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系列教程多维教程熟谙正文翻译

Unit1 从能力到责任

当代的大学生对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模糊不清。他们致力于寻求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最现实的东西：追求安全保障，追逐物质财富的积累。年轻人努力想使自己成人成才、有所作为，但他们对未来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处于像他们这样前程未定的年龄阶段，他们该信仰什么?大学生一直在寻找真我的所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一如芸芸众生的我们，他们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崇尚奉献于人的理想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经不住自身利益的诱惑，陷入利己主义的世界里欲罢不能。

最终而言，大学教育素质的衡量取决于毕业生是否愿意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和赖以生存的城市作出贡献。尼布尔曾经写道：“一个人只有意识到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他才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潜力。一个人如果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他将会失去自我。”本科教育必须对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念进行自我深省，使学生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以诚相待，服务社会。在这一个竞争激烈＼残酷的社会，人们期望大学生能报以正直、文明，，甚至富有同情心的人格品质去与人竞争，这是否已是一种奢望?人们期望大学的人文教育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如今是否仍然适合?

毫无疑问，大学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美国的教育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使教育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弥合公共政策与公众的理解程度之间的极具危险性且在日益加深的沟壑这一职责。那些要求人们积极思考政府的议程并提供富于创意的意见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让我们感到事不关己。所以很多人认为想通过公众的参与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已不再可能行得通。设想，怎么可能让一些非专业人士去讨论必然带来相应后果的政府决策的问题，而他们甚至连语言的使用都存在困难?

核能的使用应该扩大还是削弱?水资源能保证充足的供应吗?怎样控制军备竞赛?大气污染的安全标准是多少?甚至连人类的起源与灭绝这样近乎玄乎的问题也会被列入政治议事日程。

类似的一头雾水的感觉，公众曾经尝试过。当他们试图弄懂有关“星球大战”的辩论的问题时，那些关于“威慑”与“反威慑”等高科技的专业术语，曾让公众一筹莫展。像地方的区域规划，学校种族隔离制的废除，排水系统的问题，公共交通的治理，以及申请获得正在相互竞争的有线电视公司的许可证等这些曾经看起来只是一些地方性事务的事情，现在也需要专家采解决。这些专家的辩论充满着技术术语，常常使问题变得让人迷惑不解而不会使问题云开雾散，清晰明了。公共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更多＼而非更少的信息资料；需要更积极＼而非越来越消极的公众的参与。

对于那些关心“民治政府”的人，公众理解程度的每况愈下是无法接受的。当今世界，人类生存问题吉凶未卜，无知是不可取的。那些目光短浅的专家们制定措施时一手遮天，这也是不可容忍的。作为公民，我们只有找到更好的教育方法，只有提出更棘手的问题，并得到满意的答案，才能在关键的决策时刻承担风

险，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做出重大决定，否则，我们只能基于盲目地相信一个或几个所谓的专家做出决策。

我们的民主社会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关心他人的年轻人群策群力，本着共同的信念，团结在一起，相互学习，参与到社会民主的建设之中。

民主的社会需要关心民主社会的公众，需要他们成为善于发问的民主参与者，成为知道怎样提出恰如其份的问题的人，知道公共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并能够对那些影响深远的问题做出敏锐的，有见地的判断。诚然，没有哪个社会机构能独立培养我们所需的领导人才，但我们深信，如果“民治政府’’要有生命力的话，大学相对子其他机构来说，更有责任去培养我们国家所急需的具有宏畴伟略的领导人。

为了完成这个迫切的使命，年轻人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还必须放眼世界。现在的学生不但要对本国的人民与文化了如指掌，而且也应该熟知本国以外的文明。人类的势力范围已涉及到太空，一切变得都很明了，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的守护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拥挤，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同时也更加变化莫测。如果学生只一味自以为是，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芸芸众生中的地位，那么他们对生活的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能力将慢慢被消磨殆尽，及至危险的境地。

世界或许还没有变成一个小村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邻里意识必须加以扩展。当旱灾席卷撒哈拉沙漠，当印度支那战争带来难民潮时，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富于分析的智慧都不再受缚于地图上的政治分界线。我们开始知道，饥荒和人权已如同武器＼条约一样，对人类团结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最令人担心的是，蘑菇云已在人类意识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这些业已存在的事实及其带来的后果都必须让每个学生了解。

然而，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学校园对诸如此类的社会常识极端缺乏了解，有时，校园甚至弥漫着一种对世事的冷漠与不关心的氛围。当难民如潮水一般从一个国家涌入到另外一个国家时，我们却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在地图上指出这些难民潮的流向，或是谈论起导致难民潮泛滥而起的饥荒、战争和贫穷等世事。世界各地的哲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和艺术家的丰功伟绩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他们本人及其贡献却时常不为人知，或是被世人遗忘在角落里。

虽然有一些学生已具备了放眼全球的视角，然而，大多数学生——尽管他们对世事的关注忽隐忽现，却对他们赖以生存＼相互依赖的世界缺乏足够的了解。

圣母玛丽亚大学的学院院长威廉·杜黑近期写道：“许多大学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纵容学生们本能地在校园内自筑围城，自我封闭，构筑自己小范围的交往圈，而不去触及学校以外的现实的社会交际。”

综上所述，我们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发生了巨变，世界变得越来越

拥挤，相互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强，同时也更加动荡不安起来。美国的新一代必须学会如何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如果大学教育不能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相互依存的本质特征，那么新生的一代就会变得无知，他们生活的信心及生活的责任感将慢慢被消磨殆尽，及至危险的境地。

通过研究，我们深有感触地认识到当今大学教育最成功之处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具备依既定计划行事的能力；具备收集资料信息的能力；考尽其能，术业专攻。具有成功地处理好单独问题的能力在今天被认为是值得高度称赞的事情。然而，当我们问及学生们关于他们的大学教育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谈论起他们所获得的学分或是他们仍然需要完成的课程。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能力会带采什么结果?各种科学技术都无法回答诸如此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大学教育阶段，是一个人一生中价值观念得以形成的时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也在这一时期凸现出来。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感触最深，对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最感兴趣，创造力最活跃。如果人生的这一黄金时期被置于无人问津的次要地位，那将是人生的悲剧。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如果学生们习惯于墨守成规，陷入学术界有时过分倡导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中，那将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学生们是在处于人生期望值最高的时刻步入大学校园的。然而，他们往往却由此而陷入陈规陋习之中，变得死气沉沉，心不在焉。当我们与老师和同学交谈时，经常会感到丝丝不安：人类生存所必须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社会的自然属性，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事实上，这些问题与人类生存的前景休戚相关，却是大学教育中最少被触及的问题。

当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知识，拥有坚实的基础教育，并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特长时，大学教育的结果应该由学生在课堂的表现来衡量。进一步而言，本科教育经历的价值将通过毕业生在其工作岗位上的表现及其以后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情况体现出来。

最终而言，大学的教育会使学生们充满灵性，开拓思维，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塑造价值观念，进而提高综合的能力。本科教育的最高境界将能够让学生从具备能力转变为承担起责任。

近期，一名大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年轻人的责任及其未来的文章。她问到：“如果我们连奉献于人的精神都缺乏的话，更不用说一套一套的抽象的价值观念，难以想象我们的民族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自身利益是我们崇尚的最高价值观念，人性只是一件无利可图的商品，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呢?”

总之，大学教育应该鼓励每位同学提高在生活及行为中明辨常理的能力，无论是在课堂上，或是在地下室餐馆，或是在深夜的自由交谈中，力争分秒，探求模棱两可的未知世界，思索那捉摸不定的人类的情感世界。大学的目的不是向学生进行思想灌输，而是要让他们在思想的国度里畅游，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氛围，

以培养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并形成坚定的信念。

这一非同寻常的任务并不否定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必须付出努力，但选择学习任何一类专业都不应成为他们中断明辨事理能力培养的理由，也不应成为葬送其探求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的这一过程的理由。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年轻的学子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大学对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些事情的接触是有限的。但我们永远希望，大学教育应以其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促使其毕业生在智力水平及社会生活中成为聪明显赫的人；在他们所乐于承担的社会职责及公民的责任方面能够做到与众不同，最终促使年轻人在世界观的选择上出类拔萃。这些无形的价值观念，却真实地揭示了年轻人自身价值之所在。大学教育的质量最终必须以这些无形的价值观念的培养与否来衡量。

Unit2 家庭企业：下一代的前景

美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财富交接的过程中。在今后的20年里，估计有150亿美元的资产将会转移到下一代的手中。

大多数的财富交接会以家庭企业的方式进行。但是很多情况下，财富交接的成功与否令人怀疑。事实上，多数的交接工作将会失败。一般来说，只有1／3的企业才能成功地移交到下一代手中。一个家庭企业能生存到第三代是寥寥无几的。

在下—个十年里，数以千计的家庭企业，其中有些是家喻户晓的企业将会消失。糟糕的是许多企业只有进行适当的规划才能勉强生存。然而，很多企业已为时太晚了。一个家庭企业着手规划交接的适当时机不是提前一年，三年甚至是五年进行的。确切地说，一个包括复杂的财产规划策略的综合性的交接计划一般至少要在十年的基础上才能适当地完成。

无论规模的大小，技术的高低或名气是否响亮，每一个家庭企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怎样不同，在一个企业顺利地交接到下一代之前，以下四个关键性的因素应计划到位。

计划你的交接管理机构

业主／企业创建者不仅进取心强而且精力充沛。他们往往擅长多种技能。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既是生产专家，又是营销天才或经验丰富的金融家。要接替他们的工作则需要较多的人。因此，家庭企业的业主应当通过制定组织机构图来明确规定企业该怎样运作。参与交接过程的每个主要成员也应制定他们自己的组织机构图。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各机构图之间的不同点将表明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存在误会的主要方面及观念上的分歧。

以朱蒂为例。朱蒂拥有一家软件公司，她共有三个孩子：一个是电脑天才，一个是赛车手，还有一个拿到了商业方面的文凭但对经营公司却毫无兴趣。另外，朱蒂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队伍。根据她的情况，她应该考虑把公司的所有权移交给她的孩子们，但是依然让她的管理队伍来经营公司。

在家庭内或家庭外物色适当人选担任这些职位是不容易的，或者说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敲定的。因此，提前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和时间表是非常重要的，以便职责的过渡井然有序地进行。

没有忠心耿耿的雇员，很少有企业能发展壮大，即使是家庭企业也是如此。这些尽职的雇员多半担任了主要的管理职务。因此，应该将关于产业继承的长远计划随时通报给他们，而主要的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在产业交接管理机构中的职责。改进企业的劳保福利制度以吸引和留住主要的部门经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为企业和业主的最大利益而工作。

