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与辽史研究

《辽史》与辽史研究

? 2011-09-07 09:39:29

李锡厚

本文对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及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作者指出，要把辽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批驳某些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应重视考古新发现。

本文所论涉及怎样评价《辽史》，怎样认识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以及如何推进辽史研究。问题复杂，笔者陈述的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民族都是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他们都曾经对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各自的积极作用。公元１０至１３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帝国衰落之后，新兴起的契丹汗国，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再一次将塞北各族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论及辽朝的历史地位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①ａ］。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

区。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他说：“燕、晋不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②ａ］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扩大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宋分立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相似之处是，这两个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正统”处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对峙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而先于北宋立国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载：

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徙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法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辽太宗立晋以后得到了幽蓟地区作为回报，然后又寻找借口灭掉后晋。他们原准备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但当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中原人民的激烈抵抗以致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就尽收汴京法物北返。真是宁弃山河也不肯丢弃这些夺到手的法物。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且赋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③ａ］那时他们已经在努力使自己的统治也采取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形式。这样，用历代帝王法物妆扮自己的统治，就非常必要了，“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④ａ］“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⑤ａ］这种

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⑥ａ］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对立时期，则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达到相互承认。这是前后两个南北朝很大的不同之处。辽景宗保宁六年（９７４）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⑦ａ］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宋承认辽朝是与自己并列的“北朝”，是出于不得已，因此除了与辽交往的正式场合之外，仍坚持称辽朝为“夷”，为“虏”。但这种民族偏见即使是在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到了南宋，朱熹就曾经说过：“大抵当初出时是夷狄，及志得意满，与我何异？”［⑧ａ］

其次，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的具体形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在塞外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当时的所谓

“汉城”和头下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的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北方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这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辽史》

辽朝历时二百多年，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但留下的文献却极其贫乏。在辽宋对峙的形势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①ｂ］。辽朝人的著述既然流布不广，因此辽亡之后，保存下来的也就更少。流传至今的只有四部：僧行均《龙龛手鉴》、王鼎《焚椒录》、僧希麟《续一切经间义》和耶律纯《星命总括》。其中除《焚椒录》是记载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之外，其他三书都是关于文字音韵及星象术数的。历年出土的辽代碑刻、墓志虽已成百数，但也仍只是从某一事件和某一方面反映辽朝历史。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３０卷，金灭辽后由耶律固和萧永祺据以修成《辽史》，但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至泰和七年（１２０７）由陈大任完成，亦未刊行。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

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经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

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②ｂ］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辽朝的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据苏天爵说：

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ｆēｎｇ＠①、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①ｃ］

既然天历间（１３２８—１３３０）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后来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修《辽史》直到元末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始草草成书。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还有一个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１３２９）揭ｘī＠②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

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②ｃ］

这位后来参与修《辽史》的揭ｘī＠②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视为“正统”。直到元朝廷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之后，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至正三年会稽杨维真上表称：“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③ｃ］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也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

现存元修《辽史》共１１６卷，包括本纪３０卷、志３２卷、表８卷、列传４５卷，此外还有国语解１卷。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述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辽朝杂礼》、《阴山杂录》以及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虽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的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

的民族关系上。辽王朝不仅治下的人民，汉人占有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书中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卷七十六《张厉传》就是如此。此外，卷七十四《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重要材料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①ｄ］因为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干，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这样一部残缺不全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三、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

订补。其中成绩卓著者要数清初厉鹗的《辽史拾遗》。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三百五十八种［②ｄ］，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补充了大量史料。虽然他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他的著作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③ｄ］。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等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一、经陈汉章、张元济、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一部可读之书；二、由于金毓绂、罗福赜、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政治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造成的巨大影响。当我国的辽史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整理史料及考订个别史实阶段上时，新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本世纪初基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却已经看好了辽史具有可供他们利用的价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谋求独占朝鲜并进

