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

释：商业银行1990－2007年的经验

杨立华

博士生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与旅游管理系 汪涛 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与旅游管理系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430072） Luojiawt@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430072） Peter0914@

摘要：企业经营行为嵌入市场和制度双重结构之中，是转型经济条件的主要特征。本研究聚焦于企业资源优势的构建与结构因素的互动，探讨并检验了中国企业两类不同的战略行为倾向：从外部获取基于物权的资源或从内部积累基于知识的资源。研究发现：（1）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源战略的倾向上存在差异；（2）基于物权的资源只有在市场环境较为稳定的条件下才有价值，以及（3）基于知识的资源则更加适应动荡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资源基础观、制度、市场结构、转型经济条件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Chinese Firm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Data of Commercial Banks From 1990 to 2007

Abstract：The management behavior is embedded in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market and institution, which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vantage building of corporate resource and factors of structure, with two strategic behavioral tendency of Chinese firms ,including picking property-based resource outside of a firm and building knowledge-based resource inside, to be discussed and tested.. Three findings are concluded from the data analysis. Firstly, the resource strategies between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are distinct. Secondly, the property-based resource can only contribute to the performance in the steady market, and third, the knowledge -based resource in the unpredictable market.

Key words : resource-based view, institution, marketing structure, translat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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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商业银行1990－2007年的经验

摘要：企业经营行为嵌入市场和制度双重结构之中，是转型经济条件的主要特征。本研究聚焦于企业资源优势的构建与结构因素的互动，探讨并检验了中国企业两类不同的战略行为倾向：从外部获取基于物权的资源或从内部积累基于知识的资源。研究发现：（1）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源战略的倾向上存在差异；（2）基于物权的资源只有在市场环境较为稳定的条件下才有价值，以及（3）基于知识的资源则更加适应动荡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资源基础观、制度、场结构、转型经济条件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Chinese Firm Performance in Translational

Economy: Data of Commercial Banks From 1990 to 2007

Abstract：The management behavior is embedded in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market and institution, which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vantage building of corporate resource and factors of structure, with two strategic behavioral tendency of Chinese firms ,including picking property-based resource outside of a firm and building knowledge-based resource inside, to be discussed and tested.. Three findings are concluded from the data analysis. Firstly, the resource strategies between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are distinct. Secondly, the property-based resource can only contribute to the performance in the steady market, and third, the knowledge -based resource in the unpredictable market.

Key words : resource-based view, institution, marketing structure, translational economy

0 引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战略研究，受Bain & Miller(1956)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较深，尤其是“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基本奠定了竞争优势理论的经济学依据（Porter,1985; PIMS,1976）。S-C-P的绩效解释逻辑是结构观的典型，认为企业行为受制于市场结构，因而战略本质就是在谋求与市场的匹配。但是，实证文献表明，匹配的内在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中并不一致。就同样的市场不确定性而言，欧美企业往往应对以防御战略（Hambirck,1983; Miller,1988; Venkatraman and Prescott,1990），而中国企业则更倾向于冒险（Tan and Litschert,1994）。由此可见，在转型经济条件下，解释中国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绩效，仅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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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或市场结构入手，远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洞见。根据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的观点（Nee,1992），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模式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这一转变尚处在未完全就位的状态，因而企业会因袭两种不同的结构力量，即在市场之外，非市场（non-market）因素的限制仍然存在。

迄今为止，解释经济转型期间企业经营战略选择问题的理论框架已经不少。例如，站在制度经济学派的角度，Peng和Heath(1996)认为，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增长战略在转型经济中会更可行，因为制度中的条条筐筐会限制内部增长战略（internal growth strategy）潜力的发挥。这种解释与Peng对中国三家大企业的研究结果吻合（1997）。Li和Atuahene-Gima(2002)的研究基于资源的观点来分析，为什么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不像外国的厂商那样把精力放在产品创新上，而是喜欢从事代理业务（例如帮助外国厂商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在另一项研究中，Choi, Lee 和 Kim(1999)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统，从定价和法律执行的角度出发，交易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意味着，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

尽管以上理论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企业经营战略均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由于视角选取的片面性，我们对具体的经营活动仍旧缺乏系统的理解。最近的一些研究从市场经济的案例出发，强调市场竞争和制度因素在组织变革中的重要性（D’Aunno,Succi, &Alexander,2000）。这些结论能否用来解释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战略及其演变，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另外，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中国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活动进行的观察，而鲜有文献涉及企业资源的构建和运用。由于市场的政策性垄断以及企业的非利润目标的存在，中国企业的在产品市场上的经营活动并非探讨绩效恰当的分析单位。本文针对转型经济条件的特点，拟从内部资源发展的角度，探讨制度、市场和企业自身如何交互作用，以期为中国企业绩效的解释提供一个整合模型。

上述理论框架的构建将填补三个研究缺口：

第一，以资源的观点剖析中国企业的绩效，就得面对资源分类标准的问题。资源概念的早期界定，并不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Barney,1991）。本文试图结合转型经济的特点，对资源的定义和分类做出新的说明，这往往涉及对资源价值的识别，是资源构建战略中的重要步骤。资源及其隔绝机制在转型经济中应该有新的特点，本文将会对此予以探讨。

第二，就资源优势形成的组织条件而言，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战略导向、组织氛围、以及企业家精神（Newbert,2007）等文化层面，而鲜有制度角度的解释。制度理论认为，企业不能随心所欲地追求任务导向（task-related）来达到效率最大化（Meyer & Rowan,1977; Powell & DiMaggio,1991，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或调整更可能是一种制度化过程的产物。