还有时机的选择问题。当你退休时，你或许认为能接管公司的孩子们太年轻了或太没有经验了。在这些情况下，可组建过渡性质的管理队伍直到孩子们获到了适当的培训和锻炼并且能成功地担任要职管理公司。

制定雇佣家庭成员的政策

为家庭成员制定明确的雇佣政策并持之以恒。大多数父母认为孩子们应该平等对待。然而，公司的总裁必须根据能力来选择，应该根据业务的需要而不是孩子们的需要来选择。

例如，吉姆拥有一家电力公司。他平等地对待他的三个孩子，他们三个都在该公司工作，拿同样的薪水。然而，他们并没有花同等的时间工作，也不是都致力于公司的业务。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真正地工作，在公司内部就有了争吵和怨恨，平等对待并没有带来好处。

父母可以把他们的财产转给孩子们而不必让他们控制公司。当孩子们不适合接管公司的业务——这种情况约占30％，可寻求其他的方法让他们共享家庭的财富。

然而，如果你真的决定让一个孩子接管企业，你就应该肯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要保证让他或她接受适当的教育和经商的体验。

对于将来要接管公司的孩子来说，在外面的工作经验是相当有用的。在家庭企业之外的工作会让他们获得有价值的经验，接触不同的管理方式，给他们信心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成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通常他们会比在家庭企业里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更多担当职责的机会。在家庭企业外证实自己的价值也会最终使他们在接管家庭企业时能让雇员们对他们产生更多的信任度。

对于那些坚持要孩子们在家庭企业里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家族而言，应让他们从与其教育和经验相称的阶段开始，即使这意味着擦地板或在工厂里开机器。这种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另外，自下而上的成功会增加雇员们和管理部门对他们的尊敬。据我们的经验来看，以这种方式成长的孩子们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劳而获得到总裁职位的孩子们的两倍。

建立和保持家庭的和谐

对抗和嫉妒是相当耗时的，更不用说具有毁灭性。孩子们一旦长大、结婚和生子，他们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想。如果企业较大，可考虑设立一个董事会以确保家族与企业之间适当的平衡。

制定一份家庭企业发展规划，让家族成员还有雇员、供应商和顾客了解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召开家族会议，与所有家族成员交流有关公司的情况以及目前和未来要面临的问题。能经常、诚实、及时地进行交流的公司和家族同时也能增加生存和繁荣的可能性。

规划你的地产

糟糕的地产规划比任何其他的原因更会导致家庭企业的瓦解。在很多情况下，家庭企业价值中的地产税所造成的资产流动要比企业能赚到的多得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寿保险费是支付地产税的一个有效的途径。然而，对于一个把大多数资金投入到发展业务的企业而言，人寿保险费的成本之高通常是支付整个地产税的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 因此，有必要利用其他的规划技巧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地产税的成本。

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正属于这种情况。他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了拓展业务上，因而没有买保险。不幸的是，在店铺维修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去世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地产税，家人只好卖掉杂货店。

你最好在你的顾问的帮助下，找到一些方法来减少或支付移交税。另外，尽可能早地开始移交过程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四个“必须”的因素。但是，其根本性的因素就是愿意作出困难的决定，并且做对企业和家族最有利的事。

处理产业继承问题也许会带给你不快，甚至很大的痛苦，但是如果不尽早开始的话，这类问题后来也会出现，到那时或许就毫无办法解决了。切记，你最终的目的是公司的生存，这样，你的孩子＼雇员和社区依然可以从你的公司中获利。

确保家庭企业能在下一代人手中生存的最佳方法，是在最后的产业移交开始之前综合地处理移交事务。对于绝大多数家庭企业而言，那就是现在。

Unit3 美国人的酷爱

我父亲是别克人。在经济大萧条以前，他本是史达兹人。然而，就像成千上万经济状况处于上升阶段的有车族一样，那场可悲的经济逆转使他们非得调整对汽车的胃口不可。到他死的时候，他开过的那些别克轿车就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了，而且将父亲定位于这样的社会阶层——比庞蒂亚克人富有，但比不上克迪拉克人。拥有别克轿车让人一看便知父亲的社会地位。与别克人相当的还有福特人和克莱斯勒人。

我们美国人与汽车的特殊缘分，其坚实的基础就在于对一种轿车品牌的忠诚，这种忠诚因其来之不易而倍受珍惜。·这就是爱吗?也许用词过分，可美国人对这些机器的尊重甚过所有其他机器——不仅将它们视为20世纪雕塑大观中的标志，而且还将它们视为社会的护身符。我记忆中的第一辆别克车是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轿车，椅子的衬垫是厚厚的马海毛，离合器拉杆是新式的。我父亲爱吹嘘说这辆车一小时能跑120英里。一想到这样的速度就会令男人们兴奋不已。我照着家里的菲尔可牌收音机盒里播出的格林，霍利特驾驶的那个神秘机器的名字，给这头漂亮的牲口取了个名副其实的绰号——黑美驹。

20世纪中，电话、电视或者个人电脑，这一切都使人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与电话、电视、电脑不同的是，汽车却享有人格化的地位。有些汽车可以成为家庭成员，机械宠物。我们给汽车起名字，在自己·家的车道上精心打扮汽车，在汽车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时诅咒它们。在折旧换新之时为旧车的离去而悲哀。

人们对汽车的热爱让环境保护者、安全为重的倡导者以及社会工程师们感到不安。他们认为通往人间天堂的道路应该到处都铺设公交运输所必备的发亮轨道。他们想象着我们加入未来拥挤不堪的自行车行列，而不是像一位激动不已的评论家所预见的那样，坐在“傲慢的双轮马车”方向盘后。这种态度不是现在才有的。首先是铁路，接着是汽车造成的人口流动早已使得守旧的特权阶层感到不安。在战场上有过辉煌，但却以鄙视下层民众而出名的威林顿公爵在150年前就曾反对英国发展铁路，这是因为火车只会怂恿普通人毫无意义地到处走动。汽车呢，而今大家都认同的是，它污染环境、杀人、残害人、驱使人们离家游荡，实在可鄙。因此，汽车应被开除球籍，越快越好(还应带走路边购物中心、“免下车’’餐馆以及垃圾食品店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的确，汽车应该对出现的许多问题负责，然而，汽车也是伟大的解放者。批评家们却宁愿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汽车可以使人口大规模地流动：从城市到郊区，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而近来更多的人又从北方回到南方，因为数百万人希望找到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一片片蔓延无矩的都市建筑群拔地而起——洛杉矶、澳兰多、亚特兰大、夏洛特、达拉斯、拉斯韦加斯、菲尼克斯等等，其规划都是以适应汽车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的规划并不完美(若代之以适应公共交通的规划也完美不起来)，但实际状况仍然是：南部和西部环绕汽车兴建的城市正在飞跃发展。环境保护主义者在担忧，大多数人却照样开着车。

在美国有1亿7千5百万人持有驾驶执照，开着近2亿辆汽车，行驶在390万英里的道路上。人们坐上自己的轿车、轻型货车、摩托车、带卧室的汽车、运动用车，每年行驶约2万4千亿英里。每年约有1，500，百万辆崭新的轿车和轻型货车涌上公路。赛车已成为这个国家发展最快的运动项目。汽车行业雇了230万员工，比任何其他制造业都要多。

毫无疑问，汽车会伤害人，但近来人们在车身结构(门梁)、乘客安全保障装置(保险气袋)以及制动装置(盘式，抗卡塞)等方面作了改进，大大提高了汽车的安全性能。过去30年间，每1亿英里车程中因车祸导致的死亡人数由5．3下降到1．7(这个统计数字还包括了农用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一切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所造成的死亡事故)。

是的，汽车污染环境，但是燃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微处理发动机技术上的进步，大大减少了尾气排放量。专家们估计多达50％的尾气是由公路上10％的引擎调制功能极差的、保养极差的破旧货排放的。如果阻止这样的车辆上路，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也许不再会是汽车。

是的，在全国各地，汽车已成为城区任意扩展、高速公路堵塞的罪魁祸首，但实际情况仍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司机不愿意放弃出行的自由(尽管有时速度不快)钻到豆荚式的公共交通工具中去。一位每天上班都要开着自己的宝马牌轿车从郊县西赤斯特出发，并穿进曼哈顿拥挤不堪的交通要道的人士说：“一天中就这么一段独处的时间，命运全归自己掌握。自己开车贵得要命，又是通行费、又是停车费，而且天知道会有多慢，多伤神。可这是我自个儿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反对汽车的群体感到不安。要是人们都去坐政府精心备好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就好了。要是人们都守规矩就好了。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现代汽车是制造无政府状态的工具。 汽车提供的自由如此之大，乃至在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除非重新设计全国的城市，在广袤的国土上全面禁止使用汽车。很可能，即使把柏油路统统毁掉，把停车场统统铲平，把加油站统统关闭，汽车仍会变得适应性更强，继续成为个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这是经过合理的推断得出的基本观念。

既然魔仆已从瓶中出来，拥有它的人群逐年递增，遍布各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尽可能地将它驯服，融合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我们要在计划与谨慎之间小心地保持平衡。在所有自由的高技术社会里，汽车将仍是个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如何使汽车最有效地融入资源有限的全球生态系统之中也许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也许第一步是要承认汽车的存在。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还会做别克人。

Unit4 无子女家庭：亘古生息的反叛

二十好几的凯茜、韦恩夫妇结婚已有五年之久，膝下犹虚。上次凯茜娘家有一个人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她答道：“我们就是孩子!”

凯茜与韦恩属于一代人数日益增长、决定不要孩子的年轻已婚夫妇群体。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五年中，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妇女不愿生养的百分比几乎翻了一番，在18至24岁的已婚妇女中几乎增至三倍。在这个似乎大胆反抗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决定后面隐藏着什么原因呢?

