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

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

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

摘要：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是贡献十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然而，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所基于的西方古典主义与他终身信念的民族主义之间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分析而得到一种新的认识。

序言

对于梁思成这位大人物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也未敢有借梁思成先生之显赫来抬举自我之意（无论是捧还是贬）。

就成此文之原因是由来已久的：自我接触到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便无可避免地与他老人家打交道了。自然，他的自信、他的壮举、他的坚韧和他的无奈都不断地打动过我。不过，我同时一直疑惑的是，自称很重视研究观点与方法的今天之中国建筑研究者们，却很少讨论梁思成先生等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奠基者们当时是为什么去研究和如何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当然，同时设计界对中国建筑理论匮乏之怨言则已是“如雷贯耳”了。如此，我将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建立初期的研究之思想方法作为一个重点来对待。而这样选择也必然发现梁思成先生是这个体系初期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所谓的“始作俑者”。于是，我不得不选择了他老人家。在酝酿期间又看到了夏铸九先生的大作1，很有启发，但私下认为并未点到要害（也许是夏铸九先生对梁思成先生的精神敬仰有加而至）。另外，还看到了董豫赣先生的一篇小杂文2，则更是感到面对梁思成先生的功过，我们似乎更需要先有一些分析，尚能令今天的学子们恰如其分地去理解。中国人太容易做缺少分析的批判了，其弊端是我们都领教得够多的了。

关于评价梁思成先生这样的工作，我常自问应该有更合适的人去做。我碰巧做了却也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开端而已。对于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我以为是大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来进行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诠释中国建筑文化的基本要求。梁思成先生正是因为这项工作的要求而被首先选择了。

赵辰

2001.12

引子

昆明市北郊的龙头村，面向昆明城于南方，背负以五老峰为主峰的群山，左右有盘龙、金汁两条河水望南流向滇池。这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过，我对这个村庄的兴趣是在于，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中国建筑学术界的先驱们曾经在这个村庄里停留。

一九九八年春，我曾利用在昆明工作之便，专程赴龙头村访问。我的梦想是能找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的栖息之处－－－一个由他们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农舍。不过，我的梦想只能是永远的梦想了，村子里的巨变已经使得今日难以寻觅到数十年前的农舍了，只有那村外的河堤上成排的林木，依然如林徽因当年所描述的那般高耸入云。在返回昆明城的路上，我不无遗憾地寻思着那所农舍，当年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曾有点自豪又有点自嘲般地赞誉过的，尽管那农舍其实是简陋不堪的[ii]。不过费慰梅（Wilma Fairbank）也曾为此感叹到：“令人吃惊的是，这正是这两位建筑师唯一为他们自己盖的住宅[iii]”。梁思成，作为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者之一，是非常值得后人纪念的。但是在我的理想之中，这个农舍是更值得纪念的。

这个据说与当地民居毫无区别的土坯农舍，与梁思成的学术生涯所主要追求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梁思成曾经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表达过对中国人在建筑观念上不追求永久性的不满，认为是一种陋习[iv]。可以想象，这种“陋习”在他亲手设计建造的这个农舍里应该体现得十分充分。作为对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传统有着终身理想追求的建筑历史学家，只能为自己搭盖一个简陋的农舍，想必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这其中有着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回味的。

笔者以为存在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身上这种悲剧色彩，其根源自于一个基本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矛盾，导致了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几十年来的一种悲剧性，其影响至今依然十分重大。这个矛盾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为了利于分析这种矛盾和悲剧的存在，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反映在梁思成身上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这两方面的情形，在此作一详细的归纳。首先，来看看梁思成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一，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作为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之一，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界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了以杰出的建筑学者而著名外，更是以国学大师、中国近代维新派首领人物梁启超的长子而为百姓所知。

受特定的历史时期影响，与梁思成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学者，大多具备极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在西洋、东洋列强的压迫下，作为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新时代文人士大夫，唯以复兴华夏民族文化为己任。他们的政治态度上可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张，但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价值取向却是全然一致的。不过相比之下，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依然显得更强烈而更具代表性。某种意义上讲，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其父梁启超所未尽的“民族复兴”大业的延续。