第三，资源的价值性取决于顾客需求和竞争变化，因而经营战略与市场环境的匹配要求也同样使用于资源领域。但是，现有文献中关心的焦点问题，只是辨别导致超常绩效的资源类型，而鲜有研究探讨资源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其价值将受到何种影响。尤其是在转型经济条件下，市场环境的动荡性更加剧烈，因而围绕资源所构建的竞争优势也必然短暂。对资源的价值性及其适用条件，必须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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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1.1 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资源基础观认为，绩效差异是企业资源、能力和知识内化的结果（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Pahalad，2001)。和竞争优势理论倚重的产业分析相比，企业的资源禀赋更能够解释竞争优势何以持续，以及企业在动态环境中持续成长。当一项资源符合价值、稀缺、不可替代也不可转移等特征时，便成为经济租金的来源，能够构建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产生超常绩效。

但是，特定资源和绩效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当市场环境出现动荡，价值创造方式和竞争形态经历新的变化，原有的高价值资源也可能失效，甚至沦为企业负担而带来某种“核心刚性”（Leonar-Barton,1992）。这意味着资源的价值性是受情景依赖的，不可能保证其长久稳定（Barney,2001;Priem & Butler,2001）。Cortina,& Folger（1998）认为清晰区分资源在何种情景下能够或不能产生持久的竞争优势，对管理和研究而言都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情景包括组织战略、外部环境和行业特征等（Priem,&Butler,2001;Levinthal & Myatt,1994;Van den Bosch,Volberda,&Boer,1999；Berney,2001）。

此外，资源的形成和运用是嵌入在一定的组织条件中的。Harrison et al.(2001)指出，具有自利动机的经理们（incentivizing managers）并不总是以强化资源和能力为行事目的，并暗示代理成本的存在会影响资源战略的规划与实施。而“发展出一个合适的组织来利用这些资源”，也是Willun 和 Shepherd （2003）认为企业以资源优势谋求超常绩效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协同问题。

从上文可见，要想构建一个解释企业绩效的完备模型，仅仅从资源本身出发并不充分。由于情景依赖与制度嵌入的关系，资源的形成和运用免不了受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影响。这意味着企业的绩效表现，通常是市场、制度和企业自身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中，这种交互效应产生的影响更为根本。这是有转型经济的特点决定的。

1.2 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

许多学者对转型经济时期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特点给予了极大的兴趣。Luo(1999)引用了Dess和Beard(1984)的3种环境纬度来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认为中国市场具有复杂、动态和宽松的特征，即不但市场竞争激烈、不稳定性高，并且因为需求发展迅速，市场仍在不断扩大和成长（Luo,1999）。此外，动荡的市场特征也经常用于形容现阶段的中国市场（Li,Haiyang and Kwaku Atuahene-Gima,2001），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市场结构层面的动荡，另一方面也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需求的高要求而导致了技术层面的动荡。 第二个环境特征集中于非市场特征。在转型经济下的中国企业，仍旧面临制度层面的深刻影响。虽然来自计划政体的正式约束在转型中逐渐削弱，但是政府的管制体制仍然被企业管理者认为是最有影响力、最复杂和最不可预测的环境因素（Tan J.J. and Litschert R.J.,1994）。另一方面，North(1990)认为相比较制度安排对企业活动的正式约束而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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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方面的非正式约束更为专横。由于这种社会因素的嵌入性，使得即使正式制度发生改变，先前制度下存在的关系网络仍旧发挥作用（Granoetter,1985）。

1.3 资源及战略行为界定：基于物权与基于知识

如前言所述，本文试图对资源进行重新的界定，以厘清现有文献中对资源的泛化认识（Wernerfelt,1984）。由于资源价值的高低，是以难以模仿作为成立的前提，因而本文采用模仿障碍（Barrier to imitability）作为区分资源的标准，并归纳出两类不同的隔绝机制：物权保护和知识缄默。

1.3.1 基于物权的资源

物权（property right）意味着对某种专用性资源的占有或控制，从而形成一项法律归属比较明确的特殊资产（Barney,1991）。企业通过法定权利的保护，隔绝了对手模仿的可能。竞争对手即使想获得某项资源，也要付出与该项资源未来收益相对称的收购成本。对生产要素的垄断合同、技术专利、以及跟分销商或供应商的关系捆绑等，都是物权资源的典型例子。基于物权的资源往往只专用于特定的产品或流程，这种专用性减缓组织所受到的竞争威胁，因为它们能够独占一项资产而又非对手能够企及，至少，资产在转移后的价值要大打折扣（Black & Boal,1994）。企业取得某些受物权保护的资源往往取决于运气，或者洞察力，使之能早于竞争对手意识到某项资源的价值，并形成了法律上的绝对的控制。

1.3.2 基于知识的资源

知识固有的转移障碍，常常构成某些资源的隔绝机制。由于知识本身的微妙和复杂，竞争对手难以将其轻易复制，因为深含其中的组织才能以及这种才能跟绩效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缄默的（Lippman & Rumelt,1982）。基于知识的资源通常表现为某种特殊技能，包括技术性、创造性和配置性多种类型。例如，有些企业具有技术上的和创新上的专长，能够开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将它们付诸成功的营销；有些企业则是在协调和整合上颇具优势，使得各种专业人才能够开展有效的团队工作和学习（Fiol,1991; Hall,1993; Itami,1987; Lado & Wilson,1994）。

模仿障碍不管是来自物权保护还是知识缄默，现实在中的资源往往存在离散型和系统型两种（Miller,1996）。离散型资源能够单独发挥其功效而无需依赖于组织中的其他系统，例如排他性合同或技术技能；而系统型资源只有置于某个职能网络或系统当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才会具备价值，诸如整合在分销体系中的批发商，或被有效整合的某个工作团队之类，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协同效应（Amit & Schoemaker,1993）。