或许最能公开坦陈心曲的无子女夫妇是《婴儿陷阱》一书的作者：埃伦，派克，其夫威廉，一位广告总经理兼全国不生养夫妇协会主席。派克夫妇认为他们和协会均无意反对生儿育女，不过是反对迫使人们传宗接代的社会压力，它无视人们是否殷切盼望和真的需要孩子或者根本不好此道。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埃伦说，“我们选择自由和自愿，清净和闲暇。这也是一个朝哪个方向付出努力的问题——在你自己的小家庭之内或在一个大的社团之中。这一代人面临有关地球生命延续的严重问题以及生命质量的问题。我们的孙男孙女也许将购票去观赏最后一批红松林或排队去获取氧气配给。有人抱怨在回家见五个孩子的途中被交通堵塞困住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不能将孩子与交通堵塞联系起来。在一个受到人口过剩一系列后果威胁的世界上，我们正在参与一项事业使膝下无子的生活模式为社会所接受并受世人尊重。太多的孩子作为一种文化强制的后果而呱呱坠地，离婚和虐待儿童的相关统计充分揭露了这一结果。”

埃伦的丈夫补充说：“每位朋友、亲戚、同事不停地给你施加压力，劝你要孩子，说什么‘发现你生活中失去的东西’。好多好多人很晚才发现，所谓他们失去的东西其实是他们完全不适合做的事情。”

埃伦还说：“从抱第一个洋娃娃开始，大到欣赏电视肥皂剧，成年后参加鸡尾酒会，无形之中，总有一种压力要你为人父母。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养育失败的比率吧，或许天下父母应该视为像当医生一样的专门职业。有些人擅长此道，他们应当生养孩子；有些人一窍不通，他们应该认为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专业观察家同意这一看法：很多人生养孩子没有正当的理由，有时候则完全没有理由。男人常常稀里糊涂就当上了父亲，根本就没有作出审慎的选择；对许多妇女来说，怀孕能够成为逃脱不可消解)中突的一种方式，譬如，迅速获得身份，或者为卑贱的自我形象增添砝码，满足关注和垂爱的需要，她们觉得在孩提时代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这份亲情。

我与许多人类行为领域的专家交谈，探讨为什么那么多年轻夫妇决定不要孩子，他们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一位家庭治疗专家把不要孩子的决定描写为“对当今世界形势基本的本能反应”，暗示像动物群集本能那样的东西正在起作用，作为对人口过剩、城市拥挤、环境污染与核战争危险的一种反应。群集本能促使

妇女感到繁殖人口有违心愿，并指引她们去寻找在家庭生活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方式。

不止一位精神病医生暗示，凡是不愿生育的人有自恋癖——在关于照顾别人与受人照顾这个互相对立的内心)中突中索性来个痛痛快快自圆其说。“这些人不能容忍照顾孩子的想法，他们没有多余的爱分享给孩子，”有人说，并补充道，“你这是对亘古以来人类繁衍生生不息的离经叛道。”另一位精神病医生插话说：“情有可原嘛，我们谁不想消弭赤字，让生活合理化?“且不论他们的真正动机如何，或许这帮人本来就不该生孩子，-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有自由堕胎法。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让古道热肠的人当父母。

心理学家唐纳德·M·卡普兰认为虽然一些人总是选择不生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断上扬的出现率是发生在这些1。940-1950年出生的孩子们身上，他们由性格类型被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黎斯曼称之为“不随俗的”转变成“随俗的”父母抚养成人，另外这些“没有自己主张的”父母对子女产生两个相关的影响：一是给他们一种强烈的“自恋权利感”——巴望从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二是失去了确信感。他说，他们更容易自我怀疑，更加迷恋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不可能与他人保持稳定的依恋关系。生孩子的决定，他认为，是一种这类人十之八九要束之高阁的决定。这种决定岂能更改，泼水难收啊。

“许多这些年轻的成年人对放弃受人照顾的角色和承担照顾人的角色显示出矛盾心态，”卡普兰博士说。

E·詹姆斯·安东尼博士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儿童精神病学的教授，《父母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合著者。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安东尼博士说，很多和我交谈的人非常担心在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自己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过去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生儿育女意义非凡、令人神往、丰富阅历、创造人生，如今这一理念似乎被人遗弃。现在妇女似乎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可以富有创意地表白自己，家庭生活要求她们放弃如此多的东西，以至于把家庭生活的重点：作为一项美好和有创造性的事情，一种对未来世界的奉献，反而根本无法唤起许多年轻人的回应。

“我认为形成时代风气的部分原因是现代父母的矛盾心理正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孩子是没完没了的负担，也许现在麻烦比以前更多。孩子就是你的冤家债主。他们发育早熟，青春期情绪发泄，吸毒，这些问题都会幽然浮现。年轻人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们，我们何必要去生孩子?’然后他们根据像什么是世界的前景这样的客观问题来合理解释这种想法。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要给人口爆炸增添人口?为什么要制造人口，让他们面对下世纪即将来临的全部危机呢?”

“尽管他们公开宣布不要孩子的动机，这个问题还是摆出来了：实际上今天的年轻人是否真的过上了更加滋润的生活。我发现当今许多大学生感到意想不到的空虚。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刺激的世界上，但是缺乏可能与这些基本生物性相关的内心满足感。”

专家们的看法会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似乎都在说同一个观点：你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都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重要的是你对所作所为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你不要孩子，而且你为此事产生很多内心冲突，你将会因膝下无子而满目凄凉；如果你要了孩子又为之后悔，你就会苦不堪言，你的孩子也生不投缘，自叹命苦。问题的要领似乎是你要了解你自己，承认你内心深处的情感，不要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或者是满足不现实的幻想，或者是奉父母之命，或者是逃避其他责任而做出如此重大的人生决策。

有些人害怕承认他们自己的这种感觉，类似许多接受采访的无子女夫妇那样能够承受自己的骂名——他们所谓的“自私自利”。他们耻于承认他们宁愿外出旅游也不愿抚养儿女。但是，如果那就是使他们最快乐的事情，那又怎么样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是不容易改变的，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的真实情感，你就做不出适合你的决定。

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起码也是很多的人，生儿育女的天伦之乐以及随之而来的苦恼麻烦就是生活的全部含义。看到孩子不断发育并长大成人，看到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延续，堪称一个人在阳世间最富有的人生体验。但是也有一些人过着丰富多彩的一生，他们实现了另外的人生之路。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其生活态度的自由化高达这样一个程度，使得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去质疑“结婚是个当，人人都得上”的生活方式，看看这个固定的模式是不是不适合自己。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怀孕前就不断地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想要抚养儿女，世界上不幸的父母和苦命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少。

Unit5 三明治人－－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代人

九月上旬，安妮接到卡尔加伏特山医院打来的电话，要她将住院的母亲接回家去。已经84岁高龄的老母亲易瑞尼从三月中风以来就一直住在医院，接受精心地护理。

六个月后，易瑞尼可以自己吃饭，也能下床走动。但记性依然不好。看样子，在敬老院腾出床位前她是不可能回家独自生活的。已经42岁的安妮是社会服务顾问，同丈夫同住卡尔加城，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老大19岁，老二15岁，最小的11岁。安妮回忆接母亲的事时说：“她非常虚弱，简直弱不禁风。我跟医院一再解释，我们不能接她回家——我们没法接她回来。”但福特山医院答应帮忙安排家庭护理，安妮便将母亲接回了家。要求隐去全名的安妮说：“这真让我们惊慌失措。从医学上讲，医院已无力回天，他们要我接回母亲也有道理。但是，我也无法照料好自己的老母。”

安妮就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员之一上要顾老，下要顾小，同时还得努力雕自己的饭碗。据估计在女口拿大，年长的亲戚与小一辈的家庭咸员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大约有12万家。尽管统计数字显示这样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但那些确实搬到了子女家并与子女同住的大家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与原来的大家庭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现在的长辈子女少些，因而分担家庭重担的人相应减少了；另一方面，现代家庭中的女孩也都出外工作。实际上，渥太华凡妮家庭研究所行政与交流主任安兰·马瑞贝里指出现代家庭中的一对夫妻平均一周要工作65~80小时，而20世纪50年代则只有4㈠5小时。他说：“现代人的劳动强度是过去的两倍，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变化完全为人们所忽略，相反公众舆论要求有些医疗保健上的负担从政府部门转到各个家庭，这样也许各家庭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能只凭假设就认为我们能得到足够的医护人员，因为现代家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马瑞贝里也意识到要让那些特护病人顺利回家，确实“各有各的难处”。加拿大人流动性大，有一半的家庭平均每五年会换一个地方——家庭成员也天南地北。当医院里那些年长的病人不再需要特殊护理而又不能独自回家时，往往在城里再也找不到一个亲戚接他们回家。

卡尔加福特山医院副院长约翰·王说，就他们医院而言，如果病人没有任何亲戚接其回家，医院会让病人继续住院治疗直到养老院腾出床位为止。他认为医院只能将病人送到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家里，而不能送到冷冰冰，一片骂声的家里”。他解释说，因为医疗服务配套设施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特护床位费用昂贵，一天就需975美元，并且还供不应求。由于床位奇缺，“我们只能尽可能快地腾出特护床位。”他强调，家属应该理解并给予配合。“现在人们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帮助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好像又回到了40年前尊敬老人赡养老人的年代。”

对安妮来说，那段日子尽管短暂却让她心力交瘁。她说：“母亲需要全天候的陪护。但最糟糕的是母亲尿失禁，晚上只好给她用尿布，这也是实在没办法。

如果一晚上三番五次起床，我必定睡眠不足。”安妮说自从要照顾母亲，她很少会见朋友，硕土论文也搁置一旁，大大减少了做顾问的工作，取消了去西雅图的差事，对孩子的照顾也少多了。孩子们因此而不高兴，她也变得焦躁不堪。这真是祸不单行。

六个月后，养老院终干有了空床位。安妮说：”母亲很喜欢那儿，那儿的工作人员非常好，一切比我预想的好得多。”但照顾母亲的艰难使我和家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完全被宠坏了。我当时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但现实是每个人都得学会适应这一切。”上个月，安妮家从教堂领回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同家里闹了些矛盾。她说：”领他回来是因为自己刚刚有过的一番经历，总的来说，经过母亲的事儿之后，我们更富同情心。”

凡妮研究所的马瑞贝里指出即使长辈独自生活，晚辈的责任也很大。”怎么可能放下手头的活儿去看生病的母亲?”他问道，“而将母亲置之不管不顾，他们又内疚万分。即使老人不与子女同住，子女同样面临着既处理好、照顾好老人又能让老板高兴的两难选择。”

实际上，加拿大老年研究网络组织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对5，000雇员的大调查。该调查显示46％的员工承担着养老责任，从跑腿购物到全天候的照料。这些接受调查的雇员中一半以上的人还得照看孩子。根据调查，与同事相比，那些上要照顾老人，下要养育孩子的员工工作压力更大，缺勤率更高，而工作满意程度却更低。