而向我国东北地区扩张，在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与沙皇俄国兵戎相见。１９０５年９月，日本作为日俄战争战胜国与俄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确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同年１２月，日本又强迫朝鲜与之签订协议，接受它的“保护”。此后，它对朝鲜的侵略就更加速了步伐，并终于在１９１０年实现了对朝鲜的吞并。由于历史上朝鲜曾经以清朝为宗主国，故日本在实现其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止清朝的干涉，就先发制人地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历来有明确的边界。当时他们一再强调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限，说在两条河流左右有闲空地带，以此证明这是两个对等的主权国家——“敌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白鸟库吉，直至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他还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得出结论说：“满韩两国之间设中立地带，当远溯其渊源于秦汉，而后世清朝之初，以鸭绿、豆满二江左右为间旷地，自可谓合于上代遗制也。”［①ｅ］

日本在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又急于把侵略魔爪通过朝鲜半岛伸向我国东北。于是他们在中朝边界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关于中朝自古以来就有明确边界的说法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他们的辽史研究更是与这种转变密切配合，１９１９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这一“二重体系”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②ｅ］。

津田左右吉和岛田正郎将辽朝制度“二元制”说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仅仅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贴上了一个标签。在这一新的标签之下对南北面官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的解释，就是声称辽朝曾实行“汉人自

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辽朝是在契丹部族联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辽朝建立之后，他们用建立头下军州的办法来统治流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剌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③ｅ］。所谓“本主部曲”，亦即隶属于作为头下州主人——契丹贵族的流民中的成员。当然也不排除契丹统治者使用被俘掠来的汉人作为头下军州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就是被阿保机妻述律氏之兄俘掠去的私奴。但这并不能解释为辽朝实行了让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契丹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头下军州内汉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派宗室权贵在燕云地区掌握军政大权。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自己解释说：

笔者对蒙古系的游牧民族契丹，在十世纪建立辽国之事，曾经提出种种问题加以讨论。根据该等讨论，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以往八十余篇论文，皆系为证明此项主张所撰述者。［④ｅ］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实行的也是中国的制度。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岛田先生还是坚持要将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吞并朝鲜之后，大肆鼓吹“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同时又煞有介事地兜售其关于辽朝制度为“二重制”或“二元制”的良苦用心之所在。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长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舆论

海国志长编》卷七《大事表》中天成三年（即辽天显三年）下曾注：“十二月，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辽阳，并徙其民，（东丹）王寻归国。”天成四年下又注：王“归国”。其实，自从耶律倍来皇都（即辽上京）处理太祖阿保机的后事以来，就一直没有返回东丹。不是他自愿留在皇都，而是其弟辽太宗对他放心不下，怕他回去以后与渤海遗民结合起来造反。《辽史·太宗本纪》在天显三年至天显四年记载太宗一再“幸人皇王倍第”及“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都是发生在皇都上京。人皇王耶律倍是天显五年五月才返回东丹的［①ｉ］。德光在这时才允许其兄返国，是因为直到上一年才完成迁徙渤海遗民的工作。在完成此事之前，他是断然不敢放其兄返国的。关于此事，《耶律羽之墓志》的记载显然比《辽史》更准确。

不仅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以为辽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就是其他器物上的只言片语有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线索。例如，关于辽的国号，史书记载历来有不少疑问。北京房山境内北郑村辽塔出土的一块墨书“大蕃天显”文字砖［②ｉ］证实，辽朝初年，他们自己曾称其国为“大蕃”。“大蕃”也就是“大契丹”。近年，有一批精美的辽代金银器流失到国外，其中有涉及文忠王府与承天太后的錾文，这些錾文对于了解圣宗时期辽朝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景宗死后，圣宗幼年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长期摄政，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与承天有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权臣韩德让。其中一件盘龙纹ｌí＠③顶纯金方盒，盒内錾文是：“太平五年臣张俭命工造成，又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③ｉ］承天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１００９），韩德让死于统和二十九年。“文忠”是韩德让的谥号，在文忠王府内设“太后殿”，不仅证实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确是夫妻，而且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此外，在他们死后，臣下张俭等人造器供奉，为辽圣宗祈福，仍把他们奉若神明。足见其生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批器物及其上的錾文对于了解辽朝的宫卫制度也非常有价值。《辽

