十二年（1832），包世臣在《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中对王羲之仍颇多赞语：

余自得版本《阁帖》，笃嗜大令草，乃悟吴郡“不真而点画狼藉”一语为无上秘密。及见华亭覆《澄清堂帖》载右军“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叹其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真吴郡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因信高坐两行素书入神，高闲以下只可悬之酒肆。[19]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十七、八、九日，包世臣在扬州小倦游阁作《十七帖疏证》，文中还流露出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

梁武帝称右军字势雄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文皇称右军“点曳之工，裁成之

妙，势以奇而反正，意若断而还连”，余远追微旨，结体则据枣木本《阁帖》，用笔则依《秘阁黄庭》、《文房画赞》??[20]

还是道光十三年（1833），这年季夏，包世臣在《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中再次对王羲之表示出由衷地赞叹：

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降至赵宋，描、涂、戗、刷之字行，而其法绝于人手。逮《停云》、《戏鸿》、《郁冈》、《渤海》诸帖纷出，而其法绝于人目。[21]

可以认为，他在提倡北碑的时候，没有以王羲之为靶子来攻击，对王羲之的崇尚没有因此而改变，甚至在维护王羲之“为百世学书人立极”的权威地位，使之不可动摇。晚年包世臣回归二王，更说明王羲之在他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包世臣心目中的王羲之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逐渐变成了一个与北碑关联很大的王羲之。

（二）以碑改造帖的立场与帖学的异化

包世臣的书学立场不是能用“弘扬北碑”四个字就能简单概括得了的，他既弘扬北碑，又向往二王的境界，他是欲由碑溯帖，由碑证帖。在包世臣看来，这是在寻求古法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他已经远离了古法，形成了一个以碑改造帖的事实，所表现出的即是以碑对帖的异化。

溯源的方法，是每个朝代都作为一种法宝使用的，清人也是用的溯源法，所谓“借古开今”。什么是“古”，赵孟俯讲古，是王羲之谓之古，齐梁人谓之古，到了清人认为这还不古，要到汉以上才古。阮元倡导寻汉魏之遗法，李瑞清说求篆于金，秦汉石刻还不行，要到三代去，再往上走不就走到甲骨文了吗？我们不能把一个原始形态的笔法，当作中国书法史的一个终结目标，要认识原始笔法是怎样从不丰富阶段发展到丰富，我们把整个笔法发展史的过程都作为我们继承的对象，这才是一个应有的态度。我们不能用篆隶的方法去抨击行草，甚至涵盖行草的笔法。这个观念是要我们这个时代去打破的，历史的规律就是打破了再前进一点，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打破，绝对不是以新开新，就是以古开新，但方法有各种各样。

我们来看一下包世臣的溯源。首先，包世臣的朋友黄小仲从北碑中读到《龙藏寺碑》承续了王羲之、《张猛龙碑》承续了王献之，包世臣又进而读出了《刁遵墓志》承续了锺繇：

小仲尝言：“近世书鲜不阋墙操戈者”，又言：“正书惟太傅《贺捷表》、右军《旦极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迹，其结构天成。下此则《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余为申之，以《刁遵志》足继太傅，河南《圣教序记》，其书右行，从左玩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噫！知此斯可与言书矣。[22]

这样的溯源，无非是说明从《龙藏寺碑》、《张猛龙碑》、《刁遵墓志》这些碑中找到古法。包世臣认为：“是古碑断坏，汇帖障目，笔法之不传久矣。”[23]并进一步提出“南唐祖本，宇内罕觏，《潭》、《绛》、《大观》、《宝晋》诸刻，具体宋人，《停云》、《郁冈》，悉成赵法。即华亭力排吴兴，而《戏鸿》不乏赵意，良由胜国盛行赵书，摹刻路熟，虽从真迹上石，而六朝妙笔，已不可见。加华亭选帖之时，甫逾强仕，字尚无笔，鉴复有舛，故《旱燥帖》，虎儿书；《告渊朗帖》、《东山帖》、《谢庄诗帖》、《离骚经》、《文皇哀册》，皆中岳书；《先墓帖》，中唐人书；《黄耆帖》，景度书；《思想帖》、《秋深不审帖》，皆吴兴书；《乐志论》、《帝京篇》，皆伪书，悉令窜入。”[24]这就是说，宋以后汇帖已经失真，我们只能从断碑中寻求古法的本来面目，这和阮元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包世臣提出要学习北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25]这是阮元“碑比帖真”观点的延续，他同样没有提到阮元，他提到王澍：“近人王澍谓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亦为有见地者。”[26]我们看一看他将碑帖比较的一些观点：