面对这一状况，有些公司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早在1992年，皇家银行就办了一个老年护理活动中心，为员工出谋划策，并帮助员工及时获得当地的帮助。温哥华分行的顾客服务部经理39岁的沙容·木瑞在母亲病情恶化时求助过这个中心。她说：“突发事件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你需要一定的信息，这样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和我妹妹的工作难度大，要求高。我们不想让母亲的病给弄得惊慌失措。”

马露·吉芬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丈夫虽已去世，倒也无需为工作压力担忧。可她却受内风湿折磨。1988年，已81岁高龄的老父亲搬入她多伦多北部的家中时，她也已经54岁有余了。老父的健康问题一下子将她拖垮了。她说：”头三个月他一下瘦了40磅，我给吓坏了。”由于他大小便失禁，有一次，仅一个晚上她得为父亲洗五次澡，换洗五次床单。无论是感情上还是体力上，这真是太难了，老父也难堪不已，常常老泪纵横。后来一位医生发现老父是牛奶过敏而导致大小使失禁，这一窘况才摆脱了。但没过多久，他又犯了其他毛病。“两年中他得了三到四次肺炎，我也有四次。我休息不好，最后一次因肺炎加上胸膜炎，我又住到了医院里。”医生告诫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吉芬终于寻求了帮助——政府给她提供每周9小时的家庭护理。“但晚上和周末是没有家庭护理的，”盲芬遗憾地说，”有一阵我累得实在挺不下去了，便决定请一个护士晚上帮忙护理一下。”但每小时$22的高额费用让她承受不了，几个星期之后，她只得作罢。两年后，吉芬找到了一家很满意的养老院，并把这事

儿告诉了老父亲。可老父亲却大受伤害，尽管他明白自己的女儿照顾不了他。吉芬说：“我老觉得有一种犯罪感，我太让父亲失望了。”她父亲在养老院呆了两年，1992年10月，他死于心脏衰竭和肺气肿。

幸运的是许许多多有老人的家庭都还不错。这些家庭里长辈身心健康，小辈遇到不测时能得到及时的帮助。纽芬兰垂钓训练公司的执行总裁，现已39岁的弗朗西斯·小约翰记得自己小时候住在圣约翰以北100里的格兰斯港时，叔叔和婶婶经常帮助自己的父母。这对老夫妻无儿无女。1990年叔叔去世，婶婶安吉妮·鲍尔就搬到了自己家，与家人一起生活。弗郎西斯的妻子罗斯40岁，两个孩子大的19岁，小的13岁。

虽已经81岁高龄，鲍尔身体依然硬朗，在自己的老家，大多数的日子里她每天要步行半英里。去年春天动了一次手术，她身体就一直较虚弱。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医院打零工的罗斯·小约翰说他一大早就得起床给鲍尔清洗伤口，调换绷带，然后打发孩子们上学并赶在上班前准备好年餐。她非常感谢亲戚们的援助。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吝啬呆在家里照顾她的时间，也不讨厌她生病时需要我跑前跑后的日子。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会尽力让她快点好起来。”

弗郎西斯说鲍尔与家人相处得很好。他说：“每当妻子与儿子发生争吵时，她就避开了。”他认为她给孩子们带来的是好的影响，“我发现老人有老人独特的智慧，我儿子正处在青春期，处在成长的烦恼之中。婶婶却比我更能理解儿子。”小约翰家庭责任感很强。他说：“我父母一直教导我要以家庭为荣，以承担家庭责任为己任。这种感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你这么做只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这么做。”对小约翰一家来说，“应该这么做的事”咸了家庭成员共同经历过的有宝贵意义的事儿。但对于无数承担了很多全新责任的加拿大人而言，照顾老人意味着体力与情感上的双重付出与牺牲。

Unit6 和自然和睦相处

温德尔·伯利

和他们的对手工业经济的保护者一样，大自然的保护者有时也认为自然和人类是完全不同完全不相关联的两个实体。就像工业家常常明确表明他们致力于对自然的完全占有或者如同他们所说，彻底征服自然一样，大自然的保护者往往反对任何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

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是危险的，最好是让人们意识到自然和人类彼此毫无关联的设想只是一种纯粹的理念；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纯自然的环境不适合人类生活，人类不愿意也不能在此环境中长期生活，如果我们身处恶劣的气候达几个小时之久，就会渴望得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抵御风寒的衣物、住所、熟食、亲友的陪伴——甚至想洗个热水澡，看看书，听听音乐。

纯人文的环境同样也不适合人类生活，人类也不想长久地生活于这种环境之中。很显然人类所处的环境越人造化，“天然”这个词就越被人珍视。确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当今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渴望得到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溪流，看到原始森林，大草原和大沙漠的人是哪些不再享有这些自然资源的人们。

人们不可能离开自然生活，这是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重要观点，但是人们又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中生活而不对它作丝毫的改造。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生物。人和其它生物都依赖于自然并且需要改造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自然是各种各样生物和自然的力量在它们错综复杂的活动相互影响和变化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变化的总和。因为有了啄木鸟，自然就因此而有所不同，自然也因为有了生活在树干中的穿孔虫和蚂蚁以及在树下土壤里的细菌而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组合就形成了世界。

有些野生动物制造的变化是有利的，海狸制造水塘是出了名的，这些水塘后来成了肥沃的牧场，树和草原上的草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然而，有时自然的变化却具有毁灭性。比如说，有人看到肯塔基州周围大块大块的盐碱地被聚集在那里的大群的动物践踏和磨损。穿过乡村小山的野牛的路径被严重地磨损和侵蚀以至于在野牛消失几乎两百年后这些路径依然清晰可见。

同样，人类对自然不作任何的改造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所有的动物一样，人类必须要改造自然，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但是，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是：人类可以决定怎样改造自然以及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人类没有充分地开发和改造自然，人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反之，如果人类把自然开发改造得过了头这样就限制了他们后来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的资源，最终，他们会毁了自己。自然不仅是丰富资源的源泉，同时也对我们的利用和开发提出了限制。正如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在近四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女神”。她担任了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斯宾塞把她描写成一位母亲和法官。她管辖着所有生物之

间的往来，并不分厚薄地赋予他们权利，因为她是一位公正的母亲。她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斯宾塞认为，生物繁殖及生物秩序的自然规律与公正原则紧密相联。而且这一公正原则也体现于大自然的运作中，这一观点的先进性可能让我们稍稍有点吃惊。然而，斯宾塞坚持说自然界有这样一位公正的法官，不仅仅是基于人类的手足之情，而且是基于所有生物的手足之情。要是在当今，我们会说斯宾塞的观点可以从生态学找到其理论依据。

在自然界，有时野生动物把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消耗殆尽，这时它们就要承受自然对它们的惩罚：大量动物会死去。如果猞猁吃掉大量的雪兔——据说它们常常是这样——那么大量的猞猁就会饿死直到其数目下降到自然环境能够容纳他(她)们的时候为止。决定猞猁生长繁殖的是自然环境的容纳力而不是猞猁的进食能力。同样的道理，人类如果耗费了太多的土壤——他们常常是这样而且仍然是这样——那么，一些人就会饿死直到人口下降到自然环境能够容纳他(她)们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自然不偏不倚的解决方式。正如斯宾塞在16世纪所预见的以及我们现在必须意识到的一点：大自然的公正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某一天，上帝可能会原谅我们对自然的虐待，但是在地球上，据我们所知，上帝绝不会改变他的裁决。

人类和猞猁之不同在于人了解猞猁和雪兔之间的平衡原则，就像人类和耕地之间的平衡一样。另外一个不同是人类能够按自己的判断而行事，我们希望是这样。显然，稳定的平衡要比像跷跷板一样前后倾斜不时交替地除去过剩的动物要好得多，提到这一点，我们又一次提出了人类和自然是否一定是敌对的关系这一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可并不那么简单。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试图公正地权衡这个问题错综复杂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千问题：那就是在美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彻底征 服自然的信仰。我们征服了东部的原始森林和西部的原始草原和沙漠，我们征服了吃人的野兽和吞食庄稼的害虫，吃羊的狼和偷吃小鸡的鹰。在我们的草坪，花园和田野里，我们除掉杂草。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种对自然的征服最终会毁了我们自己。这无法解释很多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简言之，这种对自然的征服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固有关系不是相互对抗的，那么，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我们来讲，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因为正如我们先前所讲述的那样，我们中没有人想在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里或在未经开发的原始大草原上生活，我们不想被大灰熊吃掉。假如我们是园艺家，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抱怨园内的杂草。如果我们准备改良牧场，我们就很可能成为那一片片随风摆动的大蓟的敌人。尽管我们砍伐和破坏了原始森林和草原，我们仍然被它们的魅力所摄服，我们会时常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它们和那些幸存的原始森林和草原。我们还会被大灰熊深深地吸引。我们知道，大灰熊及其他一些危险动物将永远活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如同它们永远陪伴着人类的生存一样。尽管我们除掉了大蓟，我们仍然欣赏它们的美，并且希望有属于它们的地方。(实际上，他们在草原上并不总是多余的。如果过度的放牧为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理想苗床，那么我们应把它们视作大自然保护土壤，以免动物破坏的一大策略。)即使是花园里最丑的草也会赢得我们的欢

心，因为我们意识到它们是多么忠实地履行着覆盖光秃的大地并且提供腐殖物的重大任务。杂草在使土壤变得肥沃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冲突确实存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正在不断地认识到一个让我们自己也感到恐惧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冲突经常是以双方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不仅可能而且多半会成为事实：我们在毁灭自然的同时毁灭了我们自己，反之亦然。

Unit7 野心的优点

野心是罗夏墨迹测验的字眼之一：给它下个定义你立刻就流露出你很多的内心世界。即使是最中立的著作，韦伯斯特的字典，新大学版第七版，也暴露出自己的观点，将“ambition”首先定义为：“追求官阶、名誉或权势的强烈欲望。”于是乎“ardent”这个词直接承受一种压力，与褒义和恒心不再不相称，而官阶、名誉和权势至少受到百年猛烈的抨击。毕竟是有人热衷于为民谋福利；为减轻民众的痛苦而奔走，为开发民智而雄心万丈，尽管有人说这些恰巧是野心勃勃的人，绝大多数不可信任。

毫无疑问，雄心大志期望的是荣耀、财富、爱情、名气、成就、享乐、完美。当然，命运怎样对待我们的理想和期待不可预料。有些梦想，始于大公无私的初衷，其结果是积怨结仇；有的梦想，起先纯粹是出干自谋私利，但到头来却称善于人梦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决不是停止梦想的理由。

诚然，说到野心，即使并不掺杂超过敢于向上爬这样目的的纯粹事情，也不会让人感到前程似锦。如同酒鬼之嗜酒，执着的人怀有野心——使它声名狼藉。就像嗜酒如命一样，野心也总是欲壑难填。有些人不能控制野心；给他人带来灾难，这就不单单是野心人的问题。虽然如此，这当中似乎没有一点充分的理由将野心驱逐到见不得人的暗处。

在人们数落野心的种种不是时，野心能坏到什么极至呢?兹列一份略带偏见的清单：首先，野心常常反社会，如今确实风光不再，它属于个人主义比今天更受重视和有用的年代。具有强烈野心的人无视集体利益：与社会离心离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个人主义与个人野心紧密相连。心怀野心的人，完全不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与团体等同起来，只想出人头地。具有野心的男人或女人将世界视为战场：竞争是他们最重要的情感：世界提供了为数有限的奖项，他们也坚决要去摘取自己的桂冠。进一步说，野心就是狡诈；它能劝服心怀此胎的人相信，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满足他们的私欲对国家最为有利。真正的野心家认为这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要成为吃狗的狗。

从这里来看，很容易相信凡是获得金钱、名誉、权势，即已经达到一般野心目标的人，他们通过小巫见大巫似的腐败手段谋取私利，绝大多数都是相当骇人的程度。因此，所有位居要职的政客，被人认为是野心勃勃，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道德顾忌。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顾忌——在往上爬的途中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何况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呢?