1.3.3 围绕资源的经营战略

本文将企业内部的资源当成绩效分析的基本单位，因而，战略行为就变成围绕资源的获取、维持和配置而开展的一系列组织判断和行动（Makadok,2001）。通常而言，企业有两种手段发展自己的资源优势：向外的资源获取和向内的知识积累。在资源获取型战略（resource-picking strategy）主导下，企业经理通过在要素市场上获得关于资源的信息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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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以便以物权购买的性质加以获取，其行为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的基金经理；在知识积累型战略（capability-building strategy）的主导下，企业经理的职责在于设计并构造组织体系，从而让企业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挥其生产效率。两种战略行为所谋求的经济租金并不一样，前者强调企业在资源选择和占有上构建强于对手的优势来获取经济租金，这种租金的本质上是李嘉图租金（Ricardian rents）；后者则认为企业的经济租金来源于比其他对数更有效率和效果地配置资源，因而这种租金的本质是一种熊彼特租金（Schumpeterian rents）。

1.4 制度、市场和企业经营战略的联系：整合模型

从前面的文献梳理看来，资源及围绕资源的经营战略，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但是，转型经济中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所呈现出来的复杂，使得资源本身的构建以及资源价值的发挥，都受到外在条件的深刻影响。对中国企业绩效的解释，需要一个整合制度、市场和企业经营战略的全面模型。

1.4.1 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路径，是围绕产权结构的调整展开的。产权及演进，是影响企业经营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Nee,1992; Peng,1994; Shenkar and Von Glinow,1994; Tan and Li,1996）。因而，本文所探讨的制度与经营战略之间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产权结构上。由于产权类型的不同，各类企业所面对的任务环境，以及占据的体制优势和劣势都存在差异（Boisot and Child,1996;Child,1994；Shenkar and Von Gilnow,1994）。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因素，影响着中国企业构建资源优势的动机和能力(Hillman & Dalziel,2003 )。

从动机的角度讲，产权的实质是一种激励安排。传统激励理论主要围绕报酬展开，而很少涉及权力（McClelland,1976）。掌握控制权能给企业高管带来自我实现、权力欲和在职消费三方面的满足，因而，控制权激励对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转型经济中，薪酬体系和监督机制尚不够完善，企业往往通过扩张资源的方式来使控制权激励最大化。而且，由于存在“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资源扩张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青木昌彦，1995）。在非国有企业中，清晰的产权、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及经理人市场的替代威胁，都会削弱企业高管实施资源扩张的动机，转而更关注资源内部的配置效率。

从能力的角度讲，产权还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资本。在转型经济中，社会和政治资本往往构成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大量攸关组织生存的稀缺资源都包含于外部环境当中（Micheal,1977），企业受制于或依赖于其他控制其资源命脉的组织（Pfeffer & Salancik,1978）。因此，企业倾向于作出这样的战略决策——尝试“改变本组织面临的约束和依赖体系”。由于社会和政治资本多寡的差异，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对环境依赖的性质和强度会存在不同，因而其经营战略也会由不同的取向。

1.4.2 市场与资源价值

上文的分析只是涉及资源优势的何以形成的制度前因，但是这种资源的价值效应却往往与市场环境的某些特点有关（Barney，2001)。资源价值的情景依赖已经在学者中达成共识（Levinthal & Myatt,1994; Van den Bosch, Volberda, & de Boer,1999），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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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见。由于转型经济环境中，市场动荡往往表现得比较强烈，资源的有效性常常难以持久。技术上的革新、新的消费潮流的兴起，以及行业的快速成长，都会造成企业现有资源过时，需要加以提升或调整的局面。因而，在构建中国企业绩效解释的整合模型时，探讨资源与市场的匹配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转型意味着破旧立新，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国企业在经营面临的最大挑战，源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预期的难易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并非一致。因而，资源优势建立的基础，不同市场态势中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资源与市场的匹配，可以从租金的角度加以阐释。李嘉图租金意味这经济绩效是由要素市场上的资源垄断产生的，因而基于物权的资源更加适合需求稳定或技术变迁较为缓慢的可预期市场（predictable market）。熊彼特租金意味着经济绩效是通过对资源配置技术的改进来实现的，因而基于知识的资源更加适合需求动荡或技术变迁较为频繁的难预期市场（unpredictable market）。

1.4.3 绩效解释的整合模型

考虑到转型经济条件所具备的各种特点，本文旨在建立一个有关中国企业绩效的整合模型。这一模型将从制度、市场和企业自身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经营行为予以全面的考察。企业内部的资源基础，是模型用以分析中国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关键。资源能够为企业创建竞争优势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企业获得持续而有效的竞争地位。而且，资源对竞争优势所贡献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它阻止对手模仿的障碍高低。本文在构建绩效解释的整合模型中，结合转型经济的复杂特点，提出了物权保护和知识缄默作为资源分类的标准。不同的资源由于产生租金的机制不同，因而也对应不同的战略取向。

图1. 制度、市场和经营战略的整合模型

外在环境的结构因素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是战略研究考虑的热点问题。但是，在转型经济条件中，企业所面对的外在环境不仅来自于市场，也来自于制度，后者构成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最至关重要的非市场环境。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影响企业经营战略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产权，影响企业资源价值的最重要市场因素是其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总之，本文所建立的整合模型，是对转型经济中企业绩效问题的一次系统思考。模型所揭示的各种变量关系和路径，将会设计相应的实证框架予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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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假设

1.1 产权约束假设

2.1.1 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

由于租金机制的不同，本文认为在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经营行为会围绕资源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战略取向。基于物权的资源获取战略是指，企业经理人通过获得并分析资源的相关信息，并以法律认可的置办方式将其占有。由于对资源及其供给形成了垄断性支配，因而该类战略取向创造的是李嘉图租金；与此相反，基于知识的资源积累型战略是指，企业经理人通过组织再造等方式，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这类战略是因为对资源的创造性使用而获得的高额绩效，所以是一种熊彼特租金（Makadok,2001）。