史》卷三十一《营卫志·宫卫》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帝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除了以上十二宫一府之外，太祖长子耶律倍及三子李胡也都有宫卫，前者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后者重熙中更谥章肃皇帝。除了皇帝（包括死后始追谥为帝者）和摄政的皇太后之外，只有韩德让是以“大丞相晋国王”的身分拥有宫卫的。他是死后“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的，与皇帝及太后生前拥有宫卫不同。乾陵是景宗陵寝。圣宗究竟是将其母与其生父合葬在乾陵，还是将其母与其母的后夫韩德让一起合葬在其父陵寝之侧呢？这一历史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开。不过新发现的金银器錾文却让我们明白了，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是因为在文忠王府内建有太后殿。韩德让死后享受此等殊荣，完全是借助于他与承天皇太后的关系，而并非因为他是大丞相。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史上的重要问题。游牧部族一年四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其首领处理政务亦无定所，这是他们古老的传统，契丹统治者亦复如是。圣宗以后，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辽朝逐渐形成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即皇帝的行宫，辽朝行宫独特之处在于皇帝一年四季都住在捺钵行宫。每届春水、秋山之时，除达官贵人之外，各属部首领亦来参加，所以这些活动绝非单纯消遣，而是处理各部族事务的一种方式。冬、夏捺钵亦称“消夏”和“坐冬”，其主要活动是由皇帝主持召集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包括汉族地区在内的辽朝全境范围内的军国大事。关系到辽朝基本政治制度及文化特征的捺钵制度，《辽史》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说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不乏与此有直接关系者。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捺钵制度形象、具体的资料。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

族墓葬中，有一幅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一切都准备就绪，即将出行。他们是去往何处呢？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春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的盛会。契丹贵族无不以参与皇帝主持的这种活动为无上光荣。墓中的这幅壁画带有显示主人高贵身分的意义。１９８６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理木盟奈曼旗青龙山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一枚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并配有银鞘，这是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据孙机同志考证，应是在春捺钵参加捕鹅活动时特用的剌鹅锥。

有些墓葬及出土的器物，虽无铭文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历年来在东北及内蒙发现了很多鸡冠壶。这是一种瓷器，但却是摹仿契丹牧民传统的皮袋容器形制烧制的，每个壶上都仿制皮革缝制的痕迹。瓷器的使用，表明至少当时的契丹权贵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了，但瓷器的形制仍然是仿皮袋式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此外，在东北、内蒙各地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多有砖砌的仿木结构的墓门，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一个棺床小帐。这个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壁板，前有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而且较地面上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尤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自辽前期起，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就已经极其明显，他们不再单纯过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而是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其他如辽墓中出土的大量五代、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有的还带“官”字款，这些器物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政权相互交往的重要资料。近年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来自中亚的玻璃器皿，则是研究当时辽朝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总之，如果在辽史研究中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那么，实现史料的突破就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辽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朝代，辽史研究不仅对于全面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及领土主权的完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批驳日本学者当年以妄图分裂和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是我们辽史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辽史研究的重要前提。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为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重大价值的新资料，我们如充分运用现有一切客观条件，刻苦钻研，就一定能改变辽史研究的落后面貌。 注释：

①ａ《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一），第２页。

②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乙亥。

③ａ孔平仲：《珩璜新论》。

④ａ《东坡应诏集》卷五，《策断》。

⑤ａ《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六，《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⑥ａ《全辽文》卷六十，《圣宗皇帝哀册》。

⑦ａ《宋朝事实》卷十二，《经略幽蓟》。

⑧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夷狄》。

①ｂ《梦溪笔谈》卷十五。

②ｂ《元文类》卷五十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神道碑》。

①ｃ《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

②ｃ《揭ｘī＠②斯全集·文集》卷三十。

③ｃ《辍耕录》卷三，《正统辨》。

①ｄ傅乐焕：《辽史丛考》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②ｄ据柴德赓先生统计，见《史籍举要》第１４０页。

③ｄ《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辰》。

①ｅ方状猷译：《东胡民族考》第８０页。

②ｅ《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１９６４年第２９卷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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