假如野心被人看好，那么野心的回报——财富、名气、生杀予夺——必须要被人认为值得野心为之付出的牺牲。如果传统的野心有活力，它必须得到广泛的共识；特别要得到自己受到别人崇拜的人之尊重，其中尤其要有受教育的人。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帮受过教育的人窃取了公共讨论的讲台，在报刊、杂志、电视上滥用说话和写作的权利。是受教育的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宣称放弃野心作为一种理想，可笑的是也许他们往往是野心的最大获利者——如果不是他们的话，那便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这里面有好多虚伪的东

西；有一个案子是在马逃跑之后再关上马厩门——可是马背上骑的是受教育的人。

当然，拿现在与以前相比，人们似乎不会对成功：口功成名就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避暑别墅、欧洲旅游、宝马轿车——别墅的地点、游览的地名和汽车的品牌会因时而变，但是与十年前或两年前相比，人们对这些东西似乎并没有减低要求。目前的情况是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方公开地爽爽快快承认他们的梦想，惟恐被人认为是爱出风头、贪得无厌、粗俗不堪。与此相反，我们有幸看到精彩的虚伪景象，似乎现在越发是层出不穷：一位新潮的律师住进25万美金的曼哈顿豪华公寓；一位美国物质主义批评家有一座南安普敦避暑别墅；激进书籍的出版商在三星级餐馆进膳；鼓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体现民主参与的记者他的孩子就读于私立学校。更多类似这样的人也许不是这样显山露水，正确的表达方式是：成功要不惜一切代价，但不要锋芒毕露。

人们以不同的角度对野心群起而攻之；公开卫护野心的人少得可怜而且不成气候，可是他们却非常有吸引力。结果，把它作为一种健康的刺激、受人崇拜和向年轻人灌输的品质，与以往在美国流行的情况相比，对野心支持的调子已大大降低。这并非意味着野心日暮途穷，只是人们不再感觉到它的激动人心和激励作用，只不过社会不再公开对它表示敬意，人们也很少公开表白罢了。当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有些被迫韬光养晦，有些变成胸无大志，有些弄得蛮不讲理。野心可以被迫流于庸俗不堪，它见证了当代支持者故作姿态的空谈。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左边是愤怒的批评家，右边是愚笨的支持者，中间照例是大部分想努力成功的老实人。

很多人天生就不相信野心，觉得它代表了人类天性中难对付的东西。因此，约翰·迪安把他写的那本他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卷入“水门事件”的书命名为《盲目的野心)，仿佛野心应为他的可耻行为负责，而不是构成他相当卑劣性格的素质丛。必须再次强调，野心是道德上的双边街道。说完约翰·迪安，另外一位是安德鲁·卡内基。他一生做过许多善事，当阿克顿勋爵陷入金融危机的时候，曾出面买断阿克顿勋爵图书馆，并将管理权转让阿克顿，然而此翁一直不知道谁是救命恩人。野心固然很重要，有些事情一个人不必为此做出牺牲，在这个话题上针对这一点是否需要深入谈一下呢?

但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努力做事，牺牲野心以便防止其潜在的越轨行为，若照此办理则大锗特错。遏制野心就是遏止伟大辉煌和一生的建树。生、老、病、死，普天下的男男女女概莫能外；惟一能将我们区别开来的是梦想，是凡夫俗子的梦想还是超凡脱俗的梦想，以及我们为实现梦想都做了些什么。

将其不同的许多因素聚合起来，说野心是社会的关键似乎非常夸张，但是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若消除野心，社会之要素仿佛突然消失。与对欲望仅仅是心存幻想相反，野心意味着为实现个人或社会的目标而苦干和训练，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没有野心便不能生存。野心与家庭有不解之缘，因为男人和女人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为家庭工作；虽然夫妻相互之间常常希望对方出人头地，事业有成；但是双方都将深藏在心底的最热切的野心寄托在孩子身上。如今人们还在生儿育

女——采取简便易行的节育措施，通货膨胀是反对生孩子的绝妙经济论证——这几乎本质上就是野心的同义语。说到最后，虽然野心一度主要是君主和贵族的思想范畴，时至今日，它已日益成为中产阶级的思想范畴。野心和未来——建设明天的意识——是不可分割的。工作、储蓄、计划——这些便是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野心的几个方面——这始终是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明显标记。对野心的攻击决不是偶然对中产阶级及其主张的攻击。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产阶级做出了美国的大部分社会成果；并且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

不难想象没有雄心和抱负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它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安逸的社会：没有要求，没有)中突，没有失望。人们有时间反省。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竞争不再闯入你的生活，冲突也将消失，紧张成为旧事，创造的压力也将终止。艺术不再是高深莫测，它的作用纯粹是为了欢庆和颂扬。家庭作为—今社会的单元将成为多余的，它以前的束缚力已消失。长寿会增加，因为死于紧张、辛劳的工作所引起的心脏病与中风的人会越来越少。焦虑将不复存在。人类长期地摆脱抱负和欲望的压力，日子会过得越来越舒坦。

Unit8 好人蒙眼布

伯特兰·罗素

我们都知道“好人”意味着什么。理想化的好人不酗酒，不抽烟，也不讲脏话，他定期参拜教堂，对任何事情持有正确观点。他对干坏事有一种恐惧感。他意识到惩罚罪恶是我们痛苦的职责。他对错误的思想更为恐惧，认为当局的职责是保护年轻人不去质疑被成功的中年公民所公认的智慧的观点。除了职业上勤勉外，他花很多时间做好事：他鼓励爱国主义和军事训练；他鼓励工人和他们的子女要勤奋、自制和行德，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或许是一所大学的受信托人，不允许教授们有不尊重知识的坏思想。当然，更为精确地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在政治家的圈子里好人有他们的用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当作烟幕。他们自己可毫无顾虑地在烟幕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好人从来不会怀疑他的朋友有不轨行为，这是他的优点；好人也从来不会被公众怀疑用他的优点来掩盖丑闻，这是他可以被利用的地方。很显然，无论在何地心胸狭窄的公众反对把基金转入到应该享富的人手里，这些品质使一个好人更加称心如意。有人说历史上有一位美国总统，他就是一个好人，符合这要求，尽管我不敢苟同。

好人的另一用途是可以通过制造丑闻将任何不受欢迎的人赶出政治舞台。99％的人侵犯了道德规范，而这却鲜为人知。 如果在这第99案例中，和某人有牵连地曝了光，这1％的无辜的人表现出极大的恐惧，而另外98人不得不效仿以免被怀疑。因此，当任何具有那恶观点的人步入政界时，那些亟欲维护我们古老政体的人记录他的个人行为是很必要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被揭露的话，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毁于一旦。他们子是给他指出三条路：或者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他在人们的辱骂声中消失；或者通过威胁迫使他隐退；或者通过敲诈为他们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三种途径中，前两者保护公众的利益，而第三种保护那些维护公众利益的人们。因此，这三种都得力荐，而这三种都是由于好人的存在而成为可能。

好人有用的另一途径是被人谋杀。我认为被暗杀的萨拉热窝的大公是个好人。我们都应感激他。如果他没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也不可能有民主，军国主义也不可能被推翻，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在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享受军事专制。

说得严肃点，被公众认可的“好人”的标准并不是那些使世界变得更加幸福的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传统，另一个强有力的原因是统治阶级享有的特权。原始的道德好像是从禁忌的意念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最开始是单纯的迷信，它禁止一些完全无害的行为，理由是神的力量会造成灾难。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禁律，当人们忘记一些理由时，它们仍然统治人们的情感。当今道德的很大一部分就属于这类。不管某些行为是否带来负面影响，他们带来恐惧感。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激起恐惧感的行为是有害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修改我们公认的道德标准。比如，在文明社会杀人显然是不允许的；但一开始禁止谋杀的行为纯粹是迷信行为。人们认为被害者要血债血（后来是他

的鬼魂要复仇)，它不仅惩罚罪犯，而且惩罚那些对罪犯施恩的人。通过宗教仪式罪恶可以得到净化，这最初显然是为了掩护杀人犯，不让鬼魂认出他。这一点就说明了禁止谋杀行为的迷信的特点。这至少是弗雷泽的理论。当我们说懊悔是“洗净”罪恶时，我们用了一个暗喻手法，这起源于洗涤是用来洗掉血渍的说法。像“负罪”和“罪恶”这样的意念都有古老酌情感背景。就谋杀来讲，理性的道德观对此看法不一：它像疾病一样涉及到防范和根除，而不是犯罪、惩罚和赎罪。

我们如今的道德观是迷信和理性奇怪的混合体。谋杀是古老的犯罪行为。我们怀着古老的恐惧感去对待它。伪造罪是现代的犯罪行为，我们却理性地对待它。我们惩罚伪造者。但我们不像对待杀人犯那样，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在社会实践中，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理论，我们认为德行在于不去做而不是去做。戒除被称为“罪恶”的行为的人是好人，即使他从来不做什么去推动别人的幸福。当然，这不是<福音书)反复灌输的态度。“爱邻居就像爱自己”是个好教义。但是在基督教的团体中，恪守这一信条的人却遭到迫害，至少忍受着是贫穷，通常是终身监禁，有时是死亡的厄运。世界充满着不公，从不公中获利的人却能予以奖励。奖励那些为不公找到借口的人而惩罚那些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我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对邻居充满真正的爱的人能免于侮辱。，饶勒斯——法国最好的公民，就在战争爆发前在巴黎被暗杀了，杀人犯却被赦免了，理由是他执行了公务。这个案例特别富有戏剧性，但同类的事件随处都有发生。