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梁思成身上所负的“民族复兴”重任比别人要强烈许多。他出生就在其父梁启超避难时的日本，从小受到梁启超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英雄的故事教育。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幼年的梁思成所被培养出来的民族救亡的意识和政治上的热心，显然是要强于一般人的。梁再冰在回忆其父亲的文中这样说道：“可能是由于生长在国外，而当时我们的国家又处于巨大忧患之中的缘故，在祖父的思想影响下，父亲自幼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心贯穿于他的一生。[v]”青年时期的梁思成也已显示出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敏感和清醒，在清华学堂时，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而他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以其“民族主义”为主导的。他曾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学生中的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之一[vi]。

纵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几十年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生涯，坚强的民族复兴之信念一致是他们的根本支柱。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决心始于他在美国作为建筑学生的二十年代。在宾大学习时的梁思成，及其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建筑史已经将各国的建筑风格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有了历史性的总结，而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却未有能让世人了解的建筑历史。当时已

有的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在梁思成看来，不是谬误百出就是不得要领。不过，比中国人领先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强劲的研究中国建筑之势头，如当时常盘大定、关野贞、伊东忠太等人的研究。这让年轻的梁思成十分不安，因为他十分清楚，“如果照此发展，不久这个领域将被日本人夺去。”加之梁启超在1925年，寄给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本当时非常珍贵的陶本《营造法式》，并加有这样的评语，“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vii]”以此激励他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见，梁思成的决心从事中国建筑的研究事业，其中的民族主义信念是起了相当主导的作用。

在投身营造学社的初年，梁思成就将在中国境内寻找到早期的木构建筑为其重要的努力方向。这在政治上完全是针对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学术界的歧视而采取的对策。因为当时曾有日本人断言，中国根本找不到唐代的木构建筑，如果要研究唐代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去[viii]。从蓟县辽代独乐寺、正定龙兴寺、太原晋祠等一个接一个的遗构的发现，直到一九三七年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寻到的唐代佛光寺大殿，都成为对日本人轻薄之言的最有力还击。尤其是唐代佛光寺大殿的被发现，是梁思成的民族主义信念的成功体现，是他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耀眼亮点。时值日本军队进犯华北的边缘，佛光寺的发现，在政治上的意义显得更大于其本身的学术意义。为此将梁思成定位为民族英雄大概并不为过。

在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进入了一个高发展的时期。建筑风格的讨论再次出现高潮，其特点是受国际上现代主义的“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之影响，人们出现了已经在中国盛行多年的“中国固有形式”产生了怀疑，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出路表现出了彷徨。在当时的论战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所提出的理论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在材料、结构、造型各方面的合理与统一，最贴切地体现了时下流行的钢结构为主体的“国际式”建筑的基本原则[ix]。这显然体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对西方与中国建筑的认识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学者，但是，这其中也强烈地体现了他们比他人强烈许多的民族复兴之自信心。

在四十年代，当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逃难于四川李庄时，以及当梁思成于抗战胜利之后访美时，都曾有人劝说他留在美国，这样起码可以避免战乱的危害，也可能会对林徽因的身体有利。然而，刻骨铭心的民族复兴之信念使得梁思成和林徽因宁愿在多灾多难的祖国受难，而不愿漂流他乡。在北平解放前夕，对共产党并无太多认识的梁思成，由于解放军攻城部队派出的代表请梁思成标出北平市区里应避开炮火的古迹这一事，而对共产党大生好感。（此事其实为二战时梁思成在重庆为美军轰炸日本时标出奈良、京都的古迹一事的翻版，是周恩来当时了解了该情况之后的留意之举）在此让梁思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原因，显然还是出之于他的民族主义之绝对原则。

1949年和50年代初期，梁思成与林徽因曾因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而十分忙碌。他们俩在这两件作品中所体现的最主要贡献，就在于对民族样式的坚持。如在国徽图案中强调了中国建筑立面特征的天安门为主体图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中坚持了中国风格的碑体而反对雕像的作法。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民族复兴”信念再一次在他们最终合作的作品中成功的体现了。

与梁思成夫妇有终身之交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与他的妻子费慰梅，在笔者看来是了解梁思成夫妇的一面镜子。具备丰厚东西方双重文化背景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费正清夫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最好的的良师益友。费正清曾说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我和我的妻子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在我们历来结识的