在中国企业面临的非市场环境中，产权类型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因素。从动机和能力两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以及资源优势构建的方式，都和产权有关。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存在严重的内部控制人问题，因而存在扩大资源总量的动机（青木昌彦，1995），又由于受到政府扶持，因而这种资源经常可以容易实现（Micheal,1977）。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国有企业采纳和执行资源获取型战略将较为多见，而且观测这一行为倾向可以从物权资源的占有总量上加以判断和验证。

H1：跟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基于物权的资源获取战略。

2.1.2 非国有企业经营战略

与此相反，非国有企业的往往较倾向于采用基于知识的资源积累战略。由于产权明晰，激励制度完善，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能够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中获得薪酬补偿，以及职业声誉。因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有动机围绕资源的利用积累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另一方面，由于产权的非国有性质，这类企业的政策性庇护远不及国有企业。为应对这种社会和政治资本的匮乏，非国有企业也只能通过提升内部的管理水平，来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抗衡，确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我们预测，非国有企业采取知识获取型战略将较为多见。这一行为倾向的观测可以从知识资源的占有总量上加以判断和验证。

H2：跟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倾向于采用基于知识的资源积累战略；

1.2 市场匹配假设

2.2.1 市场不确定性与基于物权的离散型资源

基于物权的离散型资源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稀缺的原材料、设备、选址、专利等谋取拥有权利或法律认同，从而为某个企业控制。例如，有些资源的形成是因为企业得到了相关的许可或合同而在某项材料或投入品的获取上是排他的，或低成本的。这些资源的隔绝机制在于法律约束，或者从一般意义上说，正是法律所保护的排他权利和合同才让某项资源的价值得以强制有效并能够持续（Conner,1991）。

正因为企业是通过谋求对基于物权的离散资源形成控制才实现了超额的绩效回报，这些资源的价值只有在稳定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下才能顺利地加以应用，否则时过境迁后，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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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会由于跟价值创造相关性不高而受到削弱。在这一类市场环境中，评估任何物权、认购和合同的生命周期及价值高低都较为容易，同样也容易规划企业配套资源的获取。市场的可预测性能够确保基于物权的资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减缓竞争对手的威胁（Wernerfelt & Karnani,1987）。

但是，当市场环境变得不可预期时，基于物权的资源将会陷入绝对化的危机之中。竞争对手会推出大批新开发的产品或通过流程再造来规避对既有资源的缺乏，同样，消费者价值诉求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利来源。所有这些变化将会因受制于合同期限而让企业难以应对自如。例如，原有稳定的供应关系可能会被更强调即时供应的新要求取代，而丧失其本来可以维系的价值；零售位置的长期许可协议也会因顾客转向其他商店或选址而沦为一种沉重负债（Geroski & Vlassopoulo,1991）。同样，依赖于合同支持的离散资源将会因过于绝对化而不得不倚重法律环境的长期稳定。

H3：基于物权的离散型资源在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较容易创造超常绩效，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与绩效关系并不显著。

2.2.2 市场不确定性与基于物权的系统型资源

基于物权的系统型资源在形式上表现为构成某个体系或交叉状态，自然它们也包括那些实物工具或设备。从单个属性上讲，大部分有形的设备都是可以复制的，因而，它们之所以具备绩效价值并难以复制得置于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系统上来看（Barney,1991；Black & Boal,1994），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将供应、生产和分销整合到一个系统的优势。例如，作为分销网络的某个单元，一旦离开了供应的稳定性、管理的规模性，或者目公司依据其良好的声誉所开展的促销运动，将变得无足轻重。

对于系统资源来说，经理人的管理目标不仅仅在于构建越来越多得单个资产，更在于强化原有系统的排列和范围。资源不是对既有资产的取代，而只是对早已有之的系统或胜任的补充。例如，新的零售商或分销商的加盟就有增强这个分销网络的效果（Labo,Boyd & Wright,1992）。整个网络分布的越广泛，市场渗透就越行之有效，因而其在分摊营销、管理和运营成本的规模经济上也就更为突出，在利用业已建立的品牌资产和企业声誉上也同样越具范围经济。

和离散资源一样，基于物权的系统型资源在对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的匹配要强于不可预期的竞争市场。当市场环境尚可预期时，很容易提升整个系统的价值，并将它们加以合理分布以增强对市场领域的控制。市场的可预期性也能够让整个系统的防御措施切实可行，事实上，也只能在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才能形成系统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从而确保真个资源系统的安全。

当市场环境的可预期特点不复存在时，经理人构建系统长期有效的能力将深受其限，或者既有的系统也会因变革困难而衍变成一种刚性资源。例如，当分销技术出现新的手段时，企业就很可能因既有的网络的规模庞大而难以推广应用。或者，当顾客的价值诉求出现新的兴趣，企业在预测上无所侍从，那么大部分的系统资源就很可能落入过于刚性的危险境地（Wernerfelt, Karnani,1987）。在此局面下，系统的价值周期将变得短暂且无从把握，企业会发现自身所控制的资产将难以从市场上攫取更多的收入（Geroski & Vlassospoulo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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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基于物权的系统型资源在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较容易创造超常绩效，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与绩效关系并不显著。