保卫传统道德规范的人有时承认传统的道德规范并不完美，但极力断言对它的批评会摧毁整个道德规范。但如果批评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那应另当别论。如仅仅是为了暂时的快乐，那这样的批评一定会破坏道德规范。我们再回到边沁的观点。作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边沁提倡“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按此原则行事的人，其一生要比那些仅仅遵循传统戒律的人要艰辛得多。他把自己培养成被压迫者的卫士，因此招来达官贵人酌痛恨。他会揭露统治者试图隐瞒的事实；他会阻止任何准备离间需要同情的谎言。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会导致道德的垮台。官方的道德总是不公正的和负面的。它说：“你不应该”，也不愿意费力去调查没有被社会公德禁止的一些活动的后果。所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教士都对此提出抗议，但却徒劳无益。其追随者们对他们明确的声明置之不理。看来通过他们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改进是不可能的。

我想从理性和科学的进步中寄予更多的希望。人类会慢慢意识到建立在痛恨和不公基础上的制度不可能带来幸福。后来的战争给了我们教训。如果战成平局的话，会教育更多的人。我们需要建立热爱生命的道德观，发展和成就快乐的道德观，而不是建立镇压和禁止的道德观。如果一个人幸福、率真、大方和快乐，他就是“好人”。如果这样的话，一些过失也变得无关紧要。但一个人如果通过残暴和剥削的手段发了横财，他应被称作“不道德”的人。即使他定期上教堂，把来路不明的钱捐给公共设施，他也应被这样对待。想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对道德问题建立一个理性的态度，而不是重要人物所称之为“道德”的迷信和压制的混合体。当代理性的力量很小，但我仍然并且毫不懊悔自己是个理性主义者。理性力量虽小，但它是永恒不变的，且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非理性力量在无意的斗争中自相残杀。因此无节制的行为最终强化了理性的力量，并且再次显示它是人类惟一的朋友

Unit9 让计算机做“官僚”

你的工作行将消亡。任何想调整其结构和为其提供资源的最后努力都不可能挽救它。这是注定了的，因为即将到来的新千年的经济制度没有给它留余地。你惟一的希望——一千相当渺茫的希望，就是尽量延缓这种必然的结果到你退休才到来。或者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在你的工作淘汰你之前你先淘汰它，接着重新发明工作，以此来与未来抗争。

你可能想知道这种警示是什么意思。耐心听我说吧!一个人不了解工作所植根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了解那些工作。因此，让我们引用世界黄金委员会1995年的白皮书中的一段话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目前混乱的环境是由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经济体制根本性质的变更。我们正从以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转换到以信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因此，在过去200年里调节商业和社会的原则正在被淘汰。”

确实如此。我们正在转换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速度、灵活性和想象力之类的无形的东西成为比数量、规模和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商业成功的象征。因此，如果我们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应该知道那些像量、规模化经济、经验图表、批量生产和批量销售这些迄今为止神圣的原则都将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知识信息的快速合作运用才是竞争优势的关键之所在。

有些公司了解这一点。微软即是其中之一。有些人认为微软在互联网世界里崭露锋芒，锐意发展是由于比尔·盖茨的个人野心。简而言之，这种想法很荒谬。在1990年，微软季度销售额增加38％，只需要增加9千万的收入，而在1995年，微软要达到同样比例的季度销售增幅，收益需要增加8亿美元。现在，收益的增加标准越提越高。新的商机来自何处?规模化经营?还是降低成本?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新的商机只能来自于领导市场、受顾客欢迎的产品。如果没有高速度和充分的想象力，它只有死路一条。

同样的，说乐柏美公司的成功归因于生产和销售的高效也是荒谬的。确实，成本效益对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生存都是必要的。但是乐柏美公司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在人们认为单调的日常生意中每天开发和投产一种新的、有趣产品。正是上市迅速和产品开发及销售方面的别出心裁为乐柏美公司创造了财富，如—位评论员写到：”乐柏美公司不是一个单纯的橡胶制品公司，它是一家创新公司。”

说EDS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其人力资源方面的规模也未免有失偏顿。尽管人员众多，EDS还是成功的。这家公司明智的做法是将90,000劳动力分成独立的小团体。那些小团体——经常在顾客所在地——就创造性的商业解决方案直接与单个顾客接触。EDS认识到商业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高强度的集体服务而在干为越来越小的群体创造特定的、增值的产品服务组合的能力——最后到达构成市场的各个单位：我、你和其他每一个趋向于个性化的个体。

在新的知识经济中，这些公司发展的趋势得到反应并突飞猛进。根据权威评

论分析的随机抽样显示，在新的知识经济中，竞争优势是基于像”突破”、“探索”、”心理适应性”、“观念更新”和“无穷的求知欲”等因素之上的。

我们的出路在哪儿?

现在，让我进一步探讨。像“突破”、“探索”、“创意”等所有这些无形的东西从哪来?谁提供它们?谁负责保证它们得以付诸实践?在古老的等级模式中(那就是，许多公司还保留的那种模式)，答案是很明确的：一少部分精明的人：像高层管理者、技术骨干和顾问。总的来说，其余的每个人负责实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过程：符合逻辑、明智、实用和自行灭亡的过程。

在旧的经济体制中，等级制度和集中体制运行得很好。在新的无形经济中，旧的管理方式大大阻碍了信息流通、主动性、合作、创造性和速度。更糟糕的是构成上面列举的征兆的原因是旧的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讲是邪恶的。

旧的管理方式是邪恶的，因为它剥夺人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从而使他们成为官僚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使人性变得粗俗。在一个以脑力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中，官僚主义将起扼杀作用。

现在，我们谈到了问题的关键。是的，组织机构中总是存在许多例行的工作。因此，任何组织都有存在官僚主义的可能。然而，未来成功的组织机构中，官僚主义将不再属于人类。具体地说，它将是你的信息系统，官僚主义者将是你的计算机。

现在，计算机有能力做几乎每一件按部就班的工作。它们能检查、监视、搜索、扫描、观察、回顾、请求、寻找、列表、收集、记录、恢复、转换、储存、接收、选择、复制、复印、组合、综合、编辑、分类、邮寄、发送，当然还有计算。狭义上讲，计算机能组织、分配和设计，而且它们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也更经济。

然而，上面描述的这些任务正是许多人的工作，是许多人花费大量的日常工作时间在办公桌或车间做的工作。这非常适用于等级模式。但是当人们花大量时间做日常工作(包括等待训示指导的例行工作)，就没有时间(或主动性)去创造发明和进行打破习俗地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予顾客个别注意和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法；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即使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工作和学习也是同等重要的。

解放人们

这使我们想到了亨利·登特顾问，他提出了一种关键的、富有争议的观点：计算机现在能以极快的速度做分析性独立的、官僚性的常规工作。因此，如果计算机是最后的官僚主义者，为什么还要人做这种工作呢?(即使你聪明到能摆脱这样的工作而让别人来做，我们还是要问供应者这个问题的)。亨利·登特问道：为什么不用计算机去做官僚性的工作，以便帮助人们，真正地解放人们，让他们

去思考、去想象、去创造和以一种突破的方式为顾客服务。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逐渐显现的经济体制中，官僚主义在工作中存在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确实，如果竞争优势来自那些无形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负担起官僚性工作的费用呢?即使是现在，像GTE，摩托罗拉和忠诚投资等各种公司发现：给予第一线的员工技术、培训和不必进一步去争取意见就能做出决定的权力能极大地减少循环时间和提高质量。那些建立在相互传来传去基础上的官僚性和重复性的工作将迅速消失。

沙子、玻璃和空气

这些趋势在不断扩大，原因很简单：信息就是力量，而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民主化和全球化。因此，各种组织机构将再也不能扶植那些美化等级特权并阻止信息交流的工作体系了。在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所描绘的世界中，经济是建立在沙子、玻璃和空气的基础上的。沙子即指制造芯片的硅。芯片(计算机世界的建筑材料)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每18个月芯片的性能就要翻一番。

玻璃是用来制造细如人发、能传输比电话线多出千倍的信息量的光纤维。空气是无线电通讯术的介质。这些技术聚集在一起能缩小星球、消除交流上的时间和距离，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国王或王后更强大。如果用一个计算机网络系统创造一种协作的文化，你的能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乔治·吉尔德称之为“电信社会的法则：网络上的N台计算机将产生N的平方的性能。”

现在把它综合起来，用乔治·吉尔德的话来讲，你正在谈论“把智慧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推翻集中制、金字塔现象和等级制度”的技术。你正在谈论任何人能立即接近任何地方的人或了解迄今为止的所有专用信息。你正谈论任何事物的易接近性。保密、囤积和自我封闭的围墙将倒塌。

在一个信息似洪水——每一个人都能获得信息和没有秘密、没有专有权的世界里，惟一能兴旺的就是那些能迅速淌进水里，利用他们所需要的，然后，通过快速的、创新的商业决策为其增值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者。

黄金委员会的白皮书精彩地描述：“在明天的市场上，通过巨大的由计算机连接的互联网收集和传输的信息将是最有价值的商业货币。获胜的将是那些以高效率收集、应用信息去快速测试新产品、确认最佳销售项目、补充库存并使营销满足顾客新要求的公司。”

害怕失业

在这里没有人类官僚的容身之地。任何个人（或任何竞争者)能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的量将意味着天赋、足智多谋、精力和创造力并势必成为一件全方位合作的事情和每个在职人员的责任。这样，官僚并非人类将充斥在计算机的工作中。

一些社会思想家对这种趋势持恐慌态度。他们看到了工厂里机器人已经取代

了神情麻木的手工劳动者；他们看到办公室里卫星通讯系统已经消除了对那些机械接收信息人员的需要。他们不是充满希望，相反，他们绝望地描绘了一幅只有几个人有工作的世界图画。杰里米。里弗金在他的被不祥地命名为（工作末日)的新书中写到：·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器将逐步地在商品生产和服务领域取代人力。尽管时间难以预测，但我们正迈步在自动化未来的道路上，可能在下世纪初的前几十年里走近一个几乎没有工人的时代，至少在制造业方面是如此。