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x]”梁思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对费氏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费正清是对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突变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美关系还处于相当敌对状态的六十年代，就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关系的传统”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中去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人因自身建立在历史的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文化优越感，而难以平等对待他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与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费正清向基辛格介绍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皇帝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却从不亲自驾临异邦。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当时的毛泽东主席，而美国总统则是没有那里不能去的。以此，费正清阐述了美国必须主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而不能等待中国作出第一步。我们知道费正清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改变，以致于世界进程的改变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xi]。然而，费正清的这些重要认识的得来，显然是与他们熟知的梁思成夫妇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分不开的。在费氏夫妇与梁、林二人的亲密交往中，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人的强烈本土文化中心思想。其中，这两对夫妇在1934年的一趟共同山西之行，是双方有深入了解的好机会。费慰梅曾经记录了她在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梁思成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在贫穷落后的山西乡间，他不得不忍受向西方人呈现物资条件底下、世俗民风败坏的难堪[xii]。这是梁思成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费正清夫妇得以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人看似外在谦卑恭让，而实际内在民族气节极其高傲的一个例证。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梁思成是一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至此，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对梁思成政治上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应该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下面，笔者希望进一步归纳梁思成在学术体系上的“古典主义”之基本观念和方法。

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要了解梁思成在建筑学术上的古典主义，就必然要从他所接受的建筑教育说起。那就是二十年代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建筑学院的建筑教育体系，该体系由于培养出了人数最多的中国建筑学者而对中国建筑有特殊的意义[xiii]。

美国的早期的建筑教育受到法国巴黎国家美术学院（Ecole-des Beaux-Arts in Paris）的影响极大，从1846年起，巴黎美院就开始有美国学生了，1890年至1900年期间，每年的就学人数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在美国的建筑学院，自第一所的MIT建筑系起，多为巴黎美院的毕业生或为他们的学生所主持的[xiv]。而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在美国建筑教育界的地位，则与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克瑞（Paul Philippe Cret,1876-1945）分不开的。克瑞在里昂和巴黎的国家美术学院就学期间，就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高材生。家境并不优越的他，在其姨夫的哥哥（里昂的建筑师）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学习建筑学，完全靠勤学苦练而在专业上成长卓越，经过漫长的求学之路，克瑞的学习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多次获得全国性设计竞赛首奖）。在其毕业前夕的1902年，接受了由他的美国同学推荐的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职位。当时的宾大的建筑学院院长赖尔德（Warren P. Laird，1861－1928），正在竭力从巴黎美院寻求能主持宾大设计教学的人才，以满足他强调建筑教育向“设计”导向的意图。宾大建筑学院由于有了克瑞的加盟而在建筑教育的实力方面有了整体的改变，只经过短短几年就超越MIT、哥仑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校，而成为在美

国建筑教育界“巴黎美院教学体系”的盟主、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克瑞不仅在教学上，同时也通过大量重要的公共建筑设计竞赛中标，而在美国的市镇公共建筑方面有大量的古典主义作品成功实现。在建筑创作的主张方面，克瑞不欣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在欧洲兴起的那种以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为特征的现代主义（Modernism），而提倡循序渐进地简化和改良古典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他称之为“新古典主义”（“New Classicism”也常被描述为“折衷主义”）[xv]。

梁思成及其他中国建筑学子就学于宾大时（1924－1927年），正是克瑞以及宾大的巴黎美院之古典主义风格在美国的盛期。他们所能接受的正是这一学术体系的精华部分，为他们日后建立中国的建筑学术体系打下了古典主义的坚实基础。