2.2.3 市场不确定性与基于知识的离散型资源

基于知识的离散型资源在形式上表现为专门的技术、职能和创新等技能（Itami,1997; Witer,1987;），由于其难以被对手模仿而构成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Lippman & Rumelt,1982）。由这些资源构成的优势之所以不会因竞争而削弱，是源于这些资源产生经济回报或顾客忠诚的机制具有内在缄默性，从而使得竞争对手无法通过购置或复制来挑战这种优势，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隔绝机制在于它本身某种程度上的模糊和神秘，甚至连拥有这种资源的企业自己都说不清楚（Lado & Wilson,1994;Reed & DeFillippi,1990）。并且，与基于物权的资源不同的是，企业能够从这种内部知识资源之上同时获得各种经济利益，譬如，企业可以在追求设计专长的同时，也可以提升其生产和营销等各项技能。

尽管市场环境的激烈动荡可能让部分基于物权的资源变得过时和无用，这些基于知识的创新和技术技能则能够适应各种变动不居的外部条件。事实上，它们能够切实帮助企业在产品价值上随时做出调整和更新，以便适应市场上各种新兴的潮流和诉求（Wernerflet & Karnani,1987）。在产品设计和环境应对上，很多创新技能都富有弹性，因而即使所处的环境条件再怎么深刻动荡或无法预期，它们的有用性仍旧能够保证。例如，当市场环境竞争加剧，竞争对手实施大规模的新产品开发，企业内部从事产品升级和设计的专业人员所具有技能只会变得更有价值。

在稳定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也能够从离散技能中获得优势，只是跟基于关系的离散资源相比在效率、效果和可靠性上要低得多。当一个企业能够强化其社会资本的时候，就能够有效防治竞争对手以模仿策略来威胁其优势，而知识缄默提供的隔绝机制则可能处于相反的境地。因为在市场较为稳定的情况下，知识的累积、应用和升级过程都是缓慢的，复制起来不会过于困难。甚至，保持一致高水准的雇员队伍所花费的巨额成本将会抵消它们所构建的那一点点市场优势，因为环境的稳定让他们的特殊能力无太多用武之地。可预期的市场情景在对产品创新或过程调整等技能的需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如动荡不期的市场来的强烈。

H5：基于知识的离散型资源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较容易创造超常绩效，在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与绩效关系并不显著。

2.2.4 市场不确定性与基于知识的系统型资源

基于知识的系统资源在形式上表现为那些需要团队交叉协同的整合或配置技能（Fiol,1991; Itami,1987），某些组织不仅拥有多项特殊的技术、职能和创新技能，也同样擅长对这些技能的配置和整合。它们致力于团队建设和协作改进，以提升自身能力上的适应和弹性。事实上，系统型知识指的不是某个领域的专门技能，而是在工作团队中将来自不同领域的技能加以协调和优化的方式，这种协调能够为企业带来相应的竞争优势（Hall,1993; Itami,1987; Teece, Pisano,& Shuen,1990; Winter,1987）。

协调技能的模仿门槛一般是最难逾越的（Hall,1993;Peteraf,1993;），根据Reed and DeFillippi (1990)的观点，“知识缄默肇因于某种胜任（competence）内部或胜任与胜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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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资源协作流程的复杂性”，因而联合层面的效率就显得更加微妙不明。联合和协调技能的系统性特质使得它们只能是企业专有的，在其他企业往往难以发挥等同的效率（Dierickx & Cool,1989）。联合才能之所以无须担心被对手剽窃，均由于其形成和作用依赖于某个企业特有的组织框架、历史路径和协作经验的长短。

协作技能通常并不能自发地从程序或例行工作中产生，事实上它们是长期应对新产品开发挑战的结果。新产品开发中的长期项目促使组织各个部门的专业人才通力合作，以便解决一系列复杂问题。合作的过程无疑会扩充组织中各个成员的技能和社会知识，从而让协调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跃升（Itami,1987; Schmookler,1966）。

上述分析表明，团队建设在市场环境不确定时要比可预期时更加必要、更加有利，甚至也更加可行（Hall,1993;Porter,1985）。协调才能在环境适应和产品开发上的运用是灵活的。相对于固定的例行作业，联合作业更能够让企业在复杂和变化的环境中应对自如（Thompson,1997）。不仅如此，正如（Pahalad & Hamel,1990）所言，“胜任在应用和共享过程中不会像实物资源一样会遭受损耗，它只会不断得到提升”。协调技能不单单在应对市场动荡时，即使市场升级要求更高的新产品开发，也仍然有所助益（Lawrence & Lorsch,1967; Thompson,1967）。事实上，从跨职能协作中发展出来的能力弹性能够帮助企业以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环境变化和挑战（Mahoney & Pandian,1992; Wernerfelt & Karnani,1987）。

另一方面，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协调和适应技能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就要微薄得多。由于任务在差异程度上没有太大的挑战，协调完全可以通过例行工作得以有效实现，因而协调或联合技能就显得不再重要（Thompson,1967）。不仅如此，环境的稳定意味着顾客的诉求和竞争对手的战略变化起来都不频繁，因此也就无需经常地对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深度协调带来的那种类运营利益抵补不了它所造成的管理成本。

H6：资源价值。基于知识的系统型资源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较容易创造超常绩效，在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与绩效关系并不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我们选择中国4家国有（控股） 银行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0年到2007年共18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选择商业银行业是因为该行业完整体现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商业银行通过重组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措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前商业银行的股权类型分为国有(控股)、企业控股、地方控股、民营以及外资控股等多种形式，其产权类型的复杂性较好的反映了转型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自1990年以来，由于监管体制改善、信息技术发展以及银行业务的全球化，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经历了较大的演进，完成了从“供给驱动”到“需求引导”的转变。尤其是1999年前后，证券市场的崛起改变了银行业的竞争型态，1 尽管从所有权性质上讲，大型股份制银行通常也由中央部委或者某家央企控股，因而也最终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作为一种产权安排，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区别在于，后者的资本构成比较多元，治理机制也要完善得多。因而，在探讨企业经营战略如何受产权性质影响时，股份制银行基本上可以代表非国有企业的行为特点。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导致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的不确定性存在显著差异。最后，目前中国金融监管总体而言还是保持着分业模式，因而银行与银行之间在经营范围上大体趋于一致，有利于横向的比较。