我尊敬里弗金先生，但在这件事上，他只对了一半。我们将看到的不是所有工作的削减而是官僚工作的消减。在世纪之交（这里我是指1900年），人们担心所有的农场工作将失去。它们确实失去了；在1990年提供大量工作的工业现在剩下的还不到10%。那又怎么样呢？就像当时新工作（新工业）产业一样，随着我们进入新千年，新工作也会产生，而且新工作将更具有成就感，有更高的回报，因为那些繁琐，死板的工作将由计算机担负。

Unit10 动物研究对医学发展的重要性

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对现代医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人员对缓解现有的疾病以及探索新的疾病的治疗方法时，动物实验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医学科学家都会说，拿动物做研究只是一个互补的方法。然而，有些问题只有通过试验才能找到答案。本文旨在准确展示过去我们在哪些领域这方面取得的成国。同时指出，在未来一些领域，动物实验是很必要的。要详细论述这方面取得的进步，真是一言难尽。的确，我们一想到科学领域，我们就会把许多重要的成就归功于动物实验。

19世纪中期，使人衰竭的大多数疾病都是病菌或病毒感染所致，然而当时，大多数医生认为，这些病是由于体内失调所引起。事实上这些疾病来自外部的微生物，这一证据的取得要归于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以及他的同事们，他们在家禽身上进行传染病研究，由于他知道酒和啤酒受污染后易变质，巴斯德确信，微生物是诱发像鸡瘟、炭疽等疾病的罪魁祸首。

为了证实他的假设，巴斯德研究了患有霍乱小鸡的内脏，把可能致病菌分离出来进行细菌培养。再把培养菌授给健康的小鸡和兔子，结果发现它们患了霍乱，这样就证明了巴斯德的观点，细菌是诱发传染病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他意外地发现，这些培养菌丧失了感染的能力。接受了失去感染力培养菌的鸟对产生新的菌群具有抗药性。而这些细菌对没有接受治疗的鸟是致命的。此前，医生们观察到，在治好的某些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群中，该病的复发率很低，巴斯德还发现了产生这个抗体的方法，而不致病，这个经历使他认识到注射少量致病菌，医生就能够在病人身上产生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

巴斯德在兔子和鼠身上也进行了同样研究，他提取了引起炭疽的病菌，并且研制出了预防这一致命疾病的疫苗，有了从动物实验中所获取的信息(显然在人身上是绝不可以进行的)巴斯德不仅证实了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而且疫苗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巴斯德的研究结果有着广泛的意义，例如，他们影响了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的观点，他是最先使用碳酸消毒手术器械、缝合针以及伤口敷料的人，这样做可以预防伤口感染。1875年维多利女王要李斯特向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当时，这个委员会在对活体解剖一事作调查，正如女王所说“对这些恐怖行径进行谴责”。作为一个教友派教徒，李斯特公开发言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残酷。然而他不顾君主的请求，拒绝谴责活体解剖。在给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他陈述道，动物实验对于他正在从事有关无菌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限制这一研究，会妨碍造福我们人类的一些新的发现。

继巴斯德等人的研究之后，科学家们证实了许多传染病的致病因以及预防这些疾病的疫苗，例如白喉、破伤风、狂犬病、肺结核、小儿麻痹症以及麻疹，对这些病的研究无疑依赖于动物实验。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确认致病的细菌。然后让动物服下细菌，看看是否他们感染上此病。

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不仅研制出了预防传染病的疫苗，而且导致了抗生素药物的发展。1935年，尽管采用了无菌的预防措施，小伤口仍然可以导致严重的感染以致截肢或死亡。同时，在欧洲和美国10万产妇中就有200人死于产后败血症。磺胺类药的诞生，使这一数字大大下降了。到了1960年每10万个产妇中，只有5人感染产后败血症。这些药物还可以治疗其他疾病的感染。

黄胺类药的问世，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研究这些药的人员在德国伍珀塔尔拜尔实验室由歌哈特·多马克领导的研究小组，认为所有试验的药物都要在受感染的老鼠身上检测药效。(所谓的老鼠保护试验)而不是阻止琼脂培养基盘生长的细菌。多马克的预见是幸运的，例如复方百浪多息在老鼠身上证明效果极好，然而对试管里的细菌没有作用。对氨基苯磺酰胺，一种速效抗生素，在体内由百浪多息形成。科学家们甚至合成了另一种更有效的黄胺药，成功地用于抗各种感染。由于多马克在研制抗生素方面的杰出贡献，1939年获得诺贝尔奖。

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动物实验，功效神奇的抗菌素盘里西林拖延其使用达10年之久。1929年，亚历山大·弗来明没有用老鼠作实验来检验含有盘里西林培养菌的效果。(尽管他显示了培养菌对耗子和兔子没有毒性作用)然而到了1940年，牛津大学的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柴恩以及同仁们，通过老鼠保护实验，终于显示出盘里西林作为一种抗生素具有神奇的作用。

尽管疫苗以及抗生素疗法的成功，在世界上传染病仍然对人类生命具有最大威胁。疟疾、爱滋病还没有发现有效的疫苗，医务人员不断地面临着不明细菌对现有抗菌素具有耐药性：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的问题，很难想象出不进行动物实验，就能研制出预防传染病更新更好的疫苗及药品。

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在医学界的许多领域已经显示出无比的重要，心内直视外科现在是常规手术了，拿美国来说吧，据估计每年拽救了44万人的生前，这多亏了费城杰斐逊医学院向约翰·吉本这样一些科学家们20年来对动物研究的成果，在人体内安置心脏瓣膜也是多年来在动物身上实验的结果。

治疗肾衰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通过动物进行试验取得逐步进展的结果。今天肾透析，甚至肾移植，可以挽救由于各种疾病所致的肾衰竭病人的生命，诸如尿毒症、严重出血、高血压及糖尿病。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20万人要求肾透析，1l，000千人左右接受做肾移植手术，特别是做肾透析的一种药——肝素——是从动物组织中提取的并在麻醉了的动物身上检测其安全性。

肾脏或者任何主要器官的移植会出现许多并发症，动物研究就是对这些并发症采取相应的对策，用猫做实验，解决了缝合从受体到供体血管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以便血管足以能承受动脉的压力，用兔子、狗、猴子等做试验的医务人员也找到了一些途径来抑制免疫系统，以避免供体器官的排斥。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且继续。在引进胰岛素之前，糖尿病是不治之症，50

多年来，救命的荷尔蒙不得不从牛、猪的胰腺中提取，提炼的胰岛素也必须在兔子及老鼠身上检测其安全性及效果。

医学有史以来，恶性高血压的诊断常常先出现剧烈的头痛，视物不清，在内就会死亡，20世纪50年代在麻醉了的猫身上所作的试验，一系列不断得到改进的抗高血压的药诞生了，因此，今天治疗高血压是有效果的。

在解决尚存的医学疑难问题上，动物实验依旧是必不可少的吗?那些因携带一个突变基因而基因变异的动物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如蛋白质功能及其在诱发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动物实验将继续提供我们所需的信息。此外，我们还期待在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治疗中获得重大进展。鉴于近来的动物研究表明神经损伤后确实可以再生，我们不得不对人们普遍坚持的关于恢复哺乳动物脊髓中受损神经细胞功能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重新进行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的治疗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将来要是没有了动物实验，我们将怎样在生物医学的这个领域及其他众多领域里获得进展。

Unit11 英语应该成为法律吗?

1．我们知道有种族暴乱、征兵骚动、劳工暴力、脱离联邦、反战抗议和禁酒叛乱，但是有一种问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那就是：语言骚动。语言骚动?听起来像在开玩笑。把语言当做一种政治力量－－一种可能威胁国家、导致分裂的力量——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里是闻所未闻的。

2．这种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去年8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投票结果是259比169，其中223个共和党人和36个民主党人赞成，8个共和党人、160个民主党人和一个独立派人士反对。辨论激烈、刻薄、有失公正。去年3月25日，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一件涉及到亚利桑那州法案的案子。亚利桑那州法要求政府雇员只能用英语处理政府事务。亚利桑那州是通过“官方英语”或“只用英语”法案的几个州之一。1995年10月，也就是在向最高法院上诉之前，联邦上诉法庭以6对5票通过一项裁决，废除了亚利桑那州的这项法规。这些事件暗示语言在美国可能成为引起公众分歧的问题，即使至今这点还没有引起重视。

3．从传统来看，美国一直把英语当做全国性语言——这样做都是悄悄地、地方性地、没有什么异议地。宪法没有涉及语言方面。开国元勋们当时无须立法使英语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英语是国语，一个人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学英语。

4．20世纪60年代，随着随心所欲态度的出现和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美国的政治传统开始发生变化。1975年对1965年选举法的修正案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两种语言的选票，特别是当根据语言选出来的选民在一个选区达到或超过选区人数的5％的时候。在20世纪60年代，双语教育成了教育思想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们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至少向其他学者——黑人英语不是“坏”英语，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有其自身规则的真正英语。可以预见，一直有来自各方面的要把黑人英语纳入双语教学计划的要求。

5.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海牙卡瓦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是双语教学和双语投票的主要批评者。1981年，他在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如果被采纳的话，不仅会使英语成为官方语言，而且会废除那些要求使用其他语言的联邦或州的法律和法规。他的英语语言修正案在第97次会议上被否决了。

6．4983年，海牙卡瓦和密歇根的一位眼科医生约翰·唐滕成立了一个叫“美国英语”的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英语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官方英语提案。接着，阿肯色、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和南卡罗来纳在1987年；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在1988年；亚拉巴马在1990年也相继通过此案。大多数支持这些议案的投票大体上都是无根据的。例如，在加州，是以73％的多数通过。

7．在20世纪90年代，“官方英语”(或“只用英语”——这两个名称差不

多可以互换)运动带有保守的、几乎是反动的趋势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从政治上讲，“官方英语”是非常不正确的√但是它的共同创立者约翰··唐滕有很高的自由主义资历。他在塞拉俱乐部和计划生育组织一直很活跃，而且，20世纪70年代他是“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全国主席。美国英语的早期倡议者们抵制意识形态的分类。1987年，西班牙裔的琳达·查伍兹当选为“美国英语”的主席，她是里根政府的—位显赫人物。一年后，她援引唐滕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使人反感的”和“反西班牙语的”含义，辞去了此职务。唐滕也辞职了。沃尔特·克郎凯特把此事描述为“令人尴尬的”，他也离开了顾问委员会。其成员之一诺曼·卡贞斯在1986年背离了此组织，他间接提到加州的官方英语第63号提案的“负面的象征性的意义”。此委员会现任主席兼“美国英语”的首席官是莫罗·E·穆基卡，他宣称此组织现有650,000个成员。