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意为上，后人求其说而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是古碑断坏，汇帖障目，笔法之不传久矣。[27]

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自注：隋《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28]

包世臣又在论嘉庆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隋《太仆卿》、《太仆夫人姬氏》二志，他说：“今见二志，益见山阴家法，为宋以来汇帖所没，故具说之。”也就是说，宋以后已不见王羲之笔法，故欲求山阴家法，只能从碑中寻求了，这种观点，本文已在前述中提出反对意见，这里不在赘述。这正是他以碑证帖的立足点。

包世臣在《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中，首先褒赞了王羲之“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次则批评了赵宋以后“描、涂、戗、刷之字行，而其法绝于人手。逮《停云》、《戏鸿》、《郁冈》、《渤海》诸帖纷出，而其法绝于人目。”表示出他对帖学现状的不满。于是他自知学王不成，而以碑合糅，表示出他欲以碑溯帖的倾向，他说：

余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琅邪台》、《郙阁颂》、《乙瑛》、《孔羡》、《般若经》、《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29]

这里已经明确说明了他自己“以碑证帖”的经历。《琅邪台刻石》是秦篆，《郙阁颂》、《乙瑛碑》、《孔羡碑》是汉隶，《般若经》是北齐碑，《瘗鹤铭》、《爨龙颜》是南碑，《张猛龙》是北碑，他是以这些碑的笔法来溯源王羲之《东方朔画赞》和《淳化阁帖》的笔法。我们从他的《十七帖疏证》的文字中又可以同样找到他碑帖共修的事实：

梁武帝称右军字势雄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文皇称右军“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势以奇而反正，意若断而还连”，余远追微旨，结体则据枣木本《阁帖》，用笔则依《秘阁黄庭》、《文房画赞》，而参以刘宋《爨龙颜》、北魏《张猛龙》两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遗意，为自来临写《十七帖》家，开一生面。[30]

从包世臣临《十七帖》参以《爨龙颜碑》、《张猛龙碑》来看，虽然他的初衷不是企图碑帖结合，而是以碑溯帖、以碑证帖，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开了北碑和南帖结合的先河。

包世臣认为写碑是找回失去的古法，因而对宋以前的帖学异化尤为明显，这种异化到晚清的李文田则有异常表现，他在阮元、包世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

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这也与康有为的王羲之书法直接汉魏观也何其相似。

从以上论述来看，处在清代经世致用的学术背景下，特殊的社会时期错综复杂，包世臣书学思想和他的整个学术思想是一致的，他的思想不是属于完全革新式的，而是属于改良式的，这一点在他的文学、漕运、农业、货币等学术思想中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他激进的思想迫不及待地跨进了新的阵营中，而他的身体还有一半留在旧传统的堡垒里。他的书学思想中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改良意识，他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凸现出嘉道年间处于帖学与碑学交织时期书家复杂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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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东魏兴和三年（541）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搨本藏国家图书馆。

[2] 《敬显儁碑》，东魏兴和二年（540）刻。乾隆三年（1738）于河南省长葛县出土。搨本藏故宫博物院。

[3] 包世臣《历下笔谭》，见《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包世臣全集》P381，黄山书社1993年。下同。

[4] 包世臣《历下笔谭》，见《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包世臣全集》P381。 [5] 包世臣《历下笔谭》，见《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包世臣全集》P382。 [6] 包世臣《历下笔谭》，见《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包世臣全集》P382。 [7] 包世臣《历下笔谭》，见《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包世臣全集》P381。 [8] 朱大可《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东方杂志》第27卷第2号，民国19年。 [9]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传卫第八，P121，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10] 包世臣《述书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2。

[11] 康有为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能自书矣。”见《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P172，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12] 包世臣《述书上》，《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68。 [13] 包世臣《历下笔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83。 [14] 包世臣《历下笔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82。 [15] 包世臣《答三子问》，《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402。 [16] 包世臣《述书上》，《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67。 [17] 包世臣《答熙载九问》，《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97。 [18] 包世臣《答熙载九问》，《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97。 [19] 包世臣《自跋草书答十二问》，《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P407。 [20] 包世臣《十七帖疏证》，《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P409。

[21] 包世臣《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P421。 [22] 包世臣《述书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2。

[23] 包世臣《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6。 [24] 包世臣《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6。 [25] 包世臣《述书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2。 [26] 包世臣《历下笔谭》，《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83。

[27] 包世臣《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6。 [28] 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86。 [29] 包世臣《自跋右军真草廿六帖》，《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P421。 [30] 包世臣《十七帖疏证》，《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P409。

(原载《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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