这两类银行包括属于国有（控股）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通常被称之为股份制银行的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数据剔除了其他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是因为它们的成立时间要晚于1990年这一样本起点，譬如兴业银行直到1994年才由福建省财政厅组织建立。另外，数据也剔除了各地为响应金融多元化而建立的城市商业银行，因为这类银行的业务范围通常有地域之限，不是全国性银行。以1990年到2007年的平均数据来看，目标样本所包括的八家银行总贷款业务在整个行业中的占比高达85.3％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银行业的真实数据来进行假设检验，其中，有关银行特征变量的数据源自《中国金融年鉴》（1991-2007）以及2007年的各银行发布的年报，宏观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

3.2 操作化

就RBV领域的实证研究来说，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一直备受困扰。由于涉及的资源当中可能包括那些无形的或内嵌的部分，更增加了测量的难度（Godfrey & Hill,1995;Zander & Kogut,1995）。就以往文献的经验来看，学者们相继发展出三类方法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1）民族志或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的方法；（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资源进行操作性定义；

（3）通过客观指标（objective proxies）资源进行操作性定义。本文基于对无干扰研究特性的考虑，拟采用最后一种方法来衡量文中涉及的各个变量。

3.2.1 产权类型

产权结构主要指的是在资本构成和控制上的三个方面，包括所有权性质、所有权集中度和股权分割（Bonin,2003）。本文主要检验不同的产权类型是否对企业资源战略的倾向产生影响，因而产权集中度和股权分割度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在产权类型上，本研究主要去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银行，即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3.2.2 资源

（1）基于物权的资源：概念定义表明，该类资源的隔绝机制在于法律上的归属判定。此外，它们一般由企业从外部获取，因而通常和企业的社会或政治资本有关。根据Cool和Schendel(1987)的相关指标，同时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实际，我们以中长期贷款合同和网点体系来衡量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物权资源。中长期贷款合同是银行非常重要的放款渠道，其项目一般来自大型国企或政府项目指定。在我国，银行之间行政级别、政府关系的等级差异很大，使得中长期贷款合同就成为具有垄断色彩的特殊资源。根据金融年鉴的实际数据，本文采用历年的中长期贷款总数来衡量。网点体系是指银行所建立的分行、支行和储蓄所等处理业务的分支机构，通常是银行吸纳存款的基本渠道。在我国，银行设置分支机构往往独立于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一股很重要的推动力量（贾春新，2008）。因而，银行的网点体系又成了建立在行政级别上的特殊资源。结合金融年鉴所提供的数据，本文拟采用每家银行历年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的机构统计数目来近似地代表银行的网点体系。

（2）基于知识的资源：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创新技能和协调技能来反映企业或者说银行内部的知识积累（Miller,1996;）。创新技能是衡量企业在某项专门职能上的能力高低。在银行业，其创新技能主要体现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上，因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能够较好地放映银行创新能力的高低（Mehea,1996）。协调技能主要指企业通过长期的部门合作所形成的有效整合资源的系统性能力。在银行业，这一能力通常用X-效率（X-efficiency）指标来测量(Frer,Harker,Hunter,2001)。X-效率的计算以数据包络法(DEA)来加以处理，关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我们借鉴了Sathye(2003)对印度商业银行的评估方法。

3.2.3 市场不确定性

市场不确定性同样是一个哑变量。相关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的竞争（易刚，赵先信，2001；贾春新，夏武勇，黄张凯，2008）。第一次发生在1984－1999年之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第二次发生在1999年之后，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要手段。这种竞争态势的升级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崛起，造成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因而，本文以1999年为界，化分出市场不确定性高低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

3.2.4 绩效

本研究探讨的绩效主要是在财务层面。为了解决中国企业会计报表中普遍存在的数据失真问题，绩效测量在本文中是通过不同的指标来综合进行反映。

（1）资产收益率（ROE）：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百分比。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资产利用效果越好，说明企业在增加收入和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否则相反；

（2）销售收益率(ROS)：销售收益率是税前利润与当年银行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该指标是对银行整体经营状态的衡量；

（3）营业收入（revenue）：营业收入包括银行当年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

（4）市场份额（market share）。考虑到银行典型双市场经营特点，该指标用银行利润占当年全行业利润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

3.2.5 控制变量

对银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整个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尤其是银行业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它决定了银行业的盈利潜力。本研究以银行存款除以当年GDP的比重（SBS）来反映银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得分越高，说明在金融市场中，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来说，在企业资金筹措方面更为重要；得分越低，说明银行业受证券市场的威胁越大。

3.3 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来考察转型经济条件下，制度、市场和企业资源战略如何互动，进而影响绩效实现的问题。数据分析方法是将所有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结合，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的模型，工具是SPSS14.0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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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结果

4.1 数据预处理

无干扰研究的数据优势在于真实，但在分析之前，首先要验证各项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本研究采用Skewness分布偏度作为判断的标准，参数大于1，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Ln)，以消除其影响。根据表1所显示的结果，我们对中长期贷款（Skewness=2.729）、机构数（Skewness=1.827）、总收入（Skewness=4.280）和税后利润（Skewness=1.768）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表1.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中长

期贷

款

N

Std.Error

of

Skewness 机构数 X效率中间业务比例 资产收益率 税后利润 总收入 市场份额 股值/GDPValid 143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missing 1 0 0 0 0 0 0 0 0 2.729 1.827 0.3330.7130.6280.2051.7680.2054.280 0.411 0.0510.205 0.205 0.205 0.206 0.205 0.2050.205skewness