二十年代的宾大建筑学院，一批十分有才华的中国学子曾因他们的出色成绩，而让其他学生刮目相看；最出名的如杨庭宝以及稍早于他的朱彬。而梁思成则在学习期间已经显示出了对建筑历史的浓厚兴趣。宾大的巴黎美院式古典主义教育，原本就是以历史性建筑风格为建筑学的主要教学任务，是极易培养建筑历史学家的。当然，家学深厚的梁思成，则在自身上就具备了研究历史知识方面的过人兴趣和能力。陈植先生曾回忆到：“除了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xvi]”梁思成的从事中国建筑研究之决心，除了上一节谈到的民族主义信念的作用外，显然也大大地得益于宾大的古典主义建筑之学术。关于这一点，费慰梅曾经这样说：“基于巴黎美院传统的宾大建筑教学计划，是针对培养职业建筑师的，但是同样适用于培养建筑历史学家。学生们被要求掌握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建筑。他们的技能经常由这样的特殊课题来训练，如修复古代遗址的方案、或者是为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大教堂而提供设计。基本的要求是发展出清晰而美观的建筑表现图，包括必要的文字。梁思成完全胜任了这样的训练并在他的同学和同事中胜出。[xvii]”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期间，也曾对所受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发生过怀疑；在给其父亲梁启超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担心，认为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会使自己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xviii]。我们今天难以知晓，年轻的梁思成是否因得益于其父亲不着边际的劝说而取消了怀疑。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当时的这种怀疑是针对建筑设计创作而言的，他显然并没有怀疑这个体系在对建筑历史的研究方面的意义。在梁思成后来从事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他从宾大学来的古典主义的学术体系，作为基本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是贯穿始终的。费慰梅又一次地提到：“思成自己曾经提及宾大教学中给学生提出的建筑历史问题，在他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思成强化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研究。通过对平面、立面和其他建筑特征进行的比较研究，他展示出这段发展过程的轨迹。这种训练的重要意义是极明显的。我们尽管没有他研究文艺复兴建筑的资料，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在后来十五年里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所作的插图感受到其意义。[xix]”笔者非常赞同费慰梅的这一认识，在梁思成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立面风格之比较是作为极有效的方法与手段而多次使用的【见图例一】。就此，我们可以认为，梁思成对他所接受的宾大建筑教育不见得满意，但是他对之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教育显然是完全接受的，并成为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也是确定无疑的。

实际上，如前文所提到的，作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信念之体现，梁思成投身中国建筑研究的理想，并不仅仅是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而更深的意义是在于要建立能与西方古典主义能完全抗衡的“中国古典主义”（Chinese Classic）。当时，以“弗莱切尔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 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将古典主义定为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也即“建筑之树”的主杆。那就是，从古希腊（Greek）为始端，古罗马（Rome）随之其后，再之罗马风（Romanesque），直至现代主义。在梁思成的理想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建筑文化史显然是应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等重要的。既然建立“中国古典主义”成为目的，西方古典主义学术的观念很自然地被梁思成用来诠释中国建筑文化。这种现象在梁思成早期的研究中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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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笔者在此讨论的“梁思成”及“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实际意义上并不一定仅仅限于梁思成一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包括林徽因的，有时甚至还能代表更广泛的人群和他们的观念，如早期“营造学社”的一般学术思想和方法。

2 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76

[iii]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2.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iv]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明文书局，1989，第9页。

[v] 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第228页。

[vi] 黄延复：“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第207－211页。

[vii] 林洙：“开拓者的足迹，梁思成的一生”，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中国建工业出版社，北京，1998，P.54

[viii]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5. P.

88

[ix]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梁思成文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4。参见赖德霖：“…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下），《建筑师》63期，P.59

[x] 费正清：“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代序”，《建筑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6

[xi] 参见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

[xii]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82.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xiii] 参见王俊雄：“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建筑教育过程之研究－以宾州大学毕业生为例 A Study on the America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First-Generation Archit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NSC88-2411-H-032-009, 1999年

[xiv] 参见弗莱姆普敦、拉托：“关于19世纪到1970年代的美国建筑教育”，K. Frampton &.

A. Latour: “Notes on America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untill the 1970s”，Lotus International 27, 1980

[xv] 克瑞曾经说道：“我们都知道关于语言的变形有这样的说法：…语言的健康变化应该能隐含原本含意而没有伤害。?在这点上，建筑的变形应该是相同的。”这是克瑞反对将古典与现代完全对立、反对将建筑历史说成是技术发展史的基本立论。见格罗斯曼：《保罗。克瑞的市镇公共建筑》，“序言”。Elizabeth Greenwell Grossman, RISD. 《THE CIVIC ARCHITECTURE OF PAUL CRET》，“Pref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vi] 陈植：“缅怀思成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第3页。

[xvii] 参见费慰梅：“梁思成小传”，Wi lma Fairbank, “Liang Ssu-ch'eng: A Profile” a preface for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 MIT Press, Cambridge, 1984

[xviii] 参见林洙：“开拓者的足迹，梁思成的一生”，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8；林洙：《建筑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6

[xix]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26.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xx] 林徽因：“绪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P. 3.

[xxi]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明文书局，1989，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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