8．普遍认为保守主义者是支持派，自由主义专栏者是反对派。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对的。像乔治·威尔和威廉·巴科利，他们写了很多文章，支持官方英语。然而，是不是任何人都会把现在和过去美国英语委员会的委员们阿利斯泰尔·库克、沃尔特·克郎凯特和诺曼·卡贞斯都描述为保守主义者呢，双语教育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作家里查德·罗得里古兹，他以其自传（记忆的渴望)(1982)而著名。此书带有一种美国自由主义色彩，这体现在对大熔炉有着怀旧的激情方面。

9．几年来，在美国众议院，相关法律有待考虑。去年8月，众议院通过的埃默森法案（H．R．123)规定英语为政府的官方语言，并且要求政府“维护和提高”英语的官方地位。以下这些方面可以例外：外语教学；公众健康的必要行动；国际关系；对外贸易；处在被告位置的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非英语的艺术术语的使用。例如，它将会禁止美国国内收入署使用非英语的收入税表格和说明。但是，它不会禁止在户口调查材料和处理国家安全的相关文件中使用外语。拉丁语“E Plufibus Unum\合众为一)仍能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美国英语组织支持此法案。

10．官方英语的某种形式成为联邦法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在参议院，任何有关语言的法案都将造成严重的不平衡。因为，过去，一些西部的参议员基于各种原因反对“只用英语”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共和党人不愿意疏远日渐增加的西班牙裔的共和党人，单语主义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得克萨斯州的州长乔治·W·布什也直截了当地说过他将会反对任何在他的州里的“只用英语”提案。1996年，几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趣的是菲尔·格来姆是个例外)像牛顿.吉里奇一样赞同各类形式的官方英语。当还是阿肯色州的州长时，比尔·克林顿把“只用英语法案”写入了法律。作为总统，他把他早期的行为看做是一种错误。

11.在关于官方英语的争论中，很多问题交叉在一起。如：移民问题(是最重要的)、少数种族的权利问题(特别是讲西班牙语的少数种族)、对双语教育的赞成和反对问题、容忍问题、如何最好地教育移民的孩子们和文化多样性在学校教育计划及美国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令人不安的根本问题是：美国受到了保留非英语的语言的威胁吗?如果继续按照其传统的做法，对语言采取宽容的态度，美国会重蹈比利时、加拿大和斯里兰卡的覆辙吗?——这三个国家的统一受到了语

言与种族)中突的严重威胁。

12．关于语言和政府，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训：一个自由国家的政府无法有效地改变语言的规律与应用；无法迫使它的公民使用某些语言而不用另一些语言：无法要求人们不要讲他们希望继续讲的语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魁北克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使法语在该省实际上具有了垄断的地位。这一系列法律的结果之一——人们希望是无意的——是去年为逾越节进口的犹太洁净食品都不让上货架，因为其包装不是用法语标明的。明智的政府应在政治许可的程度内尽量不干预语言。

13．我们认为通过一项法律就是要改变一种行为规范；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通过有关语言的律法从来都不会改变人们的态度或行为。自从爱尔兰摆脱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以来，尽管政府尽一切可能予以支持，盖尔语（爱尔兰语)却正经历着缓慢的、不容更改的衰落。相反，尽管在历史上受到过严重的歧视，在威尔士，人们仍然使用威尔士语。居住在格温内思郡和德韦达郡的北部和西部的3／4的人讲威尔士语。

14．我早些时候说过语言是其他民族问题的替代品。很显然，官方英语与移民问题，也许特别是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有联系。美国可能会受到移民的威胁，我不敢肯定。但美国并没有受到语言的威胁。

15．正如一位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不仅仅只是通讯的工具，而是思想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颂扬语言，认为语言是神秘的、崇高的——是民族认同的结合力。同时，浪漫主义又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把语言当成毁掉一个国家的工具。

16．美国具有我所谈到的独特的不同性。尽管我们有种族隔离和不合理的经济状况，但我们有开发边疆的传统；我们尊重个人和机遇；我们爱好汽车；我们的历史上有人们为之勇猛战斗的解放黑奴的内战；我们有体育运动、热狗、汉堡和牛奶与冰淇淋混合的饮料——我们有这些不论大小、尊卑、重要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与众不同。”

17．我们并没有临近危险点。我建议我们放轻松点，尽情享受我们语言的丰富多彩和我们对语言差异的一贯的宽容。语言没有威胁美国的统一。当谈到语言的时候，对任何国家来说，宽容是一项好的政策，对美国来说亦如此。

Unit12 北富南贫

几年以前，世界上的富国担心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交往使这些穷国并不能从中获利。北方的强大工业与南方薄弱的血汗工厂间的合作条款如此失衡，以至于双方之间的贸易只能是北方对南方的一种剥削，远非扶持南方(穷国)，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会加深(穷国)的贫困程度。如今，这种担心被另一种同样悲观但相反的观点所替代——那就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将会使现在的富国穷困。

同前一种担心一样，这种观点有些微的正确性——足以让人觉得它是合理的。并且同前者一样，它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夸张的说法。不过，这种新的担心比前一种担心更具危害性。前一种担心不言而喻地断言，工业化国家如果中止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就会蒙受损失。从这点来看，北方国家里开展的限制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运动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那些反对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人如今有充足的理由阐明他们的观点。为了维护极为重要的利益，富国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工业免受新竞争之害。与前一种担心不同的是，这种观点可能会获得认可。

这种观点对普通民众所产生的影响与经济史或经济原理没有什么关系。与前一种担心一样，这种新的担忧坚信：世界上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显然是错误的。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比30年前繁荣一些。发展已成为共同前进的过程，而不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那些近几十年生活水平还没有提高的地方(特别是非洲的部分地区)，国际经济过度一体化也并不是原因。

认同前一种错误思想的第二种错误观点认为，可供分配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么多。如果新技术使某些工种不再需要，或者说廉价进口产品的供应增加使得有些工作在经济上并不合算，那么结果肯定就是失业人口不断地增加。稍加考虑就知道这种想法又错了。要不然的话，本世纪的技术进步会使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很可能超过95％。

这两种错误观点的本质就是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当如今的富国过去是农业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似乎认定迅速提高的农业生产力(由于新技术的采用)会使一大批人永久性失业。在后来劳动密集型生产时期，人们对工厂里采用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同样表示担忧。工业化国家里从事农业的人口几乎已经没有了。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现在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5％。但是由其他的工作代替。结果是这些变化相继发生，实际上，它们与生活水平的非常迅速、持久以及广泛享有的提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这并不足以驳斥那些基本的谬见。老练的危言耸听的经济学家对这些谬见避而不谈。(显然是小心谨慎地不去对他们的听众进行教育。)认真考虑之后觉得他们是这样进行推理的。第三世界国家竞争的广度和强度在增加。压力集中在经济的个别行业上——目前是在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制造行业上。在那种行业，工资被迫下降，就业机会也渐渐没了。这个变化还会加快。现代社会(与国家及宗教的关系变弱)再也经受不住这些压力。结果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

这种论点是基于一系列主张之上的，需要逐一进行解释。有一项调查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它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行业的竞争比原来残酷得多，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它还认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低技能工人面临着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压力。但是，它首先认为，这些结果都被夸大了。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收入是由国际间生产力的差别自动调节的。贫穷国家成功地提高生产力的速度越快，他们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就会消失得越快。还有，这种优势本身也被夸大了‘劳动力成本只占总成本中一小部分，尤其是在制造业。在其他方面——互补的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贫穷国家多年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看来，(富国所面临的压力)是被夸大了。另一方面，工业化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很有可能获得的收益都被忽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会使富国的生产者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提高效率。富国出口产品市场的开拓会使他们获得新的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会对北方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更廉价的进口产品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因而实际上就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这种潜在收益是很大的。

总的来说，北方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中获取的经济收益来看肯定是超出了付出的代价。记住一点，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收益和全球收益都是巨大的。然而，你也许会问：这对于那些富国的未受益的人来说有什么安慰作用呢?也许北方国家付出的社会代价如此之大以至于应该不予考虑获得的经济收益。

假定这是正确的，那么，新技术比来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品应该更加急迫地需要进行抵制，这一点来看也是对的。毕竟，技术进步是引起经济变革的更强有力的因素。这要求富国公民对发展中国家的更快的经济增长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就是，这种增长使他们受益，但同时也存在未受益的人。罗斯·佩隆特和研究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危言耸听的经济学家还没有为对各种形式的节约劳力的技术革新征收令人望而却步的税金而进行辩护。这仅是一个因疏忽而造成的错误。革新依旧是对社会和谐的一种更大的威胁——相信这一点是不需要什么想象力的。几个世纪以来，机器一直在破坏着就业机会，毁坏着社会，散布着苦难。

毫无疑问，有些人为苛刻的征革新税进行认真地辩护。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主意是荒谬的。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新技术只带来了好处(社会代价是确实的)，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超出了成本。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也会证明这一点。

然而，在适应由新技术带来的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在不剥夺普通公民的利益的同时保护未受益的人。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反对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理由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那么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没做到这一点。建立一种能够给那些失业的人提供维持生活的收入的福利制度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福利即便只够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它所产生的厌烦情绪和懒惰行为对社会是有腐蚀作用的。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帮助工人掌握换工作所需的技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使他们具备很可能最开始就缺乏的读写和计算能力。稳固扩展的成人教育计划，更好的就业安置机

构，对那些因找工作需要搬迁的人给予补贴或其他帮助，以及对某些低工资的工作明确地发放津贴，所有这些都是明智地利用南方经济增长给北方带来的收益中的一部分的做法。

这项议程政府一直进行得太慢了。如果他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更多的人可能会改信危言耸听的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现在摆在世界面前的极好的机会可能会遭到破坏。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会是本世纪犯的罪行。所幸的是，这是可以预防的。

构，对那些因找工作需要搬迁的人给予补贴或其他帮助，以及对某些低工资的工作明确地发放津贴，所有这些都是明智地利用南方经济增长给北方带来的收益中的一部分的做法。

这项议程政府一直进行得太慢了。如果他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更多的人可能会改信危言耸听的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现在摆在世界面前的极好的机会可能会遭到破坏。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会是本世纪犯的罪行。所幸的是，这是可以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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