另外，面板数据所具有时间序列属性，需要消除其自相关效应和异方差性。这种转换的方法是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处理（Kmenta,1986）。首先使用Prais-Winsten（1954）迭代转换来对数据进行差分调整，然后对数据进行异方差性修正。经过二次调整的数据将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来进行回归检验（Cf.Judge et,al,1988）。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系统性误差，所有绩效指标都用上一年（t-1）的数据来进行回归分析。并且由于存在滞后因变量（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的干扰，本文使用Durbin’s H检验来确保在残差估计时不存在偏误（Judge,1988），并且对残差图进行了观测。不仅如此，我们还使用Belsley, Kuh 和Welsch(1980)的参数对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排除。

为了验证1999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检查了营业收入、市场份额和利润在年际间的行业稳定性，以银行第t年的数据与第t-1年的数据所得到的自相关系数来反映。对于第一阶段来说，营业收入、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年际自相关系数分别为r=0.97、r=0.97和r=0.80；但对第二阶段来说，这些系数就分别下降为r=0.78、r=0.70、和r=0.31。很明显，上述测量指标意味着第一阶段的市场稳定性要显著高于第二阶段，市场变迁的痕迹截然分明（p<0.10,<0.05以及<0.01，各自都显著）。

4.2 产权约束检验

产权约束假设认为，在转型背景中，中国企业在资源构建上的战略选择受产权类型的影响很深。具体而言，对控制权的追求，会激励国有企业实施资源获取型扩张，政治庇护和产业扶持等社会和政治资本为这种扩张提供了现实可能。因而，国有企业在竞争博弈中通常以资源获取型战略为主；相反，非国有企业既无法获得同等力度的资源扶持，也因产权清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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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效率导向激励。所以对非国有企业而言，知识积累型的经营战略是维持企业生存、发展的常策。

变量

资源获取战略

中长期贷款合同

机构数

知识积累战略

中间业务比例

X-效率

F

显著性Sig. 国有企业 均值 48.60 56.10 3.27 0.32 36.025 .000 表2.产权与资源战略的方差分析 非国有企业 标准差 48.42 12.07 1.36 0.24 均值 27.34 25.39 7.96 0.67 8.593 .004 标准差 25.89 2.74 6.34 0.56

方差分析显示(表2)，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在资源类型上确实存在差异，反映出不同的经营战略取向。相较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在中长期贷款合同和机构数上的均值要大得多（P<.001），而非国有银行在中间业务比例和X-效率上的均值得分较高（P<.01）。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H1和H2假设成立，即国有企业通常会形成资源获取的战略偏好，而非国有企业通常会形成知识积累的战略偏好。

4.3 产权约束检验

分别利用商业银行1990－1998年和1999－2007年数据单独进行一阶自回归分析，得到的统计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于物权的资源

中长期贷款合同

机构数

基于知识的资源

中间业务比例

X-效率

控制变量

滞后因变量

SBS

2R

F

P .18﹡﹡ .11＋ -.01 -.12＋ .57﹡ .16 .60 23.1 .000 .12﹡ .18﹡ -.02 -.11 .69﹡ .11 .73 40.2 .000 .18﹡ .06 .02 -.00 .57﹡ .14 .62 24.3 .000 .18﹡﹡﹡ .07﹡ .03 -.07 .80﹡ .07 .96 424.6 .000

＋p<.10；﹡p<.05；﹡﹡p<.01；﹡﹡﹡p<.001

假设3表明，当市场可预期时，基于物权的离散型资源有助于绩效的提升，但当市场变得不可预期时，它们对绩效的贡献将不显著。表3显示，稳定市场中的中长期贷款对银行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利润（r=0.18，p<.01）、销售收益率（r =0.12，p<.05）、营业收入（r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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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市场份额（r =0.18，p<.001）。而市场不确定性加剧后，中长期贷款合同的正面作用逐渐消失。因此，银行的数据验证了假设3的基本主张。

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合同主要以3到5年的项目贷款为主，之所以能成为一项重要资源，是因为其带来的利息收入要比短期高得多，收益通常较为稳定。在银行业改革初期，竞争并不激烈，中长期贷款合同作为银行重点争取的优质业务，能够为银行带来持续的利息收入。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崛起，资产质量较高的传统客户会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募集资金。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对象，只剩下那些资产质量不高或开发风险较大的公司和项目。随之，回收风险增加，不良贷款的准备金拨给也跟着上升，严重削弱了当期的利润水平。

假设4表明，基于物权的系统型资源和离散型资源一样，在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有效，而在动荡市场中，其优势也不复存在。表 和 显示，除营业收入外，这一假设在其余三个绩效测量指标上都得到了验证：利润（r =0.11，p<.10）、销售收益率（r =0.18，p<.05）、市场份额（r =0.07，p<.05）。

网点是银行吸纳存款的重要渠道。在银行业早期，分支机构的市场渗透越强，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就越有优势。但是，网上银行、服务创新等新的技术和业务革新，削弱了固定网点对于银行绩效的贡献，相反，随着单位网点的业务量下降，网点的成本负担对银行来说越来越重。

基于物权的资源

中长期贷款合同

机构数

基于知识的资源

中间业务比例

X-效率

控制变量

滞后因变量

SBS

2R

F

P 表4. 1999－2007年的自回归－异方差模型

-.04 .05 .06﹡ .11﹡ .31﹡ .16 .23 4.6 .05 -.01 -.02 .06﹡ .12﹡ .29﹡ .16 .22 4.2 .05 -.02 .04 .10﹡﹡ .27﹡﹡ .17﹡﹡ .32﹡﹡﹡ .39 9.8 .002 .09 -.04 .23﹡﹡﹡ -.07 .69﹡﹡﹡ .-.01 .75 46.0 .000

＋p<.10；﹡p<.05；﹡﹡p<.01；﹡﹡﹡p<.001

假设5表明，基于知识的离散型资源，即技术和创新技能，能适应不确定的市场环境，而在市场稳定时反而难以发挥价值。本研究采用中间业务比例来衡量银行的创新能力，该假设在四个财务绩效指标上均得到了显著性检验：利润（r =0.06，p<.05）、销售收益率（r =0.06，p<.05）、营业收入（r =0.10，p<.01）、市场份额（r =0.23，p<.001）。回归系数在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不显著。

存贷业务是银行的传统业务，在竞争不是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获得大量的贷款合同，拥有广泛的网点布局，则这类业务会经营的比较良好。但是，随着客户从贷款筹资为主转变成股市募资，传统业务的利润贡献在明显下降。中间业务，即所谓的非资产业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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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日益凸现。银行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主要体现在中间业务领域。因此，对技术和创新技能较高的银行来说，更加适应在此市场背景下的竞争要求。

假设6表明，基于知识的系统型资源，即配置和协调技能，也表现出上述同样的特性：在不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在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关系不显著。本研究采用X-效率指标来衡量银行的配置协调技能，除市场份额外，这一假设在其他三个财务绩效指标上也得到了检验：利润（r =0.11，p<.05）、销售收益率（r =0.12，p<.05）、营业收入（r =0.27，p<.01）。

不管是技术变迁还是需求转型，银行业的市场格局走向激烈竞争的过程，意味着业务运营风险的增加。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成为此一阶段的竞争关键，对内部的配置和协调技能的积累和运用，无疑至关紧要。原有的基于网点数量和贷款规模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日渐穷困，以资产配置和利用效率主导的集约化经营，才是银行业的在后一阶段的竞争利器。

5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转型经济条件下，受制度和市场双重结构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的经营战略如何选择、实施并发生演变。具体而言，我们根据文献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之上的整合模型，以克服从单一视角阐释中国企业绩效的片面。该模型认为，影响中国企业经营战略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产权，产权类型决定了企业对不同资源优势的追求。与此同时，这些资源对绩效的促进效应，还受到市场情景的依赖。下面我们就研究发现作进一步的总结和探讨。

1.1 讨论与结论

一、围绕资源优势的构建，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战略路径。资源的绩效联系已被反复探讨和验证，但对资源的形成机制，鲜有文献加以探讨。本文以转型环境中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如何被非市场环境所塑造。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非市场环境中，产权对经营行为的限制作用最为明显。理论推导表明，国有企业既有资源扩张的激励，又用良好的社会和政治资本支撑这种扩张，因而国有企业在物权资源上容易形成数量优势；与此相反，非国有企业受益于清晰的产权以及效率导向的激励，再加之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匮乏，因而更倾向于在内部积累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应对竞争威胁和生存压力。数据结果表明，产权类型和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意味着产权类型是影响中国企业经营战略最为重要的制度因素。

二、就资源与市场环境的匹配来说，基于物权的资源只适合于稳定的市场，而市场的动荡会削弱其价值。基于物权的资源由于是在资源供给上实施局部垄断，因而创造的是李嘉图租金效应。显然，这种租金仰赖的垄断优势只有在市场环境比较稳定时，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效应。因此，我们预期基于物权的资源和市场环境存在某种固定的匹配关系。具体而言，只有在市场动荡不太剧烈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评估和认购基于物权的资源。否则，基于物权的资源会因为转移上的刚性，而无法适应新的市场变化。为了检验基于物权的资源与市场确定性的正向关系，本文将其区分成离散和系统两种类型。结果表明该假设获得了较强的支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观解释

持。基于物权的的资源，不管是离散型还是系统型，它们在确定性较高的市场情景中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贡献，在动荡市场情景中则就变得难以观察。

三、基于知识的资源则更加适应动荡的市场环境。和基于物权的资源不同，基于知识的资源创造的是熊彼特租金。熊彼特租金意味着配置现在资源的各项技能，也能构成企业盈利的基础。由于知识资源是从内部积累的，且由于知识应用上的普遍弹性，使得该类资源更加适应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变迁比较频繁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预期基于知识的资源和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存在某种正向的匹配关系。同样，这一假设的检验也是在离散型和系统型两个纬度展开，结果表明这种关系的确实存在。就两类知识型资源而言，它们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情景中有利于超常绩效的实现，在市场比较稳定时，作用反而不太明显。

1.2 研究意义与局限

上述结论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意义：（1）就宏观层面而言，本研究能使改革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到，中国企业的经营问题受到制度和市场双重因素的影响，因而以一方为主的改革逻辑都都不会取得良好成效。产权结构改革能够时企业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模式，市场结构改革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两者却一不可。（2）就微观层面而言，本研究能使企业管理者认识到，由于制度和市场都是外生的，因而战略选择的原则就是适应和匹配。企业管理者必须随时注意环境当中的新变化，继而审视企业内部的资源现状并加以调整。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研究局限。首先，银行作为一个较为特殊双边市场，而且又是典型的服务企业，其结论的外部效度尚待新的检验。其次，本研究只探讨并测度了四种资源，需要更深入的调研和访谈来加以细化。最后，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各类资源的测量采用的是间接的客观指标，因而在内部效度上值得商榷。

未来的研究方向，除了解决本文所列举的研究局限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1）资源的分类可以提出新的标准。在转型经济条件中，产权类型只是非市场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企业资源的获取途径和隔绝机制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案；（2）资源对产品市场上竞争优势的构建具体有何种效应。本研究没有详细涉及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各种经营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往往首先作用于企业业务层面或产品层面的市场优势，才最终赢得超常绩效。因而，资源现状本身也能够扮演某种结构角色，影响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战略行为。这些关系的探讨有待在未来研究